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哺育“小宇宙”的“雨树”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大江先后出版了“雨树”系列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以长子“光”青春期的痛苦为原型的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充满“乡愁”的小说《MB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包含对过往创作生涯冷静思考的小说《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以残疾儿母亲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人生的亲戚》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大江的作品，出现了新的意趣，就是更多地对女性加以关注。
逐渐步入中年的大江对于女性，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以此为切入点，在创作上寻求突破。从实际创作的作品来看，大江到接近50岁的时候才写出真正意义上的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因此他认为自己在对女性的描写方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晚熟作家。
在大江这些小说中，除了“残疾儿”以不同的“变异”形式作为线索出现以外，还包含了大江中年以后投入更多精力思考的“死亡与再生”主题。特别是在《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中，大江对“死亡”这个人类终极命题和“人的再生”可能性进行思索，提出了充满理想色彩的构想，即建立充满“怀念”的“根据地”。
1980年，大江45岁，因为当时正在阅读英国作家马尔科姆·劳里的长篇小说——《火山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描绘了一个任职于墨西哥外交部的知识分子及其恋人不断重复伤害自己所爱男人的故事。最终，男人被野狗扑咬而死，女人则在悲叹中沉沦下去。
这部小说原本是大江在墨西哥生活期间偶然读到的，虽然这个作家因酒精中毒而死亡，使大江曾一度怀疑自己是否也患上了酒精依赖症，但在感情上大江非常喜欢劳里，尤其是劳里关于“作为人，于存在之根本处怀有深深的悲哀，并生活于这种情感之中”的论述。
这部小说被译介到了日本后，大江又进行了重读，让他深切感受到相对于男性的悲哀，女性这一方的悲哀更为深沉和切实，于是他就想去表现女性的内心的这种悲哀，这也成为他创作“雨树”
系列小说的直接的契机，并为他80年代的小说奠定了“以女性为主角”的基调。
于是进入20个世纪80年代以后，大江作品突然间出现了与此前全然不同的意趣。具体说来，这种变化始自于他在1980年1月《文学界》上发表短篇小说《聪明的“雨树”》。大江在这部作品的结构上进行了新的尝试。此时的大江健三郎，很想尝试一种新的写法，就是以主题相同的方式创作一系列小说，然后，把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类长篇”。
虽然大江在登上文坛时就是以短篇小说而成名，但在《死者的奢华》之后，他一直尝试着创作中长篇小说。如果写长篇小说的话，在一年至两年内，只需要在那篇作品的文体内写作即可，会有一种安定感。而突然从长篇小说回归到写作一篇独立的短篇小说这种生活上来，让大江感觉到了一股说不清楚的不安。但他顽强地克服了这种不安，并写出了《聪明的“雨树”》这部小说，后又以《吊死在“雨树”上的男人》、《倒立的“雨树”》和《游泳的男人——水中的“雨树”》等为题的五个短篇组合，在1982年整体上集辑为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当时他曾表示，所谓“雨树”——raintree，既是凝缩着“死亡与再生”意味的宇宙之树，也是现实里生长在某处的树木，而且，还是“那座哺育了自己的小宇宙（村庄）的隐喻”。
在作品中，舞台设定在因出席研讨会而短期居住的夏威夷，以及大江家所在的东京世田谷及其周围地区。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群里的女性，都是相当独立、自由、聪慧并带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女性。被称之为“教授”的作家“我”，是诸多场合、变故和事件的旁观者，从叙述者以“我”的角度看过去，她们既不是妻子也不是恋人。对于她们，虽然“我”保持着谨慎态度，却尽量公正地面对她们，与此同时，也持续着带有几分批判的观察。
大江觉得对于任何聪明的女性，要在充分表现自己的同时快乐地生活下去，将是一件非常困难事情。一些确实很优秀、很有魅力的女性，也不时会在婚姻生活里露出破绽，虽说也有一些人能够超越这种危机，但大多数女性在生活中仍然面临着困难和悲叹。
大江的好友——作曲家武满彻，在阅读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之后，被深深地打动，因此而创作了题为《雨树》和《雨树素描》的乐曲，让大江每每听到都心生感激，并怀念起从前的时光。
