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大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自己与中国以及中国文学的渊源。大江在2006年访华并接受专访时谈到，他全家都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他说小时候父亲一再提醒他：“不要忘记，我们是中国人的学生！”他本人也一直对这个与日本文化关联性最深的古老国度心生向往。在大江的整个人生中，总共来中国访问了五次，与中国结下了颇深的情缘，也结交了多位隔岸的文学朋友。
大江前两次访华，只是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成员，更多是用眼睛观察，用耳朵倾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言。后三次访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他成为主角，不仅与中国多位著名作家座谈交流，还发表了演讲，甚是精彩。
1960年的5月，在日本国内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的**中，25岁的大江——这位已在日本文坛小有名气的战后派青年作家，第一次跟随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
在中国进行访问的半个多月里，大江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先后受到了周恩来、毛泽东、陈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见。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时，他非常意外地听到总理用法语对他向前一天晚上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的冲突中牺牲的东京大学的女学生桦美智子表示哀悼，并饮茅台酒一杯，以示追念。几天后，毛泽东在接见代表团时表示：“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是不可能长期接受外国人统治的。日本的独立与自由是大有希望的。胜利是一步一步取得的，大众的自觉性也是一步一步提高的。”
这次中国之行给了他极大的震撼和感动。后来大江还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特约文章，认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报答了中国人民的友谊，从而结成了永恒的友谊”，并且充满热情地写道：“我们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保证并发誓决不背叛你们，永远和你们保持友谊，从而恢复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的日本人民的荣誉。”
80年代初期，大江作为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很深，且在此前对我国某些政治文化现象提出过直率批评的作家，于1984年11月，参加以井上靖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胡耀邦总书记的接见。
大江在参观鲁迅故居和鲁迅博物馆后感叹鲁迅是“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这是对鲁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精彩诠释。其后，还随团相继访问了新疆、西安和上海等地。
大江后来在回忆时说：“这次访华，只用眼睛和耳朵，而不用嘴巴。”因为那一时期，大江的作品，尚未能翻译过来介绍给广大中国读者。
1994年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中国社会及文坛已与时俱进，读者也强烈要求了解大江及其文学。在这种形势下，国内翻译出版了大江的多部作品集。2000年9月，大江应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访问中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位、（第一位是泰戈尔）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诺奖获得者访问我国。
这是大江的第三次访华，也是他与中国邂逅、与中国文坛邂逅的一个转机。在访问期间，与中国作家王蒙、莫言、余华、铁凝等举行座谈会，畅谈中日文学创作，进行了广泛的文学交流。他非常高兴地说，他这次可以“成为一个有嘴巴的人”了。
访问期间，大江接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颁发的名誉研究员证书，并对李铁映院长表示，下次来北京，要亲自对社科院的年轻人发表演说并回答他们的问题。
其后还到了清华大学讲演，并与北京高校的学子对话，首先谴责了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并希望从中国青年获得具体的话语，传达给日本青年，让中日青年共生共存。大江在这短短的四天访华日程中，还出席了与中国记者见面会，在“FM365.COM”与网民聊天，在西单书城举办当时新出版的多卷本《大江健三郎自选集》首发式上，为中国读者签名售书。最后，在离京返国的当天上午，大江在莫言等人陪同下，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通过这一个个活动，大江走近了他一向敬重的鲁迅、巴金、钱钟书、沈从文……走近了中国、中国作家和读者。
