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杰比我大两岁，我读高一的时候他读高三。正杰是老六，与弟弟正辉就差一岁半。他是在姥姥家上的小学，所以童年没在一起摸爬滚打，感觉就像个陌生人。第一个八月十五在学校过，那种感觉真是又落寞又孤单。我从女生部下来，是想到外面透透气，却见正杰低着头往这边走。
我问他干啥去，他把两只手张开了，说：“在外面的小卖店里买了两块月饼，一块五仁一块豆沙，正要给你送来，你想吃哪种馅？”
我难以置信：“你是特意来送我的？”
正杰说：“就是特意买给你吃的啊，今天是八月十五，你初来乍到，我怕你想家。”
我说：“女生楼你上不去。”
正杰说：“我就想在楼下喊，你总会听得见。”
我这人特别容易感动，不由含情脉脉说：“正杰哥，你真好。”
正杰两只胳膊抱起来蹭了蹭，估计他是起鸡皮疙瘩了。
如果说，我和正杰曾经有过什么，就是吃了他一块五仁月饼，然后在操场上一起看了一回月亮。这是一九八六年的秋天，在篮球桩下，我们一人倚在一边，说了些大而无当的话。那些话，我现在想起来也脸红，都是注定实现不了的。比如，到世界各地行走之类，我现在也只到周边小国转了转，是所谓的商业旅游，跟行走一点儿不沾边。一点儿也没想到若干年后我会当小报记者，这个小报随时摇摇欲坠。而正杰守着一个烂摊子，一守就是很多年。那天的月亮又小又丑，乌云一层一层在它身上碾过，天空不时黑黝黝一下。我问正杰高考志愿准备报哪里，对于高三生来说，这已经是很现实的问题了。正杰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样人家的孩子，这样差的学习成绩，哪里有什么好挑拣，有学上，将来能有个饭碗就不错了。
因为刚来学校不久，我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和想象。所以那晚正杰哥的话让我备受打击，也让我鼓涨起的热情瞬间瓦解。因为我也成绩平平，还多少有些偏科，未来那艘船驶向哪里，真是由不得人啊。我们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被老师抓了现行，老师把我们分开审，说我们不学好。无论怎样解释都没用。其实，老师也觉得我们没什么，但既然逮到了，就不会轻易放过。转天全校都知道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吃月饼，看月亮，高一女生和高三男生，被人把舌头嚼烂了。那真是生不如死的日子啊，好在都有过去的那一天。毕业十几年了，还有同学说，你没和那谁走到一起？就是你们当初一起看月亮的……正杰哥在师范学校教历史，那是我们埙城的北大和清华，很多干部的出身都填那里。当然，俱往矣，现在这所学校就只剩了空壳子，正杰和几个同事在那里守摊，一守就是很多年。说真的，我有些同情他，曾经的好年华，就这样“守”过去了，就为了那个饭碗，这只饭碗得有多金贵！但看不见他就想不起诸如此类的问题，生活实在是太烦琐、太麻烦、太不尽如人意了，哪里有时间和心情想不相干的人和事。有一天傍晚，我在鼓楼前边遇到了他。他还没看见我，我赶紧胡噜了一下头发，迎着他走了过去。不知道我在他眼里什么样，反正我是觉得他显得过于陈旧了。骑一辆破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黑皮包，是皮开肉绽的感觉。
夹克和鞋子明显都是地摊货，眼镜腿粘了块橡皮膏……他骗腿儿下了车，我觉得这应该是上个世纪的经典画面，就像背景中的那座明代鼓楼一样，上面明显遮着块浮云。浮云也应该是上个世纪的，显得残破和古朴。正是下班时间，路上人来车往，车喇叭往死里催。我们只来得及交换一下手机号码，就被车流冲散了。
正杰一只手扶把，拧着身子看着我，把手捂在了耳朵上，我明白他的意思，勤联系，打电话。“我有个东西想给你看……”正杰挑起眼眉，几乎是嚷，很认真很当回事的样子。我没当回事，朝他摆了摆手，也用手在耳朵上好歹比画了一下。
