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1994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大江，并对大江的作品作了这样的评价：“用诗一般的力量创造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再将生活与神话浓缩后，表现出现代人类处境紧张失措的景象。”这样，大江就成了继泰戈尔和川端康成之后，亚洲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作家。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几天，日本政府决定授予大江“文化勋章”。但是，大江拒绝接受这项象征天皇制政府的最高荣誉，理由是“文化勋章”与战后的日本民主主义并不吻合。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曾一度封笔，埋头于学习哲学，进行着理性的思考。当时正值日本经济辉煌后的萧条时期，新国家主义的风潮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势头乘机抬头，正是针对这种倾向，从1995年到1999年，大江用4年的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空翻》。大江在小说中特别强调对“自我灵魂”的关注，希望人们通过自我灵魂的构筑来与右翼势力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相抗衡。在精神和信仰空白的日本，大江以文学的方式努力为人们寻找着“构筑灵魂的场所”，寻找着存在的本质意义。
1901年12月10日，诺贝尔逝世五周年，诺贝尔奖设立。诺贝尔文学奖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他在遗嘱中说奖金的一部分应颁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文学奖的颁奖单位是瑞典文学院。从1901年开始，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就在反复探讨到底何为诺贝尔遗嘱中所说的“理想主义倾向”。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评奖过程，从某种惫意义上说，就是对“理想主义倾向”不断进行阐释的过程。从最初的符合传统文学风范到对宗教、君主政体、婚姻以及整个社会秩序采取批判，对人类的深刻同情、广泛的博爱主义，对人类生存价值、生存困境的真实描绘，再到多元文化的交融，直至人文精神的复兴。这实际上是文学观点、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和不同人文背景下的一次次转变和具体展现。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于10月13日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揭晓，59岁的大江获此殊荣。他是继1968年川端康成之后，日本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那一晚，大江和家人就像往常一样拉上了窗帘然后吃晚饭。饭后家里播放着长子大江光的CD，大江一如既往地在音乐中看书。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大江家有一个习惯，一般家里的电话，先由光接，然后传达给家里人。大江知道，光平日里经常收看电视播放的外语节目，听力非常敏锐，如果只是简单的寒暄，从德语到韩语和汉语他都能说上几句。然而这一次，光对话筒说了声“No”后，就把听筒送到了大江的面前。大江刚接过话筒，数年前在瑞典被称为“书城”的哥德堡市演讲时认识的大学教授以愉快的语气笑说道：“你是在说不？”然后就变换为认真的语调，用平稳的话语通知大江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由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大江一时间都没有缓过神来，简单地表示感谢之后，便挂上了电话。当时大江家里人也都被这个电话吸引住了，全都在看着放下电话的大江，他就说了一声“获奖了”，语气很平静。岁月除了让大江的头上增添了许多白发，还使他成为一个成熟而冷静的知名作家，所以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狂喜。家里人也都静静地点了点头，便回各自的房间去了。
大江一个人留在起居室里，一切都还很安静。在大江获得诺贝尔奖之前，日本已有7人摘取诺贝尔奖桂冠，其中物理奖三人，化学、生理学医学、文学以及和平奖各一人。同时在这之前井上靖、井伏鳟二、安部公房和大江年年都被提名。其中，井上靖和安部公房呼声最高。每当瑞典文学院宣布获奖名单那天，井上家门前总是车水马龙，记者蜂拥而至，受到佳肴美酒的热情接待，而每次又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大江也是如此。3年前，大江叮嘱四国岛爱媛县老家的三妹富佐子，为免老母失望，不要告知又被提名。这次，大江名列前茅，92岁的老母喜上眉梢，表示要去大江9岁时病故的父亲墓前，告慰其在天之灵。
聚集在大江家周围的记者，只是还没有得到媒体传来的消息。
但很快，随着共同通讯社记者接听包租汽车上电话发出的“啊——”，那一声恍如漫画般的喊叫，这些聚集在大江家附近的记者们，在那一瞬间便感觉到大江获奖了。不久，大江打开大门出现在记者们面前，随即便被照相机的闪光和电视摄像机的照明包围，就这样开始了记者会见。大江换上了竖领白衬衣，始终是一副威严的表情，显得非常沉着，他表示“日本文学的水平很高。安部公房、大冈升平以及井伏鳟二如果健在的话，当然会是他们获得该奖项。
由于得益于日本现代作家们的积累，依然活着的我获得了这个奖项……”。大江的身姿与声音在一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内，就通过电波传遍了整个世界。
按瑞典文学院的规定，作家本人不得毛遂自荐，候选人仅限于在世或提名时未作古的作家。1994年时，除大江外，井上靖等人早已溘然辞世，而诺贝尔奖要颁发给活着的人。对于大江获奖，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强调大江“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通晓西方现代派传统，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笔触，勾勒出当代的人生况味”。日本文艺评论家则认为，26年前川端康成以日本古典抒情美，令西方人士耳目一新，大江则以西方现代派风格与国际接轨，博得评委的青睐。
