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对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综合最终解决了这种文化反映论问题，其方法就是选择这种二元对立——自主性，如此那种特有的对立也就得到了保存。事实上，霍尔对结构主义的自主表意系统与文化主义的自主表意主体进行了叠加，同时也保留了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继承而来的“经济”自主性。这种将语言/文化/符号、意识/主观性、客观条件/经济分割为流散的对象或领域的做法必然保留经济主义，因为它将经济视为一种自主性的、客观的与自我调节的东西。进一步来说，一旦这些东西被视为一些分离的实体，那么问题就成为格罗斯伯格所指出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实践的形式与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或者联系的?”①这些领域之间缺乏一种“必然”关系的连接，因而这就需要某种东西来连接它们，而这种东西就是意指/接合。
一旦采取了结构主义将语言视为自主形式的概念，那么霍尔就设想通过语言逻辑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比如各种要素的形式差异及其再次组合可以破坏已然存在的意义并且创造出新意义。这种意指实践(或者“接合”)的关键是创造一种连接，比如，在阶级与意识形态之间创造连接从而“使得大众……采取历史行动”②。然而，霍尔已经拒绝了结构主义认为语言结构也生产主体的观念，因为这是另一种还原主义形式(一种意识的反映理论),霍尔的理论模式需要主体有点独立性并且不能还原为话语或者条件。正如霍尔指出的：“人们不是文盲……他们知道有些东西涉及他们是谁。假如他们从事一项计划，这是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内置于他们，召唤他们，并且为他们建立了一种身份。”③
尽管霍尔使用了阿尔都塞式的语言，但是他引入了人道主义的人类概念，即主张人类是自觉自主的主体，他们的行动力源自脑中呈现的观点(意识形态)。同样，这些希望通过形成有力观点(意识形态)来获得社会领导权(霸权)的人们也必然与语言结构及其存在条件是不完全相同的。在阿尔都塞这里，主体被意识形态所召唤是内刻于结构(形式)或者被结构诉说的，但是我们误以为这是在自由选择思考内容；对于霍尔来说，内置和召唤与说服类似。也就是说，唯有这种意识形态与“他是谁”彼此契合，人们才能被这种意识形态所“召唤”,并且“他是谁”必然是先在于且独立于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的。在霍尔看来，拉克劳已经“拆解了”任何“观念的阶级决定”观念的有效性，①因此他驳斥了人们“不能取消也无法磨灭地被刻上了他们应当去思考的观念”或者他们"应当具备"与其社会形态的立场相符合的政治观念。②霍尔主张：“在立即的实践意识或者一般人的常识与他们可能成为什么之间必然存在一段距离。”③因此意识既不是条件给予的，也不是语言给予的——它与二者的关系是偶然的，因为主体性的一些残余时常会超出其决定。
这个偶然主体与符号的偶然性是成对出现的，因为“在本质上来看，语言与其所指并不是固定在一对一的关系当中的”;“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关系或者现象却能够建构出不一样的意义来”①。语言的不断“滑动”妨碍了其全面限定主体的能力；语言的不稳定性与主体结合排除了它们天衣无缝的可能性。偶然性也扩展到了社会条件领域：“在一种社会关系或社会实践的条件与呈现它的不同方式之间‘没有必然对应’的关系。”②既然语言、主观性及社会条件的一切必然的、内在的关系是缺失的，那么它们之间的其他任何连接都是外在的，并且必然勉强创造出驱使人们“应当具有”某种观念(以及政治理念)的观念。用霍尔的话来说：“通过生成浓缩了一系列不同内涵的话语，不同社会集团的分散的实践条件可以有效地将这些社会力量聚合起来……从而能够成为一种干预性的历史力量。”③
自发主体概念可以通过在条件与意识之间以修辞方式锻造一种契合从而转化为(并将其他东西转化为)社会力量，这个概念反映了霍尔对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主义批评的明显让步。不过，我认为霍尔将这种批评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犯了一个常见误解——而不是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主义观点。菲利普·伍德将现代主义立场与后结构主义对任何存在基础或者“根基”的批评进行了对比，结果他认为现代主义将基础主义视为“自我或者自主立法的对立物”(换言之，自我是上帝、自然、理性等的外在立法)。而在后结构主义看来，“‘自我’的特殊理念、‘自主性’,甚至表面上反基础主义的诸如‘结构’的概念，它们都明显旨在粉碎自我概念，都有一个隐秘的基础假设在起作用”①。为了反对这种认为意识是语言的效果或者物质条件的展现的观念，霍尔搁置了基于自主自律的现代主义的主体自由观念——霍尔的这种主体与语言及社会条件只存在一种偶然联系，人们能够以接合实践的方式来参与到政治计划当中。②
假如人们的意识与他们的存在条件之间的任何关联都是借助意指实践来创造的，那么对于霍尔来说这里就明显存在着两种优劣不同的接合方式：一种使得大众趋向挑战支配系统，以一种进步的方式干预历史进程；与上述相反，另一种则是维持“权力集团”的霸权，霸权使得“人们”顺从自己所处的屈从地位。因此，尽管在符号、主体和环境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政治优先问题，这是文化研究求索的目标。罗蒂、利奥塔以及菲什等人以一种休谟式的保守主义和相对主义回应了语言、意识和条件之间的这种纯粹任意关系。鉴于霍尔倾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因而他反对这种相对主义者的抉择。但是霍尔断言将这些领域进行接合存在着进步和倒退的不同方式，这就假定了一个可以做出判断并吸引“人们”介入历史的基础。换言之，霍尔需要一个先在于任何特殊接合的“真理”。这个真理就分别存在于霍尔解释的“存在的真实状态”“社会形态”“社会关系”“支配系统”“结构”“经济”等概念当中，而他坚持认为这些东西独立存在于符号表征或者主观经验之外：
