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无法跨越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
大江以《死者的奢华》登上文坛，作为文学新锐的他受到日本文坛众多名宿的关注和赞誉，当然也有来自多方的质疑和批评，但大江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或是意志消沉，始终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苦难和写作的压力。大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对日本的现实和日本人精神状况的冷峻思考。在出道十多年后，他写出了巅峰之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奠定了大江在日本文坛的地位，让他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作家，他的多部作品都成为畅销书，这在日本“纯文学”界是不多见的。
大江的小说创作一直都与现实保持着紧密联系，在他访问了冲绳并对其历史和现状进行考察之后，写出了著名的《冲绳札记》，后来还因为其中的记述被日本的右翼分子告上了法庭。
逐渐步入中年的大江遭遇了“两个重大事件”，对他的人生和文学创作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大江为了排解当时内心的困惑，触发自己的灵感，开拓新的写作思路，决定旅居国外一段时间。他最终选择前往墨西哥短暂任教，在那里他结识了中北美文坛几位大师级的作家，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这一时期的创作凝聚了大江对核时代、对塑造人类的家园、对死亡、对摆脱未来危机的思考和期许，作品中洋溢着浓厚的“死亡意识”和“危机意识”。
如果要选一个长篇小说作为大江的代表作，那么这部作品毫无疑问就是《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写作年份是1967年，作品中洋溢着维新精神和战后精神，无论在思想上和文体上都堪称是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高峰。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也着重介绍了这篇小说，认为它“集知识、热情、野心、态度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乱世之中人与人的关系。”可见它获得了评委的一致认可，如果想要阅读和了解大江的文学生涯，那么这部小说也将是“无法跨越的作品”。
万延元年，也就是1860年，日本曾发生过叫作“樱田门外之变”的农民暴动，年号从安政改元为万延的，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胜海舟等人也成功地远航到美国。当然这部小说并不是单纯地写这次暴动，这只是其中的一条线索。
大江在青年时代经历过的最大的社会事件，就是围绕是否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东京都内挤满示威游行群众的1960年的市民运动，当然大江本人也参加了那场运动，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考虑把该事件写入小说之中并为此而苦恼的青年。
在动手写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作品之前，大江曾经历过一段最为痛苦的摸索时期，花费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搭建起根本性的结构。在实际开始动手写作之后，他还一直认为有需要开拓性地克服困难之处。大江在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经过多次改写——大约花费了三年时间。不过他始终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开始写作的：“要在百年之间往返，要返回到相隔百年的过去，从那里再度前往未来，而且，我要反复再现这个过程。”
当时，大江虽然参与了“反日美安保条约”的运动，但是他内心一直处于矛盾的状态，就好像自己是一分为二的两个人。一个是“行动主义者”，实际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并因此而受伤，另一个则是一味地思考却并不行动的人，这个人郁闷地待在家里读书，可最终还是受了伤。大江根据自己内心的矛盾，虚构出了二人组合——根所蜜三郎与鹰四这对兄弟。鹰四曾积极参与1960年反对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学生运动，运动失败后，到美国放浪度日。他渴望结束浮萍般的漂泊，寻找到心灵的归宿地；蜜三郎则始终是学生运动的旁观者，他陷入的是家庭生活困境（孩子先天白痴，妻子酒精中毒）。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故事的主轴是：为了处理留在老家“峡谷村庄”里的“宅邸”而回乡的根所蜜三郎与鹰四兄弟俩，与村里经营超市、被叫作“天皇”的男子之间进行的对抗。小说讲述了主人公鹰四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受挫后到了美国，回国后与哥哥根所蜜三郎一起回到自己的家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谷里，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以组织村里青年们练习足球为隐喻，准备一场“现代的暴动”的故事。大江运用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将相隔百年的两者连接起来，并以这种形式开始了写作。
