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那么，不过是平庸而已。但这种人云亦云的平庸，却会产生“恶”。比如，女人有外遇不问原因，习惯性地就叫骂，骂她是婊子，不仅仅骂她婊子，还要浸猪笼。这就不仅仅是从众了，而是一种恶的社会习俗。
再比如，在陶渊明生活的年代，社会习俗讲究门第，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作为东晋的开国将领，功劳大到青史留名，但并没有什么用，当时的豪门还是很瞧不起他。死后，他的爵位也没能够传给自己的儿子。
不过，细细品味陶渊明的诗句，这种“俗中恶”，令他决心像商山四皓那样远离世俗社会，它的含义，应该不是简单的心理学上的“从众”，也不完全是“讲门第”之类的社会恶俗，更多地还是指一般人对于权力的屈从和膜拜造成的社会风气。
体会一下乔治·奥威尔的一个故事。奥威尔的《动物农场》里有一个故事：“斯诺鲍和拿破仑又照例发生了分歧。根据拿破仑的意见，动物们的当务之急是设法武装起来，并自我训练使用武器。而按斯诺鲍的说法，他们应该放出越来越多的鸽子，到其他庄园的动物中煽动造反。一个说如不自卫就无异于坐以待毙；另一个则说如果造反四起，他们就断无自卫的必要。动物们先听了拿破仑的，又听了斯诺鲍的，竟不能确定谁是谁非。实际上，他们总是发现，讲话的是谁，他们就会同意谁的。”
讲话的是谁，他们就同意谁。谁有话语权，他们就同意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