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广岛的初接触
1963年和1964年的夏天，大江两次前往广岛，访问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调查原子弹轰炸后的惨状，掌握和体验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各种后果和状况。他亲眼看见了原子弹受害者多年后仍患有原子病，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忧心忡忡地度过劫后余生。这些深深震撼了大江的内心，使他在谴责美国于战争结束前夕用投掷原子弹作为结束战争的手段的同时，讴歌了那些奋不顾身抢救伤员的日本医务工作者，对战后在原子弹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广岛市民也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从1964年10月开始到1965年3月，大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广岛札记》，在《世界》杂志连载，并于1965年出版单行本。
《广岛札记》汇集了大江访问广岛的所见、所闻、所思以及对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的透视，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探索，对生命的呼唤。在对医院里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访问中，大江都能邂逅一些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直接地给了大江勇气，并让大江找到了测量内心硬度的支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成了大江将自己从忧郁深渊中拉上来的有力“绳索”。
广岛之行不仅使大江走出了个人生活的危机，还形成了“核武器”意识，并写了一系列关于核武器的作品。畸形儿的诞生和原子弹的爆炸，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大江作为残疾儿的父亲和广岛原子弹受难者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时间上的偶然性，使残疾儿的降生和广岛之行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给大江的创作带来了新的转机。他将自己的体验融入了作品中，关注人性的基本面，关注核爆生还者在恢复生命平凡轨迹过程中的巨大努力。从此，人类对原子弹爆炸的态度和面临核武器威胁的问题，成为大江文学所要表达的主题之一。
可以说，与广岛相遇是大江创作的又一个重要源头，成了他“最有分量的、最具影响的存在。”
1945年7月，美、英、中三大国关于日本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的要求，遭到日本帝国政府的无理拒绝。因此，美国总统杜鲁门（1945年4月12日，副总统杜鲁门宣誓接任刚刚去世的罗斯福总统之职）决定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蒙在鼓里的日本政府丝毫不知道灭顶之灾即将降临。
在这之前，广岛一切照常，母亲刚刚给孩子嘴里塞进糖果，高高兴兴地送小宝贝到幼儿园；小学生刚刚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进校园；公务员刚刚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匆匆忙忙走进机关；恋人们正手挽着手儿甜蜜地规划着美好的未来；老人们在公园散步……
8点15分，电子音频戛然而止，飞机骤然升高十英尺，沉甸甸的“小男孩”翻滚着跃出机舱，扑向大地。谁也不曾想到，8时15分43秒刚过，“小男孩”不偏不倚地在广岛上空爆炸了！对广岛居民来说，这是出乎意料的事。当其中的一架飞机飞临广岛上空，降落伞从飞机肚子里落下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重视它，有些人见到伞上挂着一个细长的东西，像是一根黑色的粗木棒，在空中悠悠地飘**，随着风势徐徐向下降落。但是，谁也没料到，它是一颗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
整个广岛大地在狂风、热浪、大火和冲击波中剧烈地颤抖着。
原子弹爆炸产生的热浪和引起的大火，吞没了近20万人的生命，还使10多万人身负重伤、无家可归或沦为孤儿，近50万人口的广岛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在日本全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原子弹爆炸被列为伤亡最大的灾难。