12月，大江携妻儿赴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从瑞典国王手中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其授奖的理由是“通过诗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世界，描绘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同时指出“他成功地在自己创造的想象世界中开掘个人的东西来表现人类共同的东西。对于他有了残疾儿子之后的作品，尤其可以这样说”。大江的获奖作品是《个人的体验》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12月7号大江在斯德哥尔摩发表受奖纪念讲演《我在暧昧的日本》。这个标题无疑是想到了他的文学先辈川端康成。二十几年前，川端康成站在同样的讲台，发表了《美丽的日本的我》，以诗情画意般的语言，描绘着日本的美。但是一直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大江讲不出类似的话语，无论是从二战的历史，还是现实情况，他都无法把日本描绘成美丽的世界。他是战后日本文学精神的代表者和护卫者。早在50年代，大江就把社会环境比喻为“暧昧而坚厚的墙壁”，现在，他仍用“暧昧的”来概括日本的现状，并冷静指出这状况下潜伏的危险。他直面现实，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向全世界做着不再“暧昧”的宣告。
应该说，大江这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非偶然。自1989年以来，他已获得过几项欧洲文学奖，在国际上的声誉迅速提高。另外，从60年代末他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被译成英文版以后，其主要作品相继在欧洲翻译付梓，总数约达60种，包括十几种文字。当1989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在瑞典出版时，主要报纸都以一版篇幅予以赞赏。同时，大江通过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核，找到了把自己的个人苦难和人类的苦难统一的契机，使长子出生的个人的体验，在“核”的大背景下，与人类的普遍性联系在一起。大江在作品中反复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核武器威胁着世界的今天，人类应该如何超越文化的界限共同生存下去？应该指出的是，大江所处理的这个主题，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世界文学都是相当重要的。当今世界，威胁人类的最大敌人，莫过于不知何时降临到人类头上的核战争。所以，有预见地把这个灾难用文字表述出来，寻找着能够摆脱苦难的出路，还有些“超文学”的因素存在。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到来之前，把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大江，从某种意义上，表现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2. 拒受文化勋章
日本文化勋章设立于1937年，以在学术、文艺、绘画、雕刻、建筑、音乐等方面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个人为对象，由文部大臣向选举委员会提名，然后由内阁会议决定授予名单，通常是文化和科学领域的几位杰出人士。每年11月3日为日本文化日，选定这天在皇宫举行授奖仪式，由天皇亲自颁奖。
在瑞典皇家科学院1994年10月13日下午宣布将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大江之后的几天，日本政府和他故乡爱媛县地方政府分别匆忙宣布：将日本文化勋章授予大江。但大江拒绝接受这项象征天皇制的政府最高荣誉，理由是“文化勋章”与战后的日本民主主义并不吻合。
其实，大江拒绝接受文化勋章与他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是一致的。在大江12岁时，正逢日本公布新宪法，宪法中“主权在民，放弃战争”的内容对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响。同时恩师渡边一夫人道主义思想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江。大江希望用自己的小说来反对侵略、消灭战争，恢复善良的人性，所以才写出《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洪水涌向我的灵魂》等批判核武器和环境公害等作品，这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他的作品也已经充分证明。这位日本战后最不循规蹈矩的作家说“我之所以辞退文化勋章，是因为我不承认还有胜过民主主义的权威和价值观。”同时他批判了日本对于战争的反省趋于淡漠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快50周年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反省对于广岛和原子弹爆炸的观点的机会，可是今天的日本不存在这样的态度。”
