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承受”的报答

日本人常说：“最难承受的是义理。”人们必须履行义理，这和他们必须履行义务一样，只不过义理是一系列与义务不同的责任。在英语中没有和“义理”相对应的词。人类学家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发现各式各样奇怪的道德义务的种类，但义理是其中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独有的。“忠”和“孝”在日本和中国文化中都存在，尽管日本人对这两个观念做了修改，但它们和其他东方国家所熟悉的道德指令依然很相似。义理既不是来自中国儒学，也不是来自东方佛学，它是一个日本独有的类别。如果不考虑义理，就不可能理解日本人的做法。日本人在谈论动机、名誉或男男女女在日本遭遇的窘境时，都会不断地提及义理。

对西方人来说，从报答旧恩到复仇，义理的表单上列出了一系列最为迥异混杂的义务（见第107—108页图表）。也难怪日本人从未尝试向西方人解释义理；他们自己的那些全日语词典都几乎不能定义它。我把其中一本词典的释义翻译为：“正当的途径；人们必须跟随的道路；为免遭世人非议而只好勉强去做的事。”一个西方人也许没法领会其中的含义，但是“勉强”一词就指出了义理和义务的不同之处。义务，无论它对个人提出了多么苛刻的要求，至少代表了一系列他应当履行的责任，是他本来就亏欠了亲密家人，以及代表国家、生活方式和爱国心的统治者的。每个人从一出生起，就和亲密家人及统治者有了强有力的紧密联系，因而是亏欠他们的。尽管人们可能在完成义务要求的某些行为时很“勉强”，但义务本身从来不会被定义为“勉强”。而“履行义理”则会引起难以名状的不快。要在“义理的领域”里当一个负债者是最难的。

义理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别。我把一个称为“对社会的义理”——字面意思是“报答义理”——指对他人报恩的义务。我把另一个称为“对名声的义理”，指确保自己的名声和声誉不被他人玷污的责任，有点像德国人捍卫的“荣誉”。“对社会的义理”可以被粗略描述为完成契约关系，与之相对，义务则是完成与生俱来的对亲密家人的义务。因而义理包括背负起对亲家的所有责任；而义务则是一个人对自己直系亲属的义务。日本人称呼岳父、公公为“义理父亲”；岳母、婆婆为“义理母亲”。他们把姻兄弟、姻姐妹称为“义理兄弟”和“义理姐妹”，这种叫法专门用于配偶的兄弟姐妹或者兄弟姐妹的配偶。婚姻在日本当然是一种家庭之间的契约。人们终生都要对配偶的家庭履行契约性责任，即“履行义理”。需要履行的最沉重的义理应当针对安排契约的那一代人，即，双方父母。而重中之重的义理则是年轻妻子对婆婆的义理，因为按照日本人的说法，新娘要搬去生活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岳母的责任虽说有些不一样，但也足够令他害怕了。因为只要岳父岳母有困难，他就不得不借钱给他们。此外，他还必须完成其他一系列契约责任。如一个日本人所说：“如果一个成年儿子为自己母亲做一些事，那是因为他爱她，这就不可能是义理。当你的行为发自内心时，你就不是在履行义理。”有人谨慎周全地履行了他对岳父岳母的所有责任，但其实他只是在尽一切努力避免遭到世人可怕的谴责——“这家伙不懂义理”。

