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邂逅爱情
在大学期间，年轻的大江就显示出了超出常人的小说创作才华，并受到日本众多文坛前辈的推崇，成为知名的大学生小说家。当然，也受到很多文坛人士的批评，因为大江的创作常常影射政治，不时地会受到日本一些党派人士的威胁恐吓，让大江心力交瘁。
不过让大江在当时和后来的时日里，一直倍感幸福的是，娶到了一位温婉贤淑的妻子——伊丹由佳里，她一直细心照料着大江的生活，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他的文学事业。她和大江一起面对“残疾儿”光的诞生和成长，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的责任，让大江即使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也不至于垮掉。
与“残疾儿”共同生活的选择，不仅仅对大江现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压力，也影响了他小说创作的走向。因为这个孩子，大江拓宽了自己的视野，更多地关注残疾人的生活，并由此扩展到考察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拷问生命的价值，升华了自己的文学主题。
在大江的许多作品中，有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地方就是“性用语泛滥”，这并不是低俗的表现，而是大江在诺曼·梅勒的启发下，通过对“性”的思考和表述，来深刻反映日本战后政治以及战后青年一代的生存境况。可以说，大江描写的“性”，是采用的一种现代小说手法，对一直存在于文学根部的问题，即对“人为何物”的研究，它的目的绝不是刺激人类的低级趣味。
大江在松山东高中就读时，被别人看作是“怪人”，常常感到非常孤独。但幸运的是，他在那里遇到了除了母亲之外，第一个能真正理解他“内心生活”的人，就是上文曾提到过的——伊丹十三（他是第一个将日本电影推向最高水平的导演伊丹万作的遗腹子，后来也成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导演）。
当时，伊丹十三这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爱好广泛，醉心于古典音乐，爱好画画，他的画风格典雅，颇有乔托风格，同时喜欢看外国电影，当然也爱好文学。这位浑身散发出艺术气质的少年，非常欣赏大江的文学才华，一直鼓励大江进行文学创作，在大江成为小说家的道路上，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与伊丹十三的相遇，不仅对大江走上文学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让他邂逅并找到了相伴一生的挚爱——伊丹由佳里（伊丹十三的妹妹），大江通过伊丹十三结识了伊丹由佳里，后来他们断断续续地一直保持着交往。大江上了大学之后，与伊丹由佳里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并深深爱上了这位内心丰盈温柔体贴的女子，他跟伊丹由佳里约好大学毕业就结婚。
为了仔细考虑和大江结婚的事，由佳里这位慧心的女子用一种很奇妙的，也是特有的方式，一个人去参观了大江从小生活的那片森林里的峡谷村庄。一开始是大江的母亲和妹妹陪着她，后来是作为森林协会技术员的阿义哥，用其所特有的细心周到，领她去了大江以前曾经走过的地方。
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大江开始写小说，埋头写了两年，结果留级了一年。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和伊丹由佳里结婚，并没有像事先约定好的，等到大学毕业。结婚时，出生于1935年1月31日的大江25岁，由佳里则比他小两岁。和一个学生时代就已经是知名作家的大江结婚，由佳里内心是什么感受，现在不得而知，但我们仔细想来，她的婚后生活根本无法用“平凡”来形容。不过，对由佳里而言，早在她和大江健三郎这个“怪人”相识并决定结婚的时候，对这种绝不“平凡、普通”的生活，心中便应该有了准备了吧。1960年，新婚不久的大江健三郎去中国旅行，1961年有好几个月去欧洲旅行。此后因工作关系不断在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旅行。
1963年3月长子光出生，但是先天性的畸形，脑部有缺陷，智力发展缓慢；1967年7月长女菜采子出生；1968年10月光接受脑外科手术；1969年7月次子樱麻出生。
