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老板之所以在学历与写作问题上引经据典，其实不光是说给岑志博听的，还有表彰韩午夜的意味。所以，岑志博只觉得醍醐灌顶频频点头，而韩午夜更是摇头晃脑得意洋洋。这时，刚才攻击岑志博的一个人说：“老板，写作的事全是个人情绪的自然流露，你咋还求爷爷告奶奶？挤牙膏挤出来的文章能打动读者吗？”于是，又有人转回目标，叫喊：“让‘爱国的孙子’滚回中国吧！国外不需要你！”有的人始终缄口不语，说不清他们的立场是怎样的。他们在“玩儿深沉”，在深藏不露。岑志博暗想，这些不说话的人，既然不肯声援我，内心也一定是不磊落的，他们在权衡利弊，然后见风使舵，随时准备倒向风硬的一边。要防着他们。散场以后，老板单独留下了岑志博，说：“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你是偏才，也是大才，我从你的文章看出你潜力极大。记住，‘爱国’在国外不是什么好词儿，要尽量回避。骂几句才更正常。但你用不着骂祖国，骂家乡父老总是平安的。我说的骂并不是爆粗口，而是揭他们的短儿，抨击他们的腐朽落后。我给你双倍稿费。”人总有马失前蹄和犯糊涂的时候，岑志博因为“钱紧”，写出一篇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多伦多的暖冬》，描写一个因在国内备受打击而想尽办法来到加拿大的华人。被报社老板分两次，整版刊登在报纸上了。得到了够买两条烟的稿费。
岑志博出于感谢，在一个台湾人开的餐馆回请老板。他边请教边点了几个客家菜，餐馆不允许喝酒，要了两杯高山茶，慢慢吃着，喝着，聊了起来。老板说，他早年毕业于国内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到美国纽约大学拿下计算机、通讯专业硕士学位，任中学教师，几年后转到美国费城一个朋友处落脚，编辑华文报纸。因美国社会治安欠佳，又辗转回到加拿大。一直以来关注国内外华人文学，偶尔也写一点网评，因不想得罪人，故笔名很多。岑志博道：“您在北美地区打拼多年，很想听您谈谈对北美文学的印象。即使是一家之言的话。”岑志博并无意于文学，因为他的志向只是冥冥之中的那个“理想国”，文学属于个体劳动，与理想国相去甚远，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老板“制造”话题，给老板说话和发挥的机会。老板说：“咱随意瞎说，你不要拿出去发表啊。”岑志博道：“那是一定的。”老板道：“权做抛砖引玉吧，不妥之处海涵，并敬请批评。我在美国学习工作过，并不是多么热爱美国，只是为了追求高收入。在美国那种国度，学文科的能有什么前途？除非你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这一点务必说在前面。而我属于‘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不可能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因为我打小受的是国内的教育，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已经根深蒂固，要改变非常之难。加拿大比美国好，好在价值观上比美国模糊。加拿大提倡多元文化，并在法律上予以明文规定。这也是国情决定的，加拿大有着世界上诸多民族和种族，各种文化五花八门，五光十色。加拿大加上美国，等于涵盖了‘北美’的地域概念。北美的文学爱好者很多，少数是职业作家，多数是业余写手。不提港台，单说大陆来的华人写手，无论是职业还是业余，也无论有影响还是影响甚微，给我的总体感觉是‘没什么分量’，怎么高估也高不上去。”
岑志博道：“是这样吗？我咋感觉北美地区的各种文学活动姹紫嫣红呢？”老板道：“那都是表面现象，晃人的。深究不得。首先看看北美写作者的人员构成：1，来北美求学的年轻人，学成后为求高收入定居下来，生活和工作稳定后写起文学作品；2，政治异见者，为躲避国内封杀来到北美，专职或业余写作；3，儿女在北美，做为父母亲来探亲久住或退休后投奔儿女干脆办了绿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写作；4，企业家在国内赚了钱，怕保不住钱财到北美办成投资移民，稳定后开始写作；5，通过中介来北美的劳务人员，生活工作稳定有绿卡后，开始业余写作；6，有问题的官员为躲避追究携巨款来北美落脚，闲来无事也写作附庸风雅；7，国家委派的大外宣工作人员，进行基本专职的写作。