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大江对日本社会制度一贯保持批判态度，并把这种态度与对文化勋章的看法联系起来。10月14日，大江在朝日新闻社采访他时，便宣布：“我不接受国家的任何勋章，死后也不接受。这是我的遗嘱！”同时，他强调，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诺贝尔奖将从瑞典市民那里领取”。他明确地表达出：这一拒绝一接受的态度，两者并不矛盾。10月15日，大江在《东京新闻》上撰文，阐述他拒绝文化勋章的理由。他说，他在作为“战后的一位民主主义者”，无法接受天皇授予的“国家荣誉”，因为天皇是坐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时期遗留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的顶端。10月16日，《朝日新闻》报道，大江在出席“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的讲演中，又一次风趣地比喻说：“文化勋章对自己来说，就像寅次郎身上的晚礼服一样不合适。已经关照了妻子，就是在我死后，也不要与这类事有牵连。”
后来，大江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又强调说：“我之所以辞掉文化勋章，是因为我不承认还有胜过民主主义的权威和价值观。这是极为单纯而又非常重要的事。”大江认为，“日本已失去把主义、原则或理论同现实相联系起来的力量”；同时批判了日本对于战争的反省趋于淡漠的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快50周年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反省对于广岛和原子弹爆炸的观点的机会，可是今天的日本不存在这样的态度。”大江特别指出，天皇制是非民主主义的遗物，是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的存在，发动战争的责任正是在于天皇制。他拒不领受文化勋章的背景，即在于此。
大江拒绝接受文化勋章的事件在日本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作家李恢成说，他与大江是同龄人，战败时都是国民学校五年级学生，因为已经10岁了，所以完全理解那场战争意味着什么。勋章不是要在天皇面前领取吗？对于表现绝对制天皇主义是如何辜负日本国民的先辈们怀有敬意的大江，其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大江也为此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攻击和威胁。但大江始终不妥协，他毫无畏惧地表示：“比起1961年因发表政治小说受到右翼围攻而陷入孤立无援状态来，现在处境好多了。作为一名小说家和一个日本国民，我有表现的自由和示威的权利。我将以此迎接任何挑战。”
大江的民主主义立场是坚定的，他对天皇制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态度也是毫不动摇的。1995年适值日本投降五十周年，大江在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发表题为《否认历史导致日本无能》的文章，尖锐地批评日本政府不认罪的态度。文章指出：“日本要在21世纪的亚洲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就必须建立一个基础，使自己能够批评邻国，也能听取邻国的批评。为此，日本必须为其侵略行径道歉，并提供赔偿。这本是起码应做到的，大多数有良知的日本人对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是也遭到保守党派、政府官员和工商业领导人组成的联盟反的对……”“日本和日本人必须致力于亚洲的康复。在我国整个现代化历史中，特别是在现代化达到顶峰的侵略战争中，我们丧失了成为亚洲一部分的权利，我们一直在没有重新获得这种权利的情况下生存。”
“不进行这种康复医治，我们就永远不能改变我们对邻国采取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不能清除我们与他们之间在关系上不实在的感觉。如果说我相信这种感觉可以消除的话，那并不是因为我预料政府的态度会发生重大转变，而是因为我发现真正的反省已在不知不觉间深深地蕴藏在老百姓心中。”
大江对当代日本的社会现实心怀不满，对日本人民的未来感到不安，他与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天皇制到民族问题，从美军占领到右冀势力抬头，从广岛到冲绳，他用手中的笔对现有的体制做着坦率的揭露，呼唤着世界的和平、人类的拯救。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在进一步谈及文学的责任时认为：“所谓文学的责任，就是对20世纪所发生过的事和所做过的事进行总清算。关于奥斯威辛集中营、南京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等对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带来的影响，应给予明确的回答，并由此引导青年走向21世纪。”
这位毫不犹豫拒绝接受文化勋章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政治问题上态度总是非常鲜明。他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对核武器，甚至向整个制度提出挑战。然而，从事政治活动并没有妨碍他成为出色的文学家并最终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连政治上和他截然对立的三岛由纪夫也承认：“大江健三郎把战后日本文学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尽管被授予文化勋章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荣誉”，但大江用拒绝的方式捍卫着自己始终一贯的人道主义立场，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敬重。
3. 灵魂的“空翻”
大江59岁时，本想在60岁这年从根本上对自己进行检讨。大江认为依靠一点一点写出的小说连接起来的人生似乎是懈怠的人生，如此下去难以实现大的跨越。大江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便与妻子商量。妻子告诉他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家庭生活可以维持三年左右。于是大江就考虑今后在国外的某个大学里教书，同时重新审视自己的作品，审视迄今为止的生活。恰巧《朝日新闻》社会部一位曾围绕光的第一张CD之事进行过电话采访的记者此时打来电话，询问有关第二张CD的情况，大江便顺便说到了当时的心境。很快，1994年9月17日《朝日新闻》在社会版上，以大幅版面刊登了题为“今后将不再写小说”如宣言一般的报道。