虽然从带有自传性质的《康复的家庭》等作品中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在光长到一定程度后，弟妹都会帮助母亲照顾他。大江家三个小孩关系都非常好，但是，一个主妇带着一个身患残疾的孩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该是多么辛苦的事情。作为一名作家，大江在家的时候还能搭把手，两个人能一起照顾残疾儿，可是当大江长期不在家的时候，由佳里肩上的担子该有多重，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虽然大江因走上文坛而受到追捧，可是在那背后，也有一些公然的轻视和侮辱。细说起来，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只靠表面才能一直写小说的青年，很快就要走到尽头。另外，还发生了“《十七岁》事件”（大江健三郎以右翼少年山口二矢于1960年10月12日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的事件为原型，在1961年的《文学界》一月号发表了中篇小说《十七岁》，后在该杂志二月号发表其续篇《政治少年之死》。右翼团体则以“对天皇不敬”为由对大江以及《文学界》发出威胁，在没有得到大江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文学界》擅自在三月号上登载谢罪广告。），当时大江陷入到了非常窘迫的境地，仅有的那几个结识不久的文坛朋友也与他断绝了关系。
和大江刚刚结婚一年多的妻子由佳里，感觉到大江的困扰之后，默默陪他一同过着孤独的生活，支持他的文学事业。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具体地说，就是从《现代传奇集》和《听“雨树”的女人们》所收录的各个短篇开始，大江有意识地在作品加入了“我的生活”。不过，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和身患残疾的长子“光”以及他的弟妹，还有住在四国山谷间的村子里的母亲和妹妹，以及大江身边活跃的音乐家和学者们比起来，妻子“伊丹由佳里”在小说中出现的时候几乎感觉不到任何的实际形象。
随笔的情况也是如此，勉强算的话，也就在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出版的两本随笔集（她负责插图）——《恢复的家庭》和《宽松的纽带》中，作为“主角”之一出现过。当然，虽说是在作品中加入了重构之后的“我的生活”，但在大江80年代的作品中，并非完全没有“妻子由佳里”的身影。相反，她的出现频率和“光”一样，高得异常。但是，那也不过是作为“光的母亲”“作家某某的妻子”出现，遗憾的是，大江并没有像描写母亲那样，通过十分具体的事例来写由佳里对大江生活的影响。
但在读大江的长篇小说《人生的亲戚》时，也许我们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虽然这部小说是大江在观察光就读的特殊教育学校里父母们的时候，得到启发而创作的，但是里面的原型实际上不就是由佳里吗？在这部小说中，所有对残疾人感伤式的同情和怜悯统统被拒绝，主人公靠女人柔弱的双手养育着一个患有智力障碍的长子和一个因交通事故致残的次子，这个人物形象总是和由佳里重合在一起。尽管主人公将保护人类的尊严定位为道德家的原点，并把与残疾人的“共生”看作是发现这一原点的途径，但是，最后两个儿子都自杀了，此时主人公内心的悲伤和自从光出生之后就无法抹去的由佳里的悲哀是相通的。当然，在这悲哀背后，是对光无尽的爱。不过，大江在《人生的亲戚》中描写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光靠爱是无法和残疾人所面对的现实进行对抗的。这部小说也是大江对为日常生活而奋斗的由佳里的呐喊助威。
在《宽松的纽带》中，有如下记述：“要说我的家里人，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妻子，据我所知，她们都是非常upstanding 的人。母亲以去世的艺术家父亲为荣，性格单纯得有些与众不同，而妻子则凭借一介弱女子之力独自支撑着一个才华横溢却行为古怪的哥哥。”
根据大江的解释，这里的upstanding是一个形容词，它的意思是“直立的、姿势笔直的、高洁的、正直的”。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江对妻子的信任和感谢，感谢她近三十年来用upstanding的姿态维持着以残疾儿光为中心的家庭生活。
在这段引文之前，大江还写了这么一句话：“有decent且upstanding的朋友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啊。”其中decent是指“内心的优良品质”。如此看来，对大江而言，妻子由佳里正是此类朋友中的第一人，《康复的家庭》和《宽松的纽带》便是最好的证明。
