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日本这样极端要求回报义务和自我克制的伦理规范，或许会持续不断地视人类欲望为罪恶，并要求将其从人类的内心根除。这是很经典的佛教教条。但更令人吃惊的是，日本的伦理规范竟然对感官享乐十分欢迎。尽管日本是世界上佛教最盛行的国家之一，它的伦理观在这一点上却和释迦牟尼以及佛典的教义南辕北辙。日本人并不谴责自我满足。他们不是清教徒，并且认为肉体上的享受是好事，值得培养。他们看重肉体上的快感，同时明白这种享乐要有度，不能影响生活中的重要事宜。
这样一种伦理规范使得日本人的生活时刻保持着高度紧张。一个印度教教徒比美国人更容易发现日本人接受感官享乐的后果。美国人不相信享乐还需要特意学习；他们可能会拒绝沉溺于感官享乐，但心里清楚自己抗拒的是一种已知**。事实上享乐和责任一样，都是需要学习的。许多文化并不教人们怎么享乐，因而那些文化中的人特别容易自我牺牲、为义务献身。在这样的国家中，出于对其他问题的考量，有时候甚至男女之间的身体吸引也会被尽量限制，以确保不对家庭生活的平稳造成威胁。日本人一方面培养身体的享乐能力，一方面又设立伦理规范，告诫人们不能把享乐当作一种正经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的生活处理起来更困难了。日本人把肉体享乐当作艺术去培养；当他们充分品尝到乐趣后，又会为履行义务而牺牲享乐。
日本人最喜欢的肉体小享受是泡澡。无论是最贫穷的种稻农民，还是卑微的仆人，或是富有的贵族，他们每天傍晚时分必做的便是把自己浸泡在温度刚好的洗澡水中。 最常见的浴池是一个木桶，下面生着木炭火加热，以保持水温在四十三摄氏度或更高。他们在进浴池前先清洗全身，然后任自己享受浸泡时的温暖和放松。他们在泡澡时会以胎儿的姿势抱膝而坐，水没至下巴。和美国人一样，他们每天沐浴是为了清洁身体，但他们对泡澡的重视中还带着一种被动放纵的艺术感，这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沐浴文化都难以模仿的。他们说，一个人年纪越大，就越懂得享受这种艺术。
日本人离不开泡澡，因而有各种各样减少泡澡成本和麻烦的方法。在城镇中有像游泳池一样的公共大浴池，人们在同一个池子里泡澡，也有机会和邻居聊上几句。在农村，几个女人轮流在院子里准备泡澡水——日本的礼节并不要求人们在沐浴时回避他人的目光，家人们轮流入浴。日本的任何家庭，哪怕上流社会的家庭，也总是按照严格的次序进入家庭浴池，通常最先入池的是客人，随后是祖父、父亲、长子等，直到家中地位最低的仆人。他们出浴时浑身被泡成了龙虾似的红色，然后全家人聚在一起，享受晚饭前、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
日本人不仅极为享受泡热水澡，也很热衷“锻炼”。传统上“锻炼”包括了最刺激的冲冷水澡习惯，也叫“冬炼”或者“冷水苦行”。至今日本人依旧这么做，只是不再遵照传统的形式。它要求人们黎明之前出门，坐在刺骨的山泉瀑布下面，或者寒冬夜晚在没有暖气的房屋内朝身上倒冰凉的水。这些可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帕西瓦尔·洛威尔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的这种习惯。渴望获得治愈病患或预测未来的超能力的人——尽管他今后不打算成为祭司——在每天睡觉前都会进行“冷水苦行”；凌晨两点当“神灵都在沐浴”的时候，他又会起床再进行一次。此外，他早上正式起床后、中午和黄昏时分都会分别重复一次。
黎明前冲冷水澡在打算学习弹奏乐器或准备从事其他世俗职业的人们中间特别流行。为了锻炼身体，人们把自己暴露在极度寒冷之中。据说学书法的孩子需要一直练到手指冻僵、长冻疮。这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近代的小学学校内都没有暖气设备，据说这更能锻炼孩子的意志和品格，以便今后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西方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日本人不断地感冒和流鼻涕，而日本人压根儿不想去预防这些。