这次访华，大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而震撼。回国后，大江还在电视台热烈赞赏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在北京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并偕同井上厦等著名作家，在国会议事堂召开大型记者招待会，谴责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要求尊重历史，面对历史，对中国等受侵略的国家进行战争赔偿，以此警醒日本下一代记住那段侵略历史，不要重犯历史错误。
大江与莫言早已神往，他们两人在创作的原点和创作的理念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也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大江出生在四国的农村，他以为，用某种形象来表达农村生活含蕴的一种积极的东西、一种活力、一种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的文学。莫言则出生在山东高密的农村，他说，他的很多小说都发生在这个环境里，它已经不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学的王国。他是在那里开创自己的文学的。
的确，这种相似的文学理念，更将他们的心紧密相连。虽曾有邂逅，但由于千禧年访华时行程仓促，两人没有单独对话、深入交流的机会，于是相约彼此互访他们出生的地方，互访各自文学源流的故乡。
2002年2月，大江按约定来到了莫言的“文学的王国”──山东高密市东北乡，在莫言出生的又矮又旧的老屋里，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谈，探讨共同的心灵的故乡。日本NHK电视台还播放了大江与莫言的对谈——《文学应该给人光明》。
在交谈中，大江听了莫言少时在这里生活、在这里面对大洪水的回忆，马上仿佛在眼前真的看到了一个眺望洪水的少年的背影，就觉得过去不大理解莫言的《秋水》的一些场景，现在觉得自己理解莫言的文学了。而且大江也说，他在一些小说里也写过大洪水，他听了莫言的回忆，突然明白了一点：他写的洪水和他少年时代经历过的日本的战争密不可分，因此他对洪水抱有与生俱来的恐惧。
莫言接着这个话题谈到，他看了大江的《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以后，就觉得里面写的东西，与我们文革时期一帮孩子今天组织一个战斗队明天组织一个战斗队，来回乱跑乱窜乱革命很相似。莫言补充说，中国的知青不了解农村人的思维方法，我们则完全是农村人的思维方法。这两位作家，正如莫言所说的：“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起点和文学的起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这一点，他们的对话非常投机，非常契合。莫言对大江能千里迢迢飞越大洋到访中国偏僻的农村高密东北乡，表示“这种力量肯定是来自文学”。
2006年9月的北京，天高云淡，大江接受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访问邀请，蹒跚而来。这是大江健三郎的第五次访华，71岁的大江和蔼风趣，虽然已是头发灰白，脸上布满皱纹，但还是充满生机，言语诙谐，表现出了非凡的风度与气质。他还戴了一副酷似鲁迅戴过的纯圆眼镜，更增加了他的书生气。这次中国之行，他嘲讽自己是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
当时，整个亚洲社会还处在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议会立议修改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不和谐气氛里。对于这些试图推翻历史记忆的声音，日本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共同寻找着“和解”之道。大江也对于中日关系忧虑重重。他特别要求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面对馆中陈列的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的照片时，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目光凝重一言不发。
在论及大江文学的构成要素时，学界一直关注来自法国的存在主义与萨特，俄罗斯形式主义和荒诞现实主义与巴赫金，叶芝、艾略特、布莱克等诗人与拉伯雷、本雅明等作家的影响，却没有注意到中国因素在大江文学中的存在以及发挥的影响。
其实中国文学对大江有着深远的影响。大江很早就对鲁迅的为人和鲁迅文学的批判精神表示了极大的崇敬，在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依然谦逊地表示：“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步也好。”
此次访问中，大江分别在北大附中、中国社科院发表题为《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始自于绝望的希望》的演讲，标题均取义于鲁迅先生的文章，大江从12岁看到鲁迅的文章后，便一直心向往之，也是从那时起，对中国，产生了一种亲近感。