时隔18年，1963年的夏天，大江的长子濒临死亡，好友在巴黎自缢身亡。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大江受到《世界》杂志编辑部的邀请，去广岛采访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此时的他，精疲力竭，忧郁沉闷，心情黯淡凄凉。可能是偶然，也或许是必然。在广岛一周之后，大江竟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这条有力的“绳索”便是那些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那些真正的“广岛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大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大江勇气，并让大江找到了测量内心硬度的支点。大江在对广岛的访问中，每次都邂逅一些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大江最为深刻的感动与震撼。
事实上，大江在这之前曾经去过一次广岛。1959年，纪实摄影家土门拳拍摄了一组有关广岛的照片，大江当时对广岛还未开始真正的理解，他只是感动于这组照片。年仅24岁的大江在《土门拳的广岛》中这样描述：“所有的关于原子弹爆炸的照片集都是以1945年8月6日发生原子弹爆炸的这一天，焦点都集中在这一天，带有强烈的报道照片的特点。而土门拳则不同，他的镜头对准的是今天的广岛——1959年的广岛，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用现在时去表现人与原子弹爆炸之间的斗争。极端地说，这就是土门拳的《广岛》所具有的现代意义。
土门拳描写了1959年时日本人是如何与原子弹爆炸做斗争的。
他所描绘的不是已经死去的、原子弹爆炸的世界，而是活着的、和原子弹爆炸做斗争的人，从这一点来看，他的照片直面艺术的本质，充满了彻底的人性……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这些活着的群体……土门拳的《广岛》所描绘的是那根本谈不上什么安息的、正在艰难地挣扎着要活下去的我们这个群体中的他们。”
因为这样一份感动，大江于1960年8月第一次来到广岛，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和平纪念祭。但是这一次时间过于匆匆，大江还未能从真正意义上去接触那些受原子弹爆炸影响的、和原子弹爆炸做斗争的人。《每日画报》连载过一个访谈，叫作《我们是纯战后的虚无派》（1961年1月—10月），其中有一期，由大江采访一个在原子弹爆炸中受伤的青年。大江倾听了他继续生存于战后的心声。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世界》杂志编辑部才会请大江去采访“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
大江参加的是“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而各国针对“反对所有国家进行核试验”这个观点，仍然意见不一。《世界》杂志编辑部之所以让年轻的大江前往广岛去写作采访，也是本着从拥护战后民主主义的目的，让大江现场报道大会的主要情况。
大江在大会现场停留了几天，但这更让他疲惫不堪，心情也更为忧郁。1963年，由于“中苏论争”的影响，应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围绕领导权问题产生了对立，日本受到这股政治潮流的影响，社会各个层面的和平运动都处于激烈的对立状态，有的甚至出现了分裂。当时和平的象征——禁止核爆炸运动也出现了相互激烈的对抗，组织的存在也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因为各国代表围绕“反对所有国家进行核试验”的问题争论不休，大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而大会的理事长安井郁面对各种复杂的分歧意见，也只能敷衍地向渴望和平的人地高喊：“请再给我一点时间。”在大江看来，这是空洞的，没有半点具体的承诺，只是以“诚实”为名开的空头支票。大江失望透顶，也失去了耐心，他独自走出了会堂，来到了广岛街上。一路上，大江看到了漠然伫立的老人，看到了手持花束、燃香期待和平的巡礼的人们；看到了头上缠满绷带、脸上却带有微笑强烈渴求生命的少女；看到了从原子病医院的窗口探出头的、那些依然怀着对原子弹爆炸深深不安和恐惧的期冀和平的人们……当大江真正漫步在受害地广岛时，那些曾经感动过他的土门拳在照片集《广岛》中所拍摄的受害者，此时此刻竟成了眼前真实的存在，这些背负着沉重的受害体验的人们极大地触动了大江。他放弃了原本的采访计划，把本应采访的大会上的对象换成了原子弹爆炸医院里的受害者。
大江在原子病医院结识了院长重藤文夫，这位为救治原子弹爆炸伤员而患上白血病以及为救治第二代原子病受害者而付出巨大努力的医学博士。重藤文夫身材高大，是在原子弹爆炸的一个星期前来广岛工作的。爆炸时，他正站在候车队伍的末尾，伤势相对较轻。作为一名医生，他第一时间全力以赴地参加了抢救工作。从那时起，重藤文夫在从事医疗工作的同时，一直也关注着原子弹爆炸给广岛人们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痛苦。通过反复观察，他进一步发现了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后遗症中最为可怕的便是白血病，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重藤文夫非常宽容地接待了大江，回答了他提出的任何问题，还为他介绍了遭受原子弹伤害的诸多患者。在重藤文夫的带领下，大江近距离地看到了那些正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们。一位老人无力地仰卧在**，干巴巴的黑皮肤上，沾着一些剥落的皮屑，像搓碎的纸片一样。这位老人极力想露出微笑却没有成功，但仍用沙哑的声音向他们打了招呼。大江看到这一幕，内心一阵酸楚。一位女病人呆呆地站在走廊一角，她喜极而泣，只是因为住院后第一次走了10米远，她哽咽地把这样的消息告诉了大江身边的重藤文夫院长。