（加拿大还有一个庞大的底层华人劳务群体，包括‘打黑工’的，但这些人很少有写作的）等。这些人组成了众多的各式各样的纯民间的文学社团和协会，主席、会长一抓一大把，各种事关写作的讲座、评奖、作品汇编也十分频繁。看上去热热闹闹。其实，都浮在表皮，有价值的作品少之又少。因为，这些人基本都进入不了北美的主流社会，而进入主流社会担任国家、州、市级官员、议员及重要部门、岗位的要员者，基本都不进行文学创作。不在主流社会，创作的文学作品就只能写些边边角角，浮皮潦草，鸡零狗碎，串皮不入内。有一个情况不容回避：北美国家与中国的意识形态迥异，乃至格格不入，进入北美主流社会意味着认同北美的意识形态（多为反华），做为华裔，来自中国的人员即使斗胆敢于写出迎合北美意识形态的作品，做了反华的传声筒，又有多少人认可？又有多少价值？这是北美文学的悲剧和死结。
岑志博道：“这么说，北美文学写作和‘自娱自乐’差不多？”老板道：“差不多。而就文学创作的规律而言，要求作者有必要的知识结构，写作功底，不是单凭兴趣，还需要勤奋加天赋，需要深入生活，深谙生活内里的逻辑与规律，内涵与细节；若是长篇的宏大叙事，还要求家国情怀，‘文以载道’。而上述那些人，即使写作队伍十分庞大，也很难胜任。到头来说是‘一地鸡毛’不太好听可也差不多。到异国他乡求学、落脚、求职、发展，必然十分艰辛；异见者也莫不如此。如何还有大量精力去‘深入生活’，而且，异国他乡，值得你深入生活吗？异见者、美国的华人作家哈金用英语写作，算是写出一点名堂，但国内是不接受不认可的，原因明摆着：他都写了什么？不错，他的短篇小说《光天化日》获欧康纳国际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好兵》获海明威文学奖，长篇小说《等待》拿下象征美国文坛最高荣誉之一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但他曾申请回国探亲仍然遭拒。另一个用华文写作的严歌苓，写的全是国内的故事，她常年居住在美国，何来时间和精力深入中国的生活？依靠看资料，难免惹上‘抄袭’的争议和麻烦，她也确曾被人起诉过。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者陈河的《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浙江省‘郁达夫中篇小说奖’，算是得到国内华人文学界的认可，故事内容与他在阿尔巴尼亚经商经历相关，可圈可点。但同时获得该奖‘提名奖’的美国华人作者陈谦的中篇小说《特蕾莎的流氓犯》，也写的是国内的故事，却难以回避其生活积累的捉襟见肘的痕迹。其他大量不知名写作者大多写自己在海外求学、求职、求绿卡的曲折和不容易，得到以后的庆幸和欢欣……这是什么情怀？有什么分量？即使自己的社团、协会给自己评奖，有什么意义？加拿大方面的张翎写的长篇小说《金山》算是分量较重的作品，却也涉嫌素材来源争议。而这部作品写的是一百多年前少数华人劳工来加拿大冒险‘淘金’修铁路九死一生的故事。这样的题材比之泱泱中华的民族解放、国家振兴、百姓民生等宏大叙事，分量在哪？充其量读者会当作探险故事来看。因为这种故事除了嘲讽是时朝政无能和剥削压迫（这种臆断，也未必是原作主旨），实在与国家命运、民族大义无甚瓜葛。按照国内的价值观判断，这些作品能登大雅之堂吗？”
岑志博道：“难得您身在北美而文学观还如此传统！我以为，严格地说，只要是写人性的作品，只要写得好就有价值；而华人写的华人故事（包括华人与其他种族交集的故事），不论身在哪国，成功的便是华人文学的有价值之作。不一定非要‘主旋律’。但那‘成功’需要主客观条件的具备，兼有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耗神和精雕细刻。而北美这样完全商业化的地域，时间就是金钱，谁有这样的条件和耐心呢？”“所言不差。北美的中文写作者，尤其绝大多数的业余作者，需要打拼才能生存，打拼过程中多有不顺和郁闷，于是就想倾诉，把自己写的东西发到网上，是分分钟的事，发完也就等于倾诉完了，倾诉完了心情就不郁结了，谁还去思考是否具有多少内涵和含金量？海外写手在国内报刊发作品，也完全靠的是关系和人脉，即使写得非常之好（其实这种作品少之又少），没有人脉单凭自己盲目投稿也是泥牛入海。所以，有关媒体披露的海外华人某作家在国内大刊发表过什么作品，是海外华人作家佼佼者，这种判断和宣传往往并不属实。有的鼓吹，还因为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有资本背后铺垫的有意为之。在整个海外华人文学的阵营来看，北美华人文学算重头戏，实属重镇。文学重镇的特点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华人文学便可推而想之。北美（海外）华人文学存在理不直气不壮的先天‘胎里带’缺陷问题，盖因为国内意识形态使然。一般的舆论皆认为：你既然爱国，出去干什么？你选择海外生活（意味着不爱国），能写出爱国的作品吗？不爱国的作品意味着数典忘祖，从道德和人品上都是站不住的，还有什么价值可言？”
