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的时候找不到椅子，人们把所有的椅子全坐满了。他暗想，这老板忒抠门了，咋不多预备几把椅子？须知这家食品厂年利润两个亿美金，每个月两千万左右。可是，看车间里的一切，都逼仄、狭窄、将就、凑合，所有的部位都不讲排场。这时，一个印度大姐，约摸五十岁左右，主动站起身，把自己的椅子让给他。他以为对方吃过了，就拉过椅子坐下了，大口吃起饭来。谁知大姐又从包里掏出一个饼来，里面夹着菜，站着大口吃起来，却原来，大姐并没有吃完饭，而主动给他让了椅子。他感动了，忙把椅子还给大姐。而大姐还是示意他坐，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可能坐的，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吃起来。岑志博说了一句英语：“谢谢大姐这么谦让！”大姐急忙回话：“以为你不会英语呢，没想到如此流利。”他说：“您的英语也不错。”他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了：大姐的英语有口音，类似国内的侉调。吃完饭到厕所解个小手，就继续忙起来。薄皮的塑胶手套破了，被身边的印度女孩看到，马上拿来一盒让他换上新的，但印度女孩把手套叫做“伊来乌丝”，岑志博知道这个单词是“gloves”,应该发“哥拉乌丝”的音，不觉莞尔。印度人几乎人人都会英语，但却五花八门，不标准。
最累的时候，岑志博看了一眼旁边做小面点的姐姐们，见她们把蛋糕切成小条，上面插上一棵红色的樱桃，一侧再点个红点，活儿干得轻松，像玩儿一样，他想，让我干这活儿多好！但他知道是不可能的，那是正式工才干的，打零工者只能干最累的活儿。越到快下班的时候，来活儿越多，大家全都忙得抬不起头来。大拇指的指盖儿也越来越疼。老板做事很黑，而工友们却互相关照、支援，报团取暖，哪个部位忙不过来，立即来人支援。姐姐们都很漂亮，男人们有一半包头，他们也不嫌热，脑袋上捂着那么厚的缠了很多道的黑色或紫色的深色布巾。多数男人还留胡子，虽然戴着口罩，两颊和下巴往往伸出很长的或黑或灰色的胡须，看似威风凛凛，却又透着邋遢。岑志博注意到，印度人对鞋子要求不高，人人脚下的鞋子都是一般常见的档次不高的旅游鞋，男女都一样。女子的脚都看似比中国女人脚长，似乎和她们祖上没有裹脚的历史有关。男女的平均身高似乎都高于华人。女子基本个个身段苗条——也可能身段粗鲁的老板不要，也未可知。此时岑志博想到一个人口问题：印度的人口已经接近中国，是好事吗？通过在加拿大看到大量的印度人移民到这里，岑志博感觉“人满为患”并不是好事，否则谁愿意“背井离乡”，难道不知道家乡好吗？看看美国那么富裕，而人口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难道他们不知道增加人口是好事，而非要在移民问题上卡那么紧，办个绿卡障碍重重吗？中国人口世界第一，失业率逐年居高不下，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些本科生、硕士生不得不去送外卖，是好事吗？而有些人却还在鼓噪增加人口，一个国家承载人口的能力究竟有多大，难道不研究吗？
快下班的一个小时前，是最累的，厂方似乎知道大家疲惫不堪，下班心切，于是大量的货品推了过来，下班前必须装完盒子。给人们造成一种需要“突击”的氛围。大家已经筋疲力尽，还要怎么突击？这时，老刘和岑志博耳语了一句：“去厕所，不憋也去，抻抻胳膊抻抻腿。”似乎这是名正言顺短暂偷懒的办法——你总不能让我憋着尿吧？岑志博意会了，对领班打了招呼，就走了。这一点，领班还是同意的。但岑志博没有撒谎和偷懒的习惯，因为喝水少，到了厕所挤不出尿来，干站了一会儿，抻抻胳膊和腿，就退了出来，洗了手换了手套，回到岗位。终于熬到了下午的五点钟，他们这些打零工的要下班了，而车间里的正式工还要再干两个小时。岑志博走出车间的时候挨个和男女工友打招呼“拜拜”。对方也给予回应，表情全都友善、真诚。换下工作服，穿了自己的衣服，背了包走出厂子。
