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所谓的日本人的心理特质，其实是起源于他们对纯净的热爱，和与之相辅相成的对污染的憎恨。不然还能是因为什么呢？事实上我们接受训练，把他人对我们家庭荣誉感或国家自豪感的冒犯看作是被污染的伤口，只有通过洗冤辩护来彻底清洗，才能恢复洁净并痊愈。在日本的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你经常会遇见许多宿怨世仇的例子。你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日本人进行的晨浴，而日本这个民族对洁净的喜爱已经演化成一种**。
接着，他又说，因而日本人“过着一种洁净的、未被污染的生活，就像盛放的樱桃花树一样宁静和美丽”。换言之，这种“晨浴”清洗掉了别人扔在你身上的污秽，但只要这些污秽还粘在你身上，你就没法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日本人没有接受过另一种伦理观的教育，即没人可以真的侮辱到你，除非你觉得自己被侮辱了；并且只有“你自身的问题”才会玷污你，而不是别人对你说什么或做什么。
经常在公众面前不断提及这种对宿怨进行“晨浴”的理念，是日本的传统。老百姓们对数不清的此类故事和英雄传说耳熟能详，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史诗级传说《四十七士物语》。这些故事被编入学校课本里，在剧院中上演，被拍成当代电影，并被印成流行读物。他们是日本现存文化的一部分。
许多故事都是关于日本人对偶然失败的敏感。譬如，一个大名召集了三个家臣来猜一把制作精良的刀的锻造者。他们各自猜了不同的人。当专家公布答案后，他们发现只有名古屋三山正确辨认出这是村正锻造的锋刃。猜错的那两个家臣把失败视为侮辱，打算杀死三山。其中一人发现三山睡着后，用三山自己的刀猛砍三山。但是三山活了下来。袭击者此后一生都在谋求复仇。最后，他终于杀死了三山，履行了义理。
还有的故事是关于向自己的君主寻仇的必要性。在日本的伦理观中，义理既意味着家臣对君主至死不渝的忠诚，也意味着一旦家臣感觉被君主侮辱，会立刻翻脸、仇恨对方。关于第一任德川将军家康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家臣听说，德川家康在提及他时，说道：“他是那种会因鱼刺卡喉咙而送命的家伙。”这话是指，他会以不体面的方式死去。这种评论对武士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这个家臣发誓，他至死都不会忘记这个耻辱。那段时期，家康刚把江户（现在的东京）设为京城，打算从这里开始统一全国。因家康此时依然受到周围敌人的威胁，这个家臣主动接触敌人，提议在江户城内纵火，把它付之一炬，借此他可以报复家康，履行义理。西方绝大多数对“日本式忠诚”的讨论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义理不仅仅意味着忠诚；在某些情形下，这种品质也要求背叛。正如日本人所说：“挨打的人会成为叛徒。”一个受辱的人也一样。
以上的历史传说含有两个主题：一是自己做错了，却向做对的人复仇；二是报复诋毁者，哪怕他是你的君主。这两个主题在流传久远的日本文学中十分普遍，虽然情节各有不同。但是，当你翻阅当代的人物传记、小说和事件纪实时，你会发现，无论日本人在传统中多么崇尚复仇，今天日本的复仇故事和西方国家一样少，可能更少。这并非意味着，他们对荣誉不再那么迷恋了，而是意味着，他们对失败和诋毁的反应越来越具有防御性而非攻击性。人们和过去一样，对羞耻很当真，但他们更常做的是麻痹自己的神经，而非挑起争斗。直接发起复仇攻击，更可能发生在缺少法律的明治维新以前的时代。在近代日本，法律、秩序和处理好互相依存的经济的难度，使得复仇行为转到地下，或者指向自己的胸口。一个人可以暗中使计，悄悄报复敌人。这有点像古老的日本故事中的做法：主人把粪便暗藏在美味佳肴中，上菜给敌人吃，又不让敌人察觉；这么做唯一的目的是自己知道大仇已报，而宾客永远不知道。但甚至这一类暗中侵犯也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是把矛头指向自己。人们有两种选择：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实现“不可能”的目标，或者任由它噬咬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在失败、诋毁和排斥面前非常地脆弱，他们的内心极易受此困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日本小说一遍又一遍地描述：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一会儿陷入忧郁的绝境，一会儿又在暴怒中迷失自我。