睡觉是深受日本人喜爱的另一种享乐，也是日本人最有成就的艺术之一。他们不管以什么姿势，且在任何美国人看来完全不可能的环境中，都能完全放松入睡。这令很多研究日本的西方学者感到吃惊。美国人把失眠当作精神紧张的同义词，并且根据美国人的标准，日本人的精神应该是高度紧张的。但日本人总能像孩子一样安然入眠。他们每天晚上就寝时间也很早，很难找到另一个东方国家像他们这么做。在夜幕降临后不久就睡着了的村民们，并不像美国人一样是在为第二天积蓄能量，他们没有这种计算能量的概念。一个很了解日本人的西方人写道：“去日本后你必须不再相信今晚的睡眠和休息是在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你必须意识到，睡眠和恢复体力、休息以及消遣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同对工作的提议一样，睡眠也是“一个独立事件，无关乎我们已知的生或死”。美国人习惯于通过睡眠来恢复体力。大多数美国人早上醒来的第一个念头，是算算昨晚到底睡了几个小时。睡眠时间可以预示今天将拥有多少能量和效率。但日本人睡觉是为了其他原因——他们喜欢睡觉。如果手边没什么事情，他们就高高兴兴地去睡觉了。
出于同样的原因，日本人在牺牲睡眠时意志也是非常坚定的。一个准备考试的学生可以日夜不休地复习，却不想想多一会儿睡眠可能会让他在考试中发挥得更好。在军队训练中，睡眠是随时可以为纪律牺牲的。都德上尉在1934年至1935年间和日本军队一起工作，他曾讲述了他和手岛上尉的一次交谈。在和平时期的军事训练中，部队“有两次都是连着行军三天两夜，除了十分钟小憩和找机会打个盹儿外，没有其他机会可以睡觉。有时候人们只能边走边睡。一个少尉在熟睡中，撞到了路边的木堆，引起了哄笑”。最终到达兵营后，还是没人可以睡觉；他们全都被分配了站岗或者巡逻的任务。都德上尉问：“那为什么不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睡觉呢？”“噢，不！”手岛上尉回答，“完全没必要。他们都知道如何睡觉。他们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保持清醒。”这段话总结了日本人的观点。
吃和取暖以及睡觉一样，既可作为一种自由享受的放松，也可作为一种锻炼意志的训练。吃对日本人来说如同一种休闲时进行的仪式，他们每一餐都会上无数道菜。上的每一道菜都只有一汤匙那么多，但色味俱全。其实，“吃”更像是一种训练。埃克斯坦引用一个日本农民的话说：“快吃快拉是日本人的美德之一。”“吃本身没那么重要……吃是为了维持生命，因而吃应当尽可能简单快速。我们不鼓励孩子特别是男孩像欧洲孩子一样吃得很慢，而是鼓励他们吃得越快越好。”在训练僧侣的佛教寺院，僧侣们在饭前祈祷中如是告诫自己：食物只是良药。这意味着锻炼意志的人不应当视食物为享受，而只能把它们当作必需品。
根据日本人的逻辑，强制剥夺食物是测试一个人“坚定意志”的好办法。绝食给了人们显示自己有多么坚忍的机会，如同拒绝温暖和睡眠一样。同时，绝食也让人们有机会像武士一样在饥肠辘辘的时候“用牙签剔牙”。如果一个人通过了绝食测试，他不但不会因为缺乏卡路里或维他命而能量降低，反而会因为精神胜利而能量倍增。日本人不像美国人一样觉得身体的养分和身体的能量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 所以，战时的东京电台会告诉防空洞中的避难者，练健美操可以让饥肠辘辘的人重新变得强壮起来。
浪漫的爱情是日本人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尽管爱情常常与婚姻形式以及对家庭的责任相冲突，但爱情在日本依然是人们熟悉的话题。日本的小说中充满了爱情故事，并且和法国文学一样，主人公都是已婚人士。在平时的阅读和交谈中，殉情是深受喜爱的话题。10世纪的《源氏物语》和其他国家的国民级小说一样，细致描写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封建时期君主们或者武士们的爱情传说也一样具有浪漫主义色彩。这是日本小说的首要主题。在这方面，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差异巨大。中国人刻意淡化浪漫爱情和性欲享受的重要性，以省去不少人和人之间的麻烦，他们的家庭也因此更为和谐平静。
