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的天气很不规律，进入三月的春季以后，天气应该转暖，但实际上风雪交加的天气却十分频繁，让岑志博心疼藏身垃圾站库房的那个“小灰儿”。“小灰儿”这个名字是他起的。库房的大门是上下拉动的，清洁员进进出出以后都会给“小灰儿”留门，就是在门的下部留一道缝，足够“小灰儿”出入而不拉到底。自从喂上“小灰儿”，岑志博每天晚上都会站在阳台朝那道门缝观看，因为一到晚上库房里的灯就会亮起来，如果“小灰儿”出入便可看到，他既希望“小灰儿”出来大小便，能够目睹一眼；又不希望“小灰儿”随便乱跑，因为外面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同屋的另一个租房者是个印度裔的小伙子，见他如此痴迷，开起玩笑：“Is that a female cat（那是一只母猫吧）？”岑志博气愤道：“ Go away（滚一边去）！”果然，一天晚上，岑志博看到一只小浣熊弓着腰走进垃圾站，正在觅食，翻找掉在地上的垃圾袋，恰巧“小灰儿”从门缝钻出来，大概是大小便，不出来不行。小浣熊发现了“小灰儿”，立即在垃圾站的小院里追逐起来，“小灰儿”在慌乱中忘记钻进门缝，而在小院里四处乱窜，十分惊慌。岑志博急忙穿上外衣，拎了拖把下楼，要赶走小浣熊。可是，当他气喘吁吁赶到现场，早已一切风平浪静，小浣熊和“小灰儿”都没了踪影。“小灰儿”是不是回到库房里面了？不得而知。他只得惴惴不安地返回了。转天一早，他照例去垃圾站库房门缝处送猫食和清水，然后蹲在稍远的一处等待，果然，“小灰儿”小心翼翼地接近食盆，吃起来。还好，没出意外。
但是，几天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岑志博前来喂食，而“小灰儿”迟迟不来进食，早上送去的猫食直到晚上也完好摆在那里。他着急起来。转天一早，他守在垃圾站，见到清洁员来了，急忙讲明情况。清洁员是个阿拉伯裔的年轻人，态度很好，告知“小灰儿”有可能去地下车库了，因为垃圾站库房的后门连着地下车库。他带着岑志博打开地下车库的门，让他进去找找看。于是，岑志博在浩大的地下车库走遍了所有的角角落落，挨辆车的车下都看了，一声声地叫着：“小灰儿！”“小灰儿！”焦灼的心理难以言表。不远处有人停好车，问他找什么，他说找一只流浪猫。那个人十分惊讶：“为一只流浪猫？”遂竖起了大拇指。而他顾不上搭讪，急忙走开，继续寻找了。因为，“小灰儿”已经24小时没有进食了。
铩羽而归以后，岑志博站在阳台等候，眼睛始终盯着楼下对面的垃圾站那个小院。这段时间他还没找新的工作，正好有闲空。晚上，他照例端了盛满猫食的猫食盆和清水前往，在门缝下面看到原先的猫食盆已经干干净净——这么说，“小灰儿”已经兀自返回并进食了！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新的猫食盆摆好，收走空盆，然后蹲在不远处等候。转眼工夫，“小灰儿”果然前来进食了。一场虚惊终于过去。但是，转天一早，他正准备猫食，印度裔小伙子在阳台抽烟时，发现近日遇到一次的“郊狼”再次出现了，而且也在垃圾站周围转悠。急忙把岑志博叫过来观看。岑志博快步来到阳台，看到郊狼正围着几个硕大的垃圾箱转悠。郊狼的体型和力气都足够大，若与“小灰儿”相遇，只一口“小灰儿”便会毙命。但此刻岑志博也不能擅自下楼独斗郊狼，因为，自己也未必是郊狼的对手。只能心情忐忑地捱着时间，祈盼“小灰儿”此刻千万不要出来！终于，郊狼没有觅到食物失望地走了。他赶紧端了猫食盆和清水下楼去。
