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是一种债务，且必须被偿还。但是在日本，所有的“报恩”行为都被认为属于和“恩”完全不同的范畴。日本人觉得美国人的道德观非常奇怪：把“恩”和“报恩”的范畴混为一谈，且把“义务”和“责任”作为中性词；这就如同美国人觉得，某些部落的经济语言没有区分交易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也很奇怪。对于日本人来说，“恩”是一种最重要的，且永远都存在的债务；而报恩则是积极的、箭在弦上的紧迫行为，可以用一系列其他概念的词来称呼。一个人身上背负的债务（恩）不是美德，他的报恩行为才是。一旦他为了感恩积极奉献自己，他便拥有了美德。
美国人若想要更好地理解日本的道德观，需要在脑海中把一切想象成经济交易，并且要知道，在美国的财产交易中拒不履行债务那一方是会受到制裁的。在美国，人们必须履行自己的契约。你没有任何借口把他人财产占为己有。一个人必须偿还银行债务，不能说不还就不还了。负债者需要对本金和利息同等负责。但美国人同时又觉得，爱国心和对家人的爱与经济行为完全不同。爱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是无条件给予的，所以才最珍贵。爱国心则，是把国家利益置于一切之上，但除非美国正被敌军侵略，否则它听起来有些不切实际，和会犯错的人类天性也不符合。当日本人觉得世上的每个人一出生就自动背负了债务时，美国人则觉得一个人应该怜悯并帮助他有需求的父母，不应该打老婆，应当抚养子女。但这些东西不可以像金钱债务一样用数量计算，也不会像商业行为那样在成功后得到奖励。但在日本人看来，爱国心和对家人的爱，相当于美国的经济偿付能力。日本人履行爱国心和对家人的爱，就像美国人支付账单或者抵押贷款的利息一样，背后都有着很强的约束力。这种爱的义务并非只有当国家宣战或者父母病重这些紧要关头时才需关注处理；它们是永远都存在的阴影，就像一个纽约小农场主整日担心抵押贷款，或者一个华尔街金融家卖空股票后忧心忡忡地看着股市上扬。
日本人把报恩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别，每种都有自己的规则：一种在数量和时限上都没有止境；另一种可以计量且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必须偿还。那些无止境的对债的回报被称为“义务”（gimu）。如日本人所说：“人们从来都回报不了万分之一的恩情。”人们的义务分两种类型：对父母之恩的回报，是孝；对天皇皇恩的回报，是忠。这两种义务都是强制性的，是每个人不可逃脱的命运。事实上日本的小学教育就被称为“义务教育”，因为没有其他词能比“义务”更充分地传达“必须”的意思了。生命中的一些变故可能会改变一个人义务的具体内容，但是义务是自动加在所有人身上的，超越一切。
这两种义务都是无条件的。通过这些，义务成为不容置疑的绝对美德，日本式义务也逐渐偏离中国式孝道及对国家的责任。自从公元7世纪以来，中国的伦理体系就不断被日本采用，“忠”和“孝”本来也是中国词语，但中国人并不认为这些美德是无条件的。中国人认为有另一种美德超越了忠和孝，而且它是后两者的前提。这就是“仁”，通常被翻译为“仁爱”，但它几乎涵盖了西方一切良好的人际关系。父母必须有“仁”。一个统治者如果不“仁”，他的百姓即便反叛他，也是正当的。君主“仁”，是百姓“忠”的前提。皇帝和他的官员能在位多久，取决于他们是否“仁”。中国的伦理观把“仁”当作人类一切关系的检验标准。
日本人的义务及报恩一览表
一、恩：被动发生的义务。一个人“受恩”、“亏欠恩”，即从被动接受的观点看，恩是一种义务。
皇恩：受恩于天皇。
亲恩：受恩于父母。
主恩：受恩于主人。
师恩：受恩于老师。
人的一生中和所有人的往来都可能会受恩。
注：所有对你施恩的人都会成为你的“恩人”。
二、恩的回报。“偿还”债务，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即从主动报恩的观点看，这些报恩行为也是义务。
A. 义务。无论怎么偿还，都无法还清，且没有时限。
忠：对天皇、法律和日本的责任。
孝：对父母和祖先（也含对子孙）的责任。
任务：对工作的责任。
B. 义理（“义理”是日文特有词，包含了情义、道义等）。须如数偿还，且有时间限制。
1. 对社会的义理