恰好这时，大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他而言，要想停笔不写小说而到某地悄悄生活之事已经完全不可能了。他的社会活动急剧增多起来，加上大江获奖之后更多地关注一些政治问题，从1995年3月《大日子》的发表到1999年《空翻》的发表，大概有四年半的时间，大江一直处于对外宣称的“封笔”状态。当然，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停止所有的文学方面的工作。他出版了由妻子由佳里绘制插图的散文集《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还有《来自日本的“我”的信》、《大江健三郎小说》（共10卷）、《我的小说家历程》等作品。同时，他的文学活动依然非常活跃，跟国外学者保持通信，并前往韩国、美国、意大利、德国、墨西哥、西班牙、波兰等国，在国内外的各个地方发表演讲。可以说，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江的生活比原来忙碌了许多。但是，四年半时间里没有发表一部小说，这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情。
1999年7月，沉寂数年的大江突然又推出了自己的新作《空翻》，成为新闻媒体又一次关注的焦点。《空翻》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永恒的武满彻。武满彻是日本著名音乐家，大江的挚友，3年前逝世。大江发誓写一部小说，献于武满彻灵前。大江曾在一次关于《空翻》创作的访谈中谈道:“这部小说的献辞上写着‘献给永生的武满’。这缘于3年前，我与病逝前的这位挚友的一次交谈。在他久卧病榻与病魔苦斗时，我去探视他。他对我说:‘我将减少其他工作，要集中精力搞音乐创作。’对于他的这种坚韧、执着的追求，我一直钦佩之至。由于自己的创作正处于苦苦思索和困惑之际，所以就非常羡慕地对他说:‘祝贺武满君啊，决定了未来的奋斗目标!’并且，我也对他谈了自己各种新的想法。他是个非常直爽的人，把我的‘设想’全都否定了。我的人生之旅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最后，我想只能继续用‘小说的方式’进行创作。于是，就全身心地投入《空翻》的创作。”
日文中“空翻”既有翻筋斗之意，也指到某地后马上折返。大江是从象征意义上使用该词的，不仅是小说中教主的“空翻”，更是社会意义上隐喻的“空翻”。
大江创作《空翻》的四年，正值日本经济辉煌后的萧条时期，新国家主义的风潮
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势头乘机抬头。针对这种倾向，大江特别强调对“自我灵魂”的关注，希望人们通过自我灵魂的构筑来与右翼势力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相抗衡。而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一般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中出现了精神和信仰上的空白状态。资本主义使家庭、共同体及国家变得软弱无力。1995年，东京地铁出现了奥姆真理教散播沙林毒气，造成大量乘客和行人中毒伤亡的恶性事件。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员大都是高学历的年轻人。
奥姆真理教产生的精神背景是“宗教的空白”。大江曾指出：二战后，出于对战前战时天皇崇拜的逆反心理，宗教意识普遍淡薄，这使奥姆真理教乘虚而入。正是奥姆真理教的沙林事件使一度决定在小说这种形式上封笔的大江再一次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不通过奥姆真理教事件，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等问题展开深层的探索。《空翻》正是大江对日本人的灵魂和日本人的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
小说的主角是两个中年人。师傅具有遥感、预测等神秘功能，向导则有以语言解释师傅的特异功能，两人共创了一个新兴宗教团体。内部激进分子为让众人在世界末日忏悔，计划夺取原子能发电站，甚至不惜爆破电站。师傅已无法控制分散到日本各地的激进教徒，只好与政府警方联系，通过电视宣布自己所创宗教只是个玩笑，教义仅是游戏，劝说教徒放弃恐怖活动。教主放弃教义，如翻一个筋斗回到原地。从小说内容看，大江的笔触已经不再囿于偏远的森林谷间了，而是把所写的教会故事与现实进一步紧密联系起来，更多关注现代都市社会人们的灵魂问题；故事背景也由偏远的森林谷间变成在现代都市和森林之间转换。
大江称这部以“转向”为主题的小说已酝酿了40年。大学时代他曾认真思考战后日本人普遍“转向”问题。二战结束前，天皇在国人心中是至高无上的“神”；战败后天皇走下神坛，对日本国民思想产生很大震动。这对他们的思想“转向”起了很大作用。
《空翻》正是对战后日本社会从宗教到政治的思考。大江不止在一个地方谈到，《空翻》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并很可能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日文版的封皮上，大江应出版者的要求为自己的小说撰写广告词时这样写道：“现在我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而在书结尾处，大江更是以简短的话语点明了自己这部长达60万字的小说的主题：“所谓‘教会’这个词语，按照我的定义，就是指构筑灵魂的场所罢了。”从这些言语中可以发现，现代人的灵魂问题已成为大江近年来最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大江有着深刻的现实忧虑，他说：“我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把它反映出来罢了。”《空翻》是大江晚年的代表性作品，是从宗教和精神层面深刻挖掘日本人灵魂问题的小说，展现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荒芜，并呈现出希望的因素。江大正以睿智的目光来看待日本，看待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