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声的义理”，是指保证名声不被玷污的责任。它涉及一系列的品质——有些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矛盾对立的，但对日本人来说是和谐统一的。因为，这些品质不是基于回报恩情的责任，而是“在恩情的范围之外”的。它们是指那些不涉及亏欠，只维护自身名誉的行为。因而，此类义理包括：遵守所有与“恰当地位”相对应的烦琐礼仪；显示对痛苦的坚忍；在专业技能和手艺上维护自己的声誉；等等。对名声的义理同样要求人们采取行动，为自己洗刷耻辱和诋毁——诋毁会破坏一个人的好名声，所以应该消除。一旦被诋毁，当事人可能有必要对诋毁者采取复仇行动，或者自杀。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做法，总之，当事人绝对不能轻描淡写，不加理会。
日本人没有一个专门的词用来称呼我所说的“对名声的义理”。他们只把它描述为：在恩情范围之外的义理。这是他们分类的基础，但是这种基础没有道出这样一个事实：“对社会的义理”是回报仁慈的责任，而“对名声的义理”则首先包括复仇。事实上，西方语言把这两者分成“感恩”和“复仇”两大范畴，但日本人不以为然：为什么一个人对仁慈的回报和对恶意的愤怒不能属于同一种品德呢？
在日本，两者正是属于同一种品德。一个正义之人对侮辱和恩惠的感受同样地强烈。无论是报复侮辱，还是报答恩惠，他的行为都是高尚的。他不用像美国人那样把一个叫作侵犯，另一种叫作非侵犯。对他来说，只有在“义理的范畴”之外发生的行为才可被称作侵犯。所以只要一个人在遵守义理的前提下，洗刷他人对自己的污蔑，他就没有犯下侵犯之罪。他不过是在清算旧账。日本人说，只要受到的侮辱、诋毁或者失败没有被报复或消除，“这世界就是失衡的”。一个正义之人必须试图使世界恢复原来的平衡。这是人的美德，而非人性之恶。“对名声的义理”以及日语中把它与感恩及忠诚结合的方式，其实在欧洲的某些历史时期也曾是一种西方式美德。它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盛行，特别是在意大利。它和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ol（西班牙的价值）和德国的die Ehre（荣誉）有很多共同之处，甚至和一百年前欧洲决斗的道德基础也有相似之处。无论是在日本还是欧洲，凡是那些视洗刷耻辱为美德的国家，其道德核心总是超脱了任何物质层面的追求。当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和生命，他就越高尚。“对名声的义理”是道德定义的一部分，也是这些国家提倡“精神”价值的基础。它当然会为他们带来巨大的物质上的损失，从损益的角度看是不合理的。正是在这一点上，这种荣誉观和美国生活中残酷的竞争及公开的敌意截然不同。美国的政治和经济交易可能完全不遵循游戏规则，只是一场为了得到或保住物质利益的战争。在美国，只在一些特例中——比如，肯塔基山区的家族世仇——才流行这类属于“对名声的义理”范畴的荣誉观。
但是，亚洲的传统美德却并不包含“对名声的义理”，以及伴随它的敌意和伺机报复。如人们常说的，它并不是“东方的”。中国人没有这种观念，泰国人和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觉得，这种对侮辱和诋毁的敏感是（道德上）“小人”的特征。和日本人相反，中国人不把它看作是理想中高贵品质的一部分。在中国伦理中，突然发作的暴力行为也是错的，哪怕是出于报复侮辱的目的，也不会变得正确。他们觉得一个人表现得如此敏感是非常可笑的。他们不会试图用高尚伟大的行动来证明那些诽谤毫无根据。泰国人也完全不会对侮辱如此敏感。和中国人一样，泰国人重视诋毁的办法，就是让诋毁者自己显得可笑，他们不会因此觉得自己的荣誉受到了质疑。他们会说：“暴露诋毁者粗鄙嘴脸的最好办法，就是向他退让、认输。”
要理解“对名声的义理”的完整意义，就不能不把它和日本其他的“非侵犯性”品质相比较。日本人生活中的某些特定情形，会要求人们具备一系列品质，除了复仇心外，还包括冷静和克制的行为。坚忍冷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日本人必须具备的自我控制能力，也是“对名声的义理”的一部分。它要求女人在分娩时不能哭喊，男人遭遇疼痛和危险时不能情绪化。当洪水即将冲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有自尊的日本人会收拾起他必须带走的物品，寻找避灾的高地。整个过程没有哭喊，没有四处奔逃，也没有恐慌。当飓风暴雨来袭时，人们也展现了同样的自我控制能力。这样的行为可以展现日本人的自尊，尽管他们也许无法完全做到。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自尊不要求他们自我控制。由于日本人的自我控制含有“位高则任重”的意思，所以在封建时期对武士的要求比对百姓更高。但是，虽然对百姓的要求没有这么严格，却依然遵守所有阶层的生活准则。如果说对武士的极致要求是他们能够完全忍受肉体上的疼痛，那么对普通百姓的极致要求则是忍受佩刀武士的侵犯。
