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生活观念和他们的“忠”“孝”“义理”“仁”和“人情”所包含的内容是一致的。他们眼中“人的所有义务”分成各个领域，就像在地图上划分了不同的省份。用日本人的措辞来说，生活包含“忠的圈子”“孝的圈子”“义理的圈子”“仁的圈子”“人情的圈子”以及其他更多圈子。每一个圈子都有其独一无二的具体准则。一个人评判同伴不是通过观察他们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们不懂孝”或者“他们不懂义理”。日本人不会像美国人那样控诉某人“不义”，而是会列举这人哪些行为不符合相对应的圈子。日本人也不会控诉某人“自私”或者“不善”，他们只会列举这人在哪些特殊领域中违反了准则。他们也不会诉诸绝对命令或者金科玉律，某个人的行为是否合理只是相对于所在的圈子而言的。当一个人在“尽孝”时，他会这么做；当他“出于义理”或者在“仁的圈子”里行动时，他又会做完全不同的事（至少西方人会那么觉得）。每个“圈子”的准则，都是这么设定的：当它的内部条件改变了，就需要采取与之前截然不同的行为来应对。譬如，对君主的义理要求武士极度忠诚，但一旦自己的君主侮辱了自己，武士不背叛君主就算是最好的结局了。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民族和敌人顽抗到底，直到剩下最后一人。当天皇在广播中宣布投降并改变了对“忠”的要求后，日本人立刻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诚意。
这一切都让西方人很困惑。根据美国人的经验，人们的行为“应当符合一贯的行为模式”。美国人区分忠臣和叛徒、合作者和顽抗者，就像把绵羊从山羊中挑出来。他们喜欢给每个人贴上标签——他到底是慷慨的还是吝啬的，是热忱的还是疑虑的，是保守的还是开放的——并希望他接下来的行为能和之前保持一致。 美国人希望每个人都能信仰某个政治意识形态，并和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根据他们在欧洲的战争经验，每个战场都有合作派和抵抗派，他们不相信在战争胜利后抵抗派就会改变立场。在美国国内的政治争议中，美国人也认识到有新政派和反新政派，他们相信即便出现新的形势，这两个阵营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有人从篱笆的一头翻到了另一头——比如一个无神论者突然变成天主教徒，或一个“共产主义者”成了保守派——这样的改变通常会被打上“皈依”的标签，并要求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性格以适应这种改变。
西方人对这种行为一体性的信赖当然并不总是合理的，但它也并非只是幻觉。在大多数文化中，无论是原始的还是文明的，无论男女，人们都会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某一类型的人的特征。如果期待权力，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成败与否取决于他人是否服从自己的意志；如果期望被人爱戴，那么身处冷漠的环境中就会感到沮丧。他们会把自己想象成极为正义的人，或者有“艺术气质”的人，或者恋家的人。他们通常都会实现自己性格的“完形”。这为人类的存在带来秩序。