对领主的责任。
对亲家的责任。
对他人的责任，因为受恩于他人，如获得钱、恩惠、事业帮助（如“工作同伴”）。
对远亲的责任（伯母、伯父、外甥、侄子），不是因为受恩于他们，而是因为受恩于共同的祖先。
2. 对名声的义理（也就是名誉）
有人侮辱自己，或者把失败归咎于自己时，为自己“洗刷”污名的责任，即报复或者复仇。（注：这种反击不被认为是侵犯。）
不承认自己（专业上）的失败或者无知。
遵守日本礼仪的责任，即实施一切尊重上级的行为，不逾越地位地生活，在不合适的场合克制情感表露，等等。
中国的这种伦理观念从未被日本接受。伟大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谈及中世纪时期的中日对比时，说：“这些观念显然和日本的天皇权威有冲突，因而从未被全盘接受过，哪怕只是理论上。”事实上，在日本，“仁”成了一种匪徒的品质，完全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观中的崇高地位。在日本，“仁”的发音是jin（写法仍和中国的汉字一样）。“行仁”或者“行仁义”对于最高层来说也不是必须具备的美德，“仁”已经被完全排斥在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行仁”简直像是在做什么非法的事。它也可以是值得称赞的行为，比如把自己的名字列在公共慈善的募捐簿上，或者宽恕一个罪犯。但是它毫无疑问是分外的事，不是你必须去做的。
“行仁义”还有另一种“非法”的含义：它通常是匪徒看重的品格。对于德川时期的那些强盗和暴徒——武士佩带双刀，而他们只佩带单刀——“行仁义”是一种荣誉：当一个匪徒向陌生人寻求庇护，陌生人为了以后不遭到匪徒团伙的报复，就会答应下来，因此就是“行仁义”。在近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变得更低了，经常出现在对应受惩罚的行为的讨论中。日本的报纸说：“普通劳工仍在行仁义，他们必须受到惩罚。警察必须确保街头巷尾中依旧盛行的行仁义现象被取缔。”当然，他们指的是在敲诈勒索团伙和黑社会中依旧盛行的“强盗的荣誉”。特别是在近代日本，当小工头非法雇用没什么技术的工人，通过剥削他们来牟利，就像世纪之交时美国码头上的那些意大利工头那样，他们就被说成是在“行仁义”。 中国观念中的“仁”在日本被贬损得无以复加了。日本人篡改和贬低中国伦理观中关键的一项美德，并使得再无其他相应品德来约束“义务”，于是孝道便成了日本人必须履行的责任，哪怕它会纵容父母的罪行和不公。只有当孝道和对天皇的义务冲突时，才可以被废除。此外，哪怕你的父母为老不尊，或者正在破坏你的幸福，你也一样不能舍弃孝道。
有一部现代日本电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母亲在儿子那里意外发现了一大笔钱。儿子是已婚的乡村教师，他从村民那里筹集到这笔钱，是为了替一个即将被父母卖入妓院的女学生赎身。那女孩的父母也是迫于无奈，由于乡村饥荒，一家人都快饿死了。乡村教师的母亲自己经营着一家规模可观的餐馆，生活富裕，但她从儿子那里偷走了这笔钱。儿子知道是自己母亲拿的，却不得不扛下了所有的指责。他的妻子发现真相后，留下了一封遗书，说丢钱的责任在于自己，随后抱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投河自尽。事情被公开后，甚至没有人质疑这个母亲在整个悲剧中的责任。儿子履行了孝道后，只身前往北海道去磨炼自己的意志，以求日后能坚强地应对同类考验。他是一个自命高尚的悲剧英雄。
作为美国人，我自然觉得应该对这个悲剧负责的人是偷钱的母亲，但我的一位日本朋友却强烈反对我的观点。他表示，孝道经常会和其他品德冲突。如果男主人公足够智慧，他或许能找到一种方式协调两者的冲突，并且不失去自己的尊严。但是，如果他谴责自己的母亲，哪怕只是在自己心底默默谴责，都不可能再保住自尊。