作为对万延元年农民起义的一个类比，鹰四组织的暴动付诸行动了，而这次暴动同时也被设定为失败了的“60年代安保斗争”的一个类比。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受到了藩的镇压，最后，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被砍了脑袋。在“60年代安保斗争”中，数十万人的反对者包括了国会，在全国，则有数百万人加入了反对者的队伍，即便如此，当权者还是决定强行通过条约。
和权力之间的斗争经常是以群众的“失败”而告终，万延元年的农民起义也好，“60年代安保斗争”也好，都是最好的例子。但是，群众的反抗虽然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是在节日庆典“御灵祭”中却不断获得重生，并在传承的世界里活了下来。这也证明了大江在这部作品中不仅引进了人类文化学的成果，同时还有民俗学的成果。
在大江小说创作的主导意识中，“森林——乌托邦意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知道，“森林峡谷”作为大江少年生活的故乡，是他反映现代社会生活的支点（前面章节已有所述），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他延续了这种创作意识，“森林峡谷”成为主人公“新生”与精神回归的场所。小说中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然颇不相同，但在返回故乡、开拓新的生活这一点上，却获得了共识。如果说，在大江此前的作品里“峡谷村庄”主要意味着“丧失”，那么，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峡谷村庄”则是根所兄弟寻找自我、寻找心灵故乡的空间，并以此影射了人类的生存危机。
大江曾说：小说主人公的家族姓氏“根所”，意思是指某一土地上的人们灵魂的根本所在。作家关于家族历史与灵魂根源的解释，可以说明根所兄弟的“寻找”由现实深入到历史层面的原因。鹰四通过想象重构自己的曾祖父之弟、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神话，明显是为自己组织村民的行为寻找历史认同的依据。而鹰四与蜜三郎的对峙，则与其曾祖父辈的兄弟冲突形成呼应。
最后，鹰四也像他的祖辈一样走向了毁灭，但他的死亡却促动了蜜三郎的转变。蜜三郎终于意识到，鹰四是坚忍地承受心灵地狱的磨炼、顽强探索超越心灵地狱、走向新途的人。于是，他勇敢地接回自己的白痴儿子，收养了鹰四的孩子，从鹰四的人生终点，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边缘文化”的发现，相对于以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现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大江曾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而到了70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
当然，“中心和边缘”不仅是从地理学的角度单指“东京和冲绳”，就像是“峡谷村庄”和“森林”的关系一样，即便在“边缘”的内部，也有“中心”。例如小说中鹰四想要暴动的对象，是在日本基本处于边缘的“朝鲜人”，竟然有一个非常中心化的名字“天皇”。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一部非常具有大江风格的小说，特定的犀利冲突、偏激的多重理解、追问式的主线索、锋芒毕露的比喻，巧妙地将现实与虚构、现在与过去、城市与山村、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织在一起，畸形儿、暴动、通奸、**和自杀交织在一起，描画出一幅幅离奇多彩的画面，以探索人类如何走出那片象征恐怖和不安的“森林”。大江的文字锋利如刀，展现场景断面的能力无与伦比，可以说，其如实还原感觉的笔力尖锐到逼人后退的地步。
2. “冲绳”的争议
冲绳是隶属于日本的一个岛屿，历史上是独立的琉球王国的所在地，后被日本明治政府占领征服。它位于中国台湾和日本九州之间，自然风光十分优美，也是日本著名的海上军事要塞。很多人熟知它，是因为在二战期间发生在此的、异常惨烈的冲绳岛战役，这是日本整个近代疯狂极致的终结点。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冲绳都被美国占领，成为美国远东地区的重要军事和核基地。在冲绳人不断努力斗争下，1972年，冲绳名义上归还日本，但时至今日，作为聚集了75%驻日美军的基地，冲绳人的心上，依然“生灵涂炭”。
