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标志了“后马克思主义”的黎明以及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问题式的断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霍尔的意思，葛兰西是这种衰落的始作俑者，而葛兰西对文化研究的重要程度“恰恰体现在他在文化研究中以彻底的方式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遗产上面。葛兰西‘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至今尚未被人们理解，并且或许人们也永远不会将之拿来与我们正在进入的后马克思主义时代进行根源上的考量”①。——要是葛兰西得知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的使者，一定会大为惊讶，乃至可能会很绝望。在文化研究领域的理论朝圣之旅当中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语言学转向”,它已经“偏离了这种大致由马克思主义奠基的既定道路”②。正如霍尔所言，“理论的重塑，作为一种不得不通过语言和文本的隐喻来质问文化的结果，代表了现在文化研究必须常常定位自身的突破口”③。在霍尔看来，早期文化研究的“阶级还原论”④倾向和“文化与符号转换的简单二元隐喻”⑤已经得到了解决，其解决方法是“从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元隐喻的改良版本的藕断丝连，向彻底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概念的总体理论转向”。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抛弃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转换隐喻”标志着文化研究探讨“条件与意识之间的辩证法”的努力的衰落。的确，霍尔赞同用“多元重音的对话”“隐喻”来取代“阶级对立的辩证法”“隐喻”。②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来说，相对自主性已经成为单一自主性；阿尔都塞的“支配结构”概念已经被没有中心和主导的结构概念所取代，并且历史必然性已经在历史偶然性面前臣服。
这种思想的迁移在霍尔写作《现代性的形成》一书的导言中显露无遗。霍尔将这本书描述为对那些有助于“转向现代性”的“四种主要社会过程”的检验——“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③——“它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形构的‘发动机’”④。它们当中没有一个获得了“解释的优先权”,因为它们对于现代性的诞生都是必备要素。因此这本书“采取了一种多重原因解释”,这反映了它对“目的论”观点(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现代化理论)的抵制，即反对将“社会发展最终归因于某种单一原因：经济”。①用霍尔的话来说，“不像许多早期社会学观点倾向于赋予阶级一种‘主导’范畴的地位，这本书并没有采取一种明晰的等级制度或者优先原因，并且对经济还原主义持普遍的批判态度，因为在还原论中经济基础被假定为历史的决定力量”②。与此相反，《现代性的形成》一书“为文化和符号过程增加了更为显著的分量”。文化被授予了“一种更高的解释地位”,因为它“被视为非反映的，而是现代世界的构成要素：作为经济的、政治的或者社会变迁过程的要素”③。
根据霍尔的意思，这个“关键概念的多元化”④标志着知识的进步。现在现代性被理解为“不同的暂时性”“遵从非理性逻辑”⑤,“多元的结果”,以及“不均衡的、矛盾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的事件。霍尔稍微放弃了这种将历史视为“一系列纯粹的偶然事件”⑥的观点，认为“这个形成过程并不是自主的与彼此分离的。它们之间存在各种关联——它们彼此相互接合。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聚合起来，都相互合作式地移动或者改变着”⑦。假如阿尔都塞的幽灵以霍尔的术语继续存在的话，那么这纯粹只是霍尔不断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隔离开来的幽灵存在罢了，而霍尔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还原主义的烙印。随着后结构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篇章的展开，经济开始从被称为现代性的“四大进程”的中心位置上跌落下来。的确，现代性的“四大进程”文化，被定义为“社会生活的符号维度”①,这样“社会意义的生产是一切社会实践功能的必备条件”②就显得更有决定性了。