西方人很难相信，日本人在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的过程中可以不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美国人的生活中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在日本人的生活中，这种矛盾是深植于他们的生活观念中的，正如同美国人的行为一致性深植于美国人的生活观念中一样。西方人有必要意识到，日本人划分生活的这些“圈子”不包括任何“恶的圈子”。这并不是说日本人意识不到任何恶意行为，而是指他们不把人类生活看作是一个善恶力量对决的舞台。他们把人类的存在看成是一出戏剧表演，需要人们平衡不同“圈子”的准则以及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每一个圈子和每一个行动方案本身都是好的。如果人们跟随自己真正的直觉，每个人都是善的。如同我们之前提到的，日本人甚至认为中国人的道德准则证明了中国人需要那种东西，从而证明了中国人的品性低劣。日本人说，他们自己不需要这种全面的伦理戒律。用我们之前引用的乔治·桑塞姆爵士的话说，日本人“不去抓住有关恶的问题”。根据日本人的观点，他们可以避开人性之恶，充分解释为什么会有恶意行为。每个灵魂最初都是具有美德的，像一把新铸造的剑一样闪着光，但是如果你不持续打磨它，它就会变得黯淡、有瑕疵。如同他们说的，“我身体里的锈”和剑上面的锈一样糟糕。一个人需要像保养他的剑一样保养他的品格。但无论如何，他那光明的、闪光的灵魂依然藏在锈迹下面，他需要做的就是打磨抛光，使之再度生辉。
日本人的这种生活观念使得他们的神话传说、小说和戏剧，在西方人看来似乎特别没有说服力——除非西方人能够改写情节（他们经常这么做），使之适应对“性格一致性”和“善恶冲突”的需求。但这并非日本人看待这些情节的方式。日本人在评论这些情节时总是说，主人公陷入了困境，被卡在“义理和人情的冲突”“忠和孝的冲突”以及“义理和义务的冲突”之间。主人公的失败，通常是因为他让人情妨碍了他履行义理，或者他不能同时“尽忠”和“尽孝”；因为义理，他不能做正义的事；迫于义理，牺牲了自己的家庭。日本小说和戏剧描绘的这些冲突，依然是两种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它们都是“善的”。要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就好像一个负债人欠了太多债而难以抉择一样。他必须在偿还一些债务的同时忽略另外一些，事实上，只偿还一笔债务并不能替他免除剩余的债务。
这种看待主人公生活的方式和西方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西方文学戏剧作品中的主人公善良，只因为他们“选择了更为善良的那一方”，和邪恶的对手做斗争。西方人常说：“美德者胜。”主人公最后应当幸福才对，因为善有善报。但是日本人对主人公那种“骇人听闻”的故事百读不厌，譬如，主人公因为无法协调他对世界的亏欠和对名誉的亏欠，最后只能选择一死了之。在许多文化中，这样的故事读起来似乎在教人们向残酷的命运低头。但是在日本恰恰相反。这些故事表达的是积极主动性和义无反顾的决心。主人公想尽一切办法偿还身上的债务，这么做的同时忽视了其他的义务。而最终，他们不得不和自己忽视的“圈子”达成妥协。
日本真正的史诗级传说是《四十七士物语》。虽然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并不高，但对日本人的影响是无可匹敌的。每个日本男孩不仅知道故事梗概，也知道故事中的各种细节。这个故事一再地被讲述和出版，并被拍成了受欢迎的现代日本电影系列。四十七士的墓地是深受好几代日本人尊崇的圣地，成千上万的人前往凭吊。他们在墓地上留下白色的拜访卡片，使得墓地周围成为一片白色的汪洋。