社会关系确实存在。我们就在其中诞生。它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意愿之外。它们真存于其结构和趋势当中。我们无法在不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条件呈现给我们自身的情况下就进行某种社会实践；但是表征并没有彻底展现其作用。社会关系独立存在于心智之外。然而它们只能被概念化于思想及头脑当中。①
拒绝了“社会关系能给予我们一种用以感知与思考问题的明确知识”的观念，霍尔主张我们无法接近“在其文化及意识形态范畴之外的某种特殊社会的‘真实关系’”②。这种新康德主义构想似乎赋予了表征手段的决定地位。的确，这是保罗·赫斯特对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批判，他认为这只是反映论的变种罢了：“我们可以毫不过分地认为一旦任何自主性屈从于这些表征手段的话，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表征手段决定了表征本身。”③作为对这种批判的回应，霍尔认为赫斯特无法领会“自主性与相对自主性之间的差异”。就霍尔而言，前者导致了“所有事物之间的绝对自主性的理论”,然而后者允许人们形成“一个不是简单的或者还原主义的‘整体’”的概念。①然而尽管后者假设一切事物之间都存在“相对自主性”,但是人们仍然回避了它们的关系与整体的本质问题。在1977年，霍尔将这个整体定位在“经济结构”领域，在他看来，马克思已经构思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还原主义的‘决定’概念”②。霍尔相信，如果不这样就会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地形学’”,而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边界极限”③。
因此，表征与主题之间依据这种基础接合出了一种暂时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最终回返到了经济基础，而这里呈现了霍尔的经济主义表象，尽管他一直抨击经济还原主义。④在工作开始之前，霍尔对于“还原主义”的阐述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保证。霍尔对“被历史规律保证”⑤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这是霍尔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的作品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而这充当了文化研究的“他者”角色——这是文化研究领域旨在克服的问题。的确，霍尔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表明经济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个特殊领域，并且没有哪一种超出文化研究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可以超越斯大林主义的禁锢(阿尔都塞是个例外，但是他也被其他的错误所折磨；当然，葛兰西亦是如此)。没有哪一个含义是准确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哪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卢卡奇在内)持守这种“机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他们的各种研究恰恰是在有意识地反对这种机械马克思主义，一些西方毛主义者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毛主义者尼科斯·普兰查斯与查尔斯·贝特尔海姆),他们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决裂恰恰就是反对其经济主义的生产力主导。有人或许会对这些思想家的作品的其他方面存有异议，他们甚至在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中发现了经济主义的踪迹，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谴责这些思想家是将历史视为某种铁定的经济规律的展现。
进一步来说，这种认为经济主义专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忽略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历史。贝特尔海姆对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它“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前提内部自寻烦恼”①——呼应了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批判。萨米尔·阿明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旨在揭露位于自由政治经济核心的经济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以及导致它将自身直接呈现为受到经济掌控的逻辑，经济占据了社会舞台的中心，它的不断铺展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其他维度的发展，而社会看起来不得不根据这种需求来对自身进行不断调整。”②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生产能力的自然累加的基础之上，它是供需“法则”的必然结果，它是人类本性的社会展现，也就是说，它所涉及的个体是作为经济人的、自利天性的个体，他们是寻求“将自身满意度最大化”的竞争者。