美国人在这一点上当然更能够理解日本人，而不是中国人，但是这种理解不管怎样仍是很肤浅的。美国人在性欲享受的问题上有许多禁忌，日本人却没有这些。在这个方面日本人完全没有道学气，美国人反倒有。日本人觉得性和其他任何的“人情”一样，只要不影响重要事宜就完完全全是好的。“人情”中没有罪恶，因而没必要对“性快感”进行道德说教。美国人和英国人觉得日本人珍藏的画册很色情，并以猎奇的目光看待吉原（日本艺妓和妓女集中的区域）。日本人经常评论欧美人的这种态度。早在和西方接触的初期，日本人就对来自西方的批评十分敏感。他们试图通过法律让自己的行为习惯更接近西方人的标准。但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能够消除文化上的差异。
受过教育的日本人都十分清楚，某些事情他们自己不觉得**和伤风败俗，美国人和英国人却那么觉得；但是，这些日本人没有意识到，美国人的传统态度和日本人的“人情不应干扰生活正事”的信念之间，横卧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正是这条鸿沟，令美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对爱情和性欲享受的态度。日本人把属于妻子的范畴和属于性欲享受的范畴划分得非常清楚，而这两者是同等公开且坦率的。但它们之间的划分并不像美国那样——男人公开承认妻子的地位，却对性欲享受一事遮遮掩掩。日本人把两者分开，是因为前者属于一个男人的主要义务领域，而后者则属于次要的消遣领域。日本人一向让各个领域“各就其位”，这令他们把家庭中那个理想的父亲和那个寻花问柳的男人也分得一样清楚。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把爱情和婚姻看作是同一件事。美国人越是以选择配偶为目的，就越在意爱情。“相爱”是美国人结婚最好的理由。结婚后，丈夫如果对其他女人动心思，便是对妻子的侮辱，因为他把只应当属于妻子的东西给了别人。但日本人不这么看。在选择配偶时，年轻人通常都屈从父母的选择，奉命结婚。他必须遵守夫妻关系之间的一套繁文缛节。哪怕在一个和睦相处的家庭中，子女们也丝毫看不到父母之间有什么带性暗示的亲昵举动。如同一个当代日本人在一本杂志中所说：“婚姻的真实目的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任何其他目的都歪曲了婚姻的真正意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男人只有把自己局限在这样的生活中才是高尚的。如果负担得起，他会养一个情妇。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不会把自己迷恋的女人纳为小妾。如果他那么做了，便是把生活中本应分隔的两个领域混在一起了。这个女人可以是个艺妓，精通音乐、舞蹈、按摩及其他消遣技艺；也可以是个妓女。通常，他会和这个女孩的艺馆或者妓院签一份合约。这份合约能够防止女孩被突然抛弃，并保障她得到一份经济回报。他会帮助女孩另觅住所、独自生活。只在极少数例子中，这女孩生了孩子，只有当男人想要把这孩子和自己其他的孩子一起抚养成人时，他才会把她接回家住。但这女孩在他家里的身份不是妾，而是一个仆人。这孩子会称呼男人的合法妻子为“母亲”。孩子和生母之间的关系是不被承认的。中国人的传统模式是东方式的一夫多妻制，这和日本的习俗完全不同。日本人保证家庭义务和“人情”，哪怕在空间上，也是分隔的。
虽然只有上层阶级才养得起情妇，但大多数日本男性都会不时地招艺妓或妓女。这样的招妓行为通常都是公开的。妻子会为晚上外出消遣的丈夫整理打扮。丈夫光顾的艺妓或者妓院可能会把账单寄给他的妻子，而妻子会付清账单，并视为分内之事。她也许会不高兴，但也只能生生闷气罢了。尽管光顾艺馆比光顾妓院的花费高很多，但在艺馆里花钱享受的夜晚并不包括性行为。他得到的是一群装扮美丽且举止优雅的女孩们提供的娱乐服务，而这些女孩是专门接受过严格训练的。为了能够和某个艺妓交往，男人要么成为她的主顾，签下令她成为自己情妇的合约，要么用自己的魅力迷倒她，这样她就会主动献身了。但是，和艺妓女孩们共度的晚上并非毫无性意味。她们的舞蹈、谈笑、歌声、姿态都是带着传统的性暗示的，并且经过精心设计以表现上层阶级的妻子所不能表现的。她们属于“人情的范畴”，并使男人从“孝的范畴”中得以短暂解脱。因而男人没有理由不去纵情享乐，只不过这两个领域是分开的。