这些故事的主人公厌倦日常生活，厌倦家庭，厌倦城市，厌倦这个国家。但这种厌倦并非因为他们的理想太过远大导致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实现抱负。恰恰相反，当日本人有追求时，无论这个追求有多么不切实际，他们的厌倦都会完全地、绝对地消失。日本人特有的厌倦、苦闷，其实是一个民族由于太过敏感脆弱而生了病。他们对被人拒绝心怀恐惧，并把这种恐惧压在心底，在生活中止步不前。日本小说中关于这种厌倦的描述完全不同于我们熟悉的俄国小说。俄国小说中的主人公感到生活苦闷乏味，通常都是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乔治·桑塞姆爵士曾说过，日本人缺乏一种把理想和现实做对比的意向。这并不是说因为这种缺乏造成了日本人的厌倦，而是在讨论日本人是如何形成自己的哲学以及对生活的总体态度的。当然，这种和西方基本观念的对比，已经远远超越了我们之前提及的例子，但它和日本人无法摆脱的忧郁有着特别的联系。日本和俄国一样，经常在小说中描写苦闷厌烦，这和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的小说不太触及这个主题。在美国小说家的笔下，主人公的悲惨命运通常来自他自身的性格缺陷，或来自残酷世界的接连打击。他们很少描写一个人单纯的、简单的厌倦。他们认为，个人对环境的不适应必定有一个理由以及一个发展过程。而这类小说总会激起读者的愤怒，从道德上谴责主人公自身的缺陷或罪恶的社会制度。日本也有它的无产阶级小说，主题是抗议城市中令人绝望的经济环境以及商业渔船上的可怕事件。但在这种人物小说揭露的世界中，人们的情绪经常突然发作——如某个作家所说，就像飘**过来的有毒氯气。无论是小说主人公，还是作者本人，都不觉得有必要分析环境或主人公的个人经历，以解释这片氯气到底来自哪儿。它只是走了，又来了。人们如此脆弱：以往日本小说主人公会去找自己的敌人清算，但现在的小说主人公则把这种攻击性压在心底，以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确定他们的沮丧来自何处。他们也许会抓住某个事件来解释这种沮丧，但这个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不外乎是个符号罢了。
一个近代日本人会对自己做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基于他们的信念，一次处理得当的自杀可以洗刷他的污名，重建人们的记忆。美国人严厉谴责自杀，并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视为一个人走投无路、向绝望屈服的表现；但日本人尊崇自杀，认为它是有意义的光荣之举。在某些情况下，自杀是履行对名声的义理、最令人尊重的方案。在新年那天无法还清债务的负债人，对某个不幸事件引咎自杀的官员，爱情没有结果而双双殉情的恋人们……他们就像考试落榜的男孩或者避免被捕的士兵一样，把终极暴力加在自己身上。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说，这种自杀的倾向在日本是新出现的。到底是不是，很难判断。数据显示，近年来观察者经常高估日本的自杀率。在上一个世纪，丹麦和纳粹统治前的德国自杀人数占人口的比例，都高于日本任何一个时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日本人热爱自杀这个主题，喜欢对此夸大其词，就像美国人喜欢对犯罪大书特书一样，他们都能从谈论这些话题中间接获得某种享受。日本人选择详述自我毁灭（自杀）事件，而非毁灭他人（犯罪）事件。用培根的话说，他们最喜欢讲述那些“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么做，可以令他们得到无法从其他行为中得到的满足。
近代日本的自杀比历史故事中的自杀更具受虐色彩。在后者的故事中，一个武士奉命自杀，是为了免受可耻的死刑。这很像一个西方士兵，宁可被枪杀，也不愿意被处以绞刑或落入敌军手中遭受酷刑。武士被允许剖腹自杀，很像蒙羞的普鲁士军官有时被允许私下里持枪自杀。当军官知道自己除了死以外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挽回自己的声誉后，他的上级会在他的房间里留下一瓶威士忌和一把手枪。对一个日本武士来说，在这种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可选择的方式之一；但死是必然的。在近代，自杀便是选择死亡，选择对自己行使暴力，而非刺杀其他人。在封建时期，自杀行为是一个人对自己勇气和决心的声明，但在今天成了主动选择的自我毁灭。在过去两代人中，每当日本人感到“世界失衡了”，即“方程式两边的结果”不相等，需要一次“晨浴”来洗刷污秽，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毁灭自己。