“入赘女婿”的例子就生动且明确地反映了人们是如何感知“对亲家的责任”的。入赘女婿是指“嫁”给妻子的男人。当一个家庭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父母通常会为其中一个女儿招一个丈夫，以传承家族的姓氏。入赘女婿的名字会从他自己家族的户籍上删除，改用岳父的姓氏。他和妻子的家人同住，对岳父、岳母履行义理，在他死后也会和妻子的家人葬在同一块墓地。总之，所有的习俗都严格遵照女人嫁入婆家的模式。为女儿“领养”一个丈夫，并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生儿子；通常，双方家庭都希望能从这桩婚姻中受益。这些婚姻因而被称为“政治联姻”。女方的家庭可能很穷却拥有社会地位，男方可能会用金钱回报自己阶层的提高。或者，女孩的家庭可能很富有，有经济能力为男孩提供教育；男孩作为回报，脱离自己原本的家庭。或者，女孩的父亲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一个公司潜在合伙人。无论哪种情况，入赘女婿肩负的义理格外沉重——但这也是合理的，因为在日本，更换姓氏、加入其他家庭的户籍，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一个入赘女婿为了向新家庭证明自己，在打仗时要站在岳父的这一边，哪怕这意味着杀死自己的父亲。在近代日本，涉及入赘女婿的“政治联姻”几乎给年轻人套上了一副最沉重的枷锁，把他和岳父的生意或者家族财产绑在一起。特别是在明治时期，这种联姻很多时候都是对双方家庭都有利的。但是入赘女婿通常十分厌恶自己的身份。日本有句俗语：“若仍有三合余粮（约0.47升），就绝不要入赘。”日本人认为，这种厌恶正是“因为义理”。如果美国人也有类似的入赘习俗，他们很可能会说，他厌恶是“因为这让他感觉自己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但日本人不会这么说。义理本身就特别难履行，让人很“勉强”，所以，“因为义理”就已足够表达日本人对这种沉重关系的看法了。

不仅仅对亲家的责任是义理，对舅父母、伯父母和甥侄的责任也属于这一类别。在日本，对这样相对亲近的亲戚的责任都不能算作孝道，这便是日本和中国家庭关系的一大区别。在中国，许多类似的亲戚，甚至更疏远一些的，都可以分享共同的资源。但是在日本，他们只是义理亲戚，或者“契约”亲戚。日本人指出，这些人通常从未施恩于你，而你却应该为他们提供帮助；你对他们报恩，其实是在回报你们共同的祖先。这个出发点和必须照顾子女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照顾子女是一种义务，而对这些相对疏远的亲戚的帮助则被归为义理。当一个人不得不帮助这些亲戚，正如同他不得不帮助自己的亲家时，他会抱怨道：“我为义理所累。”

如果谈及伟大的传统义理关系，比起姻亲关系，绝大部分日本人更先想到的是家臣和君主，以及家臣和同伴的关系。一个值得尊重的人应当忠于他的上级和同阶层同伴。这种义理被视作武士的美德，为大量传统文学作品所称颂。在旧日本，在德川家康统一日本以前，人们认为这种美德比“忠”——当时是对将军的义务——更伟大，更珍贵。在12世纪时，一个源氏将军要求一个大名交出他所庇护的敌对领主，大名回复了一封信，至今仍被日本人妥善保存。这个大名表示自己非常讨厌人们指责他没有履行义理，甚至不愿意以忠的名义来违背义理。他写道：“我对公共事务没什么个人控制权，但在值得尊重的人们之间，义理是一种永恒的准则”，甚至超过将军的权威。他拒绝“对值得尊重的朋友做出不忠诚的举动”。旧日本的这种至高无上的武士美德充斥在大量的历史传说中，至今仍在日本广泛流传，还被改编成能乐、歌舞伎和神乐舞蹈。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则传说是关于一个体形巨大、不可战胜的浪人（没有君主，靠自己的智慧谋生的武士），即12世纪的英雄牟庆。牟庆没有任何背景，只有令人称奇的力量。寄身在一个僧院时，他砍杀每个经过的武士，只为了收集他们的剑，筹措资金，来为自己打造一套封建时期上乘的装备。他的举动把僧院的和尚都吓坏了。最终他要挑战的对手是一个在他看来瘦弱、年幼的纨绔子弟。这回他却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这个年轻人是源氏后代，正谋划为家族夺回将军地位。事实上这个年轻人就是日本人爱戴的英雄源义经。牟庆对源义经献上了热忱的义理，并在之后为他立下了无数功绩。但是最后他们败下阵来，率领追随者勉强突破了敌军的严密包围，并且不得不把自己打扮成走遍日本替寺庙化缘的朝圣者。为了掩人耳目，源义经扮作化缘队伍中的普通一员，而牟庆则假装是领队。他们撞见了敌人在他们逃跑路线上设立的关卡，牟庆编造了一长串寺庙“募捐者”名单，并假装从他的卷轴上念出名单。他们几乎蒙混过关了。但在最后一刻，尽管衣着卑微，源义经贵族般的优雅举止还是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他们把化缘队伍重新叫了回来。牟庆立刻采取行动，才完全打消了敌人对源义经的怀疑：他为某件小事斥责源义经，并扇了他几耳光。敌人这回信了。因为如果这个朝圣者是源义经的话，他的任何一个家臣都不可能举起手来对抗他。如此违背义理是不可想象的。牟庆的不敬举动拯救了这一行人的性命。等他们一抵达安全的地方，牟庆就跪在源义经的脚边，请求赐死。他的主人仁慈地赦免了他。