四十七士的主题主要围绕对君主的义理。如同日本人看到的，它描述了义理和忠的冲突、义理和正义的冲突——而最终必然是义理胜出——以及“仅仅出于义理”和无限义理的冲突。四十七士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703年封建制度最鼎盛的时期。在近代日本人的幻想中，那时候的男人都是大丈夫，履行义理时没有丝毫的“勉强”。这四十七个主人公为义理奉献了一切，他们的声誉，他们的父亲，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姐妹，以及他们的正义感。最终他们以自杀的方式为“忠”献上自己的生命。
在那时候，所有的大名都会定期觐见将军，于是幕府指定了两个大名来掌管觐见仪式，其中一个是浅野侯。这两个掌管仪式的大名都是从地方上来的君主，因而不得不向在幕府中任职的、地位很高的大名吉良侯请教礼仪。不幸的是，浅野侯最智慧的家臣大石——故事的主人公——当时刚好外出了，浅野侯没有机会咨询他的意见。不谙人情世故的浅野侯在向吉良侯请教礼仪的时候没有献上“厚礼”。而另一个负责掌管仪式的大名则在一批精通世故的家臣们的提醒下献上了许多重礼。吉良侯因没有收到厚礼，而不情愿指教浅野侯，他故意指示浅野在仪式上穿一套完全不合礼仪的服饰。觐见仪式那一天，浅野侯按照吉良侯的描述穿戴好出现了。当他意识到自己因违反礼仪而受到了侮辱后，他拔出剑，刺伤了吉良侯的前额，随后被众人拉开。作为一个有尊严的男人，报复吉良侯的侮辱是一种美德，也符合“对名声的义理”，但是，在将军的宫中拔剑违背了“忠”。浅野侯正当地履行了“对名声的义理”，但他只能按照剖腹的规矩自杀，才能尽忠。浅野侯退回到自己的官邸，打扮一番，等待他最智慧和最忠心的家臣大石归来。主仆两人久久地凝视对方，用眼神道别，随后浅野侯摆出合适的坐姿，把刀扎入肚子，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因为浅野侯违反了“忠”，招致幕府不悦，所以没有亲戚愿意继承他死后遗留的位置。最终，浅野侯的封地被没收了，家臣们都成了无主的浪人。
根据义理的责任，浅野侯的武士家臣们应当和他们死去的主人一样剖腹自杀。如果为了履行对君主的义理，他们只要重复了浅野侯因“对名声的义理”而做的事，就能表达他们对吉良侯侮辱他们君主的抗议。但大吉却私下认为，剖腹这么小的举动不足以表达他们的义理。他们必须完成君主当时因为被其他家臣拉开而没有完成的复仇。他们必须杀死权高位重的吉良侯。但这么做又必定会违背“忠”。由于吉良侯极为接近幕府，浪人们是不可能从政府那里得到官方许可来实施复仇的。在许多常见的案例中，任何谋划复仇的团体都会向幕府禀告他们的计划，并陈述他们最终会完成复仇或放弃计划的最后期限。这样的安排可以让一些幸运的人协调好“忠”和“义理”的冲突。大吉知道这条路对他和同伴行不通。因而，他把过去曾是浅野侯家臣的浪人们召集起来，但只字未提杀死吉良侯的计划。根据1940年日本学校教授学生的版本，大吉总共召集了三百多个浪人，而他们全部同意剖腹自杀。但是大吉知道，并非他们所有人都具有无限义理——用日本人的话说，就是“有义理且诚心诚意”的人——因而并非所有人都值得信赖，并可以托付向吉良侯复仇这种危险大事的。为了把那些“仅仅出于义理”的人和具有义理且诚心诚意的人区分开来，他拿如何分配君主个人财产一事来考验他们。在日本人的眼中，这测试似乎在说，虽然他们尚未同意自杀，他们的家人已经可以分得好处。分配财产的标准在浪人中引起巨大的分歧。总管一向是家臣中间领取俸禄最高的，他带领一部分人提议按照以前的俸禄比例分配财产。但大石则带领另一部分人提议，在所有人中平均分配财产。一旦大石找出了所有“仅仅出于义理”的人，他就同意了总管按俸禄比例分配财产的计划，然后允许那些得到财产的人离开队伍。总管走了，但他也从此背负了“败类”“不懂义理之人”以及“浑蛋”等恶名。大石认为只有四十七人对义理足够坚定，可以放心告知他的复仇计划。这四十七人向大石保证：任何诚信、情感和义务都不会妨碍他们履行自己的誓言。义理将是他们的最高准则。四十七人割破手指，歃血为盟。
