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伦敦与加勒比的双重文化骄傲
后殖民主义的辉煌开拓时刻肇始于1996年3月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办的“加勒比文化大会”。这次会议特意安排为雷克斯·内特尔福德教授颁奖，他是西印度群岛大学(莫纳校区)的副校长，当地的杰出学者和文化名人。内特尔福德的著述颇丰，但在其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最卓越的成就非其对牙买加黑人文化的贡献莫属。内特尔福德副校长作为“国家舞蹈戏剧公司”(主要表演非洲的戏剧舞蹈)联合创办人，创建了一个继续教育计划，和其他两名学者共同展开了一系列关于1960年拉斯特法里运动的课题研究。①拉斯特法里教派作为西印度群岛雷鬼音乐的思想来源，是全世界公认的牙买加黑人生活方式的典型表达形式。此次会议关键性的环节转向了斯图亚特·霍尔这位具有牙买加背景，以及与加勒比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西印度群岛和英国以外的加勒比人——的思想家，然而，吊诡的是，霍尔的这种加勒比背景却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
莫纳的巴里·舍瓦那博士在他题为“根源和路线”的引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位牙买加出生的社会学教授。他指出，到了加勒比学术界向霍尔致敬的时候了，就像他们将荣誉给予内特尔福德一样。在此次讨论会的背景下，舍瓦那博士的训谕既是一种信号，也是令人始料不及的。通过将霍尔与内特尔福德相提并论，舍瓦那授予了这位社会学教授一个非比寻常的加勒比形象：一位知识分子如此致力于为该地区黑人权利而做的斗争，甚至他移民到大都市也不会削弱他对此的理解与努力。如果霍尔的政治身份完全被认可，舍瓦那则挑战了大众对霍尔的一般认知，并将他假定为一位植根于加勒比黑人文化土壤中的知识分子典型代表。
“加勒比文化研讨会”不只是意味着对这位四十多年来一直执都市左派知识分子之牛耳的金斯敦人的再次致敬。当然，从本质上讲，这对霍尔来说是实至名归。不过，换做其他后殖民知识分子，又有多少在移民他国之后还能在本国受到如此礼遇呢?舍瓦那的评论中最具挑衅性的观点意味着对欧美学院派的一场批判，即围绕斯图亚特·霍尔已经成为西方知识传统所推崇的人物的争论。在这个组织构架中，霍尔作为一个思想家，是以研究以下四个方面著称的，即文化研究、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复兴、当代理论和对撒切尔主义的批评。所有这些研究都与他在英国伯明翰和伦敦等城市的大学期间所做的研究工作相关。1996年3月的评论并没有否认霍尔与都市的联系。然而，评论重新植根于并且回归至霍尔的学术轨迹上来：将具有领袖气质的霍尔重置于加勒比地区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及纷繁的斗争中进行考量，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的发展始于这片出生地。
霍尔重新审视他与本土的关系促成他改变了一些观点，如他多次在文中提及对流散群体和加勒比地区的看法，这些看法已经成为霍尔作品中重要且长期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点上，舍瓦那的观点获得了双重反响：他的观点及时地反映出流散群体这一主题是霍尔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观点也充当了一种指令，来识别和解释那些经济上被驱使，精神上被诱导的流散经历，而这些经历并没有出现在霍尔的作品中。我们通过研究霍尔的《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这一影响深远的作品，觉察到了霍尔的风格转变，因为该书其实已经将霍尔定位为一个后殖民主义黑人知识分子了。除非被定位为一个跟欧美、加勒比移民社群和大都市种族主义之间有着密不可分关系的人物，否则其著作难以得到理解。(霍尔将大都市想象成第二大加勒比流散群体的聚集地：“加勒比人已经成为继非洲、欧洲、亚洲后的又一流散群体，这一群体在再流散中重新形成新的团体。”①)《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清楚表明了霍尔从一个新左派知识分子向新左派理论家的转变，这种转变强调了英国和其他地区黑人流散群体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这部1978年合著的作品中，正是大都市里各式各样反对黑人移民的种族歧视经验，迫使霍尔这位定居他国的牙买加人严肃地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移民流散的问题。最近的十几年间，霍尔采用自传体形式强调重新参与加勒比移民的过程，而这种深刻的反思最早就出现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中。自传这种形式帮助霍尔完成了从对历史问题特征的关注到揭示个人发展的转变。这是一种能够自我表达的写作方式，时而调和了真实的霍尔与公众所知的霍尔之间的矛盾争论。然而最重要的是，这使得他能够商讨他与加勒比、美国和欧洲地区的“黑色大西洋”共同体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为独立前的那一代殖民地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斯图亚特·霍尔从一个极其有利的角度探讨了流散群体问题。流散——黑人被迫移民的持续历史过程——是霍尔作品中一个被延宕表述的问题。黑人沿着这条流放轨迹从非洲到新大陆又回到欧洲，沿途交汇于大西洋，历经了一次艰难的旅程。在这次航行中，被奴役的黑人们从非洲被运往殖民地的边缘地带；再从那里设法到欧洲和美洲的大都市，以寻找有利的经济环境。流散轨迹中最有趣的，是近来出现的黑人回归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现象，他们以此作为暂时摆脱都市种族主义的一种方式。①在《监控危机：抢劫、国家、法与秩序》出版之前，甚至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霍尔的作品被认为是对移民问题保持缄默，最多也只是采取一种缓和的态度。这种拖延不表态，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牙买加土生土长的学者这一不寻常的身份来解释。
