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春天，我才开始留意住在对面房间的那个男人。冬天的时候，我们之间的走廊昏暗无光，大家都待在各自狭小的房间里，对着四面墙壁，有一种隐秘的安全感。各种声音都显得沉闷而遥远——天气寒冷，窗户紧闭时，向来如此。经常下雪，向外望去，只能看见洁白的雪花静静地飘落在灰色的墙壁上，窗台上的牛奶瓶和食品罐被雪覆盖，边缘变得模糊。在昏暗的光线中，偶尔能从对面窗帘的缝隙里透出一丝光亮。那段时间，关于对面的这个男人，我只有模糊的印象——透过结霜的玻璃窗，看到他红色的头发，探出窗台取食物的手，以及张望走廊时那平静又疲惫的面容。和楼里其他十几个人一样，我并没有特别关注他。他看起来没什么异常，可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时常想起他。
去年冬天，我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时间留意窗外的事。那是我上大学的第一年，也是第一次来纽约，我得找份兼职，并努力保住它。我常想，像我这样十八岁的女孩，如果不能显得成熟些，找工作肯定比别人更难。或许四十岁的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总之，那几个月是我至今为止最艰难的时光。早上要去工作或找工作，整个下午在学校上课，晚上还要读书学习。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和陌生感之外，我还总感觉饥饿，对食物如此，对其他事物亦是。我忙得在学校都没时间交朋友，从未感到如此孤单。
深夜，我会坐在窗前看书。有时，家乡的朋友会给我寄三四美元，让我在旧书店帮他买图书馆借不到的书。他会给我列各种书名，比如《纯粹理性批判》《新工具》，还有马克思、斯特雷奇或乔治?桑的作品。他因为父亲失业，只能留在老家帮忙。原本他能找份办公室文员的工作，但为了挣更多钱，去汽车修理厂当了修理工。躺在汽车底下时，他有时间深入思考，规划未来。在给他寄书前，我总会先研读一番。尽管我们讨论过很多内容，但书中仍有些地方让我困惑不已。
这些难题常常让我焦虑，我会久久凝视窗外。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奇怪：我独自站在窗前，而那个男人在对面房间沉睡，我对他一无所知，也并不关心。夜晚的走廊漆黑一片，望着外面一楼屋顶的积雪，仿佛凝视着一个永远沉睡、寂静无声的深渊。
春天渐渐来临。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对周围的变化如此迟钝。春风和煦，阳光越来越强烈，照亮了走廊和周围的房间。薄薄的、带着煤灰色的残雪慢慢消融，正午的天空湛蓝明亮，我发现可以穿薄毛衣，不用再裹着外套了。每天早晨，对面建筑物的外墙洒满阳光，外面的声音也变得清晰起来，常常干扰我读书。但我忙着工作和上课，闲暇时读的书又让我绞尽脑汁，根本顾不上其他。直到一天早晨，我发现大楼暖气停了，起身从敞开的窗户向外望去，才惊觉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说来也巧，就在这时，我第一次看清了那个红头发男人。
他和我一样，双手放在窗台上，向外张望。清晨的阳光洒在他脸上，我惊讶于彼此距离如此之近，能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的头发又红又粗，从前额翘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嘴唇线条不明显，穿着蓝色睡衣的双肩宽厚挺拔。他有轻微的眼袋，不知为何，这反倒让他看起来充满智慧，善于沉思。我看着他时，他进屋片刻，然后拿着两盆盆栽回来，把它们放在阳光能照到的窗台上。我们离得很近，我能清楚地看到他修剪整齐、短粗的双手，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植物的根茎和土壤。他反复哼唱着三个音符，这段简单的旋律，却充分表达出他的好心情。他的一举一动，让我竟想整个早上都站在这儿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再次抬头看看天空，深吸一口气，然后又走进屋里。