日本很多家喻户晓的故事主题都是坚忍的武士。武士必须忍受饥饿。不过这一点几乎不值一提。他们奉命在哪怕快饿死了的时候，也要假装自己刚刚吃过，并用牙签剔牙。日本格言说：“雏鸟啼哭讨食，武士牙签剔牙。”在此次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新兵的军中格言。他们也不能对疼痛妥协。日本人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对拿破仑的反驳：“受伤了？不，陛下，我已经被打死了。”一个武士直到死都不应当露出一点痛苦的迹象，他必须忍受疼痛，不能皱一下眉头。据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小时候睾丸曾被狗撕裂。虽然生于武士家庭，但当时他家几乎一贫如洗。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他父亲用剑指着他的鼻子，说：“如果你哭喊一声，我就会杀死你。至少这样死还不至于太丢脸。”
“对名声的义理”也要求人们遵照各自的身份地位生活。一个人如果做不到，他就不配有自尊。德川时期的《取缔奢侈令》详尽规定了各个阶层的一切吃穿用。遵照这些标准来生活，是日本人保持自尊的一部分。法令依据的是世袭的阶级地位，这一点令美国人感到震惊。美国人的自尊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然而，捆绑各阶层的“取缔奢侈令”否定了美国社会的基础。德川时期的法令还有此类陈述：甲阶层的农民只能给孩子买这样那样的玩偶，而乙阶层的农民只能买另一种玩偶。这些规定也令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但是，美国社会其实也有自己的一套约束规则。比如说，一个工厂主的孩子拥有一整套电子火车玩具，而一个佃农的孩子有个玉米棒当玩偶就心满意足了，美国人默认这种区别，从不加以指责。美国人接受收入上的差距，并认为这是合理的。争取一份更高的薪水已经成了美国人自尊体系中的一部分。如果玩偶是根据收入来分配的，那就不会违背美国人的道德观念。人们变富了自然会给自己的孩子买更好的玩偶。但是在日本，变富则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安守本分、各就其位才不会。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无论贫富，还是通过遵守等级制的种种习俗来保持自尊。这种品质对美国人来说十分陌生。法国人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指出了这一点。他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对追求平等的美国不吝赞美，但托克维尔本人熟悉并热爱的还是贵族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尽管美国具有各种美好品质，却缺少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意味着各就其位，不卑不亢。不论对于农民还是王子来说都是一样的。”托克维尔应该能够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即阶层差异本身并不使人羞耻。
在对各种文化客观研究的今天，不同的民族通常对“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定义，正如同他们对“羞耻”有不同的定义一样。有些美国人在叫嚷：“日本人没有自尊，除非我们强迫他们接受平等主义。”他们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毛病。如果真像这些美国人说的想要一个有自尊的日本，他们就必须先认清楚日本的自尊根基是什么。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逐渐认识到并相信，贵族式“真正的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失，一种新的更高贵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日本也是一样。但是，日本今天必须在它自己的基础上重建其自尊，而不是西方人的基础。日本必须以自己的方式来净化自尊。
除了各就其位以外，“对名声的义理”也必须匹配其他方面的各种责任感。借钱者想要贷款时，可以拿自己“对名声的义理”做担保。一代人以前，日本人通常会说：“如果我还不了债，我愿意被公开嘲笑。”如果他真的还不了债，他不会照字面意思真的被公开嘲笑。日本没有那种公开审判或者公开侮辱的习惯。但每当新年临近时，旧账必须清算，那些无力支付的负债人很可能会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如今的除夕夜，依然会有人通过自杀来补救名誉。