他们的第一个任务是麻痹吉良侯，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们先假装解散，不再关注名誉之事。大石整日沉溺于最低等的妓院，或者和人打架斗殴，脸面尽失。在自暴自弃的生活的掩饰下，他和妻子离婚了——这对任何打算违背法令的人来说，是很常见、很彻底且合理的一步，它可以让妻子孩子不被自己最后的行动牵连。大石的妻子伤心地离开了他，但他们的儿子加入了浪人行列。
整个东京的人都猜测他们想要复仇。所有尊敬浪人的人都相信四十七士必定会试图杀死吉良侯。但四十七士否认了这样的企图。他们假装自己是“不懂义理”的人。岳父们对他们尊严尽失的行为感到愤怒，把他们赶出家门，甚至令女儿解除婚约。朋友们也都嘲笑、鄙视他们。某天一个亲近的朋友撞见大石喝得醉醺醺的，在和女人们嬉闹。大石甚至对他也否认了对君主的义理。“复仇？”他说，“这太傻了。每个人应当享受生活。没有比喝酒享乐更棒的事了。”大石的朋友不相信他的话，便把他的刀从鞘里抽出来看，以为它会闪闪发光，证明大石所言不实。但呈现在眼前的刀刃锈迹斑斑。他不得不信了，于是在大街上踢打醉酒的大石，并向他啐唾沫。
其中一个浪人需要钱来完成他在复仇计划中的任务，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卖去当妓女。这女人的哥哥也是个浪人，当他发现妹妹知晓复仇计划后，竟然提议亲手杀死妹妹，他希望能通过此举对大石示忠，让大石把他也吸收为复仇成员。另一个浪人杀死了自己的岳父。还有一个浪人把自己的妹妹送给吉良侯当女佣兼情妇，这样他们就能得到宫中的内部消息，判断何时可以动手。他的妹妹在复仇完成后必定会自杀，因为她必须以死来洗刷自己侍奉吉良侯的污名，哪怕她只是假意侍奉。
12月14日，一个下雪的晚上，吉良侯举办了一场聚会，守卫们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浪人们突袭了防守坚固的吉良侯府邸，制服了守卫们，直达吉良侯的房间。吉良侯不在那里，但床褥还有余温。浪人们便知道他一定藏在府邸的什么地方。最后他们发现一个人蜷缩在储藏木炭的独立小木屋里。一个浪人用刀刺穿了小屋的墙壁，但他抽回刀一看，没有任何血迹。其实刀已经刺伤了吉良，但在刀被抽回去的那一刻，吉良用衣袖擦干净了上面的血迹。但他的诡计并未奏效。浪人强迫他从木屋里走出来。但他又声称自己不是吉良，只是吉良家的总管。就在这时，四十七士中有一人认出了吉良前额的伤疤，这正是浅野侯在将军宫中用剑所伤。他们确认他就是吉良后，要求他立刻剖腹自尽。吉良拒绝这么做——这证明他确实是个懦夫。浪人们挥起浅野侯曾用于剖腹的刀，砍掉吉良的首级，并郑重地把首级清洗一番。做完这些事后，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割下的首级，列队前往浅野侯的墓地。
浪人们的壮举使东京城里的居民激动振奋。那些曾质疑浪人的家人和岳父们也都冲上前去拥抱他们，表达自己的敬重。一些大藩主在沿途欢迎款待浪人。最终浪人们到达了墓地，他们献上的不仅有剑和首级，还有一封写给君主的祷文。这祷文至今仍被日本人保存着。
我们今天来此地向您献上我们的敬意……只有完成了由您开始的复仇大业之后，我们才敢这么做。等待复仇时，一日如三秋……现在，我们终于带着吉良侯的首级来到您的墓前。您去年万分珍视这把刀并把它托付给我们，现在我们把它带回来了。我们祈祷您能用它再砍一次敌人的首级，永远消除心头遗恨。四十七士敬悼。
