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述表名可知它们均在坞中（或坞上）升举，汉简无堠上、累举、直上表之名。堠顶只一席地，兼设或同时并举烽、表似有局限。故地表用地烽竿的设施升举，而地表之于坞上表，犹地烽之与旁烽，可能是同物异名。所以，堠上烽与坞上表的不同位置，是它们的又一重要区别。汉简中不见记地烽竿高度，因此不知烽（堠上）、表所举高度有何差别？居延简曰：“坞高丈四尺五寸，堞高六尺，埤堄高二尺五寸，共高二丈三尺五寸”（175·19）。地烽竿如高三丈，则露出坞上不逾丈。估计地烽竿会比堠上烽竿高大些。
有几种用途明确而性质特殊的表：
亡人赤表：
见（15）、（16）、（17）、EJT23·765等，又称赤表、亡赤。此为告示各塞警戒逐索逃亡者的红色表号，亡人多指在逃罪犯与亡越塞檄的吏卒百姓。（37）简言居延有人南逃，其前方较远的广地塞需举亡赤表，这等于实行全线戒严。随后以文书传檄塞上，补述详情，专称为“亡人赤表函”，见甲1912等。
兰入表：
亦见（37）及EJT23·765。兰同阑。《汉书·成帝纪》：“阑入尚方掖门”，应劭注：“无符籍妄入宫曰阑”。因此，兰入表是发现敌迹的警告性信号，表示已经或正在侵犯塞防。
诟表：
见（18）、（19）、（20）。诟，作斥责、辱骂解。用表号诟责，并需传递，约是警告、责问某种违法行为，最可能是烽火滞留失误的督责、催促。
汉代表号还有不少难解之谜。其一，是表号的装备数额。据莫当、大湾簿，每燧只装备一枚布表。例（29）、（37）、（43）、（44）及“品约”册的敌警、亡人警，亦只举一表，因知守御簿的布表即是品约册的坞上大表。但烽火记录之表数，有多达六、七枚，与装备数量相差悬殊。我们认为，这应是某段时间内举表的总数，并非一次或一竿所举的表数。但表的不同品种名目确实众多，如亡人赤表的数目有一至三桓，诟表数目每次为一枚，兰入表的数目不明，均为烽品不载，可见汉代表号用途极广泛。除了一枚发布敌警的大表，其他表号或受另外制度的约束亦未可知。在居延都尉辖区，目前尚不见亡赤等号，其种类、数目、含义当因时因地而异。至于坞上表、大表、地表以及小表，与堠烽、旁烽、地烽一样，其相互间的确切关系，目前只能略作推测，均有待深入探讨。
表在唐代停止使用。《通典》守拒法引述所谓“古制”曰：“城上……别立四表以为侯视，……夜举火如表”，言敌近城举一表，逼城举二表，登梯三表，攀女墙四表，或为汉、唐之间制度。宋《武经总要》引此文，末句作“夜则加烛于表”，其表约如篝笼之类，内置烛可照明于夜，已非布表，而汉代表号皆用于白昼。明《武备志·墩堠图说》：每墩备黑、白旗各一、灯笼三、木梆一，墩上立二竿。此旗相当于汉表。《清通典》卷七六记清初制度：敌百人至万人入侵，递次挂“席”一至七领，辅以炮声一至连发。其席约草编方形，不会过大，略同汉代表、烽。
（三）烟类
以灶、囱升烟，约始于秦汉之际。《墨子》诸篇所言之火，其装置与汉烟近似。《杂守篇》曰：“筑邮亭，……亭一聋灶、鼓。寇烽、惊烽、乱烽，传火以次应之，至主国止。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举，辄五鼓传，又以火属之，言寇所从来者少多，旦弇（暮）还去来，属次烽勿罢。望见寇举……烽，夜以火如此数”；《备城门篇》：“城上三十步一砻灶，……三十步置坐候楼”；《号令篇》：“屯陈、垣、外街、衢街皆楼，高临里中。楼一鼓、聋灶，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止；夜以火”。以上之聋灶、砻灶即发火装置，设亭堠、候楼上，亦即“城上烽燧”之燧。砻、聋，前人考订为垅、垄[见孙诒让：《墨子闲诂》的《备城门篇》、《号令篇》。]，即垅丘。又《史记·滑稽列传》：“垅灶为槨”。是垅灶周高而中空为火膛，内常蓄火种，夜遇警，投薪草即燃火发号。
烟灶制度：
灶 一 一 （68·40）
栊灶少一 （EPT57·109，候史广德坐罪檄节录）
烟造一 （莫当燧等节录）
汉代发烟装置，曰灶、栊灶、烟灶。栊同垅、聋等。窀，灶字古文，见《说文》。造，为灶字音假。坐罪檄为宣帝元康时简，犹沿用战国旧名，王莽时称烟灶。烟灶的形制，下部约同《墨子》聋灶，上部加筑一高囱。据（75），此囱贴傍烽台筑起，上囱口出堠顶女墙之“埤堄”以上二尺，简文谓之“堠上烟窦”。烟窦，又称烟突、烟堗，即烟筒。此简以下皆建筑学术语：“要中三尺，□明上积三尺，□除八寸，规矩进一”，似谓囱半高（腰）处方三尺，向上每三尺收分二寸。按台高五丈计，收分至堠顶，囱口约方一尺四寸。《墨子·备城门篇》：“埤堄广三尺、高二尺五”；前引简175·19“埤堄高二尺五寸”。囱口在埤堄之上，通高接近于堠楼高度，约12米左右。简言囱在堠顶，燃烟之灶必在堠下。烟灶遗迹，居延至今犹存例证。一是1974年发掘甲渠塞第四燧烽台西南角，发现利用堠、坞夹角，露天筑一灶，灶台高1.1米，方70×60厘米，中有圆形火膛，后方于烽台壁上挖出宽60、深30厘米的沟槽作囱，残迹高1米，外敷草泥，沿台壁通向上方。另一在金关遗址F1西北角，亦贴堠壁与坞墙夹角筑一灶，灶前高60、后高110厘米，台面向前倾斜，下有火口、火膛，后部依壁角向上筑囱，径60厘米[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又本书476页），文三页，图五；文五页，图十三。