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现实中，一个年轻男人在成家后都会背负起沉重的孝道。除非在某些“摩登”的圈子中，通常一个体面家庭的父母会通过媒人来挑选儿媳妇。家族比儿子本人更在意是否能挑选到一个好媳妇，因为联姻不仅涉及金钱往来，这位妻子还将被录入家谱中，生养儿子，替家族传宗接代。通常的习俗是，媒人会为这对年轻男女安排一次双方父母都在场的、比较随意的会面，但年轻男女并不交谈。有时候父母会为儿子准备一桩权宜婚姻：女方的父亲从经济上得到好处，而男方父母则得以和背景好的家庭联姻。有时候父母会挑选一个人品好的姑娘。一个好儿子对父母之恩的回报，就是不质疑父母的决定。结婚后，他的回报依然会继续。特别是当这个儿子是家族继承人时，他必将和父母一起生活。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婆婆总是不喜欢儿媳的。婆婆总会对儿媳百般挑剔，甚至可能会把她赶回娘家，或者解除婚姻——哪怕儿子很满意自己的妻子，只想和妻子一起生活。日本的小说和自传不仅倾向于描述妻子的苦难，也很喜欢强调丈夫的痛苦。当然，丈夫屈从解除婚姻的决定，其实是在行孝道。
美国的一个“摩登”的日本女人，曾在自己东京的家中，收留一个被婆婆赶出家门且怀了孕的年轻妻子。这个妻子被迫和悲伤的年轻丈夫分离。她生着病，伤心欲绝，却丝毫没有责怪自己的丈夫。逐渐地，她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可是，孩子一生下来，那个婆婆就带着沉默、顺从的儿子来了，要求带走孩子。当然，这孩子是属于婆家的，所以婆婆带走了孩子，但随后孩子立刻被送进了寄养家庭。
所有这些行为都不时地掺杂在孝道中，被视为是对父母之恩的合理回报。在美国，这些故事会被看作是对个人正当幸福的外来干涉。但是日本人可不会把这种干涉看作是“外来的”，因为他们把亏欠视为一切的前提。在日本，这类故事有点儿像美国故事：一个老实人历尽艰辛、吃尽苦头，坚持还清债务。它们都讲述了真正高尚的品德，即人们如何为自己赢得尊敬，并顽强地接受人生挫折。但是，无论这种挫折多么高尚，都自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一丝怨恨，所以值得一提的是亚洲人关于“可恨之物”的谚语——缅甸人列出了“火、水、盗贼、官员和恶人”；而日本人则列出了“地震、打雷和父亲”。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的孝道并不包括几个世纪前的祖先世系，以及从他们衍生出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针对近祖。墓碑上的字体必须每年重新描画，以显示主人的身份。当在世者都不再记得某个祖先了，自然也就无人打理他的坟墓了，家庭神龛中也没有他的灵位了。日本人只对那些尚活在记忆中的人虔敬，他们只注重此时此地。许多作家都曾提到，日本人缺乏对抽象思维或凭空想象的兴趣；对比中国的孝道，日本版孝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版孝道最重要、最实际的意义在于，它把尽孝的义务局限在在世者之间。
在中国和日本，孝道远不止对父母和祖先的尊重与服从那么简单。美国人认为对孩子的照顾取决于母亲的本能和父母的责任感，但中国人和日本人则表示这取决于一个人对祖先的尊敬。日本人对此说得非常明确：人们通过把自己受到过的照顾传递给子女，来偿还对祖先的亏欠。日语里没有一个词可以表达“父亲对子女的义务”，所有此类责任都被包含在对父母以及祖父母的孝道之中。“孝道”要求一家之长对子女担负起各种责任，教育儿子和弟弟，管理家产，救济贫穷的亲戚，以及数不清的日常责任。日本制度化家庭的严格限制，同时也控制了能被义务服务的对象的人数。如果儿子死了，父亲出于孝道的义务，要承担起养活其遗孀及其子女的责任。同样，如果女儿丧夫，父母有时候也要接济她和她的家庭。但他们没有义务照顾一个丧夫的侄女或者外甥女，若有人这么做了，他就是在履行一种完全不同于孝道的义务。人们有义务抚养和教育自己的亲生子女。但如果有人教育侄子，惯例上他应该把侄子合法地领养为儿子。如果他们还是叔侄关系，他就没有义务教育他。
孝道并不要求人们在接济他人（甚至是贫穷的直系近亲）时表现出尊重和关爱。年轻的寡妇被家人称为“冷饭亲戚”，意思是，她们吃的都是冷菜剩饭。她们需要对每个家庭成员保证随叫随到、唯命是从，并且服从家人替她们做的决定。她们和自己的孩子都是低人一等的穷亲戚。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中，她们受到的待遇也许不那么差，但一家之长并没有义务善待她们。兄弟们在互相履行责任时，也没有义务非要怀着热忱；人们经常称赞道：尽管某对兄弟痛恨彼此，做哥哥的还是尽职履行了对弟弟的义务。