这样天天提心吊胆不是办法。而他租住别人的房子也不适合养宠物。他到“华咨处”求助查询“宠物救助中心”，总共查到三处，两处是公立的，但都“满员”，不再接收了；一处私立的刚好有一个空额。岑志博赶紧自报家门登了记。然后继续请求“华咨处”帮忙查找哪里能借到抓捕流浪宠物的笼子。于是，笼子也借到了。笼子是粗铁丝编的，十分规范，里面放好诱饵以后，宠物走进去踏上一个踏板，后面的尾门会“咔”一声自动关闭。对宠物没有丝毫伤害。所有的前期工作都做妥以后，岑志博在“小灰儿”需要进食的时间拖延了两个小时，让它更加饥肠辘辘，拎着笼子下了楼。到了楼下，却见“小灰儿”饿得跑出了垃圾站小院，在外面转悠。岑志博便喊：“小灰儿！”“小灰儿！”这是熟悉的送饭来的声音，“小灰儿”闻听便往垃圾站库房门口跑。它已经形成条件反射了。岑志博安放好笼子，打开尾门，在里面放好猫食盆，然后蹲在不远处等候。果然，“小灰儿”先是狐疑地围着笼子转悠，然后被猫食气味吸引，犹豫不决地钻了进去。
为了顺利完成这次行动，岑志博放的猫食是“小灰儿”最爱吃的、气味最香的猫罐头。当笼子尾门如约“咔”的一声响，岑志博走过去。“小灰儿”十分害怕，在里面发出“呜呜”的警告声，并“啪啪”地拍打笼子。岑志博按照提示，用一块黑布蒙住笼子，于是，“小灰儿”安静了下来。他拎起笼子，装进汽车后备箱（此时他已经买了一辆二手车，考了驾照），朝着“宠物救助中心”疾驰而去。这个救助中心是刚刚搬家而来的一处住所，三层的独立别墅，就在路边，周围都是田野。从他租住的公寓楼开车到这里，需要40分钟。在这里工作的六七位大姐各人种都有，全是有爱心的义工，为首的所长叫Donna（唐娜），是年近八十的一位白人阿姨，絮絮叨叨地跟岑志博讲了很多事关这项工作的各种难处。岑志博十分理解，把家里剩下的多半袋猫粮和一大摞猫罐头，悉数赠给救助中心，并按要求缴纳了200加币进门费（尽管他依靠打工存下的体己钱并不多），以后每个月需交25加币，直至来人领养为止。他说不清自己这么做算不算作茧自缚。因为他并不是富人。他看到屋里有很多体量宽大的笼子，里面都有不同品种的猫，还有散养的在身边走来走去的猫。义工大姐们在辛勤工作，忙忙碌碌；宠物们也在安静生活。他终于放心了。与唐娜阿姨办了交接，照了张合影，高兴地离去。他打算每隔一段时间就来此看看，并希望“小灰儿”能够尽快被人领养。
这件事，被岑志博完整写成稿子发到了报纸上，区区一件小事引来热烈反响，很多人给报社打电话，感谢岑志博，并询问救助中心的地址，要领养“小灰儿”。岑志博十分感慨：乐善行善，关键要形成气候。单枪匹马，难以成事。他推想，国内怀抱爱心的人士肯定也不少，只是自己没遇到而已。因为岑志博在报纸上十分活跃，报社在加拿大国庆节（7·1）这天，举办文化沙龙，特别邀请了他。那是一家规模不大却十分考究的咖啡屋。与会者来了二三十位。都是华人。但这些人都说英语，可能为了锻炼听力和口语。因为以岑志博的体会：即使他这种英语水平相对较高的华人，使用英语说话时，说错话、用错语法也在所难免。但一个没想到的问题让他如鲠在喉：这些人里有将近一半是“反华”人士！这部分人一般都四十岁以上，好像国家该他八百吊一样，一肚子的怨气和仇恨。因为岑志博没有倾向性，也成为攻击的目标。他很想中途离席，又不想和报社搞僵了关系——不给报社面子，因为他是报社邀请的重点人物。他不懂得讲究策略，在发言时直截了当指出：“我们不能出了国就骂祖国不好，不能做数典忘祖之人！”这就惹麻烦了。有的人在发言时直接这么说：“姓岑的孙子，你听好，我灭你这种人就像踩死个蛐蛐！”岑志博禁不住要问：“你为什么要灭我？咱们之间无冤无仇，是吧？”“你对那边还有感情，就说明你是我们的敌人！”