]。此二灶皆可定为烟灶，烟囱都是紧贴烽台筑起来的。与此类似的遗迹，都可能是烟灶。
举烟方法：
汉简举烟必曰举堠上、亭上烟，明证出烟处在堠顶。如堠下灶膛内充塞薪柴粪草，燃火后，火烟籍抽吸之势，拔高十余米，冲出囱口，故远方得见堠顶孤烟直上。过去或以为放烟之灶、囱皆筑于堠顶；或以前述之灶为炊事灶；或袭旧说，以为烟柱聚而不散乃燃狼粪所致，皆非是。堠顶如设灶，难免烟火弥漫，且需多蓄薪草。炊灶依烽台散出炊烟，易于堠上烟号相混。又居延现存烽台大半毁圮为矮土堆，不经发掘，实难发现烟灶遗迹。现在，遗迹、简文无不吻合，烟号、烟灶之制已毋庸置疑。例（49），烟字近似“熛”，乃笔误。或释作“熛”。但《说文》释熛为火迸飞状，而古今皆不见以熛为号，故当以释烟为是。
汉代烟号因有烽、表配合，每燧只设一灶，每次多只举一烟。例（66）“昼举二烟”，约连举两次，即一烟放毕再放一烟，但也可能暂时断绝烟路，形成二烟、三烟的效果。下例：
烽火□板一 （莫当燧簿节录）
吏卒更写（？）为烽火□板 （199·3）
□字，上从四、网，疑是幂字，以物覆孔穴曰幂。幂板可覆塞烟囱口，控制烟的出路，放烟、止烟及二烟以上，约由戍卒在堠上操作，燃火、灭火则在堠下。
汉代烟号对后世烽火颇有影响，惟因烽、表二号逐渐减省，故烟数及灶囱数逐渐增加。《通典》守拒法引“古制”：烽台“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按此文所记似有讹误。其台上三所当为囱（突），台下之三所为灶，总共为三所。《隋书·长生晟传》一次放四烟，灶数增至四所。唐兵部《烽式》之烟，于台下地面另立四灶，灶曰“乌炉”，囱曰“土筒”，高一丈五，半腰以下方形，向上渐锐收分，与（75）汉式做法全同，但囱、炉皆独立，不依烽台。炉中燃苣，筒上升烟，同时可放四烟。筒口覆瓦盆，用以启闭管制，作用略同汉时之幂板。以上乃魏晋隋唐制度。唐以后，烟灶亦废。明《武备志》墩堠图说云，每座烽台备“草架”三垛；甘肃省博物馆藏《抚院火炮号令》：“遇大虏……各墩昼烧烟柴五堆”，《兵守火炮号令》：“见贼二、三十骑，白日即烧烟柴二堆”；《清通典》卷七十六：“边境设立墩台，……遇有紧急，举烟为号”，此草架、烟柴，实乃汉代之积薪。
（四）苣火类
《墨子》记苣为城防照明火把，《备城门篇》曰：“城上二步积苣，大一围，长丈，廿枚”；“五步一爵穴，大容苣，……人擅长苣，长五节，寇至城下，闻鼓音，燔苣，复鼓，内苣爵穴中照外”。苣火作烽号约与烟同时。
苣火的形制、举法：
汉代苣的实物，甲渠第四燧所出二枚，残长82、径8厘米，芨芨草把束绳四道，分五节，中三节贯小木橛，[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又本书476页），文六页，图二七。]原长约1米。敦煌汉塞，据甘肃省博物馆的调查，皆芦苇扎制，一种长110、径10厘米（出D、D、3号烽台即斯坦因TⅥb）；一种长过2米，径15~16厘米（出D·D·10号TⅣa），用来垒筑积薪。罗布淖尔之苇苣，全长63、径8厘米[参见黄文弼：《罗布淖儿考古记》（1948年哈佛燕京学社版），文一〇七、一一七页，图版二七。]。
汉简之苣有大苣、桯苣、四尺苣、小苣等：
小苣二百桯苣六 （莫当燧簿节录）
小苣三百桯苣九 （大湾簿节录）
大苣卅 小苣、四尺苣各百 （EPT49·13节录）
毋角火苣五十 （264·32 甲1383）
承苣少卅七 （82·1甲475）
苣一币、一□不利 （68·95）
前述第四燧及D·D·3之苣或即四尺苣，长汉制四至五尺。罗布淖儿所出者不足三尺，或为小苣。敦煌的长苣火出堠旁，有的已点燃，可能是大苣。唐兵部《烽式》曰：“烟尽一时，火尽一苣”，“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苣之长短大小不一，应与燃时间及举法有关。