身材高大的院长露出了忧郁而又慈祥的目光，这目光让大江难以忘怀。大江被这位以人类的尊严，同存在于人们体内的原子弹爆炸后遗症顽强地斗争的医生感动，对年轻的大江而言，重藤文夫便是一个广岛所独有的人，一个广岛式的人。
一面是仍然争论不休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一面是渴求和平、渴求生命的人群，作为记者身份的大江，仍然需要在会场上跑来跑去，但在那些政治性的会议上，他更觉得自己就像无意中被卷进来的陌生游客。大江在所谓的会议上，感觉不到属于和平的气息，对他而言，真正值得去探访的人与事都在会议外，那才是真正的广岛。从那些坚持着与病痛做斗争的、坚持着呼喊和平的，坚持着在医院为受原子弹爆炸伤害的病痛者全力治疗的人们身上，大江获得了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
冥冥之中，大江这一次的广岛之行并非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2. 再访广岛的沉思
1964年夏，大江再一次来到广岛。在离开广岛后的一年里，大江一直关注着广岛，关注着那些生活在广岛的人们。在这一年里，大江想到这些深受病痛折磨的人，心情总会无比沉重悲痛。
大江怀着这样的心情再一次来到原子病医院。他知道，在这一年里，原子病医院又有47位病人死去了。从对死者的统计来看，一位82岁的老妇死于肝癌，其余的也大多是老年死者，有67岁的，64岁的，55岁的等等。他们几乎均死于癌症。在统计表上，众多老年死者中有一位特别年轻的死者。大江从医生那里得知，这位刚刚18岁的母亲去年冬天死于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她刚一出生就碰上了原子弹轰炸，而18年后，她刚刚生下自己的孩子，便因白血病发病而死。这样一位刚刚得到爱情与婚姻的女子，还是没有逃过原子弹爆炸的悲剧命运。因为这位女孩的遭遇，很多身为人妻的原子弹受害者担心生出畸形儿，担心产后会并发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大江看着这些正处于最美好年龄的女孩们，除了献上最真诚的祈祷外，不知道还能为她们做些什么。去年那位抱着花束参加巡礼的中年男子，因为全身衰弱而死。大江看着这些病情急剧恶化、死于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的人们，内心涌起深深的悲哀，还有一些无助。一个因原子弹爆炸而受害、身上留有伤痕的年轻的母亲，生了一个畸形儿。母亲执着地要看一眼孩子，却遭到了医生拒绝，父亲去看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死去，被处理掉了。大江知道这位母亲企望通过对畸形儿的挚爱，来恢复自己的勇气。
医院里到处都是渴望生存的人，还有竭尽全力为他们治疗的医生们，但原子弹爆炸的破坏力超乎常人想象，病人们饱受忧虑不安的折磨却只能忍耐下去。大江痛苦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也知道自己在减轻他们病痛方面无能为力，但他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关注人性的基本面，关注核爆生还者在恢复生命平凡轨迹过程中的巨大努力，他要用自己的笔去呼唤和平，呼唤人类的拯救。
走出医院，大江走向了靠近繁华路段的劳动会馆。去年会议的中心会场在和平公园的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对于大江而言，那里曾充满了紧张的气氛，秘密会议室大门紧闭。所有的人都怀疑，“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到底能否召开。而在今年的会场——劳动会馆里，大江发现，此时的会馆没有任何秘而不宣的气氛，没有丝毫不安、困顿、苦涩的感觉。即使在略显经验不足的大会筹备工作中不时有些小小的差错和停顿，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三县联络会议——“禁止原子弹、氢弹广岛—长崎大会”将在这里举行。
大江又一次旁听了“禁止核武器会议”。去年这里是最激烈的战场，中国代表朱子奇和苏联代表朱可夫针锋相对，充满敌意的语言还在大江耳边回向。今年，朱可夫又作为苏联代表来到了广岛。
大江从他面带斯拉夫人特有的宽厚的微笑中，看到了他充满作为焦点人物的所谓的自信。在这次国际会议上，印度的妇女代表全面肯定了“禁止核试验条约”；另一位富有魅力的西德妇女代表，分析了西德的核武器装备现状，对法国进行核试验提出了内容具体的抗议提案。她态度冷静，话语简洁，富有说服力。“必须阻止法国和中国的核试验，达成全面裁军！广岛悲剧不能重演！”她的呼吁博得了全场的掌声。各国代表具有本国独特个性和具体性的演讲，让大江觉得内容相对去年的会议显得较为充实。但这种顺利进展的友好气氛，也让大江感到一种空虚，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会议之外，不同的政治力量仍然在对待“禁止核武器”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在这次“禁止核武器会议”上，大江印象最深的是有关学者、文化界人士提出的关于《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提案。