在这些古老的传说中，义理都是发自内心的，不带丝毫怨恨。它是近代日本对黄金时代的幻想。这些传说告诉人们，在那个年代，义理中没有“勉强”。如果义理和忠冲突，一个人可以坚持义理，并受到敬重。当时的义理穿着封建关系的外衣，是人们喜爱的直接人际关系。“懂义理”意味着终生对君主效忠，而作为回报，君主会关爱自己的家臣。“回报义理”意味着对君主奉献一切乃至生命，因为家臣本来就亏欠君主一切。

当然，这不过是幻想罢了。封建时期的日本历史表明，战争时期许多武士都会被敌对阵营的大名收买。更重要的是，如下章所述，君主如若侮辱自己的武士，武士弃他而去甚至投靠敌军，都是传统且合理的做法。日本人热衷复仇的主题，就和他们热衷尽忠捐躯的主题一样。这两者都是义理；忠诚是对君主的义理，而对侮辱的复仇则是“对名声的义理”。在日本，这两者是盾牌的两面。

不管如何，对于今天的日本人来说，这些有关忠诚的古老传说都不过是令人愉悦的幻想罢了。因为如今，“回报义理”不再是对自己合法的君主效忠，而是对各式各样的人履行各式各样的义务。今天关于义理的各种谚语充满了怨恨，且不断地强调公共舆论迫使人们去履行违背自己意愿的义理。他们会说：“我安排这门亲事只是出于义理。”“因为义理，我才不得不把这职位给他。”“我必须去见他，只是因为义理。”他们不断地说，自己“为义理所累”，词典把这个说法翻译为：“我不得不这么做。”他们说：“他用义理来强迫我。”“他用义理把我逼得走投无路。”这些说法意思都是通过提及以往所施的恩情迫使讲话人做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无论是在农村小商铺的买卖中，还是在大财阀的上流圈子里，或是在日本内阁，人们总是“受迫于义理”，并且“被义理逼得走投无路”。一个求婚者可能会利用两个家庭之间的老交情或者经济往来，迫使准岳父接受提亲；另一个人则可能用差不多的手段，获取一个农民的土地。那个被“逼迫”的人也觉得自己必须服从。他说：“如果我不帮助我的恩人，我义理的名声就会很差。”根据日本词典的解释，以上所有这些表达，都暗示了“勉强”，以及“仅仅为了合乎礼仪”而不得不服从。

义理的规则，完全就是强制性回报的规则；它们并非“十诫”那样的、一系列的道德规则。当一个人受迫于义理，可能意味着他不得不否决自己的正义感。他们经常说：“因为义理，我不能够坚持正义。”义理的规则和“爱邻居像爱自己一样”没有关系。他们并不要求一个人发自内心地举止仁慈。他们说，一个人必须履行义理，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人们就会把他看作‘不懂义理的人’，从而让他抬不起头”。正是害怕非议，人们才不得不服从。事实上，“对社会的义理”在英语中常常被译为“屈从公共舆论”，词典也把“因为是对社会的义理，所以只好接受”翻译为“人们无法接受任何其他的做法”。