苣火在堠（土焦）上燃举，每次最多三火。其举法，劳干等以为桔槔举兜零，中立置苣火。或说用烽竿、绳索悬系苣把于空中。但仔细推敲，苣把如何固定，几火团簇一起能否分辨……等等，似均可诘疑。唐代苣火不用高竿。《烽式》之苣火，于四烟灶间立四土台，台上立木橛，橛上插苣把长五尺，“干苇作薪，苇上用干草节缚，缚处周回插肥木”，一次可放四火。此法当起源于汉代桯苣。桯为直立（或横连）的主木，如伞盖中柱曰桯。桯柱插在苣的一端或中腰，升举时列竖于堠顶，如唐之橛苣火。小苣等，则先用木橛钉在某物上，保持燃火的角度，然后升举竿顶。莫当、大湾簿将小苣、桯苣分为两项，知二者在应用上有区别。又二簿所列苣数比例皆为100:3，小苣似经常使用，消耗多；大苣、桯苣或不常用。
离合苣火：
是一种特殊举法，见（45）、（72）、（74）等。离合指反复地分合往来，《图书集成》卷二六六引《墨客挥犀》：“战棚以长木抗于女墙之上，……可以离合，设之顷刻可就”。离合火、苣火大约是水平状地来回运动，与累举烽的垂直上下不同。苣火用烽竿、桔槔难以做出离合的效果，疑由戍卒手执之左右摆动、交挥一定次数、时间，但火书不详。
居延苣火、诟火：
见（5）、（20）、（21）等例。分别为居延烽、诟表的夜间对应信号，含义相同，也应有其独特处，如特征、数量、举法、应用范围等，但目前均无可论定。
《通典·守拒法》引“古制”云：夜及晨微明时报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敌尘，举三火。其制早于唐代，唐苣火在地面，称“放”不称“举”。明《武备志·墩堠图说》曰，每烽台“灯笼三盏，白纸糊，务要粗径一尺五，长三尺”，一灯相当于一苣，又移至堠顶竿上升举。前引《抚院号令》、《兵守号令》，夜遇敌举燃火把，数目与日夜所燃烟柴数相应，但举法不明。
（五）积薪类
积薪见于先秦及《墨子》者，用为燃料储备及城防守御。《墨子·备城门篇》曰：城中“五十步积薪，毋下三百石，善蒙涂，毋合（令）外火能伤”；《备梯篇》：“城上繁下……薪火、水汤以济之”。汉代则专作为烽火信号。
积薪的形制、使用：
积薪燃烧时，烟浓、火烈，为了安全，又不致遮蔽，混同其他烽号，皆于坞堠较远处存放、燔燃。金关遗址残存的积薪，在堠台东北十米处，底径150、高60厘米，内杂草稭、树枝、残简等。甲渠第四燧遗址东20米，为积薪燔燃处，现遗留极厚的灰烬层。敦煌西部汉烽燧，积薪有远距坞堠百米以上的，彼此间距亦远，排列方向多垂直烽燧线，便于侯视应和。最典型如D.D.21燧（TⅩⅡa）南五十米的十六堆积薪，南北行为组，每组四堆，堆距20米，东西组距为14米，呈方阵状。D.D.23（TⅩⅢ）南70米，共四堆，底1.9×2.5，高1.3米，以长苣把交互垒砌成方体，共16层。D.D.24（TⅩ1Ⅹa）同上，垒叠24层，每层厚16厘米，其上顶倾圯一侧，底与地面之间有一空隙。据甘肃省博物馆搬迁的一垛计算，约一吨半重，合汉制五十石左右。
汉简所记积薪，可与上述实况结合考察：
大积薪三 小积薪三 （莫当燧簿节录）
大积薪三 （大湾簿节录）
大、小积薪皆簿坠 （821· 甲475）
小积薪一，上□顷 大积薪二，上□顷 （214·8 甲1169）
小积薪一，上□顷 （214·47，又214·108）
小积薪二，未更 大积薪二未更积，积薪八，皆毋埒，巩木不涂白土恶 （264·32甲1383）
积薪八，皆毋涂布 （142·30 甲797）
积薪、巩木皆不土恶，负八算 （EPT59·6节录）
积薪分大、小两种，约属日、夜的不同规格，似别无意义。每燧装备量，大、小积薪似呈三、三或四、四的比例。前举D.D.21燧的十六堆积薪，每组为四垛，多余的三组或为备用品。积薪久积会颓圮变型，需定期更换曰“更积”。为防风雨、失火，其外表皆涂泥、或白垩，后者使积薪于旷野中目标更为显明。又有埒、巩土等附属物。埒为矮垣，巩木今释巩土。此二物或指保护积薪的短墙、笼架之类，由简264.32.EPT59.6可知巩木之为物亦需涂泥防火，大约是木质的。后世积薪，如《通典·守拒法》：“烽台……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见敌烧柴笼”；《武备志·墩堠图说》：“草架三座，……离地五尺高，用木横阁，使草柴不著地，不为雨湿所浥”，都注意到防潮通风和坚固、易燃等问题。
积薪发号，每次最多燃三堆，一般由戍卒持火种出坞前往点燃。汉简之“取火遂”（甲1977、1991）、“取火椎钻”（305·2）及“茹”（见莫当、大湾簿），分别为取火工具、引火物，备火种熄灭时取火用。如坞燧被敌围困，次燧、旁燧可代其燔薪，见（58）；或本燧改发信号，见（72）、（74），以免信息中断。但也可采取以下特殊措施：
火箭发火法：