虽然已经报答了义理，但他们还需要尽忠。只有一死才能两全。他们没有背叛忠，却违反了政府禁止“未经申报的复仇”的规定。在“忠”的名义下，无论要求是什么，他们都必须履行。将军幕府下令四十七士剖腹自杀。正如日本五年级课本中所说：
他们替君主报仇，义理坚定不渝，必然被后世看作是永恒的榜样……因而幕府经过慎重考虑后要求他们剖腹，是为一举两得之计。
这意味着，通过亲手杀死自己，浪人们同时偿还了对义理和对义务的最大亏欠。
这部日本民族史诗的每一个版本都有一些不同。在近代的电影版中，最开始的贿赂主题变成了性的主题：吉良侯被人发现想追求浅野侯的妻子。正因为他心怀不轨，所以才故意给出错误的礼仪指示以羞辱浅野侯。贿赂的情节被删除了。但所有这些对义理的责任被描述得十分细致，令人不寒而栗——“为了义理，他们抛妻、弃子，并失去（杀死）父母”。
这类描写义务和义理冲突的主题，也是其他许多故事和电影的基础。日本最优秀的历史电影之一讲述的是第三任德川将军在位时期的故事。这个将军在还很年轻、未经世事的年纪就被推举上台，他的国家也因这次继位分成了两派，一派人想拥立另一个年纪相仿的近亲。尽管这第三任将军上台后的执政很出色，另一派的大名却很不服，心中的“耻辱感”日益滋长。他一直等候着复仇时机。有一次终于接到通知，将军及其随从将会巡游一些藩国，接待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他希望能趁此机会雪耻，并履行“对名声的义理”。官邸本身防守坚固，他又做了更多的准备，堵死了所有的出口，封锁了整座官邸。然后他又做手脚埋下机关，随时可以让墙和屋顶在将军及其随从的头顶坍塌。他还刻意安排了声势浩大又周密细致的招待方案。他指派一个武士在将军面前跳舞，并在舞蹈的**时刻拔剑刺向将军。出于对君主的义理，这个武士不能拒绝大名的命令。但是“忠”却又禁止他对将军下手。电影银幕上的这场舞蹈充分体现了这种矛盾心情。他必须这么做，又不能这么做。他几乎就要动手了，但他又不能。尽管有义理存在，但“忠”的影响还是太强大了。舞蹈越跳越乱，引起了将军一行人的怀疑，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座位。绝望的大名立刻下令摧毁整栋房子，将军虽然逃脱了舞者的刺杀，却眼看着要被废墟埋葬。就在这时，跳舞的武士上前，带领将军一行人穿过地下通道，安全地逃到了空旷的场所。“忠”最终战胜了“义理”。将军派人向这位带路者致谢，并要求他跟他们一起回东京接受荣誉。但带路者回头望了望倒塌的官邸，说：“不可能了。我会留下来。这是义理。”这位武士随后在废墟中自杀——通过死，他做到了忠和义理的两全。
这些古时候的传说并没有着重描写义务和“人情”之间的冲突。在最近几年，它才逐渐成为一个主要的主题。近代的小说不再淡化而是越发强调爱情和善良——为了义务和义理，这两者都必须舍弃。如同他们的战争电影在西方人看来像是优秀的反战宣传一样，这些小说在西方人看来，也像是在表达人们希望能够遵从内心活着的愿望。它们当然证明了人具有这种冲动。但是一再讨论这些小说和电影情节的日本人从中看到了不同的意义。西方人同情主人公是因为他坠入爱河，或者珍视个人的抱负，但日本人指责主人公让这些“人情”妨碍了他履行义务或者义理。西方人很可能会觉得，这标志着反抗传统以及冲破障碍、寻找幸福的力量。但根据日本人的标准，真正坚强的人应该是那些可以漠视个人幸福并坚持履行义务的人。他们认为，性格的强大主要体现在服从上，而非反抗。因而，这些小说和电影的情节在日本人眼中的意义经常不同于西方人眼中的意义。
