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生平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
1941年入大濑国民学校就读，1944年丧父。战争结束后，大江健三郎于1947年进入战后设立的新制中学——大濑中学接受民主主义教育，并以同年5月颁布的新宪法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
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翌年转入县立松山东高中，在校期间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
1955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在渡边一夫教授的影响下开始阅读萨特的法文原作。同时大江健三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于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并获该报“五月祭奖”。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相继发表了习作《死者的奢华》、《人羊》和《他人的脚》等短篇小说，其中《死者的奢华》被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该作品显现出作者“异常的才能”。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学业，从东京大学法文专业毕业，其毕业论文为《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同年，他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和随笔《我们的性的世界》等作品。
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与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长女伊丹由佳里结婚，积极参加“安保批判之会”和“青年日本之会”的活动，明确表示反对日本与美国缔结安全保障条约，并因此与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严重对立。在这一年里，大江健三郎还发表了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虚构性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也于9月开始在《新潮》杂志连载。大江健三郎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较浓厚的民主主义色彩，反映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思索。
1994年瑞典文学院以其作品《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授予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宣布，日本文学家大江健三郎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并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将生命和神话凝聚在一起，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惑和不安”，认为大江健三郎“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手法，勾勒出当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大江健三郎成为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获奖辞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
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尼尔斯历险记》（《骑鹅旅行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待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
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homme！”。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20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口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
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说，与26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71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叶芝使他的作品在21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50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社会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灌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社会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语）。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
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暧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