岑志博频频点头，继而说道：“听您说话，仿佛又有了国内的课堂上的感觉。亲切而实在。不过，以我自己为例，还不至于这么悲观吧？”老板道：“至少是不容乐观。其实出国人员也是各式各样的，前面归纳过出国人员的类型，还可进一步简化为两类人：一类是单纯求学、求职、求高收入者；另一类是异见者、心有余悸或不满者。前一类好理解，后一类较复杂。为什么会产生异见？对哪些事心有余悸？对什么不满？就笔者直接、间接接触的各方面人员看，异见者多为理论和意识形态原因；心有余悸者多为经历过或了解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不满者主要是针对国内官僚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和固化、贫富差距严重；对国家体制是不是‘大一统’和‘举国体制’倒并不是多么上心。因为身在异国他乡而被国内主流舆论忽略乃至藐视和排斥，连同他们的或多或少有价值的观点、主张一起忽略乃至藐视和排斥了。从目前国际形势看，意识形态的异同并非国与国之间交恶的理由，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遏制中国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主张‘共产主义’，主张‘公有制’（俄罗斯已经完全演变为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一个核力量雄厚对美国的一家独大形成威慑，另一个发展迅猛，也构成对美国一家独大的威慑。多年来美国信奉‘丛林法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维护一家独大的局面而四处出击，极不安分，加拿大是美国的小兄弟，历来跟着美国跑。我过去在美国享受较高收入，但并不与美国国策苟同。在北美，除去死硬的（华人）反华者和大外宣工作人员，一般正派的华人写手和作家，思想和内心应该是尴尬和撕裂的。”
岑志博摇了摇头，感觉话题似乎有些走进窄胡同了，偏激便在所难免：“您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老板道：“是的。在当今紧张、动**、危险的大国关系和地缘政治氛围中，凡是能够在北美安之若素或得吃得喝的华人，本身就意味着对本国艰难处境的疏离和漠视，意味着对家国情怀的些许淡化与轻慢；我也不能例外。我为此汗颜。苟且偷安总是内疚的。按照中国（华人）‘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那个‘道’是什么？不就是现在中国人讲的‘家国情怀’吗？没有家国情怀的写手有可能写出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吗？绝无可能。推而想之，身在北美的大外宣专职写手，越是尽责越要强调纯洁和单一性，写得出冷静观察、公正判断、内涵丰富的作品吗？而离开了冷静观察、公正判断、内涵丰富的文学作品，还有价值吗？须知长于反映一时一事的媒体舆论与全方位反映北美华人生活的文学作品是不可同日而语、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岑志博禁不住问：“难道北美文学没有亮点和例外吗？”
老板道：“当然有。身在加拿大的一位华人作家李彦，于某大学的孔子学院任院长，曾经写出一系列事关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和加拿大共产党的事迹、故事，是北美华人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叙写白求恩，是个很好的文学切口，也表明了李彦这位作者的心志。因为白求恩是在中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到中国去支援抗战的，而且牺牲在中国。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据说李彦最近又在翻译美国学者托马斯·亚瑟·毕森的报告文学《1937，延安对话》。