同样打零工的老刘需开车把他送回驻地，他需给老刘10加币（来回的价）。这个价码是事先谈好的。谁搭别人的车都没有白搭的，这是加拿大的规矩。老刘的老婆在归途路过超市时，说下去买点东西，让岑志博和老刘稍候。于是，老刘拉着岑志博在停车场抽烟。老刘深吸一口烟，掸掸烟灰，道：“现在我打零工捎带接送别人，在国内我可是有专职司机的。”岑志博问：“在国内当老板？”“不，是局长。”“哪个城市？”“广州。”岑志博想，广州市做为省会城市，局长至少是正处级吧。在国内很可能“吆五喝六”或前呼后拥，到这里就是极普通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者——国内叫做“壮工”或“熟练工”。便问：“你没有心理落差吗？”“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呗。”岑志博点点头，心说，一个正处级尚且如此，我只是一般干部出身，有什么可想不开的呢。又问：“来了几年了？”“七年。”“买房了？”“买了市区一栋别墅，三层的，前后院也挺大。”岑志博不再问了。在加拿大，地价很贵，占地越多，价格越高，前后院很大意味着这座别墅价值不菲。唉。
老刘见岑志博态度诚恳，出言不俗，就说：“累一天了，咱不急着回家，我请你吃‘日本乌冬’。”岑志博暗想，他是“局长”，既然局长请客，那就客随主便呗，便点头答应。老刘的老婆回来后，老刘开着车来到一家规模不大的日本乌冬饭馆。落座以后，“日本乌冬”端了上来，岑志博原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却原来就是一碗面条，面条上顶着两个大虾和一个半熟不熟的鸡蛋，黑色的香菇、红色的胡萝卜片、绿色的蔬菜段、红皮白心的水萝卜等，看上去五颜六色倒是很养眼，他突然一拍脑门：“李局，我想起来了，这‘日本乌冬’源自中国福建尤溪。”因为面热，不能马上吃，老刘挑起一筷子吹气，一边问：“何以见得？”岑志博道：“我在国内翻译过这种资料，里面讲，乌冬面、荞麦面、绿茶面并称日本三大面条，乌冬面更堪称日本的‘国面’。源自中国，发源于福建尤溪，尤溪人叫切面，又称‘大条面’。历史上日本因自然条件限制，多种水稻而少小麦，缺少面食文化。他们的面食文化是受中国和西方的影响而形成，而乌冬面便是因唐朝面食传入日本而产生。据日本香川县的资料和传说，日本弘法大师空海，（西元774─835）由中国唐朝带回了面条的制法。乌冬（udonn) undonn的发音是由unn-donn转变而来的，但是在比较有名一点的老字号，则经常写成另外两个汉字：饂（wen）饨。”老刘吃着面道：“你的知识这么丰富，英语也不错，在印度食品厂打零工太屈才了。”他老婆也说：“回头我们帮你打听着，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岑志博便点头谢过。
岑志博回到家仰躺在**休息，浑身散了架一样，啥都不想干。脑子里想：谁都不要看不起工人，不容易！不信你来试试！同时，他也想起马克思的话：“不要指望雇主发慈悲心”（大意）。但他又想：干什么都需要付出，否则，往小了说如何满足市场需求，往大了说如何创造世界？虽然雇主也要赚钱，甚至以赚钱为目的，但雇主也有想往和难处吧。至少是殚精竭虑地安排一切，各个环节全都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还要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也不容易吧。于是他想到一个早先的话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民众创造历史？他现在的结论是“共同创造历史”，上下不可或缺。岑志博宽慰着自己，他还想，若不如此自我开脱就没法活了。这个印度食品厂给他们打零工的每小时16加币，干8个小时给128加币（相当于人民币704元），够他一个人一星期的低标准消费（包括一天抽半盒烟喝一听啤酒）。说起来也干得过。又有些许安慰。但明天不能再干了，一天站8个小时低着头干活腰和脖子都受不了了，已经发出警示，强行干肯定要“腰间盘突出”，颈椎也该出问题了。他一轱辘爬起来，给中介打电话请求换个工作。中介说，恰巧明天有个给绿地割草的三天的活儿，胳膊累，但每小时18加币，你干不干？岑志博感觉比印度食品厂价高，应该试试，而且，露天干活能适当自由，总比车间里大眼瞪小眼被人监督着干活强吧。