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他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C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 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并驾齐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暧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in和nocea组合而成，即没有瑕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20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
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做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获奖时代背景
1994年10月1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于大江获奖，瑞典文学院宣称，大江“以诗的力度构筑了一个幻想世界，浓缩了现实生活与寓言，刻画了当代人的困扰与怅惘”，强调大江“深受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通晓西方现代派传统，开拓了战后日本小说的新领域，并以撞击的笔触，勾勒出当代的人生况味”。日本文艺评论家则认为，26年前川端以日本古典抒情美，令西方人士耳目一新；大江则以西方现代派风格与国际接轨，博得评委的青睐。
大江的前期作品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影响，后期对美国作家诺曼·梅勒所鼓吹的观点产生共鸣，并借鉴结构主义进行创作尝试。1957年，他在东京大学学习期间以《奇妙的工作》在文坛脱颖而出，被文艺评论家平野谦誉为“当代艺术性很高的作品”。短篇小说《死者的骄傲》，为他赢得了“学生作家”“川端康成第二”等美称，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甚至说大江是日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获奖时，大江正在执笔系列小说《烈火中的绿树》的最后一部《伟大岁月》，前两部《直到救世主被殴打之前》和《动**不安的侵犯》已先后发表。大江的长子1994年为31岁，呱呱坠地时患脑功能障碍，他在父母精心照料和关怀下，潜心学习作曲，已于前年推出第一张激光唱片。大江对长子的骨肉情深，在《个人体验》和《烈火中的绿树》中都有所描写。它所含的内在文化隐喻，在于蕴寓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身遇不幸而顽强挺住的悲壮，以及人与人之间由精神、情感、品味汇聚而成的一缕胸襟。这也是他获奖的一个缘由。
大江健三郎年表
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今内子町大濑），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间排行第三。
1941年4月，入大濑国民学校读书。
1947年3月，大濑小学毕业。4月，入大濑中学。1950年3月，初中毕业。4月，入爱媛县县立内子高中。
1951年4月，转学到爱媛县立松山东高中。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与电影导演伊丹万作之子伊丹十三结成至交。
1953年3月，高中毕业，赴东京参加大学考试。入补习学校一年，准备大学考试。到东京后不久，参观代代木日本共产党总部。
1954年4月，考入东京大学文科。9月，创作话剧剧本《苍天哀叹》。
1955年9月，在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基础教育部）学生杂志《学园》上发表作品《火山》，获银杏并木奖。创作剧本《夏日休假》。
1956年4月，升入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1957年5月，在《东京大学新闻》上发表《奇妙的工作》受著名评论家荒正人举荐，获“五月祭奖”。8月，短篇小说《死者的奢侈》在《文学界》上发表，成为日本纯文学界最重要的“芥川文学奖”的候选作，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个短篇显示了作者“异常的才能”。
1958年1月，中篇小说《饲育》发表于《文学界》。2月，发表短篇小说《人羊》、《搬运》。短篇小说集《死者的奢侈》由文艺春秋新社出版。6月，发表长篇小说《揠芽杀崽》、短篇小说《看之前就跳》；讲谈社出版《揠芽杀崽》。7月，发表短篇《黑暗的河沉重的桨》；《饲育》获当年第三十九届“芥川文学奖”。10月，新潮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看之前就跳》。因突然开始作家生活，写作过于紧张，服用安眠药过度，几至中毒。
1959年1月，开始连载《夜啊，你慢慢地走》。7月，中央公论社出版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8月，《文学界》连载《青年的坏名声》。9月，中央公论社出版《夜啊，你慢慢地走》。10月，结识青年音乐家武彻满，对其日后的创作产生影响。
1960年1月，《勇敢士兵的弟弟》。创作广播剧本《昏暗的镜子》； 5月，新潮社出版短篇小说集《孤独青年的休假》。6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青年的坏名声》；筑摩书房出版新锐文学丛书《大江健三郎集》。9月，《新潮》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
1961年1月，发表《十七岁》。2月，发表续篇《政治少年之死》。
1962年1月，新潮社出版《迟到的青年》。5月，发表短篇小说《欲求不满》；随笔《对性犯罪者的关心》。8月，新潮社出版游记及对谈集《世界的年轻人》。11月，发表中篇小说《呼救声》；每日新闻社出版游记《欧洲的呼唤·我们的呼唤》。
1964年4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日常生活的冒险》。11月，《个人的体验》获第十一届新潮社文学奖。
1965年6月，发表《冲绳的战后世代》；岩波新书出版《广岛札记》。
1966年4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集》6卷。
1967年1月，《群像》连载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7月完）。
1968年2月，《文艺》连载《靠打猎生存的祖先》。10月，文艺春秋新社出版第二部随笔集《矢志不渝》。
1969年4月，新潮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请指给我们疯狂地活下去的路》。7月，次子樱麻出生。
