这首诗的前面几句：“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写了一种人生的大境界，住在世俗社会里，却没有车马的喧闹。如果活在今天，陶渊明会说，住在高速公路的旁边，却没有汽车声；住在铁路边，却没有火车声；住在街市里，却没有嘈杂声；拿着手机，却没有铃声。
总之，住在热闹的人群里，却没有人群的热闹；住在混乱的环境里，却没有混乱。并不是没有车马声，并不是没有混乱，而是我的心不受这些声音的干扰，所以，即使很喧哗的地方，也好像是很安静的地方。如果我的心是清澈的，那么，世界再混乱，我也不会乱。
在这里，陶渊明思考的是，人如何不受环境的干扰而安安静静地做自己？换一种说法，就是如何“以心转境”？所谓“车马喧”，是象征的说法，不仅仅指车马的喧闹，而是指带有干扰性的环境因素。
人活在世界上，总是活在一定的环境里。亚里士多德说：“从本质上来讲，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任何一个不能过公共生活的人或者自给自足到无须过公共生活的人都不是社会的成员，这意味着他要么是一头野兽，要么是一个神。”
而我们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很少像鱼和水那样有鱼水情。大多数时候，我们和环境的关系更像冤家对头，吵吵闹闹，不断妥协，不断冲突。我们成长的过程，好像就是不断适应环境的过程。在适应环境的过程里，有些人找到了自己，有些人却永远地迷失了自己。
所以，个人和环境如何相处，是一个人类的永恒话题。陶渊明这首诗，之所以历久弥新，就在于触及了这个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