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那几年，正好是女权运动潮流越发高涨的时期，大江这种以女性成为主角的创作也引起了一些女性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正是从《倾听“雨树”的女人们》开始，以大庭美奈子和津岛佑子为主的那些敏锐的女作家们，就加入到大江作品真正的读者和批评家的行列之中了。
作为小说家，大江一直对这两位女作家心怀敬意和亲近感。但也没有亲近到类似于大庭美奈子和小岛信夫、津岛佑子和中上健次那样的文学盟友的地步。因为大江的性格基本上属于内敛型，与熟人和朋友保持距离则是常态，独自过着小说家的生活，不时在外国的大学里略微承担一些教务，从没有同过于新潮的女性接近过。虽然大江曾表示自己未曾进入恋爱的深部，但是与那些自由独立且具有知识背景的、幽默诙谐的女**谈，则一直使他感到愉快。
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一段时期，大江第一次出现类似忧郁症的状态。当时，为了进行自我治疗，大江决定试着用不同手法来写与此前的小说世界完全不同的内容，他想写的是伴随巨大的悲伤一同生活、生气勃勃地吸引着人们关注的那种女性的生活方式。于是每个感到沉郁的早晨，大江就用来写这部小说，下午，或阅读平日里一直在看着的书籍，或写一些随笔这部小说只用了大约三个月便完成了，写完这部小说后，在那之前的忧郁症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而这部小说，就是大江健三郎于19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人生的亲戚》。女性第一次作为主角出现在了大江小说之中。“人生的亲戚”这句话，是大江在墨西哥请同僚为他讲解西班牙语小说时发现的。Parientesdelavida，说是叫作“悲伤”……某一种悲伤，让人非常为难，却无法将其从自己身上割去，这就有点儿像麻烦的亲戚，那样一种悲伤纠缠着人生——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位敢想敢干、信心十足的女性的故事。叙述者“我”为了儿子往返于养护学校，她则是我儿子一个同学的母亲，虽然她是一位精力过剩、搅得周围人都不得安宁的那种深思型女强人，但曾遭遇两个身有残疾的儿子一同跳海自杀的、难以想象的悲剧。两个残疾孩子自杀之后，给母亲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
于是，如何艰难地生活下去，成为这个女性的唯一问题。后来，她寻找到了宗教的安慰，并且作为宗教团体的成员，来到了墨西哥，投身于农场里的奉献活动，后不幸患了癌症，却意志坚定地寻求生存的欢乐和意义，并没有被死亡所吓倒。
2. 觉醒吧，新人
大江健三郎患有智障的儿子——光，十五六岁迎来了肉体上的思春期，在精神上也经历着新的痛苦，而这个孩子的悲伤，通过对其母亲和妹妹的反抗而表现出来，大江和家庭其他成员都面临着如何接受眼前这一切的问题。
于是大江便考虑，就把这个问题作为短篇小说写作的主题。当然，这也是大江为在实际生活中在孩子和家庭之间进行改良而开始的努力，可这样做就需要有一个切入点。大江是如何获得这个切入点的呢？
这还要从大江的大学时代说起，大江上了大学以后，每天下了课便在图书馆里读书，当时很少有人自己拥有大部头的英语辞典，因此大江每当上厕所时，都要留心的书和从图书馆借来的辞典不被偷走，需要向周围的人打个招呼。那时，就托身边那位正在阅读大部头书的30岁左右的研究者帮他照看那些书，同时顺便看过去，长诗中的一节便映入了大江眼帘，其大意说的好像是人们来到了都市，必须在那里劳作和经受痛苦，最终还是要回归故乡的峡谷并在那里死去。
读着这诗句，大江仿佛受到电击一般，觉得“啊，自己的生涯也许正是这样！”当时他就在想：自己出身于峡谷间的村庄，母亲在那个村子里辛勤劳作，用挣下的那点儿钱供自己上学，自己因此得以在东京生活和学习，其后也会参加工作，可将来还是要回到峡谷，并向自己的孩子邮寄生活和学习费用，最终大概会在贫困之中死于峡谷。
大江仿佛感到一个预言出现在面前——“对于刚开始学习的东大一年级学生的你来说，你的人生正是如此！”但是，那时大江还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诗集，因为，他还没有勇气合上别人正阅读着的那本打开了的书，只是匆匆看了一眼那一页。若干年后，大江在一本书里偶然发现引用那首被称之为“预言”诗的长诗中的数行诗句，就如同宿命一般，大江与生活在18世纪至19世纪之间的布莱克再次邂逅，于是，他立即买来布莱克的全诗集。在阅读过程中，大江逐渐发现布莱克的诗歌生动地触发了自己的写作灵感，以至于大江不仅在文学里引用，甚至发展到在实际人生中也引用布莱克。
在1983年，大江写出了短篇小说集《新人啊，醒来吧》。
在小说的开头部分，就是威廉·布莱克最初写作的两册抒情诗集的题名——《Songs of Innocence》（无垢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经验之歌）。在写这部作品时，作为全书的讲述者，“我”这样开始了叙述：“迄今为止，自己一直在读着马尔科姆·劳里，同时写作题为《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的短篇小说集。今后，则想在新的光亮中书写自己与儿子的关系，还有我们家庭的情况。为此，我准备改读与现在正读着的书全然不同的其他书籍。我还希望能够以此为契机，重新构建自己的生活本身……”