婆婆和媳妇之间的矛盾恐怕是最大的。媳妇作为一个陌生人住到了新家庭中。她有义务去了解婆婆习惯怎么操持家庭，并且学着照做。在许多例子中，婆婆都会明确表示年轻的儿媳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在其他一些例子里，我们可以推测出婆婆非常嫉妒儿媳。但是正如日本谚语所说：“无论儿媳多么可恨，生下来的孙子都是可爱的。”因而孝道总是存在于婆媳之间。儿媳们在表面上无比低眉顺眼，但是这些温顺迷人的姑娘在历经岁月后也会变得苛刻、挑剔，和自己以前的婆婆一样。作为年轻的妻子，她们不能流露出一丝敌意，但是她们并没有因此就变成本性温良的人。等到了晚年，她们就会把常年累积的怨恨发泄到自己的儿媳身上。今天，日本女孩会公开谈论嫁给一个不继承家业的儿子的好处，因为这样她们就不必和霸道的婆婆住一起了。
“尽孝”并不一定要让整个家庭充满关爱。虽然在有些文化中充满关爱是一个大家庭道德法则的关键，在日本却不是。正如一个日本作家所说：“日本人格外尊重整个家庭，因而他们不大看重每个家庭成员，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虽然并非每个日本家庭都是如此，但这段话描述了大致的情况。日本家庭强调的是履行义务和回报恩情。家中长辈担负起巨大的责任，其中之一是确保年轻人做出必要的牺牲。即使年轻人感到怨恨，也无济于事。他们必须遵守长辈的决定，否则就是不遵守孝道。
以上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怨恨，在日本的孝道关系中十分显著、典型，但不存在于其他类似的义务关系中，比如对天皇的效忠。日本政治家们用尽心思把天皇塑造成一个神圣的领袖，并使他与喧闹平庸的世俗生活隔离开来。只有这样，天皇才能令所有子民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把天皇说成是子民的父亲是不够的，因为家庭中的父亲，尽管肩负所有的义务，受到的评价却可能并不高。天皇只能是超脱所有世俗考量的圣父。对天皇效忠是一种最崇高的美德，人们必须狂热地仰慕这个幻想中的、未被俗世污染的“好父亲”。早期明治维新的政治家们在拜访西方各国后，写道：这些国家历史的前进都是由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冲突推动的，这不符合日本精神。他们回到日本后在宪法中写道：统治者是“神圣且不可冒犯的”，并且不对国务大臣的任何行为负责。天皇将是日本统一的最高象征，而非担负职责的国家元首。由于天皇约七个世纪以来都不再是实际的统治者，因而很容易永久维持其在后台的角色。明治政治家们只需要在所有日本人心中，把天皇和无条件的最高美德——忠——联系起来。在封建时期的日本，“忠”曾是对世俗领袖将军的义务。这一漫长的历史警告明治政治家们，如果想要实现“日本精神的统一”这一目标，他们必须在新体制中做些什么。在将军兼任征夷大元帅和执政首领的那几百年里，尽管人们也对他“忠”，但反抗其统治的叛乱和刺杀的阴谋却也十分频繁。对将军效忠时常与对封建君主的义务冲突，并且对后者的忠往往比前者更有强制性。毕竟，对自己的君主效忠是基于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而相比之下，对将军的忠则显得有些疏远。在动乱时期，武士家臣也为逼将军退位和拥立自己的封建君主而战。明治维新的提倡者和领军人物为反抗德川幕府斗争了一个世纪，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效忠天皇。而此时天皇隐居幕后，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想象天皇的形象。明治维新正是尊王派的胜利。正是从效忠将军到效忠具有象征性的天皇的转变，才让1868年的事件可以被称为“王政复古”。天皇依然继续遁世。他授予“阁下们”权力，但他本人并不执掌政府或军队，也不颁布政策。和以前差不多的那些顾问——虽然他们经过了更好的挑选——继续执掌政府。真正巨大的变化是发生在精神领域的，因为“忠”从此意味着每个人必须回报神圣的领袖，即最高祭司。这也是日本统一和永恒的象征。