大江与冲绳有着颇深的渊源，1965年3月，大江参加了文艺春秋新社主办的演讲会，并第一次访问了当时仍由美国掌握施政权力的冲绳本岛和石垣岛。对于大江后来的作品和思想而言，这次访问可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可以说是大江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的创作灵感就是在冲绳获得的，关于这一点，大江在谈到和冲绳之间的关系时，也有表述：“一到冲绳，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琉球王国以来形成的一个独立的文化圈。在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文化圈——日本看来，在日本本土看来那里只是边缘，只是个角落。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真正拥有了独立的东西和特定的东西。当我用冲绳特有的东西来对照自己时，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日本人，而且，还看到了以东京为中心指向的生活造成的歪斜和扭曲。根据山口昌男的理论，这就是边缘和中心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山口氏的理论，我学到了这样一个知识：在中心的东西和边缘的东西这两者之间，尤其是后者的丰富所引导下的物力论（dynamism），是如何呈现出文化中那些被隐藏的部分的。而且，作为一个出生在峡谷村庄里的孩子，我也切身感受到了这一点。通过后来的冲绳之行，这一课题在成人的我身上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自从1965年第一次访问冲绳之后，大江便开始不断地前往冲绳。大江在多次访问冲绳的过程中，结识了新川明、伊波普猷等知识分子和参加冲绳回归运动的活动家，还有在学校里的教师等人，并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30过半，步入中年的大江，通过访问冲绳，重新检验了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战后精神的存在方式。
从结果上来看，在这次初访冲绳的旅行中，大江获得了一个发现“边缘性”的机会。大江在他的《冲绳的战后一代》的报告文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现状：在战争结束20年之后，战争伤痕依然清晰可见的冲绳，一直过着被日本本土抛弃、被美军占领的生活，冲绳的战后一代中很多人“没有祖国意识”。处于美国施政权力之下的冲绳，日本宪法的权限根本无法到达，然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却拼命地要求自防自治，要求民众的自治，他们的运动激活了对宪法已经感觉麻木的日本本土。换言之，由于处于被占领的状态，冲绳既属于日本又不属于日本，它每天都要和绝对权力者美国做斗争，同时，通过这种斗争，现在又要把“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相对化。冲绳人每天的营生正在反衬着日本人的存在方式。如果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话那么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被逼到“边缘”的冲绳一直在激活着处于“中心”的本土——日本。
冲绳的“边缘性”鼓舞也激活了大江，他被生活在冲绳的人们、冲绳的历史文化以及它和日本本土之间的关系所吸引，并写下了著名的随笔集——《冲绳札记》。全书集结了日本近代以来所有矛盾以及日本对冲绳的所作所为。他在《冲绳札记》第一章“日本属于冲绳”中，写下这样一段话：“只要冲绳的现状不变，本土的日本人就无法赎得冲绳和冲绳人的赦免状，也无法进行真正的忏悔。冲绳拒绝的声音，就是对这种假赦免状、对紧缠死绕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
大江在70年代初发出了“日本通过重新思考冲绳而达到内省”
的呼吁，他认为无论何种时代，危机和可能性永远并存。书的最后，在1945年冲绳战中向冲绳民众下达“集团自决”命令的守备队长，时隔1/4个世纪，以“祭奠英灵”的名义，越过抗议的人群，乘坐插着星条旗的船只，强行登上当年他下达过“集团自决”命令的渡嘉敷岛的消息面前，大江陷入深深地内省：“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我能改变自己吗？最好离这样的日本人远远的。”
大江关于冲绳与日本本土关系的思考，成为他“一生的主题”，也使他一而再被日本右翼势力送上法庭。2005年，围绕冲绳战记述的问题，当年渡嘉敷岛守备队长的弟弟和另一位在世的当年驻守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把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太平洋战争》、《冲绳问题二十年》和《冲绳札记》）和大江健三郎告上了法庭。
原告认为在《太平洋战争》和《冲绳札记》中有关冲绳战中梅泽裕队长和赤松嘉次队长向居民下达“集团自决”命令的记述“与事实不符，严重侵害原告的名誉和人格权”，要求被告一方停止出版相关书籍、支付赔偿费用和登载谢罪广告。
原告一方希望通过诉讼强调，为了效忠天皇殉国是如何美丽，日本军队在冲绳战中保护了当地居民，没有下达“集团自决”命令。但战后大量的学术性实证研究表明，当时的日本军队没有保护当地居民，还下达了“集团自决”命令，迫使居民自相残杀，伤亡惨重，甚至有居民被日本军冠以“间谍”罪名，遭到斩首。躲在洞窟里的居民被日本军队赶出来，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地。军队怕啼哭的婴儿暴露目标，残忍地屠戮那些弱小的生命。这些罄竹难书的战争记忆由此深埋在冲绳居民的身体中，成为冲绳人思考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的今天的重要的原动力。
