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约束对于来自另一种文化背景的观察者来说很可能显得无关紧要。那些自我约束的技巧本身是很清晰的，可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劲去做呢？为什么会有人自愿把自己挂在钩子上？为什么集中意念冥思苦想？为什么攒着本金绝不使用？为什么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项苦行上，而对外人觉得重要的、须加以约束的冲动却放任自流？当观察者从一个无须学习自我约束技巧的国家，来到极为强调自我约束的民族中时，由此产生误解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在美国，自我约束的传统技巧相对不那么发达。美国人的观点是，一个人只要评估了个人生活中有什么可能性，如果有必要，他自然会进行自我约束以实现选择的目标。他是否自我约束取决于他的野心、良心，或者维伯伦所谓的“职业本能”。为了加入一个橄榄球队，他可能会接受严苛的作息表，或者为了把自己训练成音乐家或商业成功人士，他会放弃所有的娱乐。他会出于良心而戒绝邪恶或轻浮。在美国，自我约束本身是与其在个案中的应用紧密相关的，因此它更像是为应用而生的技能训练，而不像学习算术。如果美国确实有自我约束技巧，那也是某些欧洲的教派领袖或传授印度发明的印度教宗师教授的，甚至连圣特丽萨或圣胡安所传授、实行的“冥想、祈祷”式的自我约束，在美国也几乎已经绝迹了。
但是，日本人的观点不一样：无论是将参加中学考试的男孩，还是参加剑术比赛的运动员，或是仅仅过着贵族生活的人，都需要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不同于为了应付测试需要专门学习的特定技能。无论他为考试恶补了什么知识，无论他的剑术有多么精湛，无论他的礼仪有多么周全，他都需要放下书本、剑以及社交活动，接受一种特殊的训练。当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会接受这种深奥的训练。但是即使那些没有接受的人，也承认自我约束的措辞和实践在生活中的地位。各个阶层的日本人都是用那一套共有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观念来评判自己和他人。
日本人自我约束的观念可以简单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培养能力，另一类则不只是培养能力，还要求更多东西。而我会把这里的“更多东西”称为“娴熟”。这两类在日本是不同的，分别产生不同的心理效果，有不同的逻辑依据，并通过不同的标志加以识别。前文已经描述了第一类（自我约束的能力）的许多例子。譬如，士兵们在和平时期连续演练六十个小时，其间只有十分钟可以打个盹儿，对此，他们的军官表示：“他们都知道如何睡觉。他们需要训练的是如何保持清醒。”尽管这种要求在西方人看来太极端了，但其目标不过是为了培养合格的行为。这个军官只是在陈述一条公认的日本心理经济学原则，即意志应当超越几乎可被无限**的身体，而身体本身并无健康法则可循（尽管忽视健康的后果须自行承担）。日本的整个“人情”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观点之上。无论多么损害健康，无论条件是否允许，无论是否经过培训，身体都必须服从人生重要事宜的安排。一个人应当不惜任何自我约束的代价来彰显“日本精神”。
但是，如此表述日本人的观点或许太简单粗暴了。因为“不惜任何自我约束的代价”在美国通常的用法中，几乎等同于“不惜任何自我牺牲的代价”，它经常也意味着“不惜承受任何个人压力的代价”。美国的约束理论认为所有人都是从儿童时期开始，无论是自愿接受还是由权威强加，通过学习约束来实现社会化。这一点令人很有压力。个人总是怨恨社会限制他的愿望。他不得不做出牺牲，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抵触情绪。不仅仅是美国的许多专业心理学家持有这种观点，父母也是用这种哲学观念把孩子抚养成人的。心理学家的这种分析道出了西方社会的很多实情。