例（62）乃新出某“烽火品约”散简。“堪茹矢射积薪”，堪，同纳、龛，解见《广雅释诂》。茹，《说文》以为饮牛也，实际上碎细柔软之绒状物亦可称茹，而此处乃指引火信物。今西北民间方言，曰继火、引火仍称“茹火”。箭矢堪纳信物火种，即古之熛矢[ 《墨子·备城门篇》：“为烟矢射火城门上”，烟矢为熛矢之误。]，汉简又名“茹尖槀虻矢”（EPT21·56），即火箭。火箭多用于火攻，见《墨子·备城门篇》；又《通典·守拒法》：“火箭，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楼木板橹上，瓢败油散因烧”；又“以瓢盛火符（附、缚）矢端，……中夜齐射敌营”。用于遥射积薪发火，可能是汉代所首创。后世如《通典·守拒法》曰：烽台备“火钻、火箭、蒿艾”等物，其箭、艾等亦用于遥使柴笼发火，盖承汉制而来。又同上守拒法说烽台备“流火绳三条”；《武备志·墩堠图说》云，每烽设“火绳三条”，略同今之导火信索，其两端连接烽台、积薪，燃其一端，可将火燃导至积薪处，亦勿需下堠前往点燃，又另是一种遥控发火方法。
鼓
除上述五类以外，或有以汉简之“木薪”、“芮薪”、“马牛矢”等为烽火用具者，皆非是，此处暂不赘论，仅附述鼓的作用。
鼓作烽火信号，已见《史记·周本纪》。击鼓闻声，使用简便，昼夜皆可。但鼓音无形，不宜传远，又易受气候和其他噪音影响干扰而失误，有很大局限性，故历代作烽号或作布令工具并不固定。《墨子》诸篇鼓号，既指挥战斗，又传递警讯。后一作用，如“烽、火以举，辄五鼓传”，似作主要烽号烽、火的辅助号令。除此而外，扰乱敌方，以及禁行、报时、启闭城门等等皆用鼓号。汉代，边塞每燧虽皆备鼓一枚，又破城子曾发现击鼓之枎（枹）棒，然而见诸敦煌、居延的全部烽火品约，均无鼓号，由知鼓号不作烽火信号。司马相如《子虚赋》：“击灵鼓，起烽燧”，灵同令，乃司命布令之号。新简EPF22·331“燧有鼓一，……常悬坞户内，□□尉卿使诸吏旦、夕击鼓，积二岁”，可证边塞早晚击鼓，乃用于相互联系、报时或直戍，与烽火警讯无关。敦煌简“□□□晨时鼓一通/日食时表一通/日中时表一通/”(TⅢXⅡ,f:06)[转引徐苹芳：《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烽火品约》（《考古》1979年5期）。
]，即此种定期联络信号。晨时一鼓，与旦夕击鼓正合。汉代以后，文献记载或以烽、鼓并提，详情不明。而《通典·守拒法》，每燧备鼓，烽号却无鼓。唐兵部《烽式》亦无鼓。宋《武经总要》之鼓仅指挥守城作战，不传远。至明清，鼓为火炮代替，兼有烽号、指令两种用途，称号炮，与战国时相仿，但需要其他烽号配合，无单独使用者。
边塞烽火的运用和传递
一、烽品的烽号与烽号组合
汉北边塞防数百年间，以防范匈奴侵扰为主，同时兼有拦禁越境、隔绝内外和保护附塞各民族等作用[参见《汉书·匈奴传》元帝时侯应奏章。]。汉简所见烽火，大多属敌警性质。烽品是关于敌警的条例。预先分析敌情，分别予一定的烽号组合作代表，即构成烽品各品条的信息。从烽号组合为信息的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烽火的实际水平，并充分揭示出烽火技艺的内部规律性。在这方面，新出的“品约”册堪称为“杰作”。其“品”的部分，按我们的理解可表解于前表。
这份“品约”的某些条文有前后承接关系，又其中有某些术语，均需加以说明。“和”，即此燧按彼燧所发之号应发以同样信号。“和如品”：按品约相应之条应和。例（51）“举燔、燔薪如故”，乃承例（50）而言，指烽、积薪数比照上一条例（50）；“举烽如故”，又专指烽数比照前述。例（53）、（54）之“部烽”，为各塞（部）代表性信号，详见下文。（55）仅言“举烽”而不言数目，所指仍为部烽，乃省略之辞。
综合上表及其他西汉时期烽品残简，汉时边塞运用烽号，有如下一般性特点：
1．不仅注重烽号的类别、数量，也很重视其不同品种，新创的烽号繁多，因而有可能、并非常善于组合出许多复杂的信息，为历代烽火所不能比拟。例如，上表所列前十一简，至少包括三十六种昼夜的信号组合，彼此无一类同。其运载信息的容量极大。而这种组合既严密又巧妙，彼此不会重合而导致混乱，详尽、准确地表达出各种（或可能出现的）重要的军事势态。
2．着重通告敌之来去、时间，尤其是入侵部位和意图，对其人数实力及进攻程度，则不如先秦及魏晋以下烽品规定的那么详细、突出。例如，西汉烽品中少见关于小股敌人入侵的品级，似乎只有五百至一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敌人，才能引起注意。这与汉代边塞的战争和军事防御特点有关。
3．烽号有主次之别、职能之分。表示敌情的轻重缓急，或增减烽号数量，或改变组合。烽、火、积薪是为主的、常用的信号。烽和火多用来代表塞防部位。其数目多寡，可表示敌势急缓，也可不表示。特殊举法的烽火，不都意味紧急严重。积薪是代表敌情实际性信号，一般数目愈多而敌势越烈。上表的敌在塞外→入塞→入腹地→大举攻亭鄣，积薪数由无递增至三垛，但个别的也有例外。总之是相当灵活变通，不循常例。表、烟较次要，多辅助、注解主要烽号，如（46）与（47），（50）与（51），其区别俱在于表的有无。烟在（48）、（49）中亦同此；在（72）可暂代积薪，表示坞燧被围。此二号于敌警中不多用，表的其他用途不在此例。所以，以烟示远、以表定品的看法[劳干：《居延汉简研究》（石印本），释文一，八页；考证二，二七页。]，似缺乏根据。