人们的“忠”之所以能够很容易地转移到天皇身上，当然也得益于一则讲述“皇室是天照大神的后裔”的传统民间神话。但是这一则指出天皇神性的神话传说并不如西方人认为的那么重要。当然，那些反驳天皇是神后裔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因此质疑人们是否应当对天皇忠诚；而接受了天皇是神后裔的普通百姓其实和西方人的出发点也不是同一个。Kami这词被翻译成“神”，其字面意思是“头”，即等级制的顶端。和西方人不同的是，日本的人和神之间并没有隔着鸿沟，任何日本人在死后都可以变成kami。在封建时期，人们“忠”的对象是没有神性的等级制的头头。能够把“忠”转移到天皇身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日本没有朝代更迭，只有一个皇室贯穿历史。西方人也许会抱怨：这种所谓的连续性其实是个骗局，因为日本继承皇位的规则不符合英国或者德国皇家继承规则。但这种抱怨是毫无根据的。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根据日本规则，它的皇室继承“从古至今”都没有中断过。中国有史以来经历了三十六朝更替，但日本没有。它虽然也接受了各种变化，但社会构架从未瓦解，模式也一直没变。在王政复古前的上百年中，反德川势力正是利用了这种历史观的说法，而非神性后裔论，来推翻德川幕府。他们说，对等级制最高地位者的“忠”，就应该献给天皇一个人。他们把天皇拥戴为国家的最高祭司，而这一角色并不一定是神性的。皇室的连续性比天皇是神的后裔更为关键。
近代日本尽了一切努力，使“忠”只特别针对天皇本人的形象。明治维新后的第一个天皇是一个重要且庄严的人。漫长的在位期使得他很容易在臣民心目中符号化。天皇在公众面前的偶尔亮相均伴随着极为隆重的朝拜仪式。当聚集的人群在他身前跪拜时，四下一片寂静，没人敢抬起眼睛直视。一楼以上的窗户都被关闭了，因为没有人可以从高处俯视天皇。天皇和他的高级顾问的接触也同样是遵从等级的。他并不召见行政官员。只有一些有格外特权的“阁下”才能“觐见”他。他不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颁布诏书；通常诏书的内容都是关于伦理、节俭，或者宣告争端已被解决，用于安抚民心。当他病重卧床时，几乎整个日本都成了寺庙，所有崇拜他的民众都在为他虔诚祈祷。
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天皇成了一个超脱一切政治纷争的符号。就好像人们对星条旗的忠诚高于且超越所有的党派政治一样，天皇也是“不容违背”的。我们每次升旗、降旗时都会有一个仪式，而我们曾以为这种仪式不适用于个人。但是，日本的至高象征就是一个人，并且日本人最大限度地仰仗这一点。他们可以去爱戴他，而他也会有所回应。日本人会因为天皇“关心他们”而感动得欣喜若狂；他们会献上自己的生命，来“使他放心”。在一个像日本这样完全基于人际关系的文化中，天皇是忠诚的符号，其意义远超国旗。如果老师在上课时说一个人的最高职责是爱国，这个老师会被认为不合格；因为最高职责应当描述为：对天皇本人的报恩。
“忠”提供了一个天皇和臣民关系的双重体系。臣民可以越过任何中间人，直接对天皇效忠；他可以用自己的行动“使陛下放心”。但是，天皇对臣民的命令则需要通过他们之间所有的中间人来层层转达。“这是天皇御旨。”这句话会立刻激发人们对天皇的“忠”，可能比其他现代政权具有更强大的约束力。罗里曾描述过一次和平时期的军事演习。一个军官带队出发时下令，没有他的许可，谁都不许从水壶里喝水。日本军队训练时经常要在艰苦的环境中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不休息。那一天因为口渴和筋疲力尽，二十个士兵晕倒，五个一命呜呼。事后查看他们的水壶，竟然都还是满的，这一切只因为“那个军官下达过命令。这是天皇御旨”。