当一个孩子“不得不”在某个时间点上床，他也会从父母的态度中感受到上床睡觉这件事的压力。在无数的家庭中，孩子都会在夜间抗争一番才肯入睡，以此显示对此事的怨恨。但他身为年轻的美国人，已经被教育过睡觉是一个人“不得不”做的事，任何抵抗都是徒劳的。他的母亲也规定，有些东西是他“不得不”吃的，可能是燕麦粥、菠菜、面包，也可能是橙汁。但美国孩子学会了抗议他们“不得不”吃的食物，他们认为那些对他“有好处”的食物都很难吃。美国的这种抚养孩子的方式在日本以及希腊之类的西方国家都不存在。在美国，长大成人意味着可以从进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一个成人可以吃好吃的食物，而不是对他有好处的食物。
但是，这些对于睡眠和食物的想法，相对于西方的自我牺牲的概念就太微不足道了。标准的西方信念是，父母为子女做出巨大牺牲，妻子为丈夫牺牲自己的事业，丈夫为了养家糊口牺牲自己的自由。美国人很难想象，某些社会中的人竟然觉得自我牺牲是没有必要的。但这些社会是真实存在的。在那样的社会中，父母自然而然地疼爱子女，女人喜欢结婚生活胜过其他，男人追求自己喜爱的事业，无论是当猎人或者园丁，都会得到全家的支持。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提自我牺牲呢？当一个社会强调这样的解释，并允许人们照此生活时，自我牺牲的概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美国人常常把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付出看作牺牲，但其他的一些文化却把它看作“互惠的交换”。它们要么是投资，日后会被偿还，要么是在回报过去已经获得的价值。在这样的国家中，甚至连父亲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以这种方式表示的。父亲在儿子小时候为他付出，儿子会在父亲老年及去世后用付出进行回报。每个商业关系也是一种民间契约，它保证双方关系对等，通常都是一方承担庇护的责任，另一方提供服务。如果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就不会有一方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做出牺牲。
在日本，为他人服务背后的逻辑是互惠，这种互惠既表现在等量交换上，也表现在责任互补的等级制交换中。因而“牺牲”在日本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和在美国很不一样。日本人总是特别反对基督教传教士关于牺牲的说教。他们认为，一个善良的人不应当把为他人做的事看作是损失。曾有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所谓的自我牺牲，在我们看来只是付出而已。这是因为我们自愿付出，或者因为付出本身是件好事。我们不会觉得自己可怜。无论我们为他人放弃了多少，我们都不觉得精神上得到了提高，或者应该得到‘奖赏’。”一个民族只要像日本人那样围绕着复杂的互惠义务组织生活，就自然而然地觉得这和自我牺牲没什么关系。他们极力督促自己去履行那些极端的义务，但互惠的传统理念不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可怜或者很伟大。那种由自我牺牲产生的自艾自怜或者自豪感只在个人主义和竞争社会中才容易产生。
美国人为了理解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约束，不得不先对他们自己的“自我约束”概念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切除聚集在此概念周围的“自我牺牲”和“压力”等赘生物。在日本，人们训练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在承受训练时就和桥牌玩家一样，不觉得自己是在做出牺牲。训练当然是很严苛的，但这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刚出生的孩子的确很幸福，但他不具备“品尝人生”的能力。只有通过对心智的训练（或自我约束），人们才能具备充分开展生活的能力，得以“品尝”人生。日本的这种表达通常被翻译为“只有如此，他才能享受人生”。自我约束可以“增强丹田之力（自制力所在）”，使人生更为开阔。