①经济主义绝非专属于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当中的主导阐释模式。阿明将经济主义称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主导意识形态”,这其中的“经济法则被视为一种将自身强加于社会的自然力量的客观规律……成为一种尤其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力量”②。也就是说，经济被当作一种自发的、绝对的、自主的力量、事物或者体系。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将自身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的同时，恰恰固守了经济主义这个概念。这种认为社会关系、意识和上层建筑是生产力的反映的观点，与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将经济视为其他社会表演的“中心舞台”的观点彼此对应。
就这方面意义来看，霍尔对还原主义的批评集中在文化反映问题，但并没有质问将经济视为绝对外在力量的一般概念，他也保留了经济主义。在“无阶级感”这篇早期涉及文化与“非文化”之关系问题的文章中，霍尔批评了上层建筑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解释”,主张精炼经济基础概念，并且呼吁我们对二者关系进行一种“自由解释”③。可是，霍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分析直接定位在了经济主义框架当中，这完全打上了意识和文化的反映论烙印。他提及了“社会生活形式的转变”,并且认为这种变化可以体现在“作品的韵律与属性”“技术变革”以及“消费品的数量增加”上。①在霍尔看来，这些因素在客观上已然改变，而在“主观上，也就是，当它们将自身呈现为劳动人民的意识”②,因此显示在“新‘阶级意识’当中就是“引起了一组不同的情绪反应”③。因此，表面上在经济基础领域的自我推进式改变就在主观性领域反映出来。正如霍尔所言：
技术基础的转化已经发生作用……生成方式的发展必然逐步提升人类意识的层级，并且或许能逐步在所有人类行动领域创造更大的参与需求——“生产的社会关系”与工作密切相关。④
这种自下而来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因为这种“以消费为基础”⑤的新资本主义形式已经创造了一种“阶级混乱的总体感……导致劳动阶级人民产生了错误意识”⑥。因此，霍尔警告道：
用物质和技术方式来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几乎是可以掌控的……但是总体来看，人类结构、社会道德关系与其则是完全矛盾的，它与我们的物质进步几乎是背道而驰。⑦
尽管霍尔肯定会反对他早期的还原主义分析思路，但此问题的提出有力地构建了此后三十年的文化研究蓝图：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经济/文化)的关系；文化与非文化的关系、意识与条件的关系；为何工人阶级(或者说“人民”)没有/不能/不会认识他们自身的统治问题；批判知识分子可以对此做些什么的问题。霍尔进行了一场穿越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葛兰西的思想历程，这为他提供了许多新的分析概念和方法，沿着这条道路，性别和种族成为新增的分析领域，但是霍尔的原始问题依然延续。因而确实出现了将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视为绝对的——自我驱动的力量或者事物的趋势。霍尔将这些术语的内涵变为文化和意识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在“阿尔都塞时期”的创作过程当中，霍尔通过将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思为相对自主层级来反击还原主义，这种相对自主层级是指他们的结构、效果和“存在条件”都“不能还原为‘经济’”。可是，霍尔继续将它们视为线性关系，换言之，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经济都先于其他层级。他认为“政治、司法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但是又是‘相对自主’的实践，因此不同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场域，它们自身的斗争目标，显示了一种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力”①。上层建筑层级的自主性对于“我们已经普遍认定为‘经济’层级内的效果”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经济仍然占据优先地位。它作用于其他层级的效果是最基本的，其他层级则是次要的和“反作用力的”。也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和司法并不创造经济——经济似乎是自我生成的——但是唯有在事后做出回应。
九年之后，经过了这种葛兰西式的迂回路线，尽管霍尔声称可以给出一个崭新的、非还原主义的确定性，但是经济概念仍然得以延续。在“意识形态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霍尔指出“人们存于其中的关系是‘现实关系’,而人们使用的范畴和概念可以帮助他们在思想当中理解并接合这种关系”,但是“经济关系本身无法规定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概念化方式”,因为“它能够在不同的意识形态话语当中进行表述”①。假如工人阶级接受这种将“市场”描述为一种“现实的和实践的自利驱动系统”②,这是一种表征的结果。因此，一个只有通过“公平价格”和“公平薪资”这些范畴才能生活在资本主义生产循环当中的工人并不会被错误意识所困扰，而是被“不充分的”知识框架所阻碍。用霍尔的话来说，“这里涉及她不能理解自己正在使用的思维范畴之类的情况”③,