天气越来越暖和，变化也越来越多。走廊周围的人都开始拉开窗帘，让新鲜空气进入狭小的房间，还把床移到靠近窗户的地方。当能看到人们睡觉、穿衣、吃饭时，即便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会觉得对他们很熟悉。除了红头发男人，我又开始偶尔留意其他人。
有个大提琴手，她的房间在我右斜对面，一对年轻夫妇住在她楼上。因为我经常在窗边，不自觉地关注着他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知道，这对年轻夫妇很快就要迎来小宝宝了，尽管妻子看起来身体不太好，但两人都非常开心。我也见证了大提琴手生活中的起起落落。
晚上不读书的时候，我会给家乡的朋友写信，或者把脑海中突然冒出的想法记录下来——这台打字机是我来纽约时，朋友送给我的（他知道我在学校需要用它完成作业）。我记录的想法并不重要，只是觉得把这些思绪从脑袋里梳理出来，心里会好受些。纸上常常有很多涂改的痕迹，还会有这样的句子：“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不会长久，因为它们带来死亡，而制造死亡是世上最大的罪孽”；“太奇怪了，坐在我旁边的经济学系男生，整个冬天肯定在毛衣里塞了报纸，因为他根本没有外套”；“我真正坚信的事情是什么？”当我像这样坐着记录时，常常能看到对面的那个男人，不知为何，他总会闯入我的想象——就好像他知道我所有烦恼的答案。他看起来如此冷静自信，当走廊里发生各种烦心事时，我总觉得，他就是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大提琴手的练习声让大家都很烦恼，尤其是住在她楼上的年轻孕妇。孕妇情绪非常紧张，看起来十分难受。她身形臃肿，面容消瘦，双手娇小纤细，像麻雀的爪子。她扎着马尾辫，看上去像个孩子。当琴声特别大时，她会探身朝向大提琴手的房间，脸上带着恼怒的神情，似乎随时都会大喊，让大提琴手停下来。她的丈夫看起来和她一样年轻，两人十分恩爱。他们的床离窗户很近，常常面对面盘腿坐在**，有说有笑。有一次，他们坐在**吃橘子，把橘子皮扔出窗外。风把一些橘子皮吹进了大提琴手的房间，大提琴手冲他们尖叫，还警告其他人不要乱扔垃圾。楼上的年轻男人故意大声笑起来，让大提琴手能听到，他的妻子则放下吃了一半的橘子，不再吃了。
那天晚上，红头发男人在家。他听到大提琴手的叫嚷声，长时间地观察着她和那对年轻夫妇。他穿着睡衣，像往常一样，悠闲地坐在靠窗的椅子上，什么也没做（他下班回家后，很少再出门）。他脸上带着安详和善的表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打算化解房间之间的紧张气氛——尽管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甚至都没从椅子上站起来。这让我不由自主地一直听着双方此起彼伏的争吵声，那天晚上，我感到特别疲惫，莫名地神经紧张。我把正在读的马克思著作放在桌上，专注地看着这个男人，想象着他的故事。
我估计大提琴手是五月一号搬进来的，因为整个冬天，我都没听到过她练习的声音。临近黄昏时，阳光洒进她的房间，把她的物品投射在墙壁上，像一幅幅照片。她经常外出，有时会有一个固定的男人来看她。傍晚时分，她会面向走廊坐着，和她的大提琴相伴。她膝盖分开，夹住乐器，裙子拉到大腿处，以免扯到裙摆的接缝。她演奏的音乐质朴自然，带着几分慵懒。演奏时，她脸上流露出羞涩的神情，仿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几乎总是在窗台上晾着长筒袜（我看得太清楚了，有时真想提醒她，只洗袜子接触脚的部分，既能节省精力，又能延长袜子寿命），有些早晨，窗帘的拉绳上还会系着一个小装饰。
我总觉得，对面住着的男人能理解大提琴手的心境，想必这庭院走廊里的其他住户，也有着同样的感受。他似乎对一切都见怪不怪，懂得比大多数人都多。或许正因如此，他的眼袋才会带着几分神秘的松弛。我不清楚他为何知晓那么多事，只知道看着他、想着他，心里就莫名踏实。晚上，他会提着一个纸袋回家，小心翼翼地拿出食物吃掉。稍晚些，他换上睡衣，在房间里做些运动，之后便静静地坐着，一直到午夜时分。他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从不杂乱。每天清晨，他都会悉心照料自己的植物，阳光洒在他略显苍白却透着健康的脸上。他常用一个看起来像吹耳球的橡皮水袋，细致地给植物浇水。我怎么也猜不到，他白天究竟从事什么工作。