各式各样职业上的责任感都涉及“对名声的义理”。当某些特殊状况令某人进入公众视野并成为众矢之的时，日本人的要求总是令人难以置信。譬如，日本有许多校长自杀，尽管他们和火灾没关系，但是学校的火灾差点烧毁了天皇的照片。也有一些老师冲进大火抢救天皇照片而被烧死。他们的死，显示出他们多么重视“对名声的义理”，以及对天皇的“忠”。在其他许多有名的故事里，有些人在捧读天皇的《教育敕谕》或者《军人敕谕》时口误、念错了字，最后竟以自杀洗刷污名。在现任天皇在任期间，有人因为不小心给儿子起名“裕仁”（当今天皇的名字，在日本绝不能说出口），最后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并自杀。
“对名声的义理”严格要求专业人士，却不一定像美国人理解的那样，必须对专业水准有很高的要求。教师会说：“作为一个教师，我如果承认自己不知道，就没法履行对名声的义理。”他的意思是，如果他不知道青蛙属于哪个物种，他也只能假装他知道。一个英语教师哪怕只学过几年英语的皮毛，也绝不会承认，任何人都有可能指出他的错误。“对教师名声的义理”特指这种自我防御。为了履行对商人名声的义理，商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资产几乎耗尽，或者他为公司制订的计划失败了。外交官在义理上也不能承认他的外交政策失败了。以上所有这些义理的提法，都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高度等同起来。任何对他的行为或能力的批评自然等同于对他本人的批评。
对于他人对自己无能和失败的指责，其实在美国也经常会出现与日本人相似的反应。美国人对于他人的诋毁也总是火冒三丈，但很少会像日本人一样自我防御。如果一个美国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什么物种，他觉得最好承认自己不知道，而不是假装知道，即便他可能忍不住会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一个商人不满意他自己提出的方针，就应该下达一个新指令。他不认为自尊是建立在坚持自己永远正确之上的。如果错了，他应该要么辞职，要么提前退休。但是日本人的这种防御心根深蒂固，因而在日本，不当着别人的面过多地指出他专业上的失误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也是到哪儿都适用的礼仪。
当一个人输给对手时，他的这种敏感性表现得格外明显。他可能只是在竞选某个职位时败给了对手，或者在一次竞争激烈的考试中落榜了。失败者对此“感到羞耻”。虽然在某些例子中，这种羞耻感会激励他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它也可能带来危险的副作用。失败者感觉失去了自信，变得或忧郁，或愤怒，或两者都有。他不再付出努力。美国人有必要认识到，竞争在日本并不会像在美国一样，产生社会所期望的积极效果。美国人极为依赖竞争，并视之为“有益的事”。心理学实验显示，竞争可以激励美国人工做出最好的成绩。在竞争的刺激下，人们会发挥得更好。当美国人独自做事时，他们没法达到有竞争者相伴时的那种成绩。但是在日本，实验显示的结果却相反。这种实验结果在童年期结束后尤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日本儿童对于竞争更持游戏态度，不太担心它。但是对于年轻人和成人来说，竞争越激烈，人们的表现越差。那些已取得好成绩的实验对象，在独自工作时错误更少，速度更快，但一旦有了竞争对手，他们就开始犯错，速度也慢了下来。他们发挥最好的时候，是当他们与自己过去的成绩做比较的时候，而不是在与他人的成绩做比较的时候。日本的实验组织者正确分析了竞争状态下日本人成绩糟糕的原因。他们说，当这个项目引入竞争对手后，实验对象最关心的是他们失败的危险，于是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在实验对象的感受中，竞争就像是一种侵犯，以至于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他们和侵犯者的关系上，而非他们手头的工作上。
最会影响这些被测试的学生情绪的，是失败带来的耻辱。就像一个不愿意辜负“对专业名声的义理”的教师或者商人，学生们也不愿意辜负对学生名声的义理。输掉比赛的那支学生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任由自己沉浸在失败的耻辱中自怨自艾。赛艇运动员若输了，会扑倒在船上，趴在自己的船桨边哭泣哀叹。输了比赛的垒球运动队员们则会抱在一起大声恸哭。美国人会说，这些人都不是好的失败者。美国人的礼仪希望失败者承认对手获胜是因为他们更优秀，并与胜利者握手祝贺。美国人无论多么恨自己被打败，都会鄙视那些输了比赛就情绪激动的人。