制定《原子弹受害白皮书》是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救援原子弹受害者、战争灾难受害者的活动中，使更多人支持全世界的和平运动。在原子弹受害者恳谈会上，大江从一位受害者代表的发言中，又听到了有关“十年沉默，九年声讨”的情况。所谓“十年沉默，九年声讨”是指经过十年的沉默，在第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上，原子弹受害者第一次有了发言的机会。发言者是一位失去了一只眼睛的老人，他终于大胆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与其说是讲话，不如说是一部反映原子弹受害者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历史。老人的讲话令大江感动。
原子弹受害者的发言结束后，进行了问答。从整体上说，会场气氛诚挚、恳切。但大江发现，大多数问题和在去年的受害者恳谈会上所提的雷同。这些从日本各地聚集到广岛的年轻人虽有热情，但对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对原子弹受害者的生活，只有极其有限的常识。这样，刚刚结束发言、满头是汗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又要耐心地重复起多年来重复过多次的基本情况说明。大江不禁再次感到，在广岛实在有太多有耐性的人，而且不是一般的忍耐性。像院长重藤文夫这样的医生们，坚持不懈地探索着治疗的方法，还不断鼓励正在病痛中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像原子病医院的病人们，内心忧虑仍坚强不屈渴望生存；还有那些正在积极建设广岛的市民们，以及从全世界各地来到广岛积极呼吁和平，反对核爆的人们……
广岛人能够“继续坚持着正气，继续怀抱着坚强的意志”，“清楚地显示本人做人的威严”。大江被这些具有广岛特质的人感动，并由衷的尊敬。在两次广岛之行中，他克服了个人生活中的困难，接受了“残疾儿”降生这一事实。儿子大江光的出生让大江体会到了死亡的存在，而广岛因原子弹爆炸造成的成千上万的死亡者，让大江再一次认真地思考生与死的意义。大江把自己家庭的不幸与民族的灾难连接在了一起，由此体验到了人类存在困境的普遍性。
通过直接接触原子弹爆炸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大江走出了个人困境，开始关注世界的和平与人类自身的危机。大江从“人道主义者”的立场出发，关注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情况，并努力捕捉着受害者的现状。大江意识到全人类时刻所面临的核武器的死亡威胁，因此形成了“核武器”意识，并写了一系列关于核武器的作品。
“他们决不绝望，也决不抱奢望。这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屈服，他们坚持着每天的工作。我愿意和这些人站在一起。”在对广岛人与事的沉思之中，大江获得了直面残酷现实的勇气，文学观也变得积极起来。
3. 心灵的战栗：《广岛札记》
从1963年起，大江开始访问广岛及原子弹爆炸后的幸存者，在两次广岛之行中，他掌握和体验到了原子弹爆炸所引起的各种后果和状况。从1964年10月开始到1965年3月，大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广岛札记》，在《世界》杂志连载，并于1965年出版单行本。
在广岛，大江一次又一次受到心灵的震撼，他不止一次地被感动，也不止一次地涌起由衷的尊敬。作为随笔类作品，《广岛札记》真实地记录了大江访问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广岛的见闻和感受，深刻反映了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及其给广岛市民带来的长时间无法消除的痛苦与灾难，赞扬了被原子弹轰炸而幸存的人们坚强的生活意志和与原子病顽强斗争的精神，表现出了大江强烈的正义感和对生命的呼唤。
《广岛札记》是大江关于原爆主题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这篇长篇随笔分为七章，首尾还有“序”与“尾声”。序言中交代，这部作品是大江在广岛访问的一系列随笔的汇总。大江说：“我每次去广岛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
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部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大江通过广岛这个“透镜”，亲眼看到了原爆受害者多年后仍然面临死亡的威胁，度过着无止境的忧心忡忡的人生的场面。同时，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大江进一步去透视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去探索人类未来的命运。