2. “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我是一个已经步入老境的日本小说家，我从内心里感到欣慰，能够有机会面对北大附中的同学们发表讲话。现在，我在北京对年轻的中国人——也就是你们——发表讲话，可在内心里，却好像同时面对东京那些年轻的日本人发表讲话。今天这个讲话的稿子，预计在日本也将很快出版。像这样用同样的话语对中国和日本的年轻人进行呼吁，并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夙愿。尤其在现在，我更是希望如此，而且，这种愿望从不曾如此强烈过。在这样一个时刻，我要深深感谢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的所有人。同时，我更要深深地、深深地感谢坐在我的面前、正注视着我的各位同学。
“在你们这些非常年轻的同学现在这个年龄上，我所阅读的中国小说家是鲁迅。当然，是借助翻译进行阅读的。在那之后直至20岁，好像还数度阅读过鲁迅的作品，尤其是被收录到《呐喊》和《彷徨》中的那些篇幅短小、却很尖锐、厚重的短篇小说。因此，当前不久我的中国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向我询问‘您最初阅读鲁迅小说时大概几岁？’这个问题时，我一直难以准确回答。
“不过，若说起‘在哪儿读的？读了哪些作品？’等问题的话，我倒是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日本列岛叫作四国的岛屿上一片大森林里的峡谷中的村子里读的。沿河而建的那排房屋里有一间是我的家。在我家那不大的房屋间有一个院子，院里生长着一株枫树，我便在那棵树的大树枝上搭建了一座读书小屋，坐在狭小的地板上阅读小开本的文库版图书，是‘岩波文库’系列丛书中的一册。让我觉得有趣并为之感动的，是《孔乙己》和《故乡》这两个短篇小说。现在，我还记得孔乙己的发音是‘コンイーチー’，是在翻译文本目录上的汉字标题旁用日语片假名标示的读法。这叫作注音读法，是日本人为学习难读汉字的读音法而创造出来的方法。
我就是依据这种注音读法来发音的。不过，在我最初阅读的那本书上，标示的是‘クンイチ’这个读音，我便这样记了下来。然而，准确说来，是什么时候读的这书呢？
“我决定借这个机会对此进行一番调查，于是，现在终于可以回答出这个问题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在出版社工作，就是出版了刚才说到的‘岩波文库’的那家出版社。我请这个朋友复印了出版社作为资料保存下来的那本书的第一版版本，然后，我怀着亲近感着迷地阅读了《孔乙己》。在这里，由于我希望年轻的日本人能阅读目前在日本很容易得到的这个译作，因此要做一些引用（是筑摩书房出版、由竹内好翻译的《鲁迅文集》第一卷）。刚开始阅读不久，就读到了‘我从12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这一行，于是，记忆便像泉水一般从此处涌流而出。这里所说的镇子，就是经常出现在鲁迅小说里的鲁镇。
“说了这番话语后，叙述者便开始了自己的回忆。而我本人也回想起，最初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确实从内心底里这样想道：‘啊，我们村里成立了新制中学，这真是太好了。否则，也已经满了12岁的自己就上不成学校，将去某个店铺里当小伙计！’“1947年，也就是我12岁的时候，阅读了《鲁迅选集》（佐藤春夫、增田涉译）中这两个短小的作品，是作为我进入新制中学的贺礼而从母亲手里得到这个小开本书的。母亲是一个没什么学问的人，可她的一个从孩童时代起就很要好的朋友却前往东京的学校里学习，母亲以此作为自己的骄傲。此人还是女大学生，那阵子，对刚刚被介绍到日本来的中国文学比较关注，并对母亲说起这些情况。我出生那一年（1935年）的年底，母亲一直没能从产后的疲弱中恢复过来，那位朋友便将刚刚出版的岩波文库本赠送给她，母亲好像尤其喜欢其中的‘故乡’。然而，两年之后，也就是1937年的7月，日中两军在卢沟桥发生了冲突，日中战争就此开始。那一年的12月，占领了南京的日本军队制造了大屠杀事件。这时，即便在日本农村的小村子里，也已经不再能说起有关中国文学的话题。于是，我母亲便将包括岩波文库本《鲁迅选集》在内的、她那为数不多、却被她所珍视的书籍藏进一个小皮箱里，直至度过整个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我的父亲去世了，我升入中学的希望也越来越遥远了。实际上，也曾听说母亲打算让我去做雇工（住在雇主家里见习的少年雇工），并在某处寻找需要小伙计的店铺。
“1945年，战争结束了，战败了的日本在联合国军的占领下制定了新宪法。就连我们小孩子也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个新宪法中有个不进行战争、不维持军备的第九条。教育制度也在民主主义原则下得到改革，村子里成立了新制中学，我作为第一届一年级新生升入这座中学，于是，母亲便从皮箱里取出《鲁迅选集》并送给了我。
“我还曾被问道，当时你为什么喜欢《孔乙己》？最近重新阅读这部作品时，发现那位叙述者、也就是咸亨酒店被称之为‘样子太傻’的小伙计的那位少年，与自己有相同之处。当那位多少有些学问、却因此招致奚落的贫穷顾客孔乙己就学习问题和自己攀谈时，少年‘毫不热心’；但当这位客人落难之时，少年随即也流露出了自己的同情。我意识到，自己的性格与这位少年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在持续和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深为喜爱的作品却变成了《故乡》。尤其是结尾处的文章，每当遇见新的译本，就会抄写在笔记本上，有时还会把那段中文原样抄到纸上，然后贴在租住房间的墙壁。当时我离开了儿时的伙伴，离开了大森林中的家，同时寂寥地想象着将来：我也许不会再住回到这个峡谷里来了吧（实际上，后来也确实如此），随后便第一次来到东京开始了自己生活。
