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如果在中国古代，很多发牢骚的士大夫，包括那些感叹命运无常的皇帝，能够把牢骚和感叹转化成对体制的思考，转化成对更好的体制的实践，那么，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可能很早就建立起一套制度化的国家管理机制，人们不再惶惶于权力更替的动**。
再如果，像陶渊明这样有勇气自我放逐的人，从体制里逃出来以后，能够不安于贫穷的话，很可能会为自己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也为社会开拓出新的道路。但不知为什么，陶渊明看清了官场的残酷真相后，彻底逃离，却把安于贫穷当作是一种美德，一种必然。然后，安心在南山下种地、受穷。
陶渊明骨子里对于商业的轻视，以及对于贫穷的病态歌颂，阻碍了他去开拓新生活的可能。他的逻辑是，只有官场是正道，但官场又不符合自己的良知，那么，只好离开官场。但离开官场以后，除了做点农活，他从未意识到还可以去做点别的什么。
他只是把穷苦当作一种美德来不断吟咏，获得心理平衡。陶渊明推崇的荣启期，有这样一个信念：“古往今来，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而能飞黄腾达者才有几人？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而死亡则是所有人的归宿。我既能处于读书人的常态，又可以安心等待人最终的归宿，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
确实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他老人家还找到了三种快乐：第一种快乐，天生万物，人是最珍贵的，而我已经是人了，多么快乐。第二乐，男尊女卑，我已经是男人了，多么快乐。第三乐，有些人很小的时候就死了，而我已经九十岁了，多么快乐。
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以及非常廉价的自欺欺人的“三乐”，这种观念阻碍了陶渊明，也阻碍了中国人，竭尽全力在官场之外、在体制之外追求更好的生活。按照陶渊明的牢骚：好人在体制内没有办法做好人，所以，只好离开体制；但离开体制后，只能做穷人，所以，我就安心做一个快乐的穷人吧。
其实，在孔子的年代，既有子贡那样做生意追求财富的弟子，也有颜回那样安贫乐道的弟子，孔子也从未歌颂过贫穷，他只是说过，穷了要保持气节，富了要谦虚。他也说过，如果是不义的富贵，是浮云。言下之意，如果是符合仁义的富贵，还是应该争取的。秦朝之前，还有范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但到了后来，陶渊明们反复效仿的是颜回、屈原，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逻辑：好人就应该穷苦。更奇怪的是，官方和民间都把这类人当作榜样，其间的心理实在值得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