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想到了梭罗。人们经常把梭罗和陶渊明相比较。这两个人相异的地方很多。梭罗从不喝酒，终身未娶。陶渊明喝了一辈子的酒，去世前还感叹此生酒没喝够；结了两次婚，有几个孩子。最主要的，是这两个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会里，某种意义上具有不可比性。
但是，有一点他们完全相通，他们都把个人自由看成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一生都在追求怎么样过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
陶渊明确立了一个臣民如何追求个人自由的典范。
梭罗确立了一个公民如何追求个人自由的典范。
在我看来，人们赋予这两个人的田园啊、自然啊、隐居啊等标签，都是很表面的，这两个人真正的魅力，在于他们用自己一生的生活实践了个人自由的可能性。
梭罗借了一把斧头，一个人到瓦尔登湖，想要尝试“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他想逃离世事，但世事还是要追着他。比如，要交税。税务官一直追着他，要求他交税。梭罗一生里最有影响的一件事是住在瓦尔登湖，但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却是“拒绝交税”。
梭罗拒绝交税背后的问题是他不认同大多数人的意见。他对于联邦政府的“联邦共识”不赞同。那个年代，美国立国之初，是否废除黑奴制，各个州有自决权。这就是联邦共识。但梭罗是一个彻底的废奴主义者。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国家政权不认同，怎么办呢？逆来顺受，还是揭竿而起？梭罗采用的是非常个人的方法：不交税。
不交税根据法律要坐牢。梭罗并不反抗坐牢。他接受了坐牢的裁判，去了监狱。因为有人帮他交税，坐了一夜就出来了。
梭罗把自己对政府的抵抗原则，写成了一篇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作为一个公民，如何抵抗多数？如何抵抗政府？梭罗有两个基本原则十分清晰：第一是非暴力；第二是不结社，用现在中国人的话，就是不搞团团伙伙，完全透过个人的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其他的主张，我们不妨细细读一下《论公民的不服从》。这是一篇被忽略了的重要文章。并不存在一个世外的宁静世界，宁静的生活，来自不断地为自己争取正当的权利。这是梭罗文章的真正意义。
对于陶渊明来说，理想的社会也是不用交税，但他绝对不会像梭罗那样，用抗争的手段。当然，在陶渊明的时代，如果像梭罗那样抗税，结果就不是进监狱，而是被杀头。陶渊明一生，以逃避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但是，他一生都没有逾越一个臣民的界限，一生都没有学会如何以正当的手段为自己争取权益。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个至今仍然有意义的话题。
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在一个严酷的皇权社会里，他以个人之力完全摆脱了对于社会权力系统的依赖，依靠自食其力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生命的光辉，就一点一点闪耀，一点一点照亮了人类永不停止追求自由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