“我还是要引用竹内好翻译的结尾处这一段文章：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那么，12岁的我深刻理解了鲁迅的这段话了吗？在这里，我要模仿鲁迅的口吻，认为无所谓已经理解，无所谓没有理解。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12岁的我从内心里珍视这句话，认为写出这种话语的鲁迅是个了不起的人。在那之后，分别于15岁和18岁的时候，我又借助新的译本重新阅读了这段话语，就这样加深了自己的理解。现在，我已经71岁了，在稿纸上引用这段话语的同时，我觉察到，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而且我意识到，自己从内心里相信现在之中有希望，那是鲁迅所说话语的意蕴……
“刚才我说过，依据迄今为止的人生经历，自己确实加深了对这句话语的理解。下面要涉及我个人的话题，请大家允许我说说那些经历中的一个具体事例。我的长子出生时，他的头部有一个很大的、瘤子一般的畸形物。如果不做手术的话，他就不可能存活下去；可如果做了手术，今后也许眼不能见，耳不能听，最终成为植物状态。主治医生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于是，我就产生了动摇。
然而，我的妻子却要求医生立即准备手术。
“手术前，我们为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光（那是祝愿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光明）。手术后，他的眼睛果然能够看到光明，耳朵也能够听见声音，可是，他在智力发育上的迟缓也随之显现出来了。直到5岁的时候，还从不曾说过任何一句话。然而，有一天他似乎对电视机里传出的野鸟叫声表现出了兴趣，我便把灌装了野鸟叫声的唱片转录到录音带上，循环往复，整日里在我们家中播放。首先传出的是野鸟的叫声，片刻之后，便是女播音员的声音。这就是那个录音的顺序。鸟的叫声，鸽子；鸟的叫声，黄莺；鸟的叫声，白脸山雀……这个录音带听了一年之后，我把光带到夏日里避暑用的山间小屋去，当时将他扛在脖颈上漫步在林子里。在林子对面的水塘边，水鸡叫了起来。片刻间，骑坐在我脖颈上的光突然说道：‘这是……水鸡。’这就是光使用语言的开始。
“以这个野鸟叫声录音带为契机，让光进行语言训练的会话，就在光与我和妻子之间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以钢琴为媒介，训练光回答出音域的名称和调子的特性。从在那片林子里第一次说出人类语言那一天算起，十年之后，光能够创作出短小的曲子了，将这些曲子汇集起来的CD发行后，竟拥有了为数众多的听众。虽然光现在只能说出3岁儿童的语言，可他一直持续着具有丰富内容的作曲工作。
“光的第一次手术结束后，又接受了第二次手术，装上用以保护头盖骨缺损部位的塑料板。经过这一番周折后，光终于回到家里，开始了与我们共生的日子。当时，妻子什么也没说，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她这是决心接受智障的儿子，为了一同生活下去而在积蓄力量。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与光共生的将来是没有希望的。也就是说，就光的症状而言，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可能性的。可是，在承认这一切的基础之上，自己决心接受这个孩子，并为之积蓄力量。
“当光通过野鸟录音带的训练而发出人类语言的时候，我觉察到一条希望之路开启了，随着光的CD受到很多人的欢迎，那条希望之路也便成了很多人都在行走的大道。我就是通过这样一些经历，逐渐理解了鲁迅的话语。而且，我现在同样坚信，希望是存在的，那是鲁迅话语的真实意蕴。
“刚才我已经说了，12岁时第一次阅读的鲁迅小说中有关希望的话语，在将近60年的时间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自己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接下去我想说的是，对于自己也很重要的、与希望并在的另一个话语——未来，以及有关未来这个话语存活在我的身体内部的定义是如何来到的。
“不过在此之前，也就是现在，我必须预先说明一下这样做的理由，也就是我为什么要重新考虑未来这个话语，并决定在大家面前说起这个话题。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实业家，我是一个小说家。也就是说，我没有与国家权利有关联的任何力量，也没有实际驱动政府组织的力量。同时，也没有从事将日本经济与中国经济积极联系起来的工作。
“我是一个无力而又年迈的小说家，只是我认为，小说家是知识分子。这是三年前因白血病而去世的、我多年来的朋友、美国的文学研究家爱德华·萨义德的观点。被称之为学者、新闻工作者、小说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的那些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用自己一点点积累起来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着工作。