在民政方面，“忠”几乎对从丧葬到税收的一切事务都有约束力。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都是臣民表达忠心的中介。日本人的观点是，遵纪守法便是他们对最大的债务——皇恩的回报。这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对美国人而言，全国上下都很讨厌各种新法条——从街头红绿灯到所得税——并认为它们是在干涉个人自由。联邦法规遭受了双倍的怀疑，因为它干涉了每个州制定自己法律的自由。许多公民都觉得华盛顿官僚机构是把这些法规强加在他们的身上，简直无论多么激烈的谴责都不足以平息怒火。也正因如此，日本人觉得美国人是一个目无法纪的民族；美国人则觉得，日本人是一个只懂顺从、缺乏民主观念的民族。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这两个国家公民的自尊关联着不同的态度。在美国，一个人的自尊取决于他能否掌控自己的事务；在日本，自尊则取决于他能否回报他所认可的施恩者。但这两种态度各有难处：美国人的难处在于，尽管某些法规对整个国家有益，却很难让民众接受；日本人的难处则在于，需要一生都活在恩情的阴影之中，很痛苦。每个日本人都在尝试如何既不触犯法律又规避掉自己背负的义务。他们也会欣赏某些形式的暴力、直接行动和私人复仇，而美国人则不会。尽管日本人具有以上这些特质，和其他一些可能被激发的特质，他们依然不会去质疑他们肩负的“忠”。
当日本天皇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时，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忠”所展现的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和日本有过接触或对它有所了解的西方人都曾经说过，日本人是不可能投降的。他们坚持认为，若幻想让遍布亚洲和太平洋岛屿的日本军队和平地放下武器，那就太幼稚了。许多日本的武装部队还没有在当地打过败仗，并且他们依然相信自己是在为正义而战。日本本岛上也都是誓死抵抗者。占领军——它的先锋部队规模比较小——如果前进至军舰炮弹的射程之外，则可能会面临被屠杀的风险。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毫无顾忌，不惜一切代价。他们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但是，以上这些美国分析家们没有考虑到“忠”。天皇一开口，战争就停止了。在天皇的声音出现在广播之前，一些激烈的反对者在皇宫周围拉起了警戒线，企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是，一旦停战诏书从天皇口中读出来，所有人都立刻服从了。无论是在满洲或爪哇的前线指挥官们，还是身在日本的东条英机们，无一反对。美国人的军队在机场降落后，遇到了有礼貌的迎接。一个外国记者写道，他们早上降落时手上还紧紧握着手枪，到了中午时已经把枪收了起来，到了傍晚他们开始逛街买小工艺品了。此刻，日本人通过遵守和平的方式，来“使陛下放心”；而一周以前，他们还在发誓要顽抗到底，哪怕只剩一根竹竿，也要击退夷狄，“使陛下放心”。
对于这个现象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除非某些西方人不能理解，影响人行为的情感本身是各式各样的。有些西方评论家宣称，除了对日本民族斩草除根外，没有其他办法。有些则说，日本只有自由主义者当权且推翻现有政府，才能拯救自己。以上说法如果是针对一个全面投入、全民支持战争的西方国家，是说得通的。但是，他们错了。他们错在把极为西方式的行动方针强加给日本。甚至在和平占领日本的几个月后，有些西方评价家依然在预言：一切都失败了，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因为“日本人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打败了”。这是基于西方是非标准的优秀西方社会哲学。但日本不属于西方世界。它没有采用西方国家的最后一招——革命。它也没有搞阴谋破坏来对抗美国的占领军。它使用了自己的力量，即在战斗力完全瓦解前，有能力要求所有人通过无条件投降这一代价，来对天皇效忠。在日本人看来，虽然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他们也得到了最为看重的东西——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说，这是天皇下达的命令，即使它是投降的命令。尽管战败了，最高的准则依然是“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