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五年，美国南方兴起了一种文学流派，发展成熟后，评论家将其命名为“美国哥特式文学”。但这个名称并不恰当。哥特故事在唤起恐怖、美感和复杂情感方面，或许与福克纳的小说有相似之处，但二者的创作源头截然不同。哥特故事借助浪漫主义或超自然元素，而现代南方小说则依靠对现实罕见且紧张的描绘。实际上，现代南方小说深受俄国文学影响，是俄国现实主义的延伸。这种影响并非偶然，美国南方文学的创作环境，与俄国文学的诞生环境有诸多相似之处。在旧俄国和当今美国南方，漠视生命是一个显著特征。
19世纪末，俄国小说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其作品的“残忍”特质遭到猛烈抨击。如今，新兴的美国南方作家也面临同样指责。乍看之下，这种指责难以理解。从希腊悲剧作家时代起，艺术就毫不避讳地描绘暴力、疯狂、谋杀和毁灭。俄国和南方文学的“残忍”程度，并不比希腊人、伊丽莎白时期作家，或《圣经·旧约》作者的作品更甚。真正让人震惊的，不是“残忍”本身，而是其反映出的社会习俗。在描绘生活与苦难的手法上，南方作家从俄国作家那里受益匪浅。这种手法主要体现在：大胆且看似冷酷地将悲剧与幽默并置，通过大量琐碎情节展现妓女的尊严，用唯物主义细节刻画人物的灵魂。
对于习惯经典文学的读者来说，这种手法有些难以接受。比如，在描写孩子死亡时，作者若只用一句话带过，不做任何评论和怜悯表达，就直接过渡到琐碎细节，会让读者觉得作者玩世不恭。读者习惯作者规划故事中情感体验的价值，当作者拒绝承担这一责任时，读者就会感到困惑和不满。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马尔美拉陀夫的葬礼宴会，以及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都是这种现实主义手法的典型范例。这两部作品将痛苦与闹剧融合，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冲击。马尔美拉陀夫的惨死，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扰乱宴会餐点供应的细节，小职员“不做任何申辩，令人深感厌恶”，从表面看，整个场景就像一个毫无希望的情感破布袋。读者面对濒死的痛苦和饥饿时，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嘲笑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与女房东之间的荒谬行为，或因小波列的滑稽举动而会心一笑。笑过之后，读者又会不自觉地感到内疚，觉得被作者“愚弄”了。
闹剧和悲剧常相互衬托，但除了俄国和南方作家的作品，这种手法并不常用。在他们的作品中，闹剧和悲剧层层叠加，让读者同时感受到两种情感。正是这种情感的复合，导致了“残忍”的指责。德米特里·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时写道：“尽管作者清晰地展现了幽默元素，但这种幽默需要引发一种相当奇特的笑点才能让人发笑。”
在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中，这种融合达到了极致。故事围绕安斯·本德仑埋葬妻子的葬礼之旅展开，他带着妻子的遗体前往约四十英里外妻子家族的墓地。这次旅程花费了他和孩子们好几天时间，尸体因天气炎热开始腐烂，一路上他们遭遇诸多磨难——过河时骡子丢失，一个儿子摔断腿并患上坏疽，另一个儿子疯了，女儿还遭到诱奸，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悲惨的队伍。然而，这些无尽的苦难，并不比那些极度不合逻辑的事件更受关注。整个故事中，安斯一心想着到镇子后要买假牙，女儿关心带去卖的蛋糕，腿患坏疽的男孩一直念叨疼痛，“这让我烦死了”，他最担心的是木工工具箱会在路上丢失。作者记录下这种价值观的混乱，却不承担任何精神道义上的责任。
要深入理解美国南方文学的独特性，我们首先得认识南方这片土地。从社会学角度看，美国南方与旧俄国有诸多相似之处。长期以来，南方在美国国内自成一体，拥有独特的兴趣偏好和鲜明的地域性格。在经济等方面，南方曾被视为美国其他地区的“殖民地”。这里经济相对落后，在诸多方面与美国其他地区存在差异。在社会结构上，南方和旧俄国一样，有着明显的阶级划分，并且是美国唯一拥有典型农民阶级的地区，尽管南方的社会阶层划分方式有其自身特点。南方人与俄国人在民族心理特征上也有诸多共性，享乐主义、爱幻想、慵懒以及情绪化等特质，在两者身上都有所体现。
在南方和旧俄国，生命的低贱在现实中随处可见。这种观念及其表现形式，有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生活充满变数，孩子们出生，有的夭折，有的挣扎求生。生存的斗争贯穿生命始终，人们可能在十英亩贫瘠的土地上、一头骡子身上，或是一大捆棉花里，饱尝生活的磨难。在契诃夫的小说《农民》中，沙莫瓦在小屋中的财产损失，与尼古拉的死亡，或是老祖母的残忍行为一样，令人痛心，甚至更让人揪心。在《烟草路》里，杰特莱·斯特用女儿换取七美元和一次界外球的交易，极具象征意义。生命、死亡、精神体验，这些现象来了又去，我们难以知晓背后的缘由。但生活的磨难或享受，始终如影随形，其本质价值似乎从未改变。
果戈理被公认为俄国第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在《外套》中，小职员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寄托在一件新冬衣上，外套被偷后，他伤心欲绝，最终丢了性命。在果戈理所处的时代，即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初，俄国虚构文学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尽管契诃夫与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在创作上各有特色，但从整体来看，他们在素材处理和基本写作手法上具有相似性。
在道德观念上，他们秉持一种观点：人既非善，也非恶，只是在生活中感到痛苦，并或多或少地适应着这种痛苦。人们生在一个混乱迷茫的世界，社会价值观模糊不清，在这样的环境下，谁能说一个人的价值比一担干草更高，或者生命就理应通过努力获得维持生存的物质呢？这种态度，几乎是那个时代所有俄国作家的写作特征，他们只是如实记录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真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道德处理方式，也是他们作品的精神内核，同时又在意识层面产生影响。正是这种创作理念，成就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伟大而富有哲理的小说。