日本人总是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的竞争。他们的小学尽可能减少竞争，这几乎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日本的教师们接受训练，教导每个孩子去追求个人更好的成绩，但不给孩子提供机会去和其他人比较。日本小学从不让任何学生留级。所有孩子都同时入学，并且一同完成整个小学教育阶段。他们的小学成绩单是基于孩子的品行打分，而非他们的学习成绩。当竞争真的不可避免的时候，比如中学的录取考试，气氛会变得极为紧张。每个老师都能说出一些他们认识的男孩因为没考好而自杀的故事。
日本人在一生中都尽量减少直接的竞争。美国的“绝对命令”是在和同伴竞争中取得好成绩，然而日本基于恩情的伦理观则不容许竞争。日本的整个等级制体系以及详尽的阶级规范都减少了直接竞争。日本的家庭内部也是如此。从制度上来说，日本的父子不像美国的父子一样存在竞争关系：他们可能会互相排斥，但不会互相竞争。日本人觉得很惊讶，美国家庭中的父子会抢着使用家中小汽车，或者争夺母亲（妻子）的注意力。
无处不在的中间人制度是日本人防止竞争双方当面对峙的显著方法之一。只要有人担心失败后蒙羞，他就需要中间人。因而中间人可以为各种场合服务：协商婚事、招聘、辞职以及其他数不尽的日常事务。中间人通常替双方传达意见。但在有些重要的场合，比如协商婚事，双方都会聘请自己的中间人，并在和自己的中间人商讨各种细节后，才开始与对方协商。当事人一旦直接交流，难免会听到一些有损他们“对名声的义理”的要求或者指控。通过中间人这种间接方式，他们就可以避免面对这些。中间人也会通过展示谈判能力为自己赢得声望，并因为成功的斡旋而赢得社区的尊重。如果协商顺利，中间人自己的身价也会上涨，变得更有面子，从而以后协商成功的概率也会更高。此外，中间人既要替客户弄清楚雇主对职位的要求，也要把员工辞职的决定转达给雇主。
日本人用各种礼仪来避免那些可能会让人羞愧的、有损“对名声的义理”的处境。因而日本人需要尽量减少的不仅仅是直接竞争，还有其他种种状况。他们觉得，主人待客时应当穿着体面，对客人致以某些欢迎礼节。所以，如果客人发现农民还穿着劳作服装在家中，就不得不先等上一会儿。在换上合适的衣服并安排好适当的礼节以前，农民会假装没看见上门的客人。即使主人不得不在客人等待的那个房间里换衣服，也是一样；在装扮整齐以前，他会假装自己不在场。在农村地区，男孩们可以在全家人入睡后，去拜访已经就寝的女孩。女孩可以接受或者拒绝他们的求爱。男孩会用一条毛巾蒙住自己的脸，这样他就算被拒绝了，第二天也不必感到羞愧。这种伪装并非是为了防止女孩认出自己，而只是纯粹的鸵鸟策略，这样他就不必承认自己曾受辱。礼仪也要求人们尽量不去关注一个项目，直到它能确保成功。在签订婚约以前，媒人的任务之一是为准新娘和准新郎安排一次相亲。他/她要确保这次会面看起来很不经意，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会面的意图就说得太明白的话，那么万一协商破裂，其中一家或者两家人的名誉就会受损。由于这对年轻人必须由各自的父母或其中一人陪同，媒人就扮演男主人或女主人的角色。最好的安排是，在一年一度的**展或者赏樱节上，或者在一个知名公园或娱乐场所，他们全都假装不经意地“撞见对方”。
通过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办法，日本人避免了因失败而蒙羞的场合。虽然他们强调自己有责任洗刷受辱的名声，但事实上，他们尽量使自己越少感到羞辱越好。这与许多同样重视洗刷污名的太平洋岛屿部落，形成鲜明对比。
在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从事种植的原始民族中间，正是让人愤怒的侮辱给了部落或是个人行动的动力。譬如说，甲村是否举行宴会取决于是否有其他村子的议论，从而把积极性调动起来。其他村子可能会议论第三个村子，说他们太穷了连十个人都喂不起，或者太过吝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了起来，或者首领太愚蠢不懂怎么组织宴会等。受到议论挑战的甲村，便用盛大的排场和热情来款待所有宾客，为自己挣得名声。婚事安排和经济交易也常常来自同样的动力。或者，当两边准备开仗时，他们会首先互相辱骂、挑起对方的愤怒，然后才搭弓射箭。哪怕只是处理最小的事情，他们的解决方式都像要决一死战似的。这种侮辱对行动是一种很大的激励，这样的部落也常常有很强的活力，但是，从没有人会说这些部落很懂礼仪。
相反，日本人是有礼貌的典范。从他们出色的待人接物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在极力限制那些洗刷污名的场合。日本人虽然仍把令人愤怒的侮辱当作鞭策，他们还是希望这种情形尽量不要发生。他们认为，只有在某些明确规定的场合，或者当消除侮辱的传统习俗在压力下失效时，洗刷污名的情形才应该发生。毫无疑问，正是对这种鞭策的使用，使日本有能力在东亚占统治地位，也促成了它在过去十年间对英美的政策。但是，关于日本对侮辱的敏感和对复仇的渴望，许多西方国家的讨论更适用于新几内亚那些利用侮辱的部落，而非日本。许多西方人对日本此次战败后的行为预测太脱离实际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日本人给予“对名声的义理”的特殊限制。