工作面是个商业区，比较大的一片围成圈的多家商店、餐馆，外围全是绿地，内里也穿插着小片绿化处。前来打零工的共两男两女，他们的任务就是把绿地的草割到不高不矮的中层，留得高了等于没干活，留得低了不雅观，主家不干。于是，手持割草器就需要拿捏。这具割草器有十几斤重，右手手持的尽头有汽油罐和微型马达，重量基本全在这边，手持久了便右臂肌肉酸痛。马达“嘭嘭嘭”响起来的时候也是震耳欲聋。继而肩膀也来劲，两个小时下来，右臂快要抬不起来了。马达启动之时，需要拉绳，力道小了不行，不集中也不行，就是说，要会使巧劲儿。而岑志博总是拿捏不好，光在马达启动这个环节，就累得右臂肌肉生疼。而且，没有规定的休息时间，如果你有体力，又做事实诚乐于付出，就会一股脑干下去。岑志博一口气干了两个小时还没停顿下来，右臂已经十分叫劲。偶尔歇口气时，停了马达，两耳便难得地清静一会儿，此时看着广阔的蓝天，深呼一口气，啊，挺爽；但这种活也是累死人，明天无论如何不来了——他就是这么矛盾着。他进而想到，自己身体健康，属于正常状态，尚且时时力不能支，身体再弱一些就根本没法干——而老板当初招工并没说是专干力气活儿，假如他做老板，绝不这么安排，这种近似竭泽而渔的的做法很像不法商人，没有对劳动者的体恤。于是，深深感念杨爵教授“理想国”的设想，那真是来自生活体验的“反制”。
实在累得不行了，小便也憋了半天了，岑志博感觉不能这么对不起自己了，便对工头说：“我要去解个手。”工头说：“去吧。”他便奔了不远处的麦当劳，里面有厕所。周围的商场、餐馆都有厕所。工头也干活也会累，于是偶尔会站住脚抽根烟。但岑志博确实是个实在人，真不会偷懒，解着手还感觉不好意思——以解手的名义消耗工作时间不是他做人的风格，愧疚中解完手竟然忘记洗手，从洗手池旁边经过连看一眼都没有，急匆匆走出了麦当劳，继续拿起割草器干起来。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吃饭，右臂已经筋疲力尽。他长长地出一口气，抹了一把额头的细汗，蓦地发现工头和其他人都吃上了热乎乎的盒饭，唯独自己吃自带的，恰巧他带的是米饭炒菜，时值仲春，多伦多的室外冷风飒飒，饭菜冰凉，在露天地里，却没处热饭去。他只得打手机问老板：“到哪里热饭？这种天气不能吃冷饭吧？”老板说：“咱们是管饭的，谁让你带饭的？”“既然管饭，为什么没有我的？”“你带了呀！”岑志博大脑轰的一下子：合法权益你不争就没人给你。你连工钱都不要才好。急忙说：“你如果不给我买热饭，就给我找有微波炉的地方我要把带的饭热一下！”可能老板不愿意找那麻烦，一个时辰以后，终于给他送来了热乎乎的盒饭。这个老板是中国人，四十多岁的样子，身高接近一米八，五大三粗，身穿带着反光银带的黄色露天专用工作服。看外表没有奸相，做事却像挤牙膏。三个打零工的加工头四个人也全是中国人。工头给大家分活，也带头干，因为熟悉各种机械，他使用开小车的割草机，坐在上面就把活干了。十分轻松。他干不了的陡坡和边边角角的活，都需要岑志博等人使用手持割草器，而陡坡之处人站着都吃力，干活自然更吃力。
身在国外，老板的特点是一样的。说他们“剥削”和“压榨”属于题中应有之义，但他们也是在规则下行事，他们违规也会有法律制裁。即使不违规而只是做事刻薄，时间久了也会落下不良口碑，路会越走越窄。老板们经常是走钢丝，在力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哪边都不得罪。其实这是很难拿捏的，比“不高不低”地修剪绿地难得多。岑志博等几个人因为心眼儿实，活干得快，一天的活不足七个小时就干完了，老板开着车巡游查看质量和进度，他一看活完了立即宣布下班——他提前一个多小时宣布下班，可以少开一个多小时的工钱。大家莫名其妙地收了工，工头给大家点了钱。岑志博拿到123加币。这是不足7个小时的工钱，连零头都算出来了。岑志博一想，比昨天在印度食品厂还合适。算了吧，虽然老板食言，也不计较了。当然，你计较也没用。既然活干完了，你也没有理由再耗满8个小时，是吧。但工头同时宣布，大家明天也不来了，几时来听通知。后面还有两天的工作量，咋会“解聘”大家呢？聪明的岑志博倏忽间就想明白了：老板会重新招人，会按照今天的质量、速度和工作量要求新来的人。新来的人要受点罪了。谁让我们这几个人傻实在，玩了命地干呢，不是给后人出难题了吗？岑志博真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子！