4．各塞皆有代表自己部位的“部烽”。部烽以烽数或特殊举法表示，夜代以火。上表的三个塞，昼夜的部烽是：殄北塞昼为“烽一、□□烽一”，夜为“离合苣火”；甲渠塞为烽二和苣火二；三十井塞为烽一、苣火一。烽品的其他信息，几乎皆以部烽为基础，加减别的烽号而成。部烽是烽品诸信息的索引。一视部烽的烽、火数目，即知敌警部位，加上积薪数，敌势即大致可判。但这可能是西汉至东汉初年的特点，有的却例外，如例（74），敌情分三级，不分部位，无部烽，烽、火数逐级递增，积薪的作用不明显。因此，我们断定它是东汉中期以后的制度。
5．敌警烽火的信号组合因时因地而异。例如同是入甲渠塞，昭宣时期的例（2），与东汉建武初的（46）不同，前者举烽、烟、积薪，后者有表无烟。同是被敌围困，例（72）肩水都尉的烽燧改举本亭烽号外加一烟，（58）居延都尉的，则由旁亭代为燃薪，如此等等。同时、同地的某种情况，如（44）与（47），信息则完全一致。其中，（44）的木中燧在伊肯河东岸，即甲渠塞河南道上塞的某燧。
6．各烽号的举放约有一定次第，白日先烽，次表、烟，再积薪；夜则先燔积薪，后举苣火。此次序在各时期未必尽同，但一定范围内是大体一致的。
7．同一信息的昼夜区别，是将烽改为苣火，数目不变，积薪照旧，见例（45）至（49）。依此类推，未规定“夜入”的品条，若猝然有警，似可变换出夜间信息。据此，我们在上表试补出部分夜间的信号组合。大概昼夜总有相对应的信号，如居延烽、诟表之于居延火、诟火。
二、发现敌情与发出警报
居延塞防在太守、都尉治下，设作战、军需、民政、水利、屯田、迹候（包括邮驿交通）等系统[参见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1期）]。迹候系统地处外围，或险要、道路附近，筑起鄣塞坞燧，平时谨慎迹候，战时举烽火报警，为塞防之耳目。迹为侦查侦察敌迹，候为侯视敌情、传递烽火，二者紧密联系。其事于边塞诸防务中最关紧要，故督烽诏令中每每三令五申，严厉教饬。
迹的设施为天田、柃柱、悬索。天田是塞墙外侧修治的长条软沙地带，人马一过，必遗痕迹，即知人数、方向，唐代称为“土河”[《图书集成》卷二九三载唐《通典·守拒法》。]。柃柱、悬索设在天田或其他处，用木柱、绳索拦截示警。每日按时检视天田、塞防，称为“日迹”，由候长、侯吏以下吏卒轮值，当值的筹牌为“日迹梼”，符信称“日迹符”，记录文书曰“日迹簿”。日迹范围不仅限天田，有时还需越界追踪。行迹时远离塞燧，为虞防遭遇敌人，多半是武装执行任务。汉简戍卒装备中，必设靳干、幡一项，应即《墨子》之所谓“斥候表”。斥候，通迹候。戍卒用靳干幡向本部随时报告动静。如果隐瞒或失误，则要受到严厉惩处。
候望岗位在堠顶，亦轮流值候，监视敌情，侯视烽火并予以应和。敦煌简“二月庚辰卒四人，其一人常侯，一人斥（迹），二人积薪”（《流沙》戍役13）。居延塞大致亦如此。除卒以外，候史、燧长、助吏也亲自值候、应和。轮值所用之时间，昼长而夜短，白日每卒或一日一轮，或十日一换，夜晚则仅值戍五分之一“夜”，见例（8）。准前文分析，昼夜举燔烽号至少需二人配合，而汉烽燧吏卒一般三至四人，故迹候之事最繁重而辛苦备至，是不得稍离职守的。甲1035“魏贤，己卯夜直候，离”，乃是对擅离烽台的值候者的举劾。到了非常时期，“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其艰难情形可想而知。
例（2）记辛未日早食时，临木燧迹候卒发现大批匈奴人在附近出没，即按烽品报警。敌知有所警戒，西北遁去。甲渠塞将此事报告都尉府，都尉于同日指令全区警备。例（44）：辛巳日傍晚，匈奴骑步兵侵入木中燧，燧长即刻举号报警，城北燧见警号亦准备应和云云……。此二例说明，烽警总是由某亭燧迹候者首先发现并发出，再渐次传告各地的。
此种首发烽火，对该燧来说，烽火记录专称作“出”，接受别燧信号而传递者称“入”。此点陈梦家已略论[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汉代烽燧制度》，一五九至一六零页。]，甚是，今再证之。出、入是烽火所属关系的术语，犹如邮书课之“入南书”、“入北书”，南、北为方向；入，谓由外而内，指过路文书。例（15）之烽火南向称出，（17）、（20）二例南向皆称入，而甲1912“出亡人赤表函一，北”北向也称出。此四例同向南的有出、有入；同称出的，一向南而另一向北，可见出、入与南、北无必然联系。（16）、（17）皆系向南方发出的信号，其中（17）是接受北方别燧信号再传向南方的。甲1912，则是向北方始发一表号，复发去公文一函。赤表函，乃为亡人赤表事所发之函件，并非函件表皮为赤色，也不是边界报急的“赤白奔命书”[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丙吉传。]。（17）、（21）二例又可证：称入的烽火最终仍需继续传递出去。