由于小说中的家庭成员构成与大江家的实际情况相同，因而容易让读者产生联想。于是大江非常谨慎地将《新人呀，觉醒吧》的情节做了虚构化处理，写出了这部富有智慧的家庭小说，并且选择了独特的女性叙述视角，把年轻的女儿设定为讲述者。实际上，大江的长女菜采子非常理解光这位兄长，并给予哥哥很大帮助。大江的妻子曾告诉他，女儿在三岁的时候，就试图照顾七岁的哥哥。长期以来，大江一直在看着这一切，写作时便塑造了一位像她那样勇敢而温和地照顾患有智障哥哥的人物，并将其作为讲述者而导入小说之中。
虽然在写小说时选择了女性为讲述人，可实际上那还是大江本人的叙述，只是考虑到小说技巧上的需要，他才偶尔选择女性为讲述人的，而不是被塑造出来的拥有毋庸置疑的现实感的，其肉体和智能皆兼而有之的女性叙述者在讲述。这不是那种真正的女性，尽管大江也知道弗吉尼亚·伍尔夫、西蒙娜·韦伊、佐多稻子、林京子这些杰出人物的例子，用真正女性的声音讲述的不可能是其他人进行的叙述。于是，大江试图在自己的小说里再现自己的母亲、妻子、妹妹以及长女的叙述，很快他就意识到，长时期观察（虽然这些观察并不是事先想要将其写入小说而积累的）的成果显现出来了。
当时大江认为，如果设定这样一位讲述者，几乎不能说话的孩子的那些话语就会浮现出来，还可以把讲述者针对双亲的批评也适当加入到作品中来，这也算是一种社会化吧，这样就能在写作时把有着智障孩子的家庭生活广泛提升到社会层面上来。
在《新人啊，醒来吧》中，大江还从《圣经》中挖掘了一些故事，来比照着描绘了残疾儿子在寻找存在意义、并最终找到了音乐的旋律、成为新人的故事。小说中充满了父爱的呼唤和对儿子新生的欢愉，这是大江创作上以“与残疾儿共生”为主题的又一次飞跃。
3. 自由检讨的“信”
大江曾将《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称之为“是精神性自传般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围绕《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同时代的游戏》等重要作品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判。
“令人怀念的岁月”是特别的时间加上场所设定——叫作义兄的那位相当于师傅的人物，与妻子和妹妹以及孩子——身有智障、名叫光的孩子，还有永远停滞在那里的想象的时间加上场所，在描绘了这一切之后，大江结束了故事。作品从住在东京的作家“我”
得知从孩童时代就敬之爱之的“义兄”（年长五岁、在故乡阅读但丁并打发其与《神曲》相似的生涯的义兄）之异变开始，在不久后从故乡森林中的人造湖里打捞上浮出水面的遗体处结束。关于《神曲》与义兄一生的描写，在作品里时而错开时而重合。身为英俊青年的奔放的青春时代、因右翼集团的暴力而负伤的受难、根据地即“乌托邦”的建设、针对女性的暴力而引发的杀人嫌疑、服劳役时的挫折，还有回想、进一步的重复受难……这部小说中的当下、回想、重要人物之死直至自己与家人等全都被包括在内的“令人怀念的岁月”，总之，这是一部将上述一切都重叠起来的小说，其整体主题则是“死亡与再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主题呢？
大江少年和青年时代时就曾感受到死亡的强烈恐惧之残余，令他终生难忘。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江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已过中年小说家的工作，而另一个更大的问题，则是大江在时常思考人会如何死去？死亡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并不信仰宗教，却围绕着人们考虑如何超越死亡、其灵魂再度复苏之事，开始关注起有关此类论述的书籍。
年轻时大江访问过的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存在于那些土著居民的信仰和自己村子里的传说之中的再生……在村里的创建者身上，灵魂转世再度投生、转世投胎这个形象给大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他中年以后思考死亡问题时这一印象不自觉地被唤醒。因此受了启发以后，无论在实际人生中，还是在文学里，“死亡与再生”都成了大江非常重要的课题。
关于“怀念”，大江曾说过这样一些话：“怀念”这种感情“我认为是源自生之根本”，“我通过柳田国男来给怀念下定义”，“柳田国男说，以前知道的事情，现在又碰上了，这不叫怀念。之前不知道的，第一次碰到的事情，也可以叫作怀念”，“这种独自的怀念之情并不只是面向过去的维度，给它一个符号，就可以面向未来”。
因此大江所说的“怀念”不仅仅指向过去的岁月，还指向未来，即对未来美好世界的一种期许，或者说是建立“乌托邦”（大江将之称作为“根据地”）的一种设想。