她说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还是中国人民十分熟悉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李彦的翻译必将得到国内舆论的高度肯定和赞赏。李彦的写作路线与其他北美写手、作家截然不同，或者说，李彦更多地承担了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和职责。其文学意义是别开生面的，具备了国内主流文学和价值观的诸多特征。正因如此，属于个案，涵盖不了当下北美文学的全部诉求，也疏离了当下北美文学的基本愿景。因为，具有亲华倾向的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力量微弱，在北美受到打压，事关他们的文学可以成为北美文学的一部分，但却比例很小。所以，类似《1937，延安对话》这样的作品在北美是否拥有众多读者和拥趸，值得关注。”
岑志博沉思默想起来，饭菜在不知不觉间吃完了，他去银台结了账。两个人站在餐馆门外抽烟，看着前方不断有车前来停好，有人下车走进餐馆。岑志博道：“如你所言，北美华人文学当真任重道远，首先需要找准自己的位置，言自己所言，言自己应该言之言。”老板深深吸了一口烟，吐出来：“是的。北美华人文学和作者多少有点‘妾身未分明’的意味，难以找准自己的文学定位。当然，可能每个北美华人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定位，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准确定位。问题在于代表世界华人主体的国内主流舆论和大多数民众是否认可和接受；还在于国外其他种族怎么看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办成了绿卡或加入了人家国籍，人家就不把你当中国人了，不是的，你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决定了人家仍然把你看作中国人。
类似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尊重多元文化，人家尊重你，但并不是认为你就不是中国人了。这个现实，所有的华人作者应该心中有数。而出以公心、具有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北美华人作者，肯定是存在的，但鉴于国内因为‘维稳’的需要会排斥他们，所以，他们的作品在国内难以畅行无阻，而北美本地除华人外的其他种族，对于中国能否健康良性发展，关心和希冀的人毕竟不多。而华人作者不该受其裹挟，不该自设瓶颈。一些北美华人作者倾诉小情怀、小愿景、小感觉的文学作品，在大国之间生死博弈的危局之下，显得那么无足轻重而不足为论，写不写已经意义不大。”“我该写些什么呢？”“随你所愿。我的诉求属于理想化状态，你不要受我影响。其实，我在实际工作中该怎么干还得怎么干，在异国他乡混饭吃，‘混’这个字很有内涵。”岑志博联系自打认识老板以来他的所有表现，感觉老板说话做事左摇右摆，翻来覆去，自相矛盾。想必内心十分纠结。便陪上笑脸，还笑出声来。很有些故意恭维和捧场的意味。老板却说：“你甭笑，这是真的。”
不期而遇或不速之客，都是指意料之外发生的事。甘子颀结婚后为了让孩子有个加拿大国籍，借着旅游，把孩子生在了多伦多。她原本想弄个美国国籍，但听别人说美国好是好就是太乱，很多人有枪，一言不合就有可能给你一枪，过惯养尊处优日子的甘子颀怎么受得了？加拿大虽不如美国富裕，但加拿大安定，持枪杀人的极少。所以，她在预产期跟团旅游到了多伦多，没几天就生了孩子。当然，事先她已经和带团的导游串通好了，该摆平的都摆平了。在养月子期间，她觉得无聊，就让老公敛来一摞报纸浏览：多伦多很少卖报纸的，报纸都是摆放在各超市门口的架眼儿上，顾客随便取用。而报纸维持开销，靠的是各种广告，所以报纸上的广告非常多。说不期而遇真是不期而遇，甘子颀在报纸上读到了岑志博的小说。她敏感地发现，这是一篇“贬低”家乡父老的“揭短儿”小说，她立即给姐夫冯亢龙打电话，诉说这个“喜讯”：“你不是最恨岑志博这个假才子吗？他现在跑国外来了，开始写反华小说了。”然后让老公把报纸打包寄回了国内，交到冯亢龙手里。冯亢龙读了之后，也是喜出望外，急忙交给甘子宜看，甘子宜道：“我有个亲戚在公安局工作，咱们应该报案，岑志博几时回国，几时实施抓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