霍尔也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交换过程”的各种话语“将我们归为各种社会因素……也为我们给出了各种明确的身份”④,这里他冒了将表征方法绝对化的风险。霍尔主张通过“充足的”或者“理论的话语”来了解这种“真实关系”,从而回避了这个问题，因此暗示了在语言、条件和意识之间存在各种真实的对应关系。这种充足话语来自何处?对于霍尔来说，它们最终是经济赋予的：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经济方面具有真正的限制与约束性效果(即决定性),而生产循环的各种范畴则被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构思，反之亦然。经济提供了在思想上将被使用的各种范畴的全部剧目。经济所不能做的(a)则是为某一特定时间的某一特定阶级或集团提供他们的特定思想的内容。以及(b)永远固定或者保证哪一种思想会被哪一个阶级所利用。因此，经济对意识形态范畴的决定作用只能表述为前者为后者限定了运作领域，建立了思想的“原料”。物质环境是约束条件、“存在状况”的集合，这可以用于对社会进行实际的思考与算计。①
因此，霍尔采取形式重于内容的方式将他的经济决定概念与反映论区分开来——这是结构主义的解决方式。通过给予经验的“原料”(这里视为思想的分类图式),经济(即“物质环境”)决定了思考可能达到的边界(或者构造原则),虽然我们无法命令任何一个既定存在者的实际思考内容。因此经济仍然作为一种先于思想与行动的绝对的外部原因。的确，霍尔认为阿尔都塞那不幸的“经济最终决定性”能被“经济最初决定性”所取代，因为“没有什么社会实践或者关系集合能够在它们自身所创造的固定关系的决定效果之中自由流动”②。
在将霍尔的“无阶级感”与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的分析进行比较之时，我们会明显发现思路的延续与转变并存，而这在“新时代计划”中达到了**。在该计划中，综合汇通阿尔都塞、葛兰西和拉克劳，以及“没有必然联系”的论文俯拾即是。在《艰难的复兴之路》一书中，霍尔重申了“在阶级立场、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大多数人不得不被‘制造’和被‘胜利’——而不是被动地反映”①。阶级不再是一种组织性修辞，不再是一个大体上给定的阶级决定意识的失信概念。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被拉克劳以理论上的“人民”对“权力集团”这一无组织性的概念所取代。错误意识也被抛弃了——被“身份”所篡夺——因为意识取决于我们“存在的真实情况”是如何接合的。同样人们的利益取决于一定社会条件下的存在立场，因为“社会利益是冲突”的，并且必然会被霸权计划所整编。
不过，这种差异掩饰了霍尔将经济视为一种自我立法的基础当中所蕴含的重要的连续性。霍尔和马丁·雅克认为“新时代计划”超出了“世界已然改变”的事实，即“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正逐渐呈现出多样性、差异性和碎片化的特色，而不是同质性、标准化，并且经济和组织的规模呈现出现代大众社会的特色”②。“新时代”是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的结果，其特色是“在大规模生产的旧装配线上诞生了‘灵活的专业化’。最重要的是，正是这个东西在精心安排并持续推动着这个新世界的进化”。他们认为这个转变是“划时代的”——与19世纪的“从‘创业期’到发达或组织阶段的资本主义”篇章相比，这“已经明显而决然地将这个社会和文化的重心移动到一个新方向”。总而言之，“后福特主义处于改变的前缘，它逐渐设定了这个社会的基调，并且提供了文化变迁的主导节奏”①。这并没有远离霍尔在1958年的宣言：“技术基础的转变已然发生了作用。”在这两种情况下，经济按照自身的意志兴盛起来，而其他所有东西(文化、意识和政治等)则是对这个外部动力的反应。
这种经济概念也贯彻在霍尔20世纪80年代有关种族、族性和全球化的许多文章当中。在1989年的两场讲座中，霍尔指出了全球化当中的一对张力：均质化(同一性)与特异化(差异性)。尽管反对将阶级视为一种“控制概念”②,并且将自己摆在了反对这种“单一逻辑的资本主义运行观”③的立场上，霍尔还是保留了将经济(即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外在的、自动生成的力量的观念。这里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东西——几乎是按照其自身逻辑和意志行动的主体：“资本主义不断挖掘劳动力的不同形式。”①“为了维持其全球位置，资本不得不去洽谈……去合作并且部分地反映了它不断试图去克服的这种差异。”②“我们越是了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我们越能理解……沿着奔向一切都是商品之路，这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一，它是资本主义逻辑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它通过特异化起作用。”③
在这个构想之内，资本主义是外在于和先在于思想、话语、实践和社会关系的。换言之，这就是某种类似自然力的东西，人类在事实之后对其做出回应，而不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历史决定系统，据此我们平时通过我们的实践活动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生存的条件以及我们自身。霍尔的经济观恰恰持守了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反映论与它们完美兼容——经济(或生产力)扮演了历史的发动机，而“经济的铺展决定了社会的其他维度，它们似乎不得不去调整自身从而适应经济需求”④。目前看来，霍尔存留了这个概念，他用语言、意识和文化的相对自主性来反对经济决定论。因此，经济力量下降为只担当部分的决定因素，文化则通过采取一种语言的非表征模式得到了提升，并且人类的自由通过复兴这种主体常常超越任何外在立法的现代观念得以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