2007年，72岁的大江健三郎出庭作证，在大阪地区法院举行的听证会上说：“我相信有来自军方的命令。”大江认为正是因为有来自日本兵营的命令，才造成了1945年3月冲绳岛上的平民集体自杀，军方要求平民自杀是为确保军方的食品补给。在出庭前，他发表书面声明称：“全日本都在实行的等级制度、日本军方和当地兵营是迫使冲绳岛民集体自杀的原因。这并不是一个是否有书面命令的问题。”
大江健三郎是诺贝尔获奖作家，日本岩波书店是日本最具人文传统的出版重镇。某种意义上，两者象征着日本的知识良心。挑唆当年的守备队长把大江和岩波书店告上法庭，日本的右翼力量可谓用心良苦，想借此公然向捍卫正义的人们挑衅，并潜移默化地影响日本的年轻一代。但正义最终总能战胜邪恶，2008年10月31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终于做出了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被告一方胜诉的终审判决。大江的《冲绳札记》也再版几十次，影响了几代人。
3. “两个重大事件”
在1968年到1970年之间，日本文坛接连发生了大事：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杀，大江也多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事件给大江健三郎带来了影响，使得他更多地参与到文学活动中，积极地思考高速经济发展的时代里日本人的精神处境。这一时期，他还出版了随笔集《冲绳札记》，以随笔的形式直接反思人类身处核时代的恐惧与忧虑。
当然，上面所说的两件事虽然对大江产生了影响，但是在大江心目中还有另外“两个重大事件”：1975年，大学时代的恩师、东京大学教授渡边一夫去世；同年，山口昌男著《文化的两义性》由岩波书店出版。大江曾说，这两个事件在他的内心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
大江把渡边一夫视为终生之师，他通过与渡边一夫这位大家的接触，发现了自己所追求的东西。对大江而言，渡边一夫不仅是一位走在他前面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还是大江生活中的楷模。大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先生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弱小的人类，很有可能被打倒在地。另外，先生身上的某个地方还存在着某种虚无主义。不过，必须超越这种虚无主义的决心来得更为强烈。他的办法、他的超越，是这样进行的——‘人类是要灭亡的。也许，是要灭亡。不过，我们是否应该一边抵抗一边灭亡呢？即便我们的归宿是虚无，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是正确的事情，不能把它说成是正确的事情。’这是他翻译的塞内库尔的话，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态度。我想说的是，这一思想始终贯穿于先生的文章。”纵观大江的创作生涯，可以说，大江从渡边一夫那里学到的如此之多，以至于把上面的引文部分中的“先生”换成大江健三郎也非常适用。
大江刚开始写小说不久，其小说就由法国的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大江想要把其中自认为翻译质量最好的书送给先生。在做如此打算的同时，他还在围绕小说创作进行各种实验，试图把自己的小说推上比当时的水准高一个层次的位置。但他最后不无遗憾地认为：终究没能在这种强迫观念之下写出自由的、稳定的优秀小说，直到渡边先生去世，仍没有一本可以面呈先生并对他说“这是最好的作品”的小说。
渡边一夫过世前不久，也就是住院前几天，曾悄悄整理过自己如日记般的笔记，其中有一册就是《战败日记》。二宫敬把渡边一夫关于拉伯雷研究的书和笔记全都接手过去，从中发现了渡边一夫在战争中用法文书写的日记。他就找到大江商量发表事宜，于是大江上门拜访征得渡边夫人的允许，决定在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上予以发表。
后来大江还收藏了恩师的笔记，笔记是法国大战之前的装帧，非常漂亮。有张页码上记叙了渡边一夫年轻时写的、现在不便公开发表的私人性事务，在其后的那页纸面上，渡边一夫用法语写着“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字样，在那里加上一个感叹词后，整部日记便结束了。这个曾经那般完美地实现了自己独特价值的学者，在40岁刚出头、太平洋战争刚开始那段时间（渡边一夫出生于1941年，也就是1941年时曾经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认为“自己是个半途而废的人”。大江发现这一点后，感受到一种冲击，当时他就在想：“我已然年近40了，先生这是出于‘你总是作为半途而废的人在生活着！’的想法，才把这笔记亲手交给我的吧。”
事实上，大江以上的想法更多的是出于谦虚和自省，青年时代的大江始终把渡边一夫的观点、生存方式当作是一面“镜子”，或者是一种“模范”，以此来约束自己的生存。大江在回忆自己的恩师时说：“越是了解他的书和生活方式，就越能从他身上学到决定性的东西，他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生’”。因此，在大江心目中，渡边一夫的去世自然就成为一件震撼心灵的大事了。
山口昌男著《文化的两义性》的出版对于大江来说为什么也是一件大事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的文化理论开始被介绍到日本来，但并不是此前的美国中心、西欧中心的文化理论，而是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文化底层相通的处所，以东欧为首的各个国家独自的理论被精心译了过来，尤其是与大众文化相结合的文化理论。