妓女住在有许可证的妓院里。在和艺妓消磨了一个晚上后，男人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光顾妓院。妓院的费用很低，因而没钱的男人可以用这种放松方式使自己得到满足，不再惦记着艺妓。女孩的照片展示在妓院外面，客人通常都会花很长时间公然地站在门口研究这些照片，并做出选择。妓女的地位很低，并不像艺妓一样被人高高地捧在上面。她们通常都是穷人家的女儿，在家中经济窘迫时被家人卖给妓院，也不会像艺妓那样接受娱乐技艺的训练。在早期，妓女们通常会自己坐在公共场所，像肉体商品一样，表情木然地接受客人们的挑选。当日本意识到西方国家不支持这种习俗后，便不再允许她们坐在街头。如今这种形式已被照片取代了。
男人可能会挑选其中一个女孩，成为她唯一的主顾，并与妓院签订合约。这样的女孩都是受到合约保护的。但是，一个男人也可以不签任何协议，就让一个女佣或者女售货员做自己的情妇。这些“自愿的情妇”是最脆弱、最得不到保障的。她们通常是和男方相爱了，但又被排斥在所有公认的义务范畴外。美国人的一些故事和诗歌中描述了被爱人抛弃的、“怀抱婴儿”恸哭的年轻女人，日本人读到后，便认为这些生养私生子的母亲就是他们的“自愿的情妇”。
同性之间的纵欲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在古代日本，同性纵乐是被武士、僧侣等上流社会男性接受的一种行为。在明治时期，日本为了得到西方人的赞许，宣布许多传统习俗为非法，那时候它也规定了同性性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日本人至今认为这种习俗是“人情”之一，没必要进行道德说教，但又必须有度，不能干扰正常的家庭生活。因而，尽管有的男性会选择成为专业的男艺妓，但总体来说男人或者女人不太可能会彻底“变成”同性恋（用西方人的措辞）。日本人很吃惊，美国竟然有成年人在同性性行为中扮演被动角色。日本成年男性通常都会寻找少年当自己的性伴，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成年男性扮演被动角色有损尊严。日本人划定界限，明确什么可以做且能保持自尊，只不过他们的界限与美国人的不同。
日本人也不认为**一事关乎道德问题。没有一个民族像日本一样有这么多**工具。在这方面，日本人试图让这些工具不要太招摇，以免遭到外国人的指责，但他们自己并不觉得这些工具是罪恶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比美国更激烈地反对**，这种态度是在西方人成年以前就深植在他们的意识中的。男孩从小就会听到大人悄悄说，**会致人发疯，或头发变秃。当他还在幼年时，母亲就会监视他，一旦发现他**就会当作大事，施以体罚。她可能会绑起他的双手，也可能会吓唬他，说上帝会惩罚他。日本人在幼儿和少年时期从没有过这种经历，因而长大成人后也不会抱有西方人那种态度。他们对**没有任何罪恶感，并认为只要它处于正经生活中的次要位置，就不算过度纵欲。
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情”。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发誓滴酒不沾实属西方人的怪癖之一。他们对于美国某些地方的禁酒令也持有同样感觉。在日本人眼里，喝清酒是一种正常人都不会拒绝的享受。但酒精毕竟属于次要的消遣，也不会有一个正常人会过度沉溺于此。根据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人们既然不担心“变成”同性恋，那么也不用担心“变成”酒鬼。确实，嗜酒成癖的酒鬼并没有成为日本的社会问题。酒精是令人愉悦的消遣，家人或者公众都不会觉得一个醉酒的男人很讨厌。日本人喝醉后不太可能变得暴力，自然也没人觉得他会揍自己的孩子。一般常见的是，人们在喝醉后摆脱了日本严厉的礼节束缚，大哭一场，或者放浪形骸、纵情声色。在都市的清酒聚会上，人们甚至喜欢坐到对方的大腿上。
保守的日本人会严格区分饮酒和吃饭。在供应清酒的乡村聚会上，只要一个人尝了一口米饭，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喝酒了。他由此进入另一个“圈子”，他必须保持两者分开。在家里他可以在饭后喝清酒，但他不会同时又吃饭又喝酒。他必须在开始一种享受时，放弃另一种。