可以说，就其精神而言，由佳里好比是大江的镜子。正因为如此，由佳里在得知哥哥伊丹十三自杀的时候，才能够像所有令人敬佩的母亲一样，用毅然决然的态度摆脱苦闷，并面对因好友先自己死去而备受打击的丈夫。
虽然在大江的作品中，一些类似于“由佳里”性格的内容，给人的感觉是——“由佳里”的形象总如云山雾罩。但从这种写法来看，也许正好说明了“由佳里”和大江是一体的，对大江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具体来写“由佳里”。也就是说，因为大江和妻子“由佳里”离得太近了，爱得太深沉，所以无法将其对象化。或者说，对于大江而言，“妻子由佳里”和“母亲大江小石”属于同等的存在，因此关于母亲，大江写了很多，而这一行为可以认为是对“妻子由佳里”的补偿。换言之，对于作家大江健三郎来说，住在四国爱媛县里的大江小石是“峡谷村庄里的母亲”，而大江由佳里则是“东京的母亲”。
2. 1963年的选择——“与长子共生”
1963年6月，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出生，这个孩子一出生就处在濒死的状态，整天躺在特殊的玻璃箱里。当时医生告诉大江，孩子的头部长了一个大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医生还说，不知道手术是否可以延续孩子的生命，即便生命得以延续，也会遗留下残疾。
那位年轻的医生特地来到大江的住所，甚至说是“大概会成植物人吧”，并建议大江放弃这个孩子。
一切就这样开始，从孩子出生那天起，大江就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每天前往医院探望孩子，还要去另一家医院探望妻子，奔走于两个医院之间，生活就这样持续着。大江的母亲大江小石从四国森林来到东京，帮助料理日常生活，那会儿大江正在阅读西蒙娜·韦伊（法国哲学家、神秘主义思想家）的作品，他母亲暂居在隔壁的房间，痛苦的大江即便回到家，也几乎不与母亲搭话儿，只是阅读西蒙娜·韦伊的作品。
那作品中有一则因纽特人的寓言，说的是在世界刚开始的时候，这大地上只有乌鸦，靠啄食落在地面上豆子为生，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无法看清楚饵料。于是那乌鸦就在想，“这个世界若是有光亮的话，啄食起来该有多方便呀。”就在乌鸦这么想的瞬间，世界便充满了光亮。韦伊在她的书里写道：“如果真的希望、期待、祈愿，只要我们真的如此希望，那么你所持有的希望，就会得以实现。”
就在那会儿，世田谷区户籍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通知，表示“听说贵公子诞生了，好像还没出院，不过尽管如此，也必须进行户籍登记，到登记的截止日，只剩下三天时间了”。于是大江就与妻子商量，躺在医院的妻子，想让大江办理相关手续，并给孩子取个名字，这些事情弄得大江晕头转向。
回到家，大江对母亲说起了从韦伊的作品中感到的共鸣，告诉她“我打算从韦伊的书里，给孩子取一个名字”。母亲就说：“那好呀。”其实面对这个先天性的残疾儿，大江感到痛苦、颓废，甚至绝望，人在这种状态下，往往会说一些不入耳的话。他对母亲说：“我已经想好了，就叫乌鸦这个名字，大江乌鸦就是你孙子的名字了。”大江刚这么一说，母亲便怒上心头，下楼去自己的房间了。大江为此感到了后悔，第二天清晨，大江正要去办理户籍手续，母亲以为大江已经决定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多说的了，于是说：“乌鸦这个名字也很好嘛。”于是大江立即表达了自己的歉意：“昨天真是对不起，我把名字改成了光。”很凑巧的是，大江妻子的名字是“由佳里”（日语发音为yukari），而光（日语发音为hikari）这个发音则合着那个韵脚，妻子得知也觉得这个名字蛮有意思。
大江曾经对光的生与死做过痛苦的选择，也想过放弃。但大江身上存在着某种乐观的东西，在这种场合他会认为，好吧，既然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困难，那就竭尽全力干上一场吧……虽然平时总是感到悲观，可一旦遇上实际困难，便会端正态度，认真对待，这就是大江的另一种性格。尽管被医生说是：“就连能否活下来都不知道”，可大江看着在新生儿病房里的儿子，虽然头上顶着一个大瘤，却与那些患有内脏疾病、面色发青的孩子不同，他满面红光，在一天天迅速成长，显得精神十足，以致被相邻病床那位婴儿的母亲说为“讨厌”。
大江每天都去医院隔着玻璃窗探视，望着孩子的脑袋、脸，想起哲人埃利亚代的话：“人类生存是不可能被破坏的”，于是培养起一种坚定的想法：“既生之则养之”。在《“温柔”的定义》中，他写道：“于是，面对‘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我决定要成为一个证人，证明他活过、存在过，也就是说，我决定好好接受这个孩子，跟他一起生活。而且我当时就预感到，我的证词肯定会成为我一生的文学。”