在当时那个世界，当然存在着将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也与其结合起来并科学地予以推广的学者。原因在革命后提出俄罗斯文化理论而被斯大林主义压制的那些人，此时对于他们的再评价也在西欧蓬勃兴起。尤其在捷克和波兰这些苏联周边的小共和国，情况更是如此。有人便把这些颇有势头的文化理论以异常的热情介绍到了日本，其代表人物则是山口昌男。他是一个连历史学也包括在内的、视野非常开阔的文化人类学学者。比如，他提出的祭祀和农民暴动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性，以法国为首的世界各国的狂欢活动里某一人物的死亡和再生，还有笑的力量等。他将这一切与非洲以及美洲印第安的文化连接在一起，并与刚才说到的俄罗斯革命前后的文化一同进行理论化梳理。
大江开始关注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就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响，他专心致志地阅读了山口昌男《文化的两义性》这部专著，花费三年时间持续阅读相关书籍。通过这样一件事，自大学毕业以来，大江再度开始了学习。巧合的是，这个理论的主要提出者是米哈伊尔·巴赫金，此人在分析里引为核心对象的巨著，则是弗郎索瓦·拉伯雷的《巨人传》，这正好是渡边一夫的专攻领域。所以大江多少也算作了一些学术准备，这些理论与他自己此前对文学、文化理论以及社会所做的一切思考，便融为一体了。
在那之前不久，出于政治动机，大江学习了有关冲绳的知识。
此地距离以天皇为中心的东京文化最为遥远，而且拥有祭祀性的笑文化、有关死亡与再生的丰富印象——也就是荒诞现实主义与巴赫金他们所说的、将生和死放置在一起、充满欢笑的现实这一观点。
大江将这一切与巴赫金和构造主义相重叠，修正了自己对冲绳的把握方式。
大江一边向山口昌男这位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家学习，一边与另一位文学理论家高桥康也（他将山口昌男的理论与莎士比亚那样的欧洲文化中心思想结合在一起，并予以展开）的交往也开始亲密起来了，并不断得到他们的教益。1978年5月，大江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的方法》由岩波书店出版，在这部小说理论论著里，可以明显看到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的影响。在他此后创作的多部小说，例如《同时代的游戏》、《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等，我们都能从中感觉到大江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写作风格的转变。因此，山口昌男的《文化的两义性》可以说对大江之后的小说创作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难怪大江将其称之为“大事”呢。
4. 墨西哥任教的美好时光
为了打破韩国诗人金芝河所陷入的政治困境（金芝河是韩国著名诗人，1974年曾因反对独裁统治而被判处死刑，包括大江健三郎在内的世界各国文化人士举办了声援运动，韩国政府后于1980年12月将其改判为停止执行死刑并予以释放），大江参加了以此为目的，在银座举行的绝食斗争。向中年迈进的大江依然保持着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勇敢地为正义而呼喊。但是那时的大江也处于困惑期，做什么事都定不下心来，他感到必须从根底上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说：“我所度过的人生，是被村子和东京这座大都市撕裂开的人生。虽然身在东京，却在书写森林里的故事。可一回到森林里来，又开始考虑前往国外的事情了……”在这种想法的驱使下，大江想到国外去生活一段时间，丰富自己的生活阅历。
1970年前后，也就是大江35岁左右，正是拉美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重大成功的时期。当时是拉美文学占据世界文学中心的特殊时代，奥克塔维奥·帕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卡洛斯·富恩特斯——20世纪的重量级作家不断出自于中南美洲。
最初大江阅读了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日译本，其后不久，杂志《海》的主编也是大江东大法文专业的同学塙嘉彦告诉了大江还有很多法译文本，大江便开始了阅读。
尤其是巴尔加斯·略萨与大江年岁大致相同，大江最爱阅读他的作品。在那些法译本和英译本之中，大江认为最出色的作品是墨西哥的题为《彼得罗·巴拉莫》的小说，作者是胡安·鲁尔福。在他的印象里，该作品说的是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呼吸着同一空气并在一起生活，他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棒。他非常渴望去到这个国度学习生活一段时间，于是41岁的大江于1976年去了墨西哥，到墨西哥国立大学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文化论”。
在那座学校里，墨西哥学生比较少，是一座只有研究生院的学校。因此，有很多从中南美各国相当于逃亡来到这里、过着艰难生活的学生。授课为每周一次，可在其他的日子里，大江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吃饭。那一段时期，当地也有标榜着“我过着完全封闭式的生活”的日本学者，不过，大江唯一不与之交往的人，就是那些日本人了。