1866年至1880年的14年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四部经典之作：《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这些作品内容复杂，陀思妥耶夫斯基秉持俄国文学的传统，以毫无偏见的视角描绘生活。对于罪恶、生命的迷茫，他以最坦诚的态度进行记录，将复杂多样的情感融合为一个整体。
此外，他采用精确的分析手法，仿佛对生活进行了长期细致的观察，并将观察所得忠实地融入艺术创作中。他对生活和自己所写的内容深感恐惧，既无法否定，也无法自欺欺人，于是以高度的责任感，试图解答生命的困惑。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他需要成为拯救世人的弥赛亚。从社会学角度看，这些问题难以同时得到解决，而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经济理论并不关注。在试图完成“弥赛亚”使命的过程中，他在应对作品中的责任感方面，最终未能成功。他提出的问题过于宏大，就像对上帝发出的愤怒质问：为什么人要自我贬低，任由灵魂被物质世界侵蚀？为什么会有邪恶存在？为什么会有贫困和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站在很高的角度提出问题，但他提出的“新基督教义”解决方案，并未真正给出答案，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基督当成了工具。
《罪与罚》的结局是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和解，但作品所探讨的问题是形而上且具有普遍性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象征着人类在混沌世界中，寻找内心和谐时的悲剧性“无力感”。问题的根源与社会本身的罪恶相关，拉斯柯尔尼科夫只是这种矛盾冲突的产物。对于辍学、自我救赎以及寻找信仰，拉斯柯尔尼科夫或许能找到主观意义上的“救赎”，但这仅仅解决了次要问题，对于主要问题而言，就如同用四则运算去证明几何命题，毫无实质作用。
作为道德分析师，托尔斯泰的创作更加精准。他不仅探讨“为什么”，还阐述“是什么”和“怎么做”。大约50岁时，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精彩地记录了一个人与不和谐世界的冲突。他写道：“我感觉，支撑我生命的某种东西断裂了，我再也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从道德层面讲，我的生命已经停止了。”他承认，从外界来看，他的个人生活堪称理想：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家庭幸福。然而，他却觉得周围的生活荒诞失衡。他写道：“生活毫无意义的荒谬性，是人类唯一无可争辩的事实。”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转变广为人知，本质上，这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说中的转变相同，都是孤独的精神层面的体验，从整体上看，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不过，衡量这些形而上和道德层面探索的价值，不能仅看其是否成功解决问题。从根本上说，它们的价值在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总体而言，这些道德探索对作品本身产生了深远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作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注入了此前缺失的元素——“热情”。
果戈理拥有强大的虚构幻想能力，作为讽刺作家，几乎无人能及，他惯用夸张的写作手法。但他的作品缺乏热情。阿克萨科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契诃夫，虽然各有才华，但在情感深度上都有所欠缺。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俄国文学仿佛突然凝聚力量，整个文学体系都受到感染，产生了新的张力，实现了资源的整合，作品的情感基调也变得更加激昂。正是这些作家的努力，让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辉煌的巅峰。
从艺术成就的角度看，将美国新南方作家与俄国作家相提并论，或许有些牵强。但在写作素材的处理方法上，两者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美国南方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不包括古老的传奇故事），直到1900年才出现，此时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埃伦·格拉斯哥的《不毛之地》标志着美国南方文学一个探索发展时期的开始，而美国南方文学的真正奠基，是在过去15年完成的。考德威尔和福克纳的出现，开启了美国南方文学充满活力的新发展阶段。如今的美国南方，文学创作热情高涨，约瑟夫·威尔伯·凯希在《南方的思想》中提到，在当时的南方，随便在南北分界线的某个地方开枪，都有可能打中一个作家，可见作家的密度之高。
在评价艺术作品时，我们不应批评艺术家未曾涉及的内容。作家有权限制自己的创作视野，划定自己的创作边界。在评价美国南方文学作品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
美国南方作家对所处环境的反应，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时代的俄国作家相似。他们尽可能精确地诠释生活中的痛苦，却不刻意在真相与读者感受之间建立情感联系。南方作家被指责的“残忍”，本质上是一种质朴的真实，是对精神世界多样性的接纳——不追问原因，也不试图给出答案。不可否认，这种清晰的视角和对责任感的回避，带有一定的幼稚性。
但美国南方文学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我们不能因其年轻稚嫩而加以指责。我们只能推测其未来的发展或衰退趋势。南方文学作品已经触及现实主义道德的边界，如果想要持续繁荣，就需要融入更多元素。目前，南方文学还没有出现像托尔斯泰那样的道德分析师，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神秘主义者。但南方文学所处理的创作素材，似乎适合探讨一些基本问题。当南方作家能够承担起哲学层面的责任时，他们作品的整体风格和结构将更加丰富，南方文学也将在自身的发展演变中，进入一个更加成熟和富有活力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