几个星期过去了，婴儿还活着，他确实是存在下来了。就在这个过程中，大江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设法朝着光明的方向前行，他认为自己起的光这个名字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大江从儿子光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喜悦，因为光让他看到，为了带着“残疾”活下去，这个长着可怜外形的小人是如何“生存”的。但是，如果要把残疾儿（人）当作一个有尊严的人来看待的话，不管你认不认可，就意味着你必须要和社会的存在方式发生冲突。尤其是在财政状况紧张的时候，行政和权力的一方就会立刻抛弃、排除弱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它们之间产生摩擦与对立。所以，决定和“残疾儿（人）/社会的弱者”共生的人，就必须和残疾儿（人）一样，必须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和人的“生命”相对峙。
但大江最终还是决定直面这生命的大痛楚，接受这个孩子存在的事实。
大江一直十分关注长子的成长。光虽生存下来，但幼年的光听不懂人类的语言。光6岁那年，大江带他去看山中森林里的小河，光听见从林间传来鸟声，竟对鸟儿的欢鸣做出意想不到的反应，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这是……水鸟”。于是大江看到了希望，全身心地培养光学习作曲，让他把小鸟的歌声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并在其中成长为一个作曲家。大江由此感受到儿子为自己实现了自己幼时的能够听懂鸟类语言的预言。
在大江健三郎呕心沥血的帮助下，大江光从孩提时代起就潜心作曲。1992年10月，28岁的大江光所创作的小曲集被录入CD盘出版发行，发行状况超过唱片公司的预想，在当年非通俗乐曲的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1993年初，大江光癫痫病发严重，持续数日之久，大江的妻子也就是光的母亲由佳里，忧心忡忡地说：“这次是大江光有生以来发病最严重的一次，以后恐怕再难谱曲了。”然而一年之后，大江光创作热情重振，大江光创作的录有22首乐曲第二张CD盘得以成功发行。参加大江光CD录音制作的长笛演奏家小泉浩深有感触地说：“他的曲子热情、奔放、激昂，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人们欣赏他的心曲，备受感染。”
大江光这个“可悲的小生命”诞生时发生的意外，以及从光的音乐中感受到的“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成为大江健三郎文学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跟谷川俊太郎的对话《表现行为和孩子》里，大江健三郎说：“对我来说，弱智孩子的诞生，就是这个世界给我的第二次‘入社式’。”《个人的体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小说描写一个年轻的父亲，把患有脑残疾的婴儿送进手术室，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并选择了伴他痛苦与他共生的道路”。
从《个人的体验》到另一部60年代的代表性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70年代的《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80年代的《新人啊，觉醒吧》、《MBT与森林里奇异的故事》、《写给令人怀念的时代》、《人生的亲戚》；90年代的《平静的生活》、宣布为最后小说的《燃烧的绿树》三部曲，还有四年半之后再度执笔创作的《空翻》以及新作《愁容童子》，在大江的所有作品中，残疾儿长子光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经过重构出现在其中。当然，大江采用的是反“私小说”的写法。而且，这个“和残疾儿（人）共生”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大江文学的最大特征之一，同时也引起了读者极大的兴趣。