墨西哥城这座大都市本身，就是现代社会和神话世界所共存的、非常刺激的场所。大江在那里结交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诗人和作家。他在墨西哥国立大学任教期间的某一天，一位因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被从美国的大学里赶出来，后来在墨西哥安顿下来的男性同僚对大江说：“如果有空闲的话，我领你去作家经常出没的酒吧去吧。”便领着大江去了一家小酒馆。在他回去之后，大江仍在柜台前喝着龙舌兰酒。
这时，一位上了年岁的绅士在大江身旁坐下，开始用法语和他交谈起来。
“你认识墨西哥的小说家吗？”
“知道一部作品，那确实是一部出色的小说。”大江如此说明。
“那位作家可是理应位于拉美文学中心的人物啊，可他仅有一部作品，似乎另外还有一部，只是目前好像还没出版。”
于是那人说道：“或许，该不是《彼得罗·巴拉莫》那部小说吧？”
“就是那部小说。”大江如此一说，他就说道：“我就是写作那部小说的人，这是真的。如果是英译本的话，我还有一个短篇小说集。”
虽然没有告知自己家的地址，却说会让人把书送到这里来，并嘱咐大江来此处时取走即可。两三天后，当大江再度前往那家小酒馆时，附有胡安·鲁尔福签名的书已经放置在那里了。又过了几年，他便去世了。所以，大江就成了曾幸运邂逅胡安·鲁尔福的日本人。
大江在墨西哥城任教职时，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墨西哥著名诗人，199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有诗歌《太阳石》、《向里生长的树》等）曾为抗议官方宪兵在三元文化广场对学生的示威游行进行流血镇压，辞去了墨西哥驻印度大使的职务。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墨西哥购置了房屋并在那安了家。大江和奥克塔维奥·帕斯的邂逅，就是在那一时期。也是在那个时候，大江与从哥伦比亚流亡到墨西哥来的另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有《百年孤独》和《苦妓追忆录》等）成为知己，因此大江认为自己去墨西哥旅居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
因为远离日本，大江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着自己的写作之路。作家一到40岁前后，就想写一部格局庞大的小说，大致都会去写历史小说。大江认为，几乎所有作家都想去创作以历史为舞台的小说。他自己也不例外，于是第一次试图以历史小说的话为引子，来写自己曾生活过的那座森林里的故事。他想用个人的声音，通过自己的内心，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来书写自己的场所、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土地的历史。然而写得并不那么顺利，写作计划一再搁浅。
虽然大江逐渐明白自己想要写的，不过还是为这篇小说到底采用什么体式和书名而犯难。从学生时代直至当时，大江就借助学者的著作读了各种各样的想象理论，其中由加斯东·巴什拉撰写的文章尤其吸引了大江的关注，文章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倘若在自己的头脑中深化想象力，像是用自己个人的声音讲述似的叙述想象力的世界，那部作品就将如亲密的书信般直达读者的内心。”大江受此启发，觉得用强调“个人的声音”的信函书写方式更为合适，于是在《同时代的游戏》中就采用了写给长年来关系亲密的女性朋友的信函这一形式。
当时大江只想写大风景和大事件的整个过程。而且，说到那时所处的时代，虽然大江只经历过40年，却要追溯至自己出生之前60年的过去，他想要写出日本百年间的近代化究竟使得日本人经受了怎样的经历，就好像是在写限制在某个舞台上展开的戏剧一般，或者说，像是在写庞大的游戏一般。由此《同时代的游戏》这本书的题名便应运而生。
在墨西哥生活期间，大江非常喜欢前往墨西哥的小村庄，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尽管墨西哥与东洋日本的村子存在千差万别，可在大江的头脑里，少年时代却好像前所未有地以鲜明的色彩苏醒过来。那段时间，他每天都在考虑着自己30年、35年前的往事。
于是，大江便在笔记上写下了有关村子的记忆，有关村子角落等场所的记忆。后来回到日本，大江就以此为基础，着手创作题为《同时代的游戏》的小说。大江认为在自己的生活和文学里，旅居墨西哥是一次很大的转折点。大江不无感慨地说：“是那样的。在我的一生之中，那是一段最好的时期，是进入由文学理论与具体的文学以及作家和诗人们融汇而成的整体里去，并且经历了沸腾一般的邂逅相识的最好时期。作为那个时期的产物，我写出了《同时代的游戏》这部作品。”
5. 调查未来的危机
在20世纪70年代，大江将自己对神话原型和民间传说的关注，延伸到对核时代的观察、忧虑和思考上。由于日本是地球上遭受了原子弹攻击的唯一一个国家，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作家，大江对此做了长时间的思考，不断地以随笔和小说的方式来反映“核时代”对日本国民性和精神结构的影响，并“对未来进行调查”。这个阶段，他明显地成了一个思考全球性问题的思想家和作家，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而深邃。