《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刚发表，大江说了下面这番话：“也许有人说我是个疯子，每天睡觉前都会考虑世界因核武器而灭亡的问题。但是，基本上我也真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如果现在要来考虑未来的具体的样子的话，出现在我脑海里的还是公社。在公社里，某个集团的成员基本上都知道相互之间在干些什么，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束缚地生活在一起。这才是‘美丽的村庄’，我觉得大家一起在那儿生活不是最好吗？这是森林中的社会。从农业问题来说，那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蔬菜是他种的，房子坏了可以找那位大叔来修。我觉得这样的公社就是我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这段公社论非常的“朴素”，大江认为的“公社”，即“理想社会”，是从过去获得某种启示的社会。比如像“冲绳”那样具有和天皇制国家截然不同的文化和传统的共同体。我们可以设想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同时，它又具有某种特征，使我们认为“这才是应该有的社会”。最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给人以珍惜他人的心。正因为如此，大江理想中的社会就应该是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怀念”
之情的地方。
作为感受“怀念”之情的地点，大江创造了“根据地”（在《同时代的游戏》和这部小说中，就是村庄、国家、小宇宙）。大江的祖母每次讲故事之前都会说：“这是个经常发生的故事。我不知道它是否确有其事，因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就算有人说它没有发生过，你也必须把它当作发生过的故事来听，好不好？”
这番话在大江心里唤起的意象，我们不应该忘记，那就是“根据地”。
在大江的另一篇小说《MBT与森林里的奇异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Osikome是个女性，她的来源，就是“祖母”，即“女性”这个过去叙事者。因为这里已经反映出大江对女性的意识，这种意识和“怀念”之情也是相通的。也就是说，女性作为“生产的性”，也就是“母亲”这一存在，在大江构建的“根据地”中占有重要位置。
大江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在小说世界中不断地探求“根据地”建设的可能性，是因为他认为这种“怀念”之情已经从这个国家的所有地方消失了，而且连再生的希望也看不到了。大江曾想过，能否回到故乡的村子里，与村里那些同时代的人做点什么。在这个想法的驱使下，他后来与一些年轻人合力举办了古典音乐会，也算在生活中实践了一次在作品中创建“根据地”构想了。
《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是大江小说创作前期和后期的分水岭，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在他发表这部作品的1987年，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吉本芭娜娜的《厨房》也相继问世，并成为销量在百万以上的畅销书，即便对于日本文学来说，这一年也是非常重要的年头。
4. 以“流亡者”的名义叫喊
萨义德是20世纪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这个193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一直是以一个流亡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我们的视野中。作为巴勒斯坦人，从12岁开始，以色列宣布立国，萨义德一家不得不离开故土，此后他就一直处于流亡的状态。大江健三郎之所以对爱德华·萨义德那样热衷于巴勒斯坦问题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抱有亲近感，是因为他将自己规定为“流亡者”。他沦为失去故乡并被从故乡放逐出来的流亡者这样的境地。
萨义德作为丧地者、失家者和失国者，始终关注巴勒斯坦问题，对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美帝国主义尖锐地指责，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特立独行，不应该与当权者妥协，要从独立的角度提出批判。“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将永远无法安居，只能面向中心一直保持着批判的力量。”他极为明了地如此说道，并如此从事着他的工作。大江被他的观点和人生态度所吸引，大量阅读了他的著作，被他深深地折服，并向他看齐和学习。大江说：“我们同样作为无法返回故乡的流亡者，希望在对中心进行批判的场所从事自己的工作。从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时开始，我的这个态度越发清晰并巩固起来了。”
其实在阅读萨义德很久以前，大江就已经有了流亡者的感觉。
儿时，大江生活在森林里，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不过，他为自己是森林里的孩子而怀有一种幸福感。他觉得假如战争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小孩子也将被杀死吧。在他这么想着的同时，还怀有另一种感情——我们是天皇的孩子这种“宏大的共生感”。