日本人也是以同样的评价体系来评判他们自己的或其他人的生活。他们认为当个人欲望和义务准则起冲突时，一个人若无法割舍个人欲望，他就是弱小的。他们以此评判各种各样的情况，但与西方伦理观最为对立的一条则是男人对待妻子的态度。妻子与男人“孝的圈子”并不相干，父母才是圈子的中心。所以男人的责任很明确。一个具有强大的道德品质的男人为了尽孝，应当遵从母亲的决定和妻子离婚。如果他爱他的妻子，并且妻子已给他生了一个孩子，那么这个男人的决定便显得他更为“强大”。用日本人的话说：“孝，可以令你把妻子、儿女置于陌生人的位置。”对妻子、儿女的态度，充其量不过属于“仁的圈子”。在最坏的情况下，他的妻子、儿女甚至不能对他有任何要求。哪怕婚姻幸福，妻子也不会处于义务的中心。一个男人不应当把他和妻子的关系提升到和他对父母及国家的感情同等的高度。20世纪30年代，一个著名的自由主义分子公开谈到他十分高兴能回到日本，原因之一是他和妻子的团聚。这番言论竟成了丑闻。他应该说他高兴是因为他能和父母团聚，因为见到了富士山，因为他可以为日本的民族事业献身了等等。但是他的妻子不该属于这么高的层次。
近代日本人也表示，他们不满道德准则如此强调各个层面和各个“圈子”之间的区别。在日本，很大一部分思想教育都致力于把“忠”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正如同政治家们通过把天皇放在顶端，撤销将军和封建君主，来简化等级体系一样，在道德领域，他们通过把所有较低层次的道德都归在忠的范围下，来简化义务体系。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不仅在“对天皇的崇拜”之下统一了整个国家，还减轻了日本道德观分散独立的状态。他们试图教导人们，通过“尽忠”，你便履行了其他所有的职责。他们使得“忠”不再是生活中的一个圈子，而是整个道德拱门的基石。
对这种安排最佳且最权威的宣言是明治天皇在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这份敕谕和另一份《教育敕谕》都是日本真正的圣典。日本的所有宗教都没有圣典：神道没有，佛教各派要么脱离文字经文来制定教义，要么以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等经文来代替圣典。然而明治天皇的告诫敕谕才是真正的圣典。在宣读敕谕的神圣仪式上，听众们屏气凝神、满怀敬意地深深鞠躬。这些敕谕的地位就如同《摩西五书》，人们从圣殿中取出宣读，读完后又毕恭毕敬地放回原处，然后听众才可散去。宣读者如果读错了一句话，会在事后引咎自杀。《军人敕谕》主要是颁给现役军人的。他们要逐字逐句学习敕谕，每天清晨默默冥想十分钟。《军人敕谕》也会在重要的民族节日、新兵入伍、老兵退伍等场合上正式宣读。中学和补习班的男孩们也要学习《军人敕谕》。
《军人敕谕》是一份只有几页纸长的文件，分成各个条目，清晰明确。但不管怎样，在西方人看来它异常费解，里面提的准则似乎互相矛盾。善良和美德被认为是真正的目标，并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方式加以描述。然后敕谕又告诫听众，别像过去死得不体面的英雄那样，“忽略公共职责正道，信守私人关系”。这是日本官方的翻译，虽然不是逐字翻译，但它充分代表了这句话的原意。敕谕继续说：“你们应当慎重对待这些古代英雄传达的警告。”
如果不了解日本人的义务体系，就很难理解所传达的“警告”。整个敕谕显示了官方淡化义理、强调“忠”的努力。敕谕中通篇都没有出现“义理”这个词，尽管在日本它是个家喻户晓的词。敕谕没有提到义理，但强调了较高法则“忠”和较低法则“信守私人关系”。敕谕努力想要证明，较高法则能够充分成为衡量所有美德的标准。它说：“正义便是对义务的履行。”一个忠心耿耿的人自然拥有“真正的大勇”，这意味着“在日常交流中，以温和为先，然后才能赢得他人的爱和尊重”。敕谕暗示，只要遵循这些规则就已足够，不必应用义理。义务以外的责任都是较低的法则，人们必须慎重考虑才能承担它们。它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