1973年，大江出版了两卷本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次年，他出版了《〈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札记》，详细披露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洪水涌上我的灵魂》这部小说以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对核时代的恐惧作为主题，以日本当时有名的左翼组织“赤军”在东京浅野山庄发生的内讧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大木勇鱼为了逃避核时代的恐惧，幻想地球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洪水开始淹没人类社会。最后，他躲入到核避难所，也难逃被现存体制的“洪水”淹没的命运，于是他和濒临绝境的鲸鱼、树木进行了奇异的对话。
大江借助他所塑造的大木勇鱼这个人物，表达了他对特定年代日本文化境遇的忧虑。大江一直在积极地将日本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通过虚构和想象进行再造和文学化的工作，他的作品和现实的关系都很紧密，这部小说依然有这个特点。
《洪水涌上我的灵魂》荣获了第26“届野间文艺奖”，颁奖词指出“我推荐《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其题材里存在着一贯性，因其洋溢而出的想象力而呈现出受到制约的世界。其文体里存在着张力，让我感受到了阅读小说的快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选择了现代的主题，作者全力投球般的姿势让我感觉到了敬意。《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问世以来，作者时隔六年再度创造了新的价值，我认为该作者适合于获得这个奖项。”
虽然也有评论家指出，这个奖项主要是针对“纯文学”而设置的，而大江这部作品“纯文学”色彩似乎出乎意外的淡薄。但大江在“获奖寄语”中认为，“纯文学”这个词汇，是日本独特的东西，而且具有独自的传统以及面向未来开放的意味。最终大江慷慨地将一百万日元的奖金分成两份，分别赠给山口县遭受原子弹爆炸伤害者福利会馆“yuda苑”和杂志《冲绳体验》。
大江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替补队员手记》出版于1976年，这部小说多少有些像《个人的体验》的续篇。在小说中，森的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减去了20岁，变成了18岁的少年，而森则增加了20岁，变成了28岁的壮年人。于是，森和森的父亲都变成了成年人，儿子变成了父亲，父亲则变成了弟弟，这两个变化了年龄的人一起去参加反对核试验的示威集会。他们开始行动起来，并袭击了右翼力量的幕后黑手，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小说的落脚点还是对日本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一种精神焦虑性的反映，篇幅不大，但是却犀利尖锐。
“对未来进行调查”听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未来并没有发生，你如何去调查呢？这对作家来说，却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作家有想象力作为帮手，就能够深入到未来的疆域里。1977年，大江出版了长篇小说《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这部小说继续着他对核时代的文学想象，表达了他对人类末日可能性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的故事情节带有科学幻想色彩，描述宇宙主宰为了拯救地球面临的核时代危机，派来了两人帮来拯救地球。但是，地球并没有因为两人帮的到来而改变命运，人类自身还面临着危机——内部发生了族群对抗，因为人们的疏忽，核事故也突然发生了，结果，给地球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来结构全书，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主人公“我”的想象和虚构，同时以“我”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遇作为双线并行的情节，将主人公对核时代的想象和当下的日本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呼唤着人性的复归和在核时代里的和平共处。
战后作家埴谷雄高曾对大江健三郎评价说：“用科幻小说来做形容的话，大江健三郎所具有的奇异的力量好像是一台奇特闪光的内燃机。即它是人类首次发觉到在自己内部燃烧的最初的原始装置。它又是一台面向未来的‘超’新型内燃机，燃料可转化成‘无限的动力’，可推动世界所有的一切。大江健三郎确实作为‘迟到的青年’，他一天比一天困难，将会面临我们所意料不到的新的困难局面。即便是绝对不燃物也将会被他融化，并发出一种奇特的灰白的闪光。”