三、烽火的方向、起止、受付
烽火传递的方向和目的地，取决于烽火性质，并受塞防布局及烽燧线路、次序的制约。
居延都尉塞防，地处额济纳河下游。在中心区（黑城子及其东、北）的都尉府、居延县以东、巴丹吉林沙漠为一天然屏障，烽燧遗迹罕见，详情有待再探索。北部噶顺诺尔、索果诺尔二湖，及附近沼泽洼地，为出入蒙古草原之孔道，设殄北塞，其位置当比目前诸家所推定者再偏北一些。西北至西南的伊肯河（最北可至穆林、纳林二河交接处）两岸，筑甲渠塞，共两道防线。此塞最强，汉简所见燧名约近八十个，今据新旧简已考定其组织系统与相对位置，详见另文。甲渠，疑即T18（贝格曼编号，下同）附近通向K710附近古渠的原名。南方，自P9博罗松治至A21布肯托尼，筑卅井塞，一道烽燧线。此三塞及古泽、湖泊等，环绕屏护中心区。其中，府、县周近是否设防，暂不明。但殄北中部的A10，甲渠河东的T88、T95,卅井的T130、T120等处，似均有烽燧线路向中心区域辐辏。这幅粗略的示意图，如结合“品约”册，表明在每塞内部、塞与塞以及塞、府之间，都有烽火线路相连。后二者尤其重要，它是防区首脑及各系统间的联络枢纽。如著名的居延邮路：从都尉府—居延县—甲渠—索关—卅井向南运行，串通诸重要部位，同时也是烽燧、烽火的重要干线。
据前引诸例，居延边塞烽火运行的方向、方式、起止，可归纳下述几种：
1．定向传递——如居延烽、火，总是从北向南。约由都尉府发出，沿居延邮路南传至肩水、张掖等地。
2．单向传递——如各塞传报都尉府的烽火，又兰入、亡人及诟表、火等，因其出、入地点不同，方向可不同，线路又可能不止一条，但皆单向沿某线路直传至目的地。
3．多向传递——敌在本塞某处以外，始发燧发号后，向两侧及其他亭燧传递，直至本塞全部应和为止，见例（53）。如他塞需应和，如（45）至（52），即由两塞联接处传向他塞，直至遍布全区。这是同时的多线多向传递。
4．无向不传递——如例（54），敌在某塞附近长期出没逗留，始发燧发号后，只传应一定时间，然后有警之燧继续举号，保持警惕，本塞其他部燧不再应和，暂不传递，亦无方向。
5．往复流动传递——例（8），记某燧于乙、丙、丁三夜分别应和木辟、临道、木辟燧各一苣火。其简之首尾，当分别缺甲、戊夜，合为五夜[参见劳干：《居延汉简研究》（石印本），考证二，三二页。]。每夜和一火，却来之不同烽燧，疑木辟、临道燧，分处该燧两侧方向上，乙夜从木辟燧传来，丙夜从另一方向之临道燧传回，丁夜再从木辟燧方向传来。这种规律的现象，只有烽火在某固定的烽燧线上往复运行不止时，才会发生。上简所言，很可能是部燧间的例行联络。
上述运行，除了预先规定运行线路的因素以外，如2的通府烽火和3、4的烽火在烽品中详有规定，象1的居延烽、2的兰入、亡人、诟表火及5的火，其烽号必有特征，或者在塞燧之间，另有相互联络的措施。否则，即如容易识别的亡人赤表，又何以知其向南向北？又烽燧线的歧路和塞间交接处，是怎样联系的？例（38），甲渠廿三燧“数令”廿七燧应和并传付卅燧，这“数令”又是什么？烽火中是否存在类似“呼号”和“指令”性质的信息？等等，惜有关材料太少，不能遽断。唐烽火于此却有相应规定。兵部《烽式》曰：“放烽告贼者，三应三灭；报平安者，二应二灭”，用不同数目的应灭表示烽火的性质与传递方式，想汉代也应设有相类似的措施。
上述分析，肯定是不完全的，但足以表明汉时烽火通讯体系的成熟的技艺和水平。
烽火，通过各燧对信号的收、发运行下去，烽火记录称之为受、付。受，是上一燧举号后依样升举；付，是次燧见本燧举号再依样升举，意味其信号已付出。故受烽时即本燧举号时，付烽时为次燧升举时；此燧之受即上燧之付，次燧之受又为此燧之付。每次受、付，必涉及三个燧，渐次传递下去：
—→甲受—→ —→丁受—→
（丙付） （丁付）
烽火的受付时间应有限制。唐《烽式》曰：“无事尽一时，有事尽一日。若昼放烟，至夜即放火，无事尽一夜，……至天晓还需放烟”。又“举小苣火，前烽应讫，即灭火”。又放烟足一时，放火尽一苣，如果对方仍不应和，即需采取其他措施。烽火运行的快慢，关键是从见号到举号的时间长短。汉时每次受付的时间不明，对全程运行速度却订有标准，经常考核，决不允许拖延迟误。此外，象亡人、兰入以及前述例行联络的烽火，如前燧已受号，本燧可停止燔举，约同唐代。若属敌警，据“品约”册，有的在敌情消失以前要日夜相继始终，不受时间限制，不得中途下烽灭火；有的则部分塞燧可停止燔举；如果敌人退却，则应立刻消除警号。