尽管经济的地位在霍尔的新图式里下降了——现在它既不是最初的决定因素也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这并不意味着经济主义的垂死挣扎。霍尔将维维恩·布朗讨论经济的篇章描述为“被新经济关系决定并被新经济思想控制和表现的经济生活的独特领域”的一种检验。这个“经济领域”包含“商业和贸易”,“市场和劳动的新部门的扩展，物质财富和消费的增长”。这一切都是“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兴起和传统经济逐渐转化的结果”。关于欧洲的“经济发展”,霍尔指出，“它是由贸易和市场的扩展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系统的生产活力”是被“自由放任主义和私人经济的市场力量”所解放的。这种“发展的引擎是商业和农业的革命”③。
这种语言将经济当作一种社会主体和社会关系独立运作的事物——的确，就像篇章标题所暗示的，“经济的诞生”同时就孕育了资本主义本身。这类似于我们过去常常描述地质变迁的语言。这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语言，即市场和资本主义被描述为好像是从事物的自然秩序当中自发生成的一样。有证据表明，霍尔认为“现代资本主义萌芽于封建经济的缝隙之中”①。霍尔将经济描述为一种独特的、自生的领域，它重复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把经济视为“市场”的独立运作，它独立于并且奠定了其余的社会存在的基础。
将经济以这种方式进行构思的结果就是使得经济变得非社会化和非人性化了。经济与这种叫作“社会”的东西的分离是非常明显的。在他所写的“改变社会结构”一章里，霍尔认为作者哈里特·布兰得利：
将重点从经济过程转向了变迁中的社会关系，并且新型的社会结构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她所写的篇章关乎新社会和劳动力的性别分离的出现。她比较了前工业社会的阶级和性别形态，新社会阶级在乡村社会中诞生，他们围绕着资本和雇佣劳动被组织起来；工作形式与新形式的工业生产联合起来；也形成了新型的男女关系。②
在这种构想中，“经济过程”似乎浮现了其自身的协同，然后提供了“社会关系”在其他地方改变的推动力，这也与“经济”中的自发改变分离开来。
有一个词语可以用来设想这种方式——拜物教——在这里实际人类活动的结果被视为一种超人之物。这恰恰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标，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从而揭示这种“拜物教的经济世界”,即“劳动和人类生活实践的语言”被转换成了“商品的语言”①。借助那只灵巧之手，“劳动的生动现实”降低成为其“异化的和抽象的形式”(即金钱),资本宣告了它与作为“他者”的人类劳动的"纯粹自主性"。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任务是将这种拜物教世界奉为神圣的事实和理论。正如大卫·麦克纳利所言：
因此庸俗经济学的拜物范畴构成了一个“自生”的神话……在庸俗经济学之中，资本成为一个狂暴的尼采信徒，一个贪得无厌的意在否定所有他者的力量，它拒绝承认自己的劳动源出，并且寻求一切存在条件的根源地位。②
尽管霍尔并没有宣称经济的“纯粹自主性”——他的四大“进程”自然而然地“在彼此之间发生接合”——然而通过将经济转化为独立于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客体，霍尔再生产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拜物教世界。而且，霍尔将每一个进程视为不同的“范围”或者“组织的串群”③,这就排除了将它们视为一种“复杂整体”的可能性，并且缺乏将社会视为相关进程的偶然堆积体的观点。实际上，后马克思主义者霍尔选择了他曾经明确反对的立场：一种“传统的、社会学的、多元因素的、没有优先决定的方法”,在其中“所有东西之间都相互作用”①。
在1973年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雷蒙·威廉斯批评了这种非常立场，因为它必须“撤销这种存有一切决定进程的宣言”②。威廉斯指出尽管自马克思以来的上层建筑概念已经经历了许多次修订，但是“‘经济基础’这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却并没有得到较为匹配的对待”,而这又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概念，假如我们能理解文化进程的现实性”。他指出了这种将经济基础构思为“在本质上非统一且常常是以静态的方式”存在的趋势——实际上将其“视作是一个单方面决定其他事物的客体”③。威廉斯断言这与马克思的原本立场并不一致，后者将决定的起源定位在人类的“特殊活动和关系”上。④
笔者认为威廉斯处在文化研究试图超越文化反映论的最薄弱之处：他试着通过将所有精力会聚于上层建筑的方式来反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然后再将这个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基础概念原封不动地搁置一边。通过这种不平衡的努力，毫无疑问霍尔对于反映论的挑战便不可阻挡地移向了上层建筑的自主性方向，然而与此同时也保留了经济基础的自主性。而且，一旦它们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那么这就不可能以经验方式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必然的或者自由的关系。相反它们成为一系列客体、事件或者“进程”,它们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它们之间的任何“统一”完全是主观的和传统的——一种特殊“接合”的产物，即暂时打断和“固定”这种无尽的意指活动。通过主张文化的自主性来解决反映论问题，霍尔因此选择一种分析的和新实证主义的——即反对辩证法的——明晰模式，在后者的范围当中并没有一种作为自主对象或事实的事物。①