大江初登文坛之时就以文学为武器，扯起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大旗。他的政治态度是左翼的，他反对天皇制度，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曾经站在大街上对游行的青年发表演讲。他反对核武器，反对任何恐怖活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参加活动多了，写作速度明显地放慢了，但他只要创作，依旧锐气不减，针砭时弊，告知危机，呼唤新人出现，寻求再生之途，表达着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为日本、为亚洲、为世界的良知和责任感。
6. 孤芳自赏：《同时代的游戏》
1979年，大江出版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这部小说显然带有他在墨西哥讲学时的经历和体验，也是他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说，形成了大江中年时期的重要转折。小说带有科幻色彩，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全书由６封长信组成，都是由叙述人写给自己双胞胎妹妹的。他在信中讲述了从自己故乡山村，到国家再到小宇宙的历史。
小说中出现的山村古代的情况是大江自己想象出来的。其缘起，是一群年轻人逃离他们所从属的社会，来到森林里创建了村子。但是，他们又破坏了亲手建成的村子，进化到下一个时代。村子的破坏者，其实与最初创建了村子的人是相同的存在，这就是贯穿这部小说的历史观。
从很久以前开始，大江的头脑里就持续存在由破坏者和创造者组合而成的领袖形象。后来，他甚至一直想要使这个观念适用于日本这个国家的天皇这种统治构造。他认为，这个观念似乎同样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创世记。总之，在该观念的影响下，大江把这个村子的历史、这个农村的历史投入到了作品里，也把日本的历史，然后还把诸如墨西哥那样场所的历史也全都投了进去。
小说叙述人的父亲是一个神官，母亲是一个江湖艺人，叙述人自己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教师，他的妹妹则仍旧在故乡的山村里当女巫。在叙述人的讲述中，神话、科学幻想和地域文化传说奇异地重合在一起，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两种力量在角逐：一种是巨人创造者，另外一种是巨人破坏者。小说由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三个层层递进的结构，将日本20世纪的历史融会到小说中，以强大的想象力，把日本社会现实、人类面临的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宇宙中的创造和破坏性的力量联结起来。
因为是书信体，因此，小说的叙述显得细密而紧张，生动而急促。小说的地理背景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到日本，在太平洋的两岸展开了某种文化对话，日本文化、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当代人类的信息文明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织锦，小说综合了大江健三郎过去的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元素。
《同时代的游戏》没有提前在报刊上连载，出版社把书装订为硬封面的精装本销售，并在报纸上登载大幅出版广告，发行量超过了十万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正式发行后不久，大江就开始担心“虽然像以往那样买了我的书，可能够通读这部作品的人该不会很少吧？”从大江在讲演会上回答提问以及周围那些人的反应中，他清醒地意识到，这部作品没能得到很好地理解，没能与读者实现沟通。
究其原因，大江认为是由于自己当时热衷于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把自己在书本里读到且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作品里，并因此而进入了封闭的回路系统。虽然他自己觉得这部小说与海外作家、理论家们之间，打开了自信而顺畅的通道，但这却致使其成了大江所说的“孤芳自赏”的小说了。
在大江来说，尽管接连获得国内外的一些文学奖，但他认为自己已经开始失去来自读者的支持……这种情况使他进行了自省：“因为与日本纯文学在文学市场上的一般性衰退所不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没能对我本身自省。比如说，没能对自己文章的写作方法进行建设性反省。还是那部《同时代的游戏》，我觉得好像是那条路线的分歧点。有时我甚至在想，倘若用另一种方式来写，或许有可能成为与自己的读者恢复关系的契机。”在这种考虑下，为了让少年们也能读懂，大江开始尝试着改写出了《MBT与森林中的奇异故事》。
不过，正因为有了以那个方式写成的《同时代的游戏》，才有了大江其后的文学。在后来大江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觉得那时尽力把自己所接受的文化理论具体融汇到小说里去，试图将其作为小说意象表现出来的努力，其实还是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他确切地认为，正是因为这种经历，在他后来的文学人生中，这部作品才能成为巨大的支柱。从那时起，在大江的实际人生中，《同时代的游戏》里的某个意象会像令人怀念的记忆一般复苏，再度成为他的新小说的内容，这种情况可谓不少。因此，大江对有关这部作品的评价，长期以来一直感到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