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乔治亚州的老房子里，有两间别具特色的起居室——后室和前室，中间由折叠滑门隔开。这两间屋子不仅是家人休闲的起居室，更是我童年“艺术表演”的小剧场。前室充当观众席，后室作为舞台，那扇折叠滑门自然而然成了幕布。
冬日，烟火的光影在胡桃木门上闪烁，明暗交替。站在幕布前，在演出前的紧张时刻，你能清晰听到壁炉架上座钟的滴答声。那是一座老式高底座钟，玻璃前罩上绘有天鹅图案。夏日，开幕前的房间闷热得让人窒息，后院男孩的口哨声和远处收音机的声音相互交织，似乎让座钟都沉默了下来。冬天，窗玻璃上结满霜冻冰花（乔治亚州的冬天相当寒冷），穿堂风在空旷的房间里呼啸而过。夏天开窗时，每一阵微风都会轻轻掀起窗帘，带着太阳热度的花香，越过清晨沾满露水的草地飘进屋内。演出结束后，冬天我们会喝热可可，夏天则是橘子汁和柠檬水。无论冬夏，蛋糕都是露西尔做的。她是我们家那时的厨师，之后我再也没吃到过那么美味的蛋糕。这些蛋糕的独特魅力或许源于制作时的“失误”。它们是没有发酵的葡萄干纸杯巧克力蛋糕，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杯盖，口感湿软、味道平淡，葡萄干还放得过多。可正是这些看似的不足，让蛋糕拥有了别样的魔力。
作为家中的老大，我肩负着多项重要职责，既是监护人、蛋糕分配者，又是所有演出的总策划。演出剧目丰富多样，既有电影场景的拼凑，也有莎士比亚作品的演绎，还有我自己创作并记录在“老板”牌笔记本上的剧本。演员固定不变，就是弟弟、妹妹和我。不过，演员阵容是演出的一大难题。妹妹那时十岁，肚子圆滚滚的，在需要表现当场死亡、晕倒等场景时，表现得一塌糊涂。她“昏厥而死”时，总会先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然后极为谨慎地倒在沙发或椅子上。记得有一次，她的“倒地死亡”直接压断了妈妈最喜欢的椅子的两条腿。
身为导演，我能容忍演出中的瑕疵，但有一件事让我无法忍受。有时，经过半个下午的紧张排练，演员们会在开幕前突然拒绝演出，自顾自地跑到后院玩耍。“我整个下午都在为这场演出努力，你们现在却扔下我不管。”我会气得大喊，完全失去耐心，“你们简直太孩子气了！我要在剧本里设计情节把你们都写死。”但他们喝完饮料，拿着蛋糕就跑开了。
演出道具都是临时拼凑的，只能使用妈妈没有明令禁止的物品。衣橱最上层的抽屉被列为“禁区”，我们只能用次一等的毛巾、桌布和床单，来满足饰演护士、修女和幽灵的需求。
后来，我在图书馆发现了尤金?奥尼尔的作品，起居室演出便画上了句号。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将他的照片摆放在后室的壁炉架上。秋天，我创作了一部关于复仇和**的三幕短剧，幕布后布置出墓地场景，经过一系列凄凉的情节后，剧情聚焦在灵车上。演员包括盲人、愚笨之人和品行恶劣的百岁老妪。考虑到起居室的简陋条件，难以进行高质量演出，我采用了“朗读表演”的形式，将剧本献给耐心的父母和来访的姑妈。
之后，我又创作了名为《生命之火》的剧本，内容围绕尼采展开，剧中有耶稣·基督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两个角色。这个剧本采用押韵诗歌体，我同样进行了“朗读表演”。结束后，孩子们从后院进来，我们一起喝热可可，在后室的壁炉旁吃着塌陷却美味的葡萄干蛋糕。姑妈得知剧中有耶稣时，惊讶地问：“耶稣？好吧，不管怎样，宗教是个不错的主题。”
那个冬天，家里的每个房间，甚至整个镇子，都让处于青春期的我感到压抑和束缚。我渴望远行，尤其向往纽约。胡桃木折叠门上闪烁的烟火光影，座钟沉闷的滴答声，都让我心生悲伤。我梦想着纽约的摩天大楼和雪景。十五岁时，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就以纽约为欢乐的“背景设定”。小说中有地铁检票员、纽约市的前院等奇特细节。但那时这些并不重要，因为我开启了新的文学探索之旅。那一年，我沉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在我心中，遥远的俄国和纽约有着某种相似之处，都充满未知。古老的俄国与乔治亚州的房间截然不同，那里有神奇而孤独的土地，质朴的故事和深沉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