虽然自杀在封建时期和近代都有发生，但它作为己方赢得胜利的最后一招，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方向。德川时代一个著名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位列将军幕府的老顾问，把刀摆在自己**的腹部前，随时准备在整个幕府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剖腹自杀。此威胁式自杀一举奏效，他因此确保自己推举的候选人继承了将军之位。老顾问就此收手，没有自杀。用西方人的话来说，这个老顾问是在胁迫对手。然而在近代日本，这种抗议性自杀已不再是谈判手段，而是为信念献身的行为。它通常发生在计划失败后，或者公开反对已经签订的协议比如《华盛顿海军条约》，以求名留史册。它通常经过刻意安排，以便能够顺利完成自杀影响公共舆论，而非像过去那样只是以自杀做威胁。
当对名声的义理受到威胁时，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伤害自己，把攻击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内心。这么做并不一定会涉及自杀这样的极端行为，也许带来的仅仅是抑郁和消沉。这种典型的日本式厌倦，在日本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十分普遍。社会学给出的理由是，知识分子阶层太拥挤了，他们在整个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又很不稳固。这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在20世纪30年代，当局害怕他们会产生“危险思想”而对他们格外防备，使得他们更加脆弱。日本的知识分子通常把他们的挫败感归结于西化带来的混乱，但这个解释远远不够有说服力。许多知识分子经历了典型的日本式情绪波动，即从强烈的奉献精神变成强烈的厌倦感。这种心理毁灭其实是很符合日本传统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把自己从厌倦中拯救出来的方式，也是非常传统的：他们欣然接受民族主义的目标，把攻击的矛头从自己的胸口又转向他人。通过对其他国家发动集权主义侵略重新“找到了自我”。他们从负面情绪中解脱出来，感到体内有了新的巨大能量。他们没法在人际关系中释放这种能量，但他们相信自己可以作为一个有征服能力的民族去对其他国家这么做。
现在，战争的结果已经证明了这种信心是虚妄的，于是，消沉再次成为弥漫在日本的巨大心理威胁。无论目标是什么，日本人都很难走出这种精神状态。消沉已经根深蒂固。 “再也没有轰炸了，” 一个在东京的日本人说道，“解脱是很棒的。但我们不再战斗了，也不再有目标了。每个人都有些恍惚，不关心自己手上做的事。我是这样的，我妻子也是这样的。人们像医院里的病人，对每件事的反应都很迟钝，只是发呆走神。人们在抱怨，政府对战争的善后和援助工作都进展缓慢，但我觉得，这大约是因为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和我们感觉一样。”日本这种危险的懒散状态，在法国刚解放后也曾出现过。德国投降后最初的六到八个月都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但在日本出现了。美国人很能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反应，但他们觉得难以置信的是，日本人在消沉的同时，却能对征服者表现得如此友好。几乎是一转眼，日本人立刻满怀善意，接受了自己的战败及其后果。日本人对美国人致以鞠躬、微笑、挥手，甚至尖叫问候，欢迎他们的到来。引用天皇在投降诏书中的话，他们已经“接受了这种不可能”。但这些人为什么不去重建他们的家园呢？在占领条约下，他们完全有机会这么做。外国军队的占领并没有深入到村庄，对各种事务的行政权也在日本人自己手上。但整个国家似乎都在忙着微笑和挥手，而不去处理自己的事务。这样一个懒散的日本，恰恰又是同一个日本，曾在明治初年实现了复兴的奇迹；也是同一个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精力充沛地准备军事侵略；也是同一个日本，其士兵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一个岛屿接一个岛屿地拼死作战。