1970年7月，新潮社出版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力》。
1972年1月至翌年2月，《群像》连载长篇评论《同时代的战后论》。2月，文艺春秋出版随笔集《鲸鱼灭绝的日子》。
1973年2月至翌年1月，《群像》连载《进入状况》。讲谈社出版《同时代的战后论》。9月，新潮社出版《洪水涌上我的灵魂》（上、下）。12月，《洪水涌上我的灵魂》获第二十六届野间文艺奖。
1976年5月，新潮社出版《凭借语言状况·文学》（合编）。10月，新潮社出版《替补队员手记》。
1977年9月至翌年2月，新潮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2期·全六卷，各卷末附评论《我的缓刑期》。
1978年1月起，两年内担任《朝日新闻》的《文艺时评》主笔。
1979年1月，发表《想象中的柳田国男》。11月，新潮社出版《同时代游戏》。
1980年6月，岩波书店出版短篇小说集《现代传奇集》。11月至翌年8月，出版著者自编《大江健三郎同时代论集》（共十卷）。
1984年12月，文艺春秋社出版《舶口何杀死树》。
1986年10月，岩波书店出版长篇小说《MBT与森林神奇故事》。
1987年2月，出席莫斯科和平圆桌会议。9月，发表在巴黎、东京讲演的基础上改写的评论《（明暗）的构造》和《渡边一夫的今日性》。10月，讲谈社出版长篇小说《致令人难忘的岁月》。
1988年1月，岩波书店出版评论《为了新的文学》。5月，讲谈社出版评论集《最后的小说》。9月，岩波书店出版长篇小说《吉尔普军团》。10月，在比利时鲁本大学讲演。发表《梦里的师傅》。
新潮盒式录音带、讲演《时代与小说·一个无信仰者的祈祷》发行。
1989年1月，发表《人生亲戚》。4月，新潮社出版首次以女性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人生亲戚》。翌年获得伊藤奖。获欧洲共同体设立的犹罗帕利文学奖。同年，《万延元年的足球》瑞典文版出版。7月，发表小说《再会，我最后的和平》。
1990年1月，参加加利福尼亚大学桑蒂哥分校的研讨会。发表《治疗塔下》。岩波书店出版《治疗塔》。6月，发表《自动偶人的噩梦》。7月，发表《小说的悲哀》。9月，发表新井敏记采访专辑（三部）第一部《最初的小说为了新的小说家》，10月，第二部《最初的困难为了新的小说家》；10月讲谈社出版小说集《静谧的生活》。重任芥川奖评选委员。11月，发表第三部《最初的模式为了新的小说家》。
1991年11月，岩波书店出版《治疗塔》续篇《治疗行星》。12月，日本广播出版协会出版《广岛的“生命树”》。
1992年4月，担任《朝日新闻》“文艺时评”栏专栏作家，持续至1994年3月，所撰评论表示出对中国“文革”后文学的关注，认为从中国青年作家莫言等的小说日译本可以看出潜藏着破坏旧文体的力量。5月，讲谈社出版《我那时真年轻》。9月，岩波书店出版《人生习惯》。长子大江光的CD《大江光的音乐》发行。
1993年6月，《请指给我们疯狂地活下去的路》在意大利获蒙特罗奖。11月，新潮社出版《等到救世主挨揍的那一天·燃烧的绿树》第一部。12月，岩波书店出版随笔集《新年的问好》。
1994年8月，新潮社出版《天摇地动·燃烧的绿树》第二部。10月13日获诺贝尔文学奖。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拟议颁发的文化勋章，引起社会争论。12月，发表诺贝尔获奖纪念讲演《暧昧的日本的我》。《个人的体验》由朝日新闻社出版。
1995年1月，发表与安江良介对谈《难改初衷》。岩波新作《暧昧的日本的我》出版。获得朝日奖。2月，讲谈社出版随笔集《康复的家族》。3月，新潮社出版《大大的太阳·燃烧的绿树》第三部。
1996年1月，岩波书店出版讲演集《来自日本的“我”的信》。
4月，讲谈社出版随笔集《松缓的羁绊》。5月，新潮社开始出版十卷本《大江健三郎小说》。
1997年5月，回国。在美期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空翻》。
1998年4月，新潮社出版《我这个小说家的创作方法》。
1999年6月，讲谈社出版长篇小说《空翻》（上、下）。从11月起，赴德国柏林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日本作家的现实》。
2000年6月8日，被哈佛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0月，在《周刊朝日》上连载《在自己的“树”下》。12月，讲谈社出版《换孩子》。
2001年3月16日，与三木睦子等共同发表声明，要求对“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做出不合格的鉴定。
2002年2月，《朝日新闻》发表《与萨义德的通信》。4月，日本NHK播放与中国作家莫言对话《文学应该给人光明》。
获奖当年世界大事记
（1994年）
2月17日，美洲国家组织17-19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特别大会，34个美洲国家的外长、副外长或代表出席，签署了加强地区和共同克服贫困的文件。
4月26—29日，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
6月18日—7月17日，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成功举行。第15届世界杯足球赛在美国举行，来自五大洲的24支球队参加角逐。巴西队力挫群雄捧走金杯，成为历史上第一支四次夺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
7月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逝世，享年82岁。
7月16—22日，彗星和木星相撞。一颗名为苏梅克·列维9号的彗星断裂，21块碎片相继撞击木星，总撞击能量相当于40万亿吨TNT的爆炸当量，其中最大碎片撞击产生的烈焰高达1600公里。这是人类第一次观测到大规模的天体相撞。
7月31日，海地危机爆发。
8月月15日，15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坦桑尼亚举行特别仪式，正式宣布解散非统组织解放委员会。
9月20日，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访问罗马尼亚，双方签署友好关系和合作条约。圣马力诺大议会选举天主教民主党人伦佐·吉奥蒂和社会党人卢恰诺·恰瓦塔共同担任国家元首。
11月15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通过《茂物宣言》。第二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附近的茂物举行12月8日，东南非22国首脑会议8-9日在马拉维首都利隆圭举行，会议批准成立东南非共同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