给私人老板打工，说“剥削”和“压榨”似乎求全责备，多数私人老板发家靠的就是这一手，有本事你也去当老板——岑志博浮想联翩，但还是说服自己——假如哪天自己真的做了老板，绝不是这个样子！因为此时他想起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朱逢博演唱的歌曲《尼罗河畔的歌声》，其中唱道：“太阳刚刚爬上山岗，尼罗河水闪金光，家乡美丽的土地上，劳动的人们在歌唱；忘掉你的忧愁和悲伤，唱起美好的希望，用劳动的汗水和歌声，迎接丰收的好时光……”适度的、符合人体承受能力的劳动会带来成就感，而不会让人不堪重负。尼罗河边劳动的人们既然有心思唱歌，说明劳动强度能够接受，乃至绰绰有余，否则，累得臭死，会有心情唱歌吗？一个念想活生生地闯入他的心里：适度（不过力）的劳动还有合适的报酬，是正常人的正当需要，忽视这一点，就是反人道。芸芸众生存在阶级是正常的，而且阶级也是有可能变动的，要避免“阶级斗争”，就不能做激化矛盾、反人道的事。
岑志博歇了几天，又找了一个在华人超市做卫生的活，同时，兼为超市撰写商品广告。此时他突然开悟：在国外谋生，要学会自己推销自己，譬如，人家原本是招个清洁工，他应聘以后告知对方，他英语不错，还能写作。对方问：你说你英语好，好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能全文背诵英文话剧《哈姆雷特》的台词。对方吓了一跳，道：“你既然有这本事，我们超市这底层单位，你能塌下心来吗？”“能，我能上能下。”老板一看，嘬了一阵牙花子，说，你干脆把写商品广告的活一块干了吧，工钱再增加一点。此时，岑志博就开悟了，如果你按照在国内的习惯“内敛”“谦虚”乃至有本事也藏着掖着，那就只能拿清洁工的钱。若说出：“我这也有差距”、“我那也不太好”之类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你请便吧，既然不行你来凑什么热闹？岑志博安下心来，研究超市数千种商品的各种特性，依靠博闻强记，很快进入角色，换取了老板的信任。收入略略高于露天割草。为了谋生，他随时随地学习各种知识，事关生活的五行八作无所不包。知识面迅速扩大以后，开始为好几家华文报纸写稿赚外快。稿费很低，仅够他买烟抽。关于抽烟，他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纸上，题目就是《在加拿大吸烟》：
最近，在加拿大华人超市买了一盒“红塔山”，单价11·25加币，加上消费税1·46加币，共12·71加币，合人民币69·9元。而此烟盒的尺寸要小于国内正常红塔山的烟盒，每支卷烟都比国内正常的红塔山卷烟短三分之一、细三分之一（大体上）。里面烟丝发黑，也有别于国内正常红塔山。我认真抽了一支，品尝滋味，大体相当于国内正常红塔山15元人民币一盒那种。短，细，而且暄腾（松软，松散，不紧实），所以不经抽，只三口就到底了。这种烟是在哪加工的，不得而知，烟盒上没有产地和厂家，原料、配料以及工艺来自哪里，皆不得而知。而从精细的做工看，又不像伪造和“盗版”，而且，一般来讲加拿大超市很少假冒伪劣，从其开具的收据小票，标明正式纳税的商品看，更不可能搞假冒。对此警方曾经一再表示“无论是走私到加拿大，还是在加拿大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都会对合法的企业、政府和纳税人造成经济损失。因为这些假货经常用一些很便宜的材料制成，不符合加拿大标准，所以不仅欺骗了消费者，而且也对消费者的安全造成隐患，违法者将面临100万加币（合550万人民币）的罚款以及最高5年的牢狱之灾。”绝不会像某些国家假冒伪劣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如此说来，香烟一事在加拿大就显得神秘而诡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