日本人的“人情”观带来一些重要的后果。它从根本上否定了西方哲学中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力量在人类生活中互争上风的观点。在日本哲学中，肉体并不是罪恶的，而享受肉体的快感也并非罪行。精神和身体并非宇宙中相互对立的两股力量。日本人从这种信念中得出了一个逻辑结论：世界并不是善和恶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纵观日本人的历史，他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能力去发现，或者不愿意去抓住有关恶的问题。”事实上，日本人不断地把他们的信念当作自己的生活观。他们相信人类有两个灵魂。这两个灵魂并非是不断在斗争的“善”与“恶”，而是“温柔”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在每个人和每个国家的生活中，都有一些场合需要“温和”的灵魂，一些场合需要“粗暴”的灵魂。这两个灵魂并非一个注定要下地狱，一个注定要上天堂。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是必须存在且有益的。
甚至日本人的神灵也明显善恶并存。最受欢迎的神祇是素盏鸣尊，天照大神的弟弟，也被称为“迅猛的男性威严”。他对自己的姐姐天照大神做了可耻的事，若放在西方神话中，定会被视作恶魔。天照大神因怀疑他来找自己的动机，试图把他赶出自己的房间。他便开始恶意撒野，在大神和同伴举行尝新仪式的餐厅内抛洒粪便。他破坏分割稻田的田埂，这是很严重的罪行。但他犯下的最可怕的罪行——也是西方人觉得最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在天照大神的卧室顶上挖了一个洞，并把一头“被他用落后的剥皮术剥去毛皮”的双色花斑马扔进姐姐的卧室。因为这些坏事，素盏鸣尊受到了众神严厉的惩罚，被逐出天宫，流放到了“黑暗之地”。但他仍是日本众神中最为人所喜爱的一个，并受到了与其相应的敬拜。此类神的角色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都很常见，但是他们通常被排斥在更高的伦理宗教之外，因为善恶斗争的宇宙哲学让人们觉得，超自然神灵被划分成非黑即白两种派别更合适。
日本人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从不觉得与邪恶斗争是一种美德。正如同他们的哲学家和宗教老师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强调的，这样善恶对立的道德准则并不适用于日本。他们常常十分高调地表明，这恰恰证明了日本民族的道德优越性。而中国人的道德准则必须把“仁”，也就是正义与慈爱的行为，提高到一个绝对标准的地位；通过对照这个标准，所有人和所有的行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这样的道德准则对中国人来说是好事，因为中国人低劣的人性需要这种方式的人为约束。”18世纪的神道家本居宣长如是说。 近代的佛教老师和近代民族主义领袖都针对这个主题写过著作，或者发表过演讲。他们说，日本人的本性便是好的、值得信赖的，因而不需要和自己邪恶的另一半进行斗争。他们需要做的只是擦净自己的灵魂，并令自己的行为举止适合每个不同的场合。即使之前任由自己变“脏”了，污秽杂质也很容易移除，人性之善可以再度放光。日本的佛教哲学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佛教哲学更进一步教导：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佛，“美德”不在于佛经的教诲，而在于每个人能从开悟的、纯真的灵魂中发现什么。人们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在灵魂中的发现呢？邪恶并非人类灵魂所固有的。《圣经》诗篇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日本人没有这种神学观念，他们也没有关于人类堕落的说教。“人情”也是神的赐福，人们不应当加以谴责。的确，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农民都没有谴责过“人情”。