战争结束之后，村子里建立了中学，相邻的镇子则建了高中，如果想要学习的话，也可以外出求学了。于是，大江就来到东京继续学习。在当时那个时间点上，他的心情却比较低沉，认为“只要走出这个峡谷，自己就不再拥有可供安居的场所”，即便将来回到乡下，由于家里不是农家，因此也不可能重新在那里生活。加上他刚到东京的最初那两年里，前往商店里购买商品时，因为乡下口音的问题使得店家很难听明白，这更让他体验到了“流亡者”的滋味。
正是由于这个体验，让大江健三郎在1963年的时候写出了长篇小说《叫喊声》。就整体而言，这是一部从政治、性、暴力问题等各个角度掘进的郁暗的青春小说。不过，现在阅读这部作品，还是可以感受到流亡者的痛苦和悲哀以及这个问题的厚重，在《叫喊声》中的18岁少年吴鹰男身上显现出来了。
与爱德华·萨义德一同工作，是在大江六十来岁的时候，而与其邂逅，则是在他五十来岁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那时大江就在想，“啊，我一直认为并知道，或许将会与此人相遇。”在交谈过程中，萨义德好像也曾数度新奇地对大江说道：“我在想，或许会与你相遇。”
长期以来，萨义德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具有代表性的教授，还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文学理论家。而且，他曾把来到纽约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阿拉法特那份讲演稿，帮助翻译成地地道道的英语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时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问题里去。但是，由于对阿拉法特路线感到不协调，便离开了阿拉法特。对于奥斯陆协议，他是最为强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后，作为独立写作者，他继续从事着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工作。
大江曾说：“我——当然无法与他相比——也一直坚持反权力的立场，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那样，即使参加了示威游行，也不曾将其置于小说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经常只是在持续着小说家的人生。”虽然大江自认为没有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经历，所以几乎不会有人将他视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他总能以冷静的思考，关注诸如广岛问题、冲绳问题、核武器问题，还有在2005年出现的日本修宪危机中，努力使自己的主张显得合理，虽然这些主张未必能对现实的政治产生改变，也从未放弃过自己批判的立场。
对于大江健三郎在“九条会”（1947年日本新宪法的第九条，被认为是核心条款：第一款，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款，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而到2003年，当时日本的首相小泉公开表示：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军队”，并且把自民党成立50周年即2005年当作修宪的时间表。包括大江健三郎在内的有良知的老一辈知识分子作家加藤周一、剧作家井上厦等人组成“九条会”，反对修宪。）上发表的“保护宁静而和平的生活”的演讲，以及相关的社会性发言和行动，萨义德得知后，在与大江的往复书简里这样赞许道：“大江先生，你不是为了网罗名声以及奉承，而是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随的复杂且不见人踪的泥沼，在动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不可估量的信誉力量。”
年过50的大江创作了小说《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很快就出版了法文译本，萨义德在与大江邂逅时，就对大江说了他的批评意见，说是为此写了很长的读书笔记。萨义德对《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里出现的那位名叫义兄的出场人物产生了共鸣，并针对小说的主人公写了一封批判的信函，解读出了大江所没有觉察到的问题，并收录在他去世后整理出版的《晚期风格》中。
萨义德在书中表示：“人到晚年之后，无论悲伤也好，愤怒也好，对于人生以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够以猛烈的势头调整这一切、面对这一切，并推进自己工作的，则是艺术家。”与大江同年出生的萨义德，因白血病于2003年9月去世了，他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他始终提醒自己，要做“有良知的批判知识分子”，直到死去。大江之所以能与萨义德产生共鸣，我想更多的还是心性相同或相近的知识精英之间的一种互相欣赏，他们都是以“流亡的艺术家”的姿态在写作，在爱，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