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变。他们的反应也符合他们一向的行为模式。对日本人来说，在积极奋斗和消磨时光之间的情绪波动是很自然的。此时的日本人很清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在战败后留下一个好名声，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表现友好。作为必然的结果，许多日本人认为，表现友好的最安全方式就是依赖美国。他们很容易觉得，任何努力都可能招致猜疑，还不如什么都不做。懒散的情绪因此蔓延开来。
但其实，日本人并不享受消沉。“从懒散中醒来”或“从懒散中唤醒别人”，都是在日本经常能听到的对改善生活的呼吁，这些句子也经常挂在电台播音员的嘴边，甚至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日本人用自己的一套方式鼓励人们对抗消极。在1946年春天，日本的报纸不断讨论：“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而轰炸后的一片狼藉还没清理，破损的公共设施也没修复，这会对日本的名誉造成多大的玷污！他们抱怨那些流离失所的家庭，说他们太过懒散，晚上聚集在火车站过夜，被美国人看到他们的悲惨。日本人很能够理解这种对“好名声”的追求。他们希望，作为一个国家，他们能够尽最大努力，将来在联合国重新赢得一个受人敬重的席位。这也是为荣誉而奋斗，只是朝着新的方向。如果未来军事强国之间能维持和平，日本将会选择一条新的道路实现其自尊。
在日本，赢得名誉是一个永恒的目标，因而人们必须为自己赢得尊重。但是，得到尊重的方案像工具一样，可以因形势变化而随时拿起放下。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日本人便会改变方向，为自己制订一套新的方案。和西方人不同的是，这种改弦易辙对日本人来说无关乎道德问题。西方人热衷于各种“原则”，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坚定信念。西方人即使战败，信念也不会改变。我们随处可见，战败的欧洲人联合起来，转而进行地下运动。但是在日本，除了少数顽固分子外，日本人从没有组织过任何对抗运动，或者秘密反对美军的占领。他们觉得，坚守以前的方案没有道德上的必要性。从日本投降后最初几个月开始，美国人就可以独自搭乘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的火车前往穷乡僻壤，一路上非常安全；昔日狂热的民族主义军官，如今会沿途向他们致礼。美日之间没有任何宿怨。当美国人的吉普车穿过村庄时，道路两边站满了日本儿童，喊着“你好”和“再见”；而那些怀抱婴儿的母亲，则会挥舞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致意。
日本在战败后的种种快速变脸，让美国人很难完全放心，但又无计可施。对美国人来说，这比俘虏营中日本战俘的态度变化更让人费解。战俘自认为他们对日本而言相当于已经死了，而一个“死”人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所以他们突然变脸，美国人尚可理解。但了解日本的西方人中极少有人预测到，日本战俘的变化也会发生在整个战败后的日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相信：日本人“只知胜败”；在日本人的眼中，失败是一种耻辱，必须靠决绝的持续暴力来洗刷。有些人则相信，日本人的国民性格不允许他们接受任何和平条约。这些研究日本的学者都不懂“义理”。日本人有各种各样赢得尊重的方案，但这些学者只是单独挑出了“复仇和攻击”这种显著的传统方案。他们没有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随形势变化而改弦易辙，选择另一种方案。他们把日本有关攻击的伦理观和欧洲的混淆了起来。欧洲的伦理观认为，任何人或国家若要对他人开战，首先要确认自己的立场是永恒正义的，并要从仇恨和义愤中汲取力量。