在美国人听来，这样的教义似乎会导致一种纵欲享乐的哲学。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任务定义为履行义务。他们完全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回报恩情意味着要牺牲个人的欲望和享受。对他们来说，把追求快乐当作严肃的生活目标的想法是令人吃惊且不道德的。快乐是一种放松，条件允许时人们可以沉醉其中，但如果把它抬高为评判国家和家庭的标准则是难以想象的。人们如果要履行“忠”“孝”和“义理”的义务，必定会遭受痛苦，这是他们早就预料到的了。这种义务会让生活更艰难，但他们已有心理准备。他们经常需要为了履行义务而放弃某些享受，尽管他们不觉得这些享受是邪恶的。这需要坚定的意志，而这样坚定的意志正是日本人最欣赏的美德。
和日本的这种想法保持一致的是，日本的小说、戏剧中很少出现“快乐圆满的结局” 。美国的普通观众渴望看到解决方案。他们想要相信，主人公从此以后幸福快乐地生活。他们想要看到善人有善报。如果他们必须在戏剧的结尾时失望难过，那也是因为主人公的性格有缺陷，或因为他成了不良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他们最乐意看到的，还是主人公拥有一个一切圆满美好的结局。当普通的日本观众看到无情的命运令主人公最终走向悲剧，或令可爱的女主人公被杀害时，他们已经坐在剧院里哭成了泪人。这样的情节是晚上娱乐的**部分。人们去剧院正是为了看这一幕。甚至他们的近代电影也是建立在男女主人公经历苦难的主题上的。他们坠入爱河，却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人；他们幸福地结婚，其中一方却为了履行义务自杀；为了拯救丈夫，激励他磨砺自己的演艺天赋、拥有新生活，妻子在丈夫成功的前夕隐身于都市人海；当丈夫功成名就之时，妻子却毫无怨言地在贫穷中死去。日本人不需要快乐圆满的结局，对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的怜悯和共鸣便能令他们满足。日本人的痛苦并非来自上帝的审判，而是显示了他们正在不计代价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事情，哪怕遗弃、疾病、死亡，都不能令他们偏离正道。
日本人近代的战争电影也继承了相同的传统。看过这些电影的美国人经常说，这些电影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反战政治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应，因为这些电影完全是在描述战争带来的牺牲和痛苦。它们不会着墨于阅兵、军乐队，也不会夸耀舰队演习或大型枪械。无论这些电影描述的是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变，它们坚持刻画的都是：单调枯燥的泥泞行军、凄惨艰苦的近身厮杀、难分胜负的一次次战役。他们的电影银幕上没有胜利的画面，甚至没有自杀性的冲锋。电影中显示的只有日军在深陷泥泞、面目相似的中国小镇上的夜宿；或者日本家庭三代人的代表，也是三场战争的幸存者，分别成了伤残、瘸子和瞎子；或者士兵死后，在日本的家人为失去丈夫、父亲和养家糊口者而恸哭，但依然只能相依为命，继续生活。在日本战争电影中你是看不到像英美合拍电影《乱世春秋》中那种激动人心的场景的。日本人甚至不会把伤残老兵如何康复的主题改编成剧本。电影中也不会提到这场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银幕上的所有人已经付出一切来回报恩情了，这一点对日本观众来说已经足够。因而在日本，这些电影其实是军国主义者的政治宣传。赞助方知道，这些是不会在日本观众中激起反战情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