日本人虽然礼貌，但美国人不应该低估他们对诋毁的敏感度。美国人喜欢互相斗嘴，随意评论，并将之视作游戏，因而他们很难认识到这些轻微的批评对日本人来说极为严重。日本艺术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了自传，书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人对“讥笑”的典型反应。牧野成年后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度过的，但他强烈地感觉自己仿佛依旧住在位于爱知县农村的家乡。父亲曾是地位很高的地主。他作为年纪最小的孩子，从小在优良的家庭环境中享受了万千宠爱。但在童年末期，母亲去世了；不久以后父亲破产，变卖了所有家产来支付债务。家庭破碎了，牧野又身无分文，无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他的志向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了学习语言，他给附近的一个教会学校当看门人。在十八岁时，虽然从未去过比附近几个小镇更远的地方，但牧野已经下决心要去美国。
我拜访了一个传教士。比起其他人来，我最信赖的就是他了。我告诉他我想去美国，并希望他能给我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但令我极为失望的是，他叫道：“什么？你想去美国？”
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同一个房间，他们两人一起讥笑我。在那一刻，我感觉好像头顶的血液降到了脚底。我在原地沉默地站了几秒钟，然后没有和他们道别就径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对自己说：“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离开了。现在我想写出我当时这么做的理由。我总是认为，“不诚”是世界上最大的罪行，而同时，没有比讥笑更不诚的事了！
我总是原谅他人的愤怒，因为偶尔脾气暴躁也是人性之一。我通常也会原谅对我撒谎的人，因为人性是那么脆弱，人们经常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来克服障碍，道出真相。我也会原谅那些传播无根据谣言诋毁我的人，因为当有其他人劝你这么做时，你很可能抵抗不了**。
甚至根据个案的情况，我也可以原谅杀人犯。但是讥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因为人们正是因为内心不诚，才会讥笑无辜的人。
让我告诉你们我对两个词的定义：杀人犯——谋杀他人肉体的人。讥笑者——谋杀他人“灵魂”和心灵的人。
灵魂和心灵，远比肉体更加珍贵，因而讥笑是最可怕的罪行。确实，那个传教士和他的妻子试图谋杀我的灵魂和心灵，我当时体会到了强烈的心痛，感觉我的心在呐喊：“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第二天早上，牧野芳雄把他的所有物品打成包袱，离开了教会学校。
传教士讥笑一个身无分文的乡下男孩想去美国当艺术家的念头。牧野感觉他被传教士的不诚“谋杀”了。只有等到他实现了目标，他才能洗刷自己被玷污的名声。在被传教士“讥笑”后，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离开那里，并证明自己有能力去美国。牧野指控传教士时用的英文单词是“不诚”（insincerity），这或许读起来有点奇怪；对于美国人来，那个传教士的惊叹似乎是相当“诚”(sincere)的。但牧野其实是在使用这个词的日本意思。日本人觉得一个人看不起他人，却又不想激起他人攻击自己，那他就是不诚的。这样的讥笑充满恶意，证明了此人的“不诚”。
“甚至根据个案的情况，我也可以原谅杀人犯。但是讥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既然“原谅”是不合适的，那么另一个对“诋毁”可能的反应是复仇。牧野通过来到美国为自己洗刷了污名。但是对侮辱或者失败的复仇，在日本传统中是地位很高的“好事”。写书给西方读者看的日本人有时候会用生动的形象化比喻来描述日本人对复仇的态度。1900年新渡户稻造曾在《武士道》一书中写道：“复仇中的某些东西可以满足人们的公平感。我们对复仇的感觉完全就如同我们的数学能力，除非方程式两边的结果相等了，否则总感觉有事未完成。”冈仓由三郎在《日本的生活和思想》一书中，把复仇与一个特别的日本习惯做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