大概五月底，庭院走廊里又有了新变化。那个妻子怀孕的年轻男子，不再按时去上班。从他们的神情能看出，他失业了。早上，他会比往常在家待得更久，从仍放在窗台上的夸脱瓶里倒出牛奶，看着妻子在牛奶变酸前喝完。有时深夜，当其他人都入睡了，能听见他压低声音嘟囔。寂静的夜里，他那句“听我说”，音量大得足以吵醒所有人，随后他的声音便低下去，开始对妻子滔滔不绝地倾诉。妻子几乎不说话，脸显得愈发消瘦，有时会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小嘴半张着，像个做梦的孩子。
学期结束后，我依然留在这座城市，因为我还在做那份每天五小时的兼职，并且打算参加暑期班。不用上课后，我见到的人比以前更少，却感觉和这个家贴得更近了。我有足够时间留意到这些变化：年轻男子带回家的牛奶，从一夸脱变成了一品脱，最终，有一天只带回来半品脱容量的瓶子。
目睹别人挨饿，这种感受难以言表。要知道，他们的房间和我的仅隔几码远，我根本没法不去想他们的处境。起初，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这里可不是东区那些廉租公寓——我常这样安慰自己。我们住在西八十街区，这可是个相当不错、十分正常的城区。没错，我们的庭院走廊狭小，房间也仅能放下一张床、一个衣橱和一张桌子，和这里其他租户的情况差不多。
但从街上看，我们这栋楼还算体面：两个入口处都有小门廊，地面铺着类似大理石的材料，还有电梯，让我们不用费力攀爬六层、八层甚至十层楼梯。从街面上看，这楼透着几分富足，怎么可能有人在这里挨饿呢？尽管他们的牛奶供应量削减到了原来的四分之一，而且我从未见年轻男子吃东西（每晚用餐时间，他都把在外面买的三明治给妻子），但这也许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在挨饿。尽管妻子整天就那么坐着，除了邻居窗台上存放的水果，对其他东西都提不起兴趣，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即将临盆，才会有些反常。尽管年轻男子在屋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冲妻子吼叫，声音听起来像被堵住了喉咙，但这或许只是他脾气暴躁的表现。
每次这样自我安慰后，我总会看向对面那个红头发男人。很难解释我为什么如此信任他。我不知道究竟期待他做些什么，但这种感觉一直都在。回到家，我不再像往常一样读书，常常坐在那儿，一看他就是几个小时。
我们的目光偶尔交汇，随后总有一人会移开视线。要知道，除了外出工作的那几个小时，庭院走廊周围的人，都看着彼此睡觉、穿衣、生活，可我们从不交谈。我们之间的距离近得离谱，扔食物都能直接扔进对方窗户，要是有一挺机关枪，瞬间就能把所有人都杀光。即便如此，我们仍像陌生人一样。
过了一段时间，那对年轻夫妇的窗台上再也没有牛奶瓶了。年轻男子整天待在家，眼睛周围有了褐色的黑眼圈，嘴唇抿成一条直线。每晚都能听到他在**说话——每次都以大声的“听我说”开场。在整个庭院走廊里，大提琴手是唯一没表现出受丝毫影响的人。
她的房间就在那对夫妇楼下，或许从未见过他们的模样。现在，她练习的时间比平时少了，外出的次数却增多了。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来找她的朋友，几乎每晚都在。他身材矮小精悍，像只小猫，圆脸油腻腻的，眼睛又大又圆，像杏仁一样。有时，整个庭院走廊都能听到他们争吵的声音，过一会儿，他通常会气冲冲地离开。一天晚上，大提琴手带回来一个气球人偶，就是百老汇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那种——用一根长长的气球做身体，一个又圆又小的气球做脑袋，上面画着咧嘴笑的表情。人偶通体亮绿色，绉纸做的双腿是粉色的，大大的纸板脚则是黑色的。她把人偶系在窗帘拉绳上，人偶在那里晃晃悠悠，缓缓旋转。每当微风吹过，它的纸腿就像在风中蹒跚漫步。
六月末，我感觉自己再也无法在这庭院走廊待下去了。要不是因为那个红头发男人，我早就搬走了，在那个夜晚、所有事情彻底爆发之前就离开了。我无法学习，做任何事都无法集中精力。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闷热的夜晚。大提琴手和她朋友的房间亮着灯，那对年轻夫妇的房间也亮着灯。对面的红头发男人穿着睡衣，望着庭院走廊。他椅子旁边放着一个瓶子，时不时拿起来喝上一口。他把脚搭在窗台上，我能看见他**在外、蜷曲的脚趾。喝了不少酒后，他开始自言自语。