日本人相信，“合格”的自我约束可以提高一个人驾驭自己生活的能力。他们说，一个人刚开始训练时的不耐烦终会消失，最终他要么体会到自我约束的乐趣，要么彻底放弃。一个学徒最终会热爱自己的工作，一个男孩最终学会了“柔道”，一个年轻的妻子逐渐适应婆婆的命令。当然，在训练初期人们会不习惯各种新规定，并希望摆脱约束。但他们的父亲会说：“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有些训练对于享受人生是有必要的。如果你放弃了，不好好训练自己，你自然不会幸福。如果你最终不幸福并遭到世人的非议，我是不会袒护你的。”在日本人经常使用的说法中，约束意味着磨掉“身体的锈迹”，使一个人成为他渴望成为的、闪亮锋利的宝刀。
尽管以上这些说法都强调了自我约束对个人有益，但日本道德规范所要求的极端行为依然会对个人造成很大压力，并最终导致攻击性冲动。美国人常常在玩游戏和体育竞技中对此深有体会。譬如，一个桥牌冠军为了能打好牌、成为桥牌专家投入了无数的时间和努力，他不会抱怨自己为此做出的牺牲，也不会认为投入其中的时间是一种“压力”。但是医生也说了，人们常常为了赢得高额赌注或者获得冠军而集中全部注意力，这同时也会导致胃溃疡和身体过度紧张。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日本人身上。但由于日本人坚信义务是互惠的，且自我约束对个人有益，所以他们能够轻易忍受那些美国人无法忍受的训练。比起美国人，日本人更关注自己的行为是否合格，也不允许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对生活不满而怪罪他人，也不会因为没有达到美国人所谓的平均幸福水平就自怨自艾。他们接受的训练令他们比普通美国人更为关注“身体的锈迹”。
“娴熟”超越了“合格”，是自我约束的更高层次。日本作者曾论述过达到“娴熟”的技巧，但西方读者却觉得不太好理解。专门研究这个主题的西方学者也对此话题不太重视。有时候他们把这种娴熟称为“怪癖”。一个法国学者写道：它们全都“违反了常识”；所有具有约束性的教派中最伟大的一个是禅宗，它本身就是“一派装模作样的胡扯”。但是，日本人想要通过这些技巧实现的目标并非完全不可理解，这个主题揭示了日本的心理经济学。
日本人有一系列词汇表达自我约束的娴熟者所应当达到的心灵状态。有些词用于演员，有些用于宗教信徒，有些用于剑术家，有些用于公开演讲者，有些用于画家，有些用于茶道大师。它们的本义都是相同的，我在这里只使用一个词：无我（muga）。这个词是禅宗佛教用语，在信仰禅宗的日本上流社会很流行。对这种娴熟状态的描述称：“无我”代表了无论在世俗生活中还是在宗教中，一个人的意志和行动之间“毫无断裂，完美衔接”的体验，就仿佛电流从正极流向负极。对于那些没有达到娴熟状态的人来说，意志和行动之间始终都立着一面不导电的屏障。日本人称之为“观察中的自我”或“干涉中的自我”。当日本人通过特殊的训练，移走了这块屏障并达到娴熟状态后，他就不会再意识到“我正在这么做”了。电路完全通畅了，任何行动都无须费力，这种境界就是“一心”。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实现了他头脑中设想的画面。
日本的寻常百姓也在努力达到“娴熟”的状态。英国研究佛教的权威查尔斯·埃利奥特爵士在谈到一个女学生时曾说：
她拜访了东京一个知名的传教士，说她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当被问及这么做的原因时，她回答，她非常渴望坐飞机。传教士又问她飞机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她回答，她听说坐飞机前必须内心平静且胸有成竹，而这种心理状态只能通过宗教训练才能实现。她觉得所有宗教中基督教可能是最好的，所以前来寻求教诲。
日本人不仅把基督教和飞机联系起来，也把训练“平静且胸有成竹的内心”与考试、演讲和政治生涯联系起来。在日本人看来，对“一心”的技巧训练几乎对做任何事都有不容置疑的好处。