四、烽火的速度与燧次
烽火报警，事关重大，故务求迅速、准确。古代烽火传递速度之要求，首见于居延汉简。据简例（17）、（31）推算，汉代烽火每时行百里，昼夜约达千八百汉里。例（17）可作如下图解：
癸巳下餔八分 癸巳日入一分半
平乐燧卒同——→万福燧卒同——→东望燧卒□——→定军燧长音→
甲 乙 丙 丁
|————————————————→|
界中卅五里
上例简文：某时乙受甲，某时丙付丁，为烽火（或邮书）课簿习见文牍格式。汉时记时，据陈梦家论述，昼夜约分十八时至十六时，每时十分[参见陈梦家：《汉简年历考叙》（《考古学报》1965年2期）。]。下餔、日入二时邻接。癸巳日下餔八分，至日入一分半，历时三分半而烽火运行卅五里，是一分行十里，一时百里。简文曰“中程”，即符合程式，知每时百里乃法令所定。凡此类课簿，其起止、时间、里数，均应按上述图示计算。又其中下列术语：当行，指程式规定的时间；定行，指实际运行时间；留迟，谓滞留迟误。例（31），自降虏燧至府共百五十九里，按规定应行一时六分（按整数百六十里计），法定速度亦一时百里，而烽火实行五时，耽误三时四分，故被举劾。
汉一里约四百公尺强，每时百里，昼夜行今千三、四百里左右。新简“居延鸣沙里去太守府千六十三里”（EPT50·10）。张掖太守府治□得。这段路途，按邮书每时行十里计[据居延简132·23（甲767）、231·2简文推算。]，需六昼夜。新简“诣府定行十三日给俸不便”（EPT53.128）,约是居延至□得乘轺车运行的时间。牛车需行廿余日。[参见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又本书476页），图三七至四零。又同刊《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释文。]烽火最快，只需十时六分半。若再继续传至京师长安，约需廿五时，全程二昼夜（卅六时）可达。在两千年前，这可算是高速了。唐兵部《烽式》曰“凡烽火一昼夜需行二千里”。《括地志》云：居延至张掖千五百三十里。这段路程，较汉代居延至觻得稍远。依唐代速度，当行四分之三昼夜，合汉时十三时半（按汉每昼夜十六时计算，合十二时），因知汉代烽火之速度、效率较唐代烽火高。
汉代烽号、信息较唐代复杂。烽燧排列较唐代密集，如汉燧间距三、四汉里（约一千二百至二千公尺），唐代据《烽式》相距二十余里。然而烽行较唐代迅速，究其原因，一是汉代烽火制度严密、健全，其重视烽火的程度，不仅胜于唐代，亦为历代所罕见。二是经长期战争磨练，烽火戍务赋于传统，技艺精良，吏卒干练有素，如前引例（6），能做到“同时”受付，可称“神速”。三是汉烽燧间编有传递次序，并非逐个地应和，此即所谓“亭次”、“燧次”。
燧次，是对烽火（或邮书）传递负有责任的烽燧编次。以（38）为例，其传递次序、方向如下：
（南） （北）
廿三燧—→廿七燧—→卅燧—→？—→饼庭燧—→殄北
廿三燧似越过廿四、廿五、廿六燧，与廿七燧直接互应，并再越廿八、廿九燧直传第卅燧。在这里，廿七燧应和廿三燧发来的信号，而卅燧只应和廿七燧的信号。又例（44）言，城北燧直接接收木中燧所发信号，据他简，此二燧之间的烽燧排列如下：
（南） （北）
木中燧——（终古燧、毋伤燧、武贤燧）——→城北燧
其间只少间隔三座烽台，但烽火并不经终古、毋伤、武贤燧的受付传递，而由城北燧直接候视、应和木中燧之信号，其终古等三燧，不参加传递。烽品的“以次和如品”及“次亭”之次，正是这种结构。“次亭”与“旁亭”不同。旁亭谓某燧旁侧之燧，次亭则指廿三、廿七，或木中、城北燧的关系。例（58）、（72）之不同，前者由旁亭代其发号传次亭；后者为本燧改发信号，然后由次亭按原规定信号传递。从技术上说，前者更为妥善、进步。
居延简邮书的传递亦有燧次，如居延邮路站次可列下图：
（南） （北）
广地北界—卅井—临木—城北—吞远—不侵—当曲—收降
广地塞 |卅井塞| 甲渠塞 |居延塞
据新旧简，其每两燧之间，均包括数燧不等。而邮书只依此燧次（邮驿站次）交接传递，不经中间诸燧的收发。居延简函检（包括敦煌简等）屡见之“以次行”、“以燧次行”、“亭次行”以及“以邮行”等语，其真正意义即在于此，并不是逐个亭燧的传递。这方面可信的例证甚多，此不赘举。居延烽燧的密集排列，主要目的，是为了形成最大密度的侦察情报网。而邮书，每燧逐一地交接，浪费人力、时间，并无必要。