霍尔毕业于位于金斯敦的牙买加学院，这是一个施行精英教育的殖民地学校。霍尔1951年来到了英格兰，接受了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的一个研究员职位。直到1958年，他都待在牛津，期间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但1958年他却放弃撰写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博士学位论文，这一决定是受到了1956年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影响。霍尔早期求学经历代表了其政治生涯的第二个形成阶段，是时，他刚离开牙买加来到英国，碰巧与后殖民世界和西方左派的诸多大事件联系在了一起。1956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年份：苏伊士危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事件，苏联对匈牙利的入侵以及新左派的形成，全都发生在这短暂的12个月间。1956年埃及总统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冒着被英国海军袭击的巨大风险毅然决然地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显示了这个刚独立的国家在面对正在走向衰落的殖民帝国威胁时的决心。赫鲁晓夫对其前任领导人斯大林的否定和他对匈牙利人民的攻击，都对西方左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迫使那些习惯上认为他们思想的先驱来自莫斯科的欧洲共产主义政党重新思考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以及他们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由于苏联在布达佩斯对反对抗议者的霸权主义行径，共产主义集团在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冷战中，失去了任何道义上的制高点。这些事件引起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巨变，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根本转变。“西方老左派”在斯大林时期成熟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体系受到严重质疑。在1956年事件的余波下，老左派声名狼藉；老左派的继承者则随着它的消亡而出现。新左派引领了一种不同的政治风格。尤其在高度严密的政党组织中，它反对官僚主义，并且认真地关注工人阶层和青年文化。霍尔被置于这些重大的发展变化的前沿，成为一位先锋支持者和新大众文化运动的评论者。对他来说，政治总是一个深远而遥不可及的课题，无法简单地贴上标签或者定位。
霍尔对文化政治的兴趣是源于他和《新左派评论》的联系。霍尔一离开牛津，就成为《新左派评论》的前身之一《大学与左派评论》的创刊编辑，其他创刊编辑还有拉斐尔·塞缪尔、查尔斯·泰勒和盖布里埃尔·皮尔森。作为新左派运动的喉舌，《新左派评论》诞生于《新理性人》和《大学与左派评论》两本期刊的联姻。这些左派期刊在主题、人员等相当多的方面都有重合之处，为了能在英国生存下来，这两份杂志不得不合并。(由于霍尔在牛津时一直大量参与《大学与左派评论》大量的工作，所以他很自然地被选为新刊物的主编)。在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爱德华·汤普森、霍尔、彼得·西季威克、拉尔夫·塞缪尔、佩里·安德森和汤姆·奈恩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左派评论》自1960年创刊以来，历经几代人，对英国激进知识分子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本杂志中，左派有关文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理念相互碰撞，擦出火花，与其他杂志相比，其论战常常要更加激烈。
研究被压迫者的文化和边缘文化是霍尔坚持不懈的使命。这一使命是在英国新政治形态形成时期的意识形态语境中生成的。与他在牛津求学时的教授雷蒙·威廉斯以及爱德华·汤普森、理查德·霍加特一起，霍尔利用新左派的政治视角/知识分子力量创立了“文化研究”计划。作为霍加特在伯明翰大学的助手，霍尔与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同建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十年后霍加特离开，霍尔领导“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直到70年代后期。在他任职期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发起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妇女运动、欧洲文学理论、知识分子的作用和黑人移民等一系列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