日本人的侵略性则源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极度渴望在这个世上为人尊敬。他们看到军事力量令某些强国赢得世人尊重，便也着手执行相同的方案，以求与这些强国并立。他们必须加倍努力，因为日本国内的资源很稀缺，科技很落后。当日本人尽了很大努力依然失败后，他们便相信，侵略并非一条可赢得尊重之路。义理含有两层同等的含义：侵犯对方或者互相尊重。失败后，日本人从前者转向了后者，且在心理上没什么负担，因为他们的目标依然是赢得“好名声”。
日本历史上的其他事件有过相似的局面，也曾令西方人困惑。1862年，当一个叫理查德森的英国人被杀害时，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锁国政策刚刚结束，幕布尚未完全拉开。萨摩藩是仇视白人夷狄的温床，萨摩藩的武士在全日本以傲慢和好战闻名。英国人以惩罚日本人为由，派了一支远征军前往日本，炮轰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都在制造军火，但他们仿造的只是古董葡萄牙手枪，因而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战舰的对手。但是这次炮轰的结果令人吃惊。萨摩藩不但没有发誓总有一天会向英国复仇，反而寻求英国人的友谊。他们看到了对手的伟大之处，希望能向他们学习。他们和英国人建立了贸易往来，并于第二年在萨摩藩建立了一所大学。正如一个当代日本人写道：那所大学“揭开西方科学的神秘面纱，传授学问……因生麦事件而萌芽的友谊得到了持续发展”。生麦事件便是指英国派来远征军报复炮轰鹿儿岛一事。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另一个和萨摩藩同等好战且极端仇视外国人的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积极领导并推动了王政复古。没有实权的天皇宫廷颁布一道天皇诏书，命令将军在1863年5月11日以前把所有夷狄赶出日本的领土。将军幕府并没有理会这个命令，但长州藩却相反。它从自己的港口，向那些从海岸边经过，正要穿越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炮。日本的枪支和弹药都很低级，不足以损坏船只。但是为了给长州藩一个教训，西方各国组成的国际舰队很快摧毁了长州藩的几个港口。在轰炸之后，尽管西方势力索要三百万美元的赔偿金，长州藩却做出了和萨摩藩同样奇怪的反应。正如诺曼在提及萨摩藩和长州藩事件时说道：“这些曾是攘夷先锋的藩突然变脸，无论其背后的动机多么复杂，人们不得不尊重他们的行为所展现的现实主义和镇静态度。”
这种应势而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声的义理”的光明一面。如同月亮一样，义理也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正是它的黑暗面，令日本把美国的《限制亚洲移民法案》和《华盛顿海军条约》看作是对日本的极大侮辱；也正是它的黑暗面鞭策日本发动了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同时，正是它的光明面令日本在1945年能心怀善意接受投降及其后果。其实无论哪种做法，都符合它一向的行为模式。
近代日本的作家和宣传人士从义理的众多责任中挑选一部分呈现给西方人，并称它们是对“武士道”狂热崇拜的结果。很多理由可以证明，这种提法是很具有误导性的。武士道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官方提法，在日本，人们对这个提法，不像对“迫于义理”“仅仅出于义理”“竭力履行义理”等提法那样，具有很深的民族感情。武士道这个提法也无法表现出义理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它只是宣传人士的灵感罢了。此外，武士道成了民族主义者和军事主义者的口号，而随着那些领袖人物的名声败坏，武士道这个观念的名声也败坏了。但这并不代表日本人不再“懂义理”。西方人在当下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更有必要去理解，义理在日本意味着什么。把武士道等同于武士也同样造成了误解。义理是一种对所有阶层普遍适用的美德。如同日本的其他义务和纪律，你的社会地位越高，肩负的义理就越“重”。但义理是对社会所有阶层的要求，至少日本人认为义理对武士的要求更高。但一个外国观察家则可能觉得义理对普通人的要求最高，因为普通人从遵守义理中得到的回报更少。而对一个日本人来说，在他的世界里受人尊重便是充分的回报了，因为“一个不懂义理之人”依然是一个“可悲之人”，受到其同伴的鄙视和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