在《现代性的形成》导言中，霍尔指出：“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似乎有一个清晰的、客观的和物质的属性。它们改变了‘现实世界’中的物质和社会组织——人们的实际行为是如何的。与此相反，文化进程一般处理无形的事物——意义、价值、符号、观念、知识、语言和意识形态。”尽管他宣称语言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物质进程——就像经济和政治——依靠它们效果的‘意义’”②,但是霍尔将“物质的”和“话语的”设想为不同的区域，它们之间的关系必须经由分析假定得出，而不是作为辩证的、交互的构成时刻，即威廉斯曾经所言的“一个总体不稳定的实践”③。
二十年前，霍尔曾提出文化研究的未来在于发现可以解决“非还原确定性问题”①的方法。他的方法是将这个世界包装成不同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偶然的，因此就是非决定性的。实际上，霍尔返回到了汤普森对“生活经验的原料”与“规则和系统”的早期区分上来，但是与汤普森相反，霍尔将它们的关系视为任意的而非必然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策略保留了唯心主义和经济主义——这些是现代思想的孪生支柱——使得文化成为思想、语言和意义的专属领域，并且将经济转化为一种无声的、非意指实体的领域。霍尔的理论历程始于无法在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之外反思经济基础问题；自语言学转向以来，就已经将语言进行分离并给予其特权，然后再将其投射回整个社会实践。从身边的“原始材料”中自由创造意义的现代主体也开始了复兴。这种轨迹——使得符号的自主性与主体和经济的自主性彼此竞争——排除了超越经济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一旦选择将结构主义作为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抗争的武器，文化研究本身就容易受到后结构主义对二者批评的侵害。一旦登上了结构主义的列车，无须对经济基础问题进行必要的理论工作，霍尔和文化研究就不得不借助马克思主义进行逢场作戏，并且“再次完全转向另一边”了。②
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当那些最为著名的实践者公开宣称上述言论之时，文化研究就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或许更为难堪的是，文化研究领域因此保留了经济主义——这是它曾试图彻底废止的东西。英国文化研究是20世纪一系列试图构筑非还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努力当中最近的一例。如同其他既往者一般，它沿着上层建筑之路进入这一理论构筑的计划当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也没能批判性地研究经济基础问题，这些努力至今无法让人满意。①霍尔的理论历程以及在其帮助下变得制度化的文化研究，为那些继续投身对文化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的后继者提供了一笔宝贵的教训。假如我们能从文化研究将自身从经济主义和唯心主义当中解救出来的失败当中学习的话，那么我们或许会回想起威廉斯将文化构思为“一个总体不稳定的实践”的努力。从这一视角来看，“上层建筑(文化)”与“经济基础(非文化)”都不是自主性的。二者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的具体总体中的人类实践活动的物质化。意指并不是语言的独特属性，也不是文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人类的实际活动(实践)与这些多样的过去与现在的活动“在事物以及事物的秩序之中”的物质标记，而这必定避开我们每一个人，这为我们所有人构筑了一个客观命令的领域，并且将我们每一个人镌刻进社会关系的系统当中。②由此观之，资本主义并不局限于一个叫作“经济”的领域。它也不是一个事物、进程或者力量。它是一个动态的、冲突的社会关系的系统，就此来说，它时常是一种资源、场域以及意指的对象。假如我们希望理解涉及社会总体性的文化的话，那么我们或许要注意威廉斯复议这种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基础概念的呼声，而长期以来人们对这里的经济基础概念缺乏质问。或许，我们应该开始发现“文化进程的现状”了。①
(宗益祥译 张亮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