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那些话语连成一片，发出低沉而起伏的声音。尽管听不见内容，但我感觉他大概在谈论庭院走廊里的人，因为他不说话时，会默默扫视所有的窗户。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要是能听清他在说什么，或许就能解决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可不管我怎么努力倾听，都一无所获。我只能看着他粗壮的喉咙和冷静的面容，即便他有些紧张，脸上依然带着那股若有若无的智慧神情。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发生，我始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只觉得要是他声音再大一点，我就能领悟更多。
一周后，发生了一件事，给这一切画上了句号。大概凌晨两点，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四周一片漆黑，所有灯都关着。声音似乎来自庭院走廊，我听着，身体忍不住颤抖。这声音不大（我睡眠浅，不然也不会被吵醒），却像某种动物发出的，又高又急促，介于呻吟和惊叹之间。我突然想起，以前好像听到过这种声音，但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我走到窗边，听声音似乎是从大提琴手的房间传来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庭院走廊又暖又黑，没有月光。我正站在那儿，试图想象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那对年轻夫妇的公寓里传来喊叫声——这一幕，我至死都不会忘记。我听到年轻男子哽咽着说：
“闭嘴！你这个贱人，闭嘴！我忍不了——”
那一刻，我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的话突然中断，庭院走廊死一般寂静，连夜晚常有的“嘶嘶”声都消失了。有几户人家打开了灯，但也仅此而已。我站在窗边，胃里一阵翻腾，颤抖个不停。我看向对面红头发男人的房间，有那么几分钟，他打开灯，睡眼惺忪地扫视了一遍庭院走廊。“快想想办法啊！”我心里呐喊着，却没能喊出口。过了一会儿，他拿着烟斗，在窗边椅子上坐下，关上了灯。即便其他人似乎都又睡着了，闷热黑暗的空气中，依然弥漫着他的烟草味。
从那之后，一切都变了。那对年轻夫妇搬走了，房间一直空着。红头发男人和我，都不再像从前那样长时间待在房间里。我再也没见过大提琴手那个衣着讲究的朋友，而她开始疯狂练习，琴弓在琴弦上胡乱地锯着。早上，她去取挂在外面晾干的胸罩和丝袜时，直接一把扯进去，然后背对着窗户。亮绿色的气球人偶还挂在她的窗帘拉绳上，咧着嘴在微风中缓缓旋转。
就在昨天，红头发男人也搬走了。时值夏末，正是人们通常搬家的时节。我看着他收拾所有东西，努力不去想“再也见不到他了”。想到学校马上就要开学，我得列一份读书清单。我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他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开心，收拾东西时哼着小曲，还轻抚了许久他的植物，然后把它们从窗台上拿进屋里。临走前，他站在窗口，最后看了一眼庭院走廊。在强光下，他平静的脸庞没有回避，也没有倾斜，眼睑微微下垂，几乎快要闭上。阳光在他明亮的头发周围，营造出一圈光晕，宛如神圣的光环。
今晚，我想了他很久。我一度想给在家乡当机械师的朋友写信，讲讲他的事，但最后改变了主意。因为对别人，甚至对这个朋友，都很难解释清楚这一切。你看，当真正面对这件事时，我对他了解得实在太少——不知道他的名字、工作，甚至不知道他是哪国人。他从未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我也不清楚究竟期待他做什么。关于那对年轻夫妇，我想他知道的未必比我多。回想起每次看着他的情景，我竟想不起他做过任何不寻常的事。除了那头红发，似乎没什么特别之处。总之，他看起来和其他千百万男人没什么两样。然而，不管这听起来多么奇怪，我依然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力量，能解决所有困境，改变这一切。而且，只要我这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