在四十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活中，大江健三郎感到最困难的莫过于表现自己残疾儿子的心声。在同一书房里，大江健三郎一边倾听着大江光弹奏的钢琴曲，一边观望着似乎可以凭借音乐创作而自立的长子，大江就开始思考着：他的困难便是人类的问题，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会面向设法解决的方向努力。和残疾儿的共同生活，即“与长子共生”，使大江重新认识了到这一生存方式的基本原理。作为一名作家，大江把握住了这个机会，并由此决定了自己的文学方向，从这层意义上看，这显然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3. 对“性”的思考
大江在早期创作中主要注重于对“被监禁的状态、在封闭的围墙中生活状态”的描写，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寻找脱离这种状态的可能性，也是他的创作主题之一。而他把这一可能性主要定位在“性”的问题上，这显然也是时代使然。
大江对于“性”的思考可以说是受到了诺曼·梅勒的启发，因为梅勒曾经说过：“性，可能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小说家尚未发掘完毕、留给我们的最后的处女地了。”不知何故，这段话对大江产生了很大的触动。简单地说，大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战后文学开始接触文学，在渡边一夫的法国文学的引导下，阅读了以萨特为首的许多作家的小说，他早就感觉到：战争与和平、人的心理和犯罪意识、生与死、人的生存方式等问题，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作家讲完了。于是，《裸者和死者》、《为我自己打的广告》等小说的作者诺曼·梅勒的这番话，很自然地在大江心中产生了共鸣。
大江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他“第一次把‘性’作为最重要的因素引进到小说中”，这部小说开头是这样写的：“一边进行快乐的动作，一边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全力调动精神的机能，恐怕绝非低级趣味。尽管带有几分滑稽可笑，但这是大人的方式。南靖男一边将他年轻健壮的肌肉、白皙光滑的皮肤全部沉浸在愉悦的涔涔汗水里，热烈爱抚着中年妇女汗水淋漓的柔软的身体，一边自由自在地进行孤独的思考。孤独的思考，其实莫如说是不断重复的自我厌恶和周而复始的充满绝望的思考，是一种自暴自弃的情绪，他的情人允许他在**的时候思考问题，她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在和比自己年轻的小伙子睡觉时，她不是那种只让人家一心一意地迷恋自己那个东西的初出茅庐者，她也不愿意这样。小伙子趴在她的身上思考别的事情，这样可以延长**的时间，她也就心满意足了。于是她急促地喘息着，沉浸在欢愉之中。”
这段引文中所出现的“性”的描写，在日本文学传统上显然是个特例，这种大胆的性描写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一边**，一边思考“形而上学”的问题，类似的描写在后面的文字中继续出现。
而且，“阴茎”“**”“精液”“**”“**分泌物”“海绵体”等性用语充满了整篇小说。但是，正如很多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尽管作品中充满了露骨的性器官名，性用语泛滥成灾，但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从中感觉不到任何色情主义。例如在《摘芽击仔》中的少年一到村子，就转悠到土墙边，向同村人炫耀他那小小的、红杏般稚嫩的小雀雀；从乡下来到东京的《迟到的青年》把东京比作**，“火车像嚎叫的强奸犯，冲进沉默的东京的**，却仍在嚎叫。镶着蔷薇色花边的云，从东京清晨的伤口扩散开去，犹如一滴血溶进精液。”这看上去毫无意义的性用语的泛滥，正是作者内心的必然反映，稍微留心地读一下充斥于大江小说中关于性的描写，就会发现它远远偏离了对性方面的关心。大江即使在描写性欲时，也根本不涉及异性性感的姿态和情感，也没有对异性的憧憬和执着。他关心的是自己的性器官和肉体，要不然，就只是关心女性的性器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大江的描写能力太差吗？
实际上，大江把“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引入到小说当中，他顶多是把它当作“进一步研究‘人为何物’的一条新线索”，或者，把它当作是“表现新的人”的一种新手法。换言之，大江描写的“性”，是作为一种现代手法，对一直存在于文学根部的问题，即“人为何物”进行研究，它的目的绝不是刺激人类的低级趣味。