在作品里，大江多次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青年因为4岁时遭遇了原子弹轰炸，20岁时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但他没有被病魔吓倒，坚毅地希望像正常人一样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员。他隐瞒了病情，在一家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成了一名很出色的员工，并且同一位芳龄20岁的姑娘相爱并订了婚，可两年后，他在“受尽关节的剧痛和剧烈的呕吐这一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痛苦之后”
离开了人世间，而那位美丽的姑娘也跟着这位青年去了。这些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冀、对生命无限渴求，但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巨大创伤难以愈合，如花的生命无可奈何地逝去。这样的故事最让大江的心灵战栗，也成了他呼唤和平的动力之一。
大江还被一位遭受原子弹轰炸受伤严重的少年的话所深深震撼与感动，那位少年曾写道：“原子弹，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是夺去我父亲生命的恶魔，但是，我不怨恨原子弹，正是因为它，广岛才站了起来。……死于原爆的人成了我们的牺牲品，他们的牺牲是宝贵的，我们有这些宝贵的牺牲者的庇佑，应该沿着追求和平的道路勇往直前！”大江借遭受原子弹轰炸受害者的呼喊表达了自己追求和平的决心。“已经厌倦战争了，已经厌倦战争了，这是亲身体验过广岛原爆的人们发自心底的悲痛呐喊，是难以用文字和语言表达的期盼和平的真诚呼唤。我要对全世界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再去感受如此残酷的体验。”消除核武器，实现世界和平，这是贯穿大江有关核武器题材的创作与演讲的主题思想。
大江“创作”《广岛札记》的时候，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国家研制成功了原子弹，核武器、核扩散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大江表现了作家反对核武器的和平思想以及对国际上竞相发展核武器的担忧。他对原子弹的批判是把自己的民族情感与理性评价相结合了，并开始努力向争取世界和平的崇高主题靠拢。《广岛札记》是大江批判核武器创作道路的开始，随着对国际核武器发展状况以及对国际政治局势的深入了解，大江的认识不断产生飞跃。他从早期的谴责原子弹轰炸广岛，升华到了后来的为消除整个地球正遭受“核扩散”与“核冬天”的严重威胁而呐喊。大江认为现在核武器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形势极为严峻。“现在所储藏的核武器数量对于毁灭整个地球的生命体还绰绰有余，而且核武器总是处在战略、战术上随时都能发射的状态下。”大江对消除核武器危险，实现人类和平的愿望是真切的，更是理性的。面对核武器威胁整个人类的严重局面，大江强烈地表达了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并发出了热切的呐喊。他把遭受轰炸的广岛人的顽强抗争行动赞扬为“人性的力量”，把人们强烈要求废除核武器、实现人类和平愿望归结为“广岛的心”。
大江坚定且忠诚地陪着广岛一路走来。他创作了大量原子弹爆炸与核武器题材的作品，对原子弹轰炸日本以及对发展核武器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谴责与批判。除了《广岛札记》外，还有1968年的中篇小说《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1969年的随笔《冲绳札记》、1970年的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1971年与重藤文夫的对谈录《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人》、1973年的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84年的通讯《核时代的乌托邦》和演讲《核状况下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1985年的长篇随笔《生的定义》、1995年的随笔集《我在暧昧的日本》和演讲《“广岛的心”与想象力》等。这些文学作品集中表现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表现广岛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严重后遗症，揭示了核武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威胁；二是歌颂那些遭受原子弹爆炸幸存下来的广岛市民勇敢坚强的生活勇气和与病魔顽强抗争的不屈精神，歌颂那些为救助治疗原子病患者而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广岛医务工作者；三是表达了作家坚决反对核武器的和平主张。
可以说，大江是对原子弹轰炸日本、对消除核武器等问题认识最为深刻的当代作家之一，是日本“原爆文学”主题升华的代表人物。大江关于核武器题材的创作与演讲的主要思想与整个日本“原爆文学”的主题是相一致的，那就是对原子弹轰炸日本、对核武器研制和扩散进行强烈谴责和痛恨，对世界和平热切期望。这也是“原爆文学”最有价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