但是，当他们认为自己所在社会的进程停滞时，就必须离开其专业领域，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感到担忧的非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为，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围绕日本社会的进程，我也一直与那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一同发出自己的声音。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并不好。我认为，这是由日本政治家的责任所导致的。我在想，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对于日本和中国这两国年轻人之间的未来而言，真正意义上的和解以及建立在该基础之上的合作，当然还有因此而构建出的美好前景，无论怎么说都是非常必要的。于是，我明白了自己想要述说的内容，现在在北京面对着你们、回国后在东京将要面对那里的年轻人进行述说的内容，并为此而做了相应准备。在今天讲话的结尾处，我还会回到那个问题上来。我想说的是，我认为现在日本的政治家（直接说来，就是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错误的。我想就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谈谈自己的见解，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我年轻的时候从法国一位大诗人、评论家那里学来、并一直认为是正确的。
“小泉首相有关未来这句话语的使用方法是这样的。今年8月15日，小泉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早在两年前，我就在报纸上表示，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开拓日中关系新道路的第一步。长期以来，还有很多日本知识分子持有和我相同的观点。然而，尽管小泉首相的任期行将结束，作为最后一场演出，他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于是，他做了这么一番发言：在海外诸国中（具体说来，就是中国和韩国吧），有些人说是‘考虑一下历史吧’。国内那些批判者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考虑一下目前国际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吧’。可是，小泉首相认为自己的指向是未来。较之于过去和现在，自己是以未来作为目标的，是以与那些国家在未来共同构建积极而良好的关系为指向的。这就是小泉首相围绕自己参拜靖国神社这个现在时的行动所做的发言。
“我们日本知识分子也在很认真地倾听着来自海外的批判。现在，不但政府那些领导人的声音，因特网上很多人的声音也直接传了过来。他们把日本在过去那个军国主义时代针对亚洲的侵略作为具体问题，批判日本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岂止不进行反省和谢罪，还采取了将侵略战争正当化的行动。
“在那种时候，自己竭力忘却过去，在现实中又不负责任，在说到那些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时，怎么可能构想出未来？日本周围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个国家的民众，又怎么可能信任这位口称‘那是自己的未来指向’的日本政治领导人呢？
“对于如此作为的小泉首相的未来指向，我们日本知识分子持有这样的批判态度：这种未来指向最大限度地否定了我们日本这个国家和年轻的日本人本应拥有的真正的未来。
“接下去，我要说说19岁时在大学的教室里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生涯的、有关定义未来的那些话语。这是在法国引领了20世纪前半叶的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于1935年面对母校的中学生们进行讲演时说过的一段话（由于偶然的一致，这也是母亲生了我以后难以恢复的那一年，还是母亲从朋友那里得到当年刚刚出版的《鲁迅选集》那一年。而鲁迅就在那一年的翌年去世了）。我曾将这段话语翻译过来并引用在了自己的小说之中（那是我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叫作《两百年的孩子》），在这里，我仍然要引用这段话语。瓦莱里是这么说的：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被我翻译为工作的这个法语单词，在瓦莱里的法语中是fonction。我希望你们之中学习法语的同学知道，在古老的文章里也可以将其翻译为职能这个单词），就是创造未来。我们呼吸、摄取营养和四处活动，也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进行的劳动。虽说我们生活在现在，细究起来，也是生活在融于现在的未来之中。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
“有关未来的这个定义做得确实非常出色，因此，我似乎没有必要另外加以说明。我只是想把该讲演中的这一段话语送给北京的年轻人，而且，回到日本后如果得到讲演的机会，也会把今天这段话原样传达给东京那些年轻人。
“下面，我要讲述这一段话语现在在我身上唤起的几个思考，从而结束今天的讲话。首先，我想请大家注意我所引用的瓦莱里这段话的结尾处。我再读一遍，就是‘即便是过去，对于生活于现在并正在迈向未来的我们也是有意义的，无论是回忆也好，后悔也罢……’这一处。