我跟凤丫住在一座城市，有事好商量。有天我们谈起母亲，在哪里都待不住，无论在城里还是乡下，总说孤单、没伴儿。又谈起表大妈，她已经住十多年养老院了，好像自打正坤死，她就离开了罕村。据说，在养老院待得非常扎实，过年都不愿意离开。凤丫首先提议，母亲如果也住敬老院，不就有伴儿了、不孤单了吗？两年前她的脑子就开始出现幻觉，记忆力差得惊人。若是脑子好，她是不肯住养老院的。她不愿意把钱给别人，她算得清这笔账。于是我和凤丫从城南跑到城北，又从城东跑到城西，查看了七八家，备选的有一两家。从西外环下来，有个蓝色的大牌子很抢眼，写的是“贾迎春家庭料理”。起初还以为是吃饭的地方，可看括弧里的文字，才发现所谓的家庭料理不过是养老院的别称。
我们喜欢带家庭这样的字眼，异想天开地觉得，如果母亲也能找到个“家”，是皆大欢喜的事。
是一座“井”字形的方形建筑，正房是二层楼，又把东、西、南用回廊串了起来，盖了一模一样的房子，院子里就成了个天井。十几个老人正在院子里晒太阳，有个老太太从马扎上站起身，朝我们这边走。“这不是凤丫、云丫吗？”我和凤丫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说：“表大妈！”
一点儿不错，真的是表大妈。她已经八十九岁了，腰板不塌，眼睛不花，白白胖胖，称得上精神矍铄。真让人羡慕啊！我们的母亲骨瘦如柴，整天颠三倒四，跟父亲去世前一模一样。我们又几乎同时说：“没想到您住在这儿，挺好吧？”她不知想哪里去了，虚饰的微笑顿时浮在脸上，说：“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死，我得替他们活着。”
我说：“我前几天见到了正杰哥。”
表大妈说：“他当校长，忙着呢。”
“好久没见到正辉了。”
“他更没空，扎到地底下修火车道，城市的地铁都归他管。”
我当然知道，正杰只是个普通的事业编，没有职称，不能晋级，牢骚满腹。饭碗成了烫手的山芋，一门心思盼着退休。正辉则成了新闻人物，他是一家国企老总，因为决策失误造成国有财产流失，成了反面典型。
那天我在必胜客请正杰吃饭，正杰很不安，前后左右环顾，说这里应该是年轻人来的地方。可一条商业街都是大排档，哪里有安静的能说话的地方呢？
甫一坐下，正杰就说：“正辉是被冤枉的。我们从底层上去的人，上面没人撑腰。”
我则想，人到中年，该是自己给自己撑腰的时候了吧？
我以为表大妈会问起罕村的人和事，或者问问我的母亲，但她什么也没问。那个曾经喧嚣的村庄在她的记忆里明显被抹去了。我们在院子里站了一小会儿，就觉出时间的多余来。凤丫跟一个圆脸女人进了一间屋子，想必那就是贾迎春。事后凤丫跟我说，人家都奇怪，说这个老太太不止一个儿子，可谁都不来看他，过年也没人接她，每月的开销从三个地方打过来，就没事了。
正杰告诉我，正坤一死，表大妈的魂儿就没了。她看中正坤以上的几个儿子，他们的命运都是她安排出来的，在他们面前，她可以为所欲为。
正杰和正辉是自己考出来的，从她的眼神就能看出生分来。也许是因为儿子太多了，她有些应顾不暇。
谁知道呢，也许还有别的理由。
“正气呢？”我问。
正气当年从西藏调进北京，据说是偶然认识了卫戍区的某位领导，然后便是年复一年地寄土特产品。我想起当初表大妈取他寄的汇款单，是村里的一景。后来他提干了，把媳妇接走了，几乎没了音讯。
我问：“你多久看她一次？”
正杰说：“过去一个月总要去看一两次，可每次她都要问，你有没有当校长？你怎么还没当校长啊？有一次我特别生气，说我不当校长你就嫌恶我，你到底是不是亲妈。”
正杰不年轻了，却还有些意气用事，这是我对他的突出印象。也许是这些年的郁郁寡欢改变了心性，总之他不是我希望的样子。
出了胡同就是闹市区，我们的车子停在了槐树底下。凤丫沉默着，我也不想说什么。我猜，她也许跟我一样，想起了正坤哥。她当年不肯参加正坤哥的婚礼。
那个好看而又帅气的赤脚医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