把履行义理和美国人的偿还债务做比较，最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在美国那些财务交易中，任何人如果不能及时还清债务，就会被宣告破产——这是严厉的惩罚。而日本人认为，一个不能回报义理的人相当于人格破产了。对于受到的小恩惠，比如一封信、一件小礼物，或是一句对偿还银行贷款和利息的及时提醒，美国人不认为非回报不可。但日本人觉得，生活中的任何接触，都可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你背上义理，不得不还。这意味着，日本人要小心记录自己本不放在心上的一言一行，因为它们都可令自己背负义理；也意味着每个人要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谨小慎微地生活。

有关义理的日本观念和偿还债务的美国观念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回报义理时通常必须如数偿还、等量回报。在这方面，义务就很不一样，因为无论你做多少，义务都是偿还不清的，而义理则不是无限的。在美国人看来，有时候日本人的回报已经远远超出当年欠下的恩情了，但日本人不会这么觉得。美国人认为日本人的礼物馈赠习惯也很奇怪：一年中有两次，每个家庭会隆重地包装一些礼物，作为对半年前收到的礼物的回赠；或者，一个女佣的家庭会年复一年捎礼物给主人家，以感谢雇用她的恩情。但其实，日本人忌讳回礼的价值大过收到的礼物。回赠昂贵的物品并不会让自己受人尊敬。有一个关于礼物的不好听的说法是，这个赠予者“用值钱的大鱼回报了小鱼虾”。对于回报义理也一样。

任何的交换，无论是劳力交换，还是商品交换，都会被记录下来，妥善保存。在农村，有些记录是由村长保管，有些则是由劳动组的成员保管，有些是家庭和个人的记录。根据日本的习俗，参加葬礼的人会带来“香典”。亲戚也许还要带来染色的布匹以制作送葬的幡。邻居们也会过来帮忙，女人们在厨房里忙活，男人们则挖坟、制棺。在须惠村，村长把这些事情都记录在册。对逝者的家人说这是一份很宝贵的记录，因为它显示出邻居们都送了什么礼，帮了什么忙。他们可以从这份表单中知道自己欠了哪家哪户多少礼，这样当那户人家有家人去世时，自己可以回报相应的赠礼。这是一种长期的礼尚往来。在农村的葬礼上，也有一些短期的交换，比如举办的丧宴。帮忙制作棺材的人会由主人提供吃喝，而他们会带给主人一些大米，作为对一部分膳食的回报。这些大米也会被载入村长的记录。在大部分丧宴中，宾客们还会带来米酒，作为对聚会饮品的部分补偿。无论这些场合是源于出生、死亡、插秧、盖房还是社交聚会，所有交换的义理都会被详细记录下来，以便日后偿还。

日本还有另一个关于义理的习俗，和西方偿还债务的习俗相似。如果回报逾期拖延了，你的亏欠就会增加，就像利息一样。埃克斯坦博士曾讲述一个他和日本制造商打交道的故事。这个制造商资助他到日本搜集野口英世的传记材料。埃克斯坦博士回到美国后完成这本书，并最终把手稿寄到了日本。可他既没有得到签收确认，也没有收到任何回信。他自然很担心会不会是这本书中的某些内容冒犯了日本人，但是他的去信依然没有得到回复。几年以后，制造商终于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已经身在美国，打完电话后立刻赶去博士家里，并捎去了几十株日本樱花树。这份礼物极为慷慨、奢侈。正因为这份回礼拖延了那么久，所以它必须很丰厚。这个送礼者对埃克斯坦博士说：“您当时没有想要我立刻回报吧？”

一个“被义理逼得走投无路”的人经常被迫偿付那些会随时间增长的债务。一个人可能会向一个小商人求助，只因为他是那个商人少年时期的老师的侄子。由于这个学生在年轻时无法向老师回报义理，这债务便经年累月地累计，如今这个商人不得不“勉强”地提供帮助，“以免遭到世人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