许多文明都发展了这一类的技巧，但日本的目标和方法带有自己鲜明的特征。特别有趣的是，日本的许多技巧源自以瑜伽闻名的印度。日本的自我催眠术、集中意念、控制五感等技巧仍显示出与印度修行的共通之处。两者都强调放空大脑，身体静止，上万遍诵念同一句话，集中全部注意力在一个符号上等等。甚至印度的那些术语至今还在日本被使用。但是，除了这些最基本的相似之处外，日本版本的技巧与印度几乎没什么共通之处。
印度的瑜伽派极端崇拜“禁欲苦行主义”，认为这是一种从轮回的循环中解脱的方式。除了涅槃外，人类没有其他的解脱方式了。阻碍涅槃的则是人类欲望。而消除欲望的方式则包括了饥饿、受辱和自我折磨。通过这些方法，凡人可成为圣人，获得灵性，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瑜伽修行是一种摒弃肉体世界、逃脱人类无边苦难的方式，也是一种掌握精神力量的方法。苦行修炼的手段越极端，就能越快实现目标。
印度的这种思想在日本却不存在。尽管日本是一个佛教大国，转世和涅槃的概念却从未成为日本佛教信仰的一部分。虽然一部分僧侣私下里接受这些教义，但他们从没有试图去影响民间的风俗和想法。日本人不会把杀生看作是杀死转世的人类灵魂而放生鸟兽鱼虫。日本的落葬仪式和生育仪式也不带任何转世轮回的概念。转世不是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不仅大众没有涅槃的想法，僧侣们也对教义加以修改，使之不复存在。有僧侣声称，一个人只要“顿悟”了，便已经涅槃了。涅槃是发生在此时此刻的，一个人在松树和夜鸟上都能“看见涅槃”。日本人没兴趣去幻想死后的世界。他们的神话讲述的都是神的故事，而不是逝者的生活。他们甚至排斥佛教中死后因果报应的思想。他们相信，任何人，包括地位最低的农民，死后都会成佛。日本人把家庭神龛中供奉的灵位称为“佛”。没有其他佛教国家使用这种称呼。这很容易理解：一个国家能如此大胆地称呼死去的普通人，自然没有想过去追求涅槃这样的艰难目标。一个怎么都会成佛的人是无须通过终生苦行来实现终极解脱的。
日本人也没有“灵和肉不相容”的教义。瑜伽修行是一种消除欲望的方法，而欲望是存在于肉体中的。但日本人却没有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人情”并不是恶魔，享受七情六欲是智慧的一部分，只要保证享乐不影响人生的重要职责就行了。这个信念在日本人的瑜伽信仰中发挥到了极致：他们不仅去掉了所有的自虐部分，甚至不再把瑜伽视作是禁欲苦行主义的一部分。那些“顿悟”的隐士虽说隐遁起来了，其实只是和妻子、儿女一起住在风景优美的乡间，安逸舒服地生活着。妻子的做伴以及随后孩子的出生都和他们的超凡入圣不矛盾。在所有的佛教教派中，僧侣普遍会结婚并赡养家庭。日本人觉得很难接受灵与肉不相容的理论。“顿悟者”的圣性主要体现在他们自律的冥想修行以及质朴的生活方式。超凡入圣不代表他们就要穿得破破烂烂，对美景视而不见，对乐曲充耳不闻。日本的圣人可能每天做的事就是吟诗、品茗、赏月、观花。禅宗派甚至提醒信徒们避免“三不足——衣不足、食不足和睡不足”。
瑜伽哲学的终极信念是：神秘主义方法可以引导修行者达到天人合一的极乐境界。但这个信念在日本也是不存在的。无论在世界的何处修行神秘主义，无论修行者是原始民族、伊斯兰教阿訇、印度瑜伽大师还是中世纪基督徒，他们都普遍认同，他们达到了“天人合一”，感受到了“人世间所没有的”极乐。日本人的神秘主义修行并不神秘，但这不代表他们不能达到入定。他们也能入定，但是他们觉得入定只是训练人们实现“一心”的方法。他们不会把它描述成极乐的状态。其他国家的神秘主义者认为入定时五感停止工作，但禅宗派不这么说。禅宗认为“第六感”在入定时变得异常敏锐；内心训练可使“第六感”超越味觉、触觉、视觉、嗅觉和听觉这五感，但五感在入定时也会得到特殊的训练。禅宗派的训练包括了感知无声的脚步，并在它们移动时精确地跟随它们的方位，或者在保持入定的状态下区分不同食物的诱人香味。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能够“协助第六感”。人们在这种境界中，学会如何使“六感皆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