“关于过去，唤起回忆也好，后悔也罢，如果确实具有意义的话，那又是怎样一种意义呢？我在这样询问自己（这也是瓦莱里询问作为自己晚辈的那些年轻的法国人、法国的青年和少年的问题，因为这正是面对他们而进行的讲演）。然后，我想出了自己的答案。瓦莱里进行这场演讲那一年，他已经六十四岁了。作为已然如此上了年岁的老人，他本人当然拥有各种各样的回忆。瓦莱里知道，已经步入老境的自己如果只是回顾流逝了的过去，只是回忆年轻时曾有过这样或那样快乐的往事等等，是不可能产生积极意义的，也不可能在自己的人生中产生足以生成新因素的力量。
“那么，后悔又如何呢？自己在年轻时曾做过那般愚蠢的事情，曾对别人干下残酷无情的事情……现在回想起这一切便感到后悔了。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上了年岁后都会想起这样一些往事并为之而后悔。作为一个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但是，如此这般地后悔就能够产生出积极意义吗？对于生成某种新因素就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吗？不还是没有积极意义、不能为生成新因素而发挥作用吗？只是一味沉沦于对过去所做坏事而引发的痛苦、遗憾以及羞愧的回忆之中，后悔自己如果没做下那坏事就好了……“但是，瓦莱里的思考却已经进入了另一个层次。瓦莱里认为，我们生活于现在，而生活于现在即是在迈向未来；我们现在生活着，呼吸着，摄取着营养并四处活动，这都是为了创造未来而从事的劳动；我们生活于现在，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创造未来；因为，这是为了自己，为了社会，为了国际社会，为了国家，为了世界……
“瓦莱里告诉我们，在这种时候，对过去的回忆才会产生意义，将恢复我们曾经失去的真善美，使得未来比现在更为美好，更加丰厚；在这种时候，后悔也将产生意义，使得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就要开始创造美好的未来。
“我认为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我从内心里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北京的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你们。同时，我也想把这些话语赠送给东京那些年轻人、甚至尚处于孩子年龄的他们。
“现在，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精神领域非常重要的深处的关系，究竟出现了哪些恶变？出现了哪些具体而直接的恶变？那就是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了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在今年8月15日进行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其实，较之于小泉首相本人一意孤行的行为，我觉得更为可怕的，是在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之后，由日本几家大报所做的舆论调查报告显示，认为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挺好的声音竟占了将近50%。
“小泉首相很快就要离开政权，作为其最后的演出，他于8月15日参拜了靖国神社。可那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作为已经过去的事物，挺好！很多日本人也许是以过去时态发出了这种支持的声音。
然而，我却无法忘却瓦莱里所说的那些话语——人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创造未来，准备未来。我是一个已然七十一岁的老年小说家，我深为不远之未来的日本人的命运而忧虑，尽管那时像我这样的老人已经不在人世。而且，我，还有我们，被一种巨大的悔恨所压倒，那就是没能在日本与中国、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上达到目的并迎来巨大转机。
“然而，你们是年轻的中国人，较之于过去，较之于当下的现在，你们在未来将要生活得更为长久。我回到东京后打算对其进行讲演的那些年轻的日本人，也是属于同一个未来的人们。与我这样的老人不同，你们必须一直朝向未来生活下去。假如那个未来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么，在那个未来世界里必须承受最大苦难的，只能是年轻的你们。因此，你们必须在当下的现在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我憧憬着这一切，确信这个憧憬将得以实现。为了把这个憧憬和确信告诉北京的年轻人以及东京的年轻人，便把这尊老迈之躯运到北京来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已然七十一岁的日本小说家，要把自己现在仍然坚信鲁迅那些话语的心情传达给你们。七十年前去世的鲁迅显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我和你们约定，回到东京以后，我会去做与今天相同的讲演。
“唯有北京的你们这些年轻人与东京的那些年轻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解，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友好合作之时，鲁迅的这些话语才能成为现实。请大家现在就来创造那个未来！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