大江在写“性”时往往并不进行整体描写，只作显微镜式细致入微的部分描写，并且他以孩子摆弄玩具般的好奇心来表现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表现性器。大江作品中的主人公常常对自己身体发生了变化的那部分感到惊奇，同时也对女性性器充满了好奇心，这种性冲动的倾向，与在孩提时就形成的性冲动形态非常吻合。因此，有文学评论家指出：“大江小说中频频出现的性用语可视为一种内在意识的符号，它象征着自己十来岁时的内心世界。”
大江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自恋的、没有性冲动对象。他们只是有巨大母性女人的俘虏，因此生活过得无聊而有气无力。小说的主人公挚爱自己的肉体，然而并不爱抚女性的肉体，也不为之陶醉。“那是摊给自己的苦差事，是令人难受的义务”，与异性的**是在这种意识下进行的。女性只由其性器来代表，她们仅被描绘成是变态、丑恶、滑稽的野兽或是薄情的无机物。**只是表现现代日本普遍存在的战后一代青年徒劳、无价值的象征性符号。
虽然大江那样固执地描写性，可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不是他的真正目的。大江把性当成描绘人类、世界的手段来运用。就是说，在大江那里，形成了使内心世界的概念、思想、预感形象化、故事化的好方法。这样看来，构成大江文学特色的大胆、过分的性描写却丝毫不含情感因素就可以理解了。
另外，大江喜欢“把性当作是政治的暗喻”，暗喻日本当时已成为“性的人的国家”，只满足于做“强大的、雄性的美国的从属者”，这样的现实让人感到绝望。他善于剥去人类的假面，用粗俗的性比喻来涂抹世界和政治。于是，自己、他人以及世界都带有喜剧色彩，政治也改头换面变成奇怪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中，投向天皇汽车的手榴弹刚被藏到厕所的脏物筐里，就被沾满女人血的脏物掩盖住了，这一段描写无聊至极。而《我们的时代》正是通过夸张地表现性，成功地勾勒出既是悲剧又是喜剧的战后日本青年的颓废形象。
4. 融入个人体验的代表作
大江的第一个孩子“光”刚出生，就被告知身体异常，脑部部分头盖骨缺损，就好像是分娩时受到挤压，脑的一部分从头盖骨那里被挤了出来，形成了一个瘤子，头部看上去像是有两个脑袋一样。这对年轻的大江造成很大的精神打击，只要是自己有孩子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也许这么说有些歧视性，不过很多在产房门口等待的父亲，不都祈祷着“只要四肢健全就好”吗？
在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之前，大江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生下一个残疾儿。然而，在现实中，它却发生了。不管大江是多么出名的年轻作家，在生活中他也是个凡夫俗子。在那个瞬间，年轻的大江似乎就进入了与以往生活全然不同的一种极限状态，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大江陷入的那种“恐慌”。在一次题为“无信仰者的祈祷”的演讲中，大江讲述到：“我每天都去那儿。当时，一个大学时期的师兄，是个年轻的大夫，他对我说：‘这个孩子就这么活下去的话，是要死掉的。要救他，就得动手术。不过，就算做了手术，肯定还是会留下残疾的。医院要是建议你做手术的话，你还是拒绝了的好。’”
面对这个大学里的师兄、年轻大夫的劝告，大江的内心大概涌现出“困惑”“混乱”或者“厌恶”的心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法对外宣泄的黯淡的念头。但大江最终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选择与“残疾儿”共同生活，并把他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主题。
以这个“残疾儿”的出生为题材，大江先是创作了一部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阿古意》，发表在大江早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个人的体验》之前，可以看成是“双胞胎”的作品。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个年轻的作曲家，认为残疾儿的存在妨碍了自己的音乐活动，最终同意把这个残疾儿给隐藏起来，让那个孩子衰弱而死。但是，由于受到内心罪恶意识的谴责，他在最后精神崩溃，故意撞车自杀。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直接反映了当时大江痛苦的心路历程，他后来谈到这篇小说时说：“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孩子，现在我也许会发现自己是一个无法正视孩子的人。我在小说里描写了杀死孩子的父亲，但是，我自己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杀了他。”
