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陶渊明感叹好人没有好报，感叹怀才不遇的时候，他提问的方向并非善恶报应这样一个宗教命题，而是一个社会学命题。但陶渊明，以及陶渊明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把这个命题情绪化了，成为一种牢骚，却从未有人去认真思考：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里，好人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和理想？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社会体制里，坏人总是如鱼得水？
很遗憾，古代的中国人，对于官场的腐败，一直有牢骚，但大多数士大夫，还是离不开官场。一边有牢骚，一边还是依赖体制，谋求种种好处。虚伪成为中国最普遍的社会病。拧巴、分裂，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病。一代一代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感叹着怀才不遇，谴责着社会的不公，但是，只要皇帝或当权者一召唤，马上就奋不顾身应声而去。一旦获得权力，就尽情享受权力带来的好处，从未想过怎么样才能使得这个体制变得更加文明、更加人性。
相比之下，陶渊明显示出了伟大。他比一般人要诚实，比一般人要有勇气，真正能够做到自我放逐，不再依赖体制而活着，他把牢骚转化成了对于自己的道德自律，自我成就了一种不违背良知的生活方式。陶渊明当然有牢骚，但再多的牢骚，他还是坚持要做一个善良而诚实的人，就算贫困，也要坚守下去。伯夷、颜回等人，就成了慰藉自己的力量。那么多古代的贤人为了保持自己的节操，都郁郁不得志，我陶渊明现在的贫苦又算什么呢？这是陶渊明牢骚之后反复吟咏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