说这话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留着背头，从粗粗拉拉的面部表情和衣着看，不是知识阶层的人。事后报社老板说，这个人叫韩午夜，外号“韩五爷”，中学学历，因为语言不过关，只能在华人餐馆刷盘子做小工，已经来加拿大近二十年了。但这个人爱好写作，擅长小品文，是上报率极高的作者，所以，此次沙龙也邀请了他。对他的历史也略知一二，他父亲早年因为什么事被打成“坏分子”，死于运动中的批判会。他为此憎恨一切华人。见了从祖国来的人就咬牙切齿。他尤其对岑志博文章中流露的对祖国的感情不能容忍。他一般并不直接写贬低祖国的文章，但他打击有爱国情怀的华人。这次沙龙，因为韩午夜的引领，变成一次对岑志博的讨伐。一个人这样说：“你说祖国好，为什么还出来？赶紧滚回去不就得了？”另一个人说：“你说祖国好？给你金子了还是给你银子了？既然好，为什么混不下去？”这些问题，十分敏感，表面骂的是岑志博，实际宣泄的是他们自己的胸中块垒。还有一个人说：“如果你不改弦更张，下次沙龙不希望再看到你！”老板没办法，也顺势说：“岑志博啊，以后多写点带‘刺儿’的文章，别总是回避生活。”这时，一个女作者发言，岑志博注意过她，感觉这个人很无耻，她在报纸上连载了两部长篇小说，其情节与国内某知名作家的作品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抄袭了人家的构思。当然文笔、语气是她自己的。聪明的抄袭者都是如此，只抄创意，不抄文字。她说：“岑志博，你现在收入也算可以，写点小资吧，我是把你当小资看待的。”
岑志博心说，你有什么资格指点我？我不论写什么都不会抄别人！我写点小文主要是换点抽烟钱，不行我就把烟戒了。我也不写了。什么“刺儿”啊“小资”啊，都一边呆着去吧。国外的人员构成如此复杂，我惹那麻烦干嘛？谁敢说，屋里坐着的没有“克格勃”（此时苏联已经解体，克格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时，老板又指名道姓说：“岑志博，你的文笔非常流畅，思路非常开阔，写小说吧，我给你开个专栏。”岑志博急忙推辞：“不行不行，我是外语专业毕业，没系统学过文学。”老板当着一屋子人这么说话，可以说给足了岑志博面子，但他这个人一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做事总是喜欢反着。谁知他的推辞，让老板找到新的话头，说：“我倒是学文学的出身呢，北大中文系毕业，可我却写不好文章。当然，我曾经在美国的某大报当编辑，也仅此而已。写作与学历几乎没有必然联系。而中国的国情，包括海外华人社会的人情事理，很容易催生出作家。你从国内出来，肯定和大家一样，体会多多，为什么不写？我举几个写作与学历成反比的例子——当代文学大家鲁迅，中专毕业，比咱们学历都低，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阿Q正传》、《狂人日记》是经典中的经典，谁能比得过？巴金，眼下的中国作协主席，中学毕业，《家春秋》、《雾雨电》，鼓舞了多少封建大院的年轻人走向自由和解放（巴金的继任者铁凝，也是中学毕业）；沈从文，小学毕业，一部《边城》陶醉了一代又一代喜欢梦想的年轻人。及至建国后的‘三红一创’等一系列红色作家，谈学历更是奢侈。且说现在吧，著名作家王蒙，中学毕业，现代派意识流风格的引领者，开一代之先风，《组织部年轻人》让他备尝生活百味；著名作家蒋子龙，中专毕业，改革文学的旗帜，一篇《乔厂长》惊天动地，春雷般响彻天南海北；著名作家陈忠实，中学毕业，一部《白鹿原》从黄土高坡红遍大江两岸；当然，还有当红作家王安忆，中学毕业，道尽知青生活道不尽人间冷暖；话说回来，也有中文系本科、硕士、博士当作家的，但是，他们哪个超越了上述没学历的人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