当时，大江试图通过创作这部小说来确认一个事实——与智力发育缓慢并患有智障的孩子共同生活下去，那就是自己今后的人生！大江把与现实生活的悲惨状况，同接受“写出纯文学的、全新的特别作品”的约稿连接起来，将自己生活的痛苦写入小说的进程，就这样开始了。于是便诞生了的大江的早期代表作——《个人的体验》。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鸟”生下了一个残疾儿。他无法忍受自己去美国梦想的破灭。一方面医院认为只要做手术就能救这个孩子，另一个方面，“鸟”又受到**，希望这个婴儿“衰弱而死”。小说主要描写了“鸟”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摇摆的心理。而且，迟迟拿不定主意的“鸟”和女性朋友火见子一起喝酒上床。反复彷徨之后，在最后一刻才决定要给孩子做手术，由此“告别了青春”。小说的最终结局是让孩子活下来。
小说创作接近尾声，也为现实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当然，在现实里，大江和光的共同生活还在继续。《个人的体验》最后一段明显地显示出作者的意图——借此表明自己作为“人道主义者”
的矜持。这部小说刚一出版，就遭到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这是一部必须以大团圆收尾的那类小说。”他认为小说的最后一段“画蛇添足”。在当时，大江觉得最后一段是自然形成的。于是就反驳说：“想要与孩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非常重要，使得主人公作了如此决定。其后，便如同自然涌泄而出的水流一般写了下去，而且没做任何修改。”后来这个反驳又遭到了江滕淳的批判。另外，美国一家出版社在出英文本版时，也曾要求对这一段进行改写，却被大江拒绝了。
批评家龟井胜一郎在战争时期是国家主义者，战后则对佛教有很深的研究，他也指责说：“这位作家的伦理性存在不彻底之处”，可大江认为，他的伦理就是同这个孩子一同活下去！这正好反映了大江的思想，即“在现实生活中，生活最终只能被正统的生存方式所强制。即使想落入欺瞒的圈套之中，不知什么时候，又变得只能拒绝它”。在所有人面临不可控制的人生悲剧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萨义德说过的那样，“由于这是人的问题，因此我相信，如果放上一段时间，就会在明亮的方向上看到解决问题的征兆”。
这实在是处于最为痛苦境地的人对事物的思考方式和感受方式。正是因为这种方式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延续至今的吧。长期以来，大江也一直坚信类似的观念。大江曾说过：“存在着与智障孩子一同生活这个现实，然后，自己决定将其引入文学，写成小说。于是那部小说本身便给了我一个回报——支撑着我本人在其后的生活方式。”光诞生之后的那一年，或许是大江文学生涯中最为特别的一年。
在大江和安江良介的谈话中，大江谈到了《个人的体验》所包含的意义：“在外人看来，我的人生是很平凡的。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写小说，之后的生活就是看书写字。然而，在我的内心世界却是波澜起伏。比如，光的出生就是一个巨大的波浪。
就在那孩子出生的时候，一个法国思想家来到了以索普疫苗出名的美国索普研究所，和索普先生谈了话。索普说，在中国，有个词叫‘危机’，就是‘crisispluschance’（危险加机会）。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crisis对人生而言就是chance。把‘危’理解成危险，这是对的，不过，把‘机’理解成chance，这是有意识的一种误读。然而，我却接纳了这个解释。对我而言，光生下来就有残疾，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危机，也是一个‘chance’。克服这个危机，我获得了文学上的新生，写下了《个人的体验》。”
因此，也可以这么说：虽然大江不相信世间的和谐是根据神的意志事先安排的，但他毫不怀疑地认为，明亮的光线终将照射过来，于是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写小说，直到今天。正如他自己说的：“把‘光’的事情写在小说里，总能够使我面对崭新的工作，即便在每天的生活中，他也是以这种方式显示出积极因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