但不是全部烽火（邮书）都按燧次传递。如（8）、（26）、（27）、（41）等，仍是逐燧的受付。邮书的“以亭行”同此。这种区别，其原因尚待探讨，可能与烽火（或文书）的性质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燧次的所在多是部候长、候史治所，其坞堠较大，吏卒人数较多。也有的位置于该部诸燧的中间部位，类似中继站。就甲渠塞而言，燧次之间诸燧，一般多是两侧某一燧次（部）的属燧。例如不侵、当曲两燧间，约有察微、止北、驷望、伐胡等燧，连同当曲燧，均属不侵部。部候长在燧次传递中起着重要的骨干作用。此现象可作如下解释：部候长约是塞防迹候系统的最基层权力组织，除了督行烽火，报告烽警，领导迹候，考课殿最之外，还亲自参加所在燧次的烽火传递，如（44）即是。其他诸燧，则负责迹候、报警，或当燧次发生故障时代发其号，其参加传递某些烽火而不是全部。燧次与部的设置有时可予调整，其位置和属燧不是一成不变的，相隔距离、燧数并不一律，但不宜过远。属燧较多的部，其中间很可能有一中继燧次。当然也要考虑地理、敌情等因素。总之，燧次制加强了烽燧职能的分工与责任，使烽火传递趋向专门化，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通府、传言、平安火、内保制度
简例（29）至（31）、（43）之“通府”，即烽品（57）之“烽火传都尉府”，是最重要的烽火传递之一。由前三例可知，“通”字作通行直达解。烽号之曰几“通”亦同此，不是量词。居延各塞之通府烽火线路，据现存遗迹，北部宗间阿玛A1至烽台T29一带，T28、A11、K681、A12、A14呈一线通向南方。卅井塞烽台T130~T103，T120~T116，各有一支分线向北。甲渠塞较复杂，此塞伊肯河两岸的两道烽燧，河西基本上属序数塞，其北端接殄北塞；河东为实名塞，南端接卅井塞。此二线相距最近处，即A8·T88、T95向东北方向，似亦有一条烽燧线。这些线路，似乎通向“中央”区，可能是都尉府与各塞发生联系的渠道。又居延邮路北端之当曲燧为实名燧，在甲渠河东烽燧线的最北。当曲燧、居延收降亭与都尉府三地，在邮书课簿中，关系最密切。因此，甲渠河东北部也有通府的烽火（邮书）线路。
都尉府虽远离前哨，但可据各路通府烽火、文书，明悉敌情，运筹指挥于帷幄之中。例（2）的都尉在发出急令之前，已经从通府烽火中弄清了形势。在都尉府直接起诉的举书中，烽火或通府烽火占相当比重，可见高级军事机关对敌警情报的极端重视。
烽火报警逢到特殊情况如气候恶劣和失误时，即派遣驿骑、人力传檄相告，予以补救，称“传言”、“告言”。此制，陈梦家已略论之[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汉代烽燧制度》，一六九页。]，今再补述一二。传言，有几种情况：
1．误举烽号，尤其误以轻报重，发号者即应清除烽号，派人驰报都尉，同时逐燧传告制止继续举号者，以免引起**、虚惊，见（53）例。
2．大风雨无法举号或阴晦时不明烽号，需驰报通府并通告各燧，其次第同烽火传递，见（59）例。
3．距离转远而不易分辨烽号者，如《流沙》烽燧39：“亭燧第远，昼不见烟，夜不见火，士吏、候长、候史驰相告言”，此“第”，即燧次。此条视文字格式，或为烽品文书。
4．传递因失职或被敌破坏而突然中断，发号者应越过该燧传告下一燧次继续传递，见简427·2。
5．敌已退却而未停止报警者，需传告。如新敦煌简言：匈奴骚扰者即刻撤退，即降烽、止烟火，如果次亭未照样处理，需派戍卒走传相告[据甘肃博物馆1979年调查发掘敦煌西部汉代烽燧遗址所获汉简。]。又《汉书·韩安国传》：“塞下传言，单于已去”。要之，烽火亦有其局限性。凡不能以烽号表达、更正、补充的内容，皆可以传言。传言或需驿马。而烽火燧次或部候长所在多兼邮驿职，蓄养驿马。烽火、邮驿二者结合，相互取长补短，此视例（44）即明。
汉传言之制为唐代沿袭。唐兵部《烽式》规定，阴晦雾雨之处，可以传告代替烽火。“知其失候或被贼掩捉，其脚力问者……先径向前烽，依式放火”，“烽与驿相联者，即差驿马”，大致同汉制。又“一烽承两道以上烽者，用骑一人拟告州县，发驿骑报烽来之处”，言烽燧线同时并传二个信息时，为防止相互混淆、干扰，需将其中之一，转为传言。汉时或也有类似情况，但不知作何处理？
烽火报平安之制，即所谓“平安火”者。《墨子》诸篇不载。王国维据敦煌简及唐制，推测汉时有平安火，其所据之简未必确切，然事理则汉唐如一。塞上诸燧，彼此远离孤孑，平时尤不得稍离职守，战时更是各自为防。故发号联系，沟通线路，互视安危，或解除警备是极其自然的。唐《烽式》：“贼回者放烽一苣（即一苣之烟、火）报平安，……报平安者两应两灭”。《武经总要》引唐代李筌《烽式》：“每昼夜报平安举一烽（烟、火）”，“如平安火不来，则烽子（戍卒）为贼所捉”。是唐时平安火的作用：一为解除警备，二为例行联络。汉时属第一种情况者无单独信号，仅止熄烽号或传言相告，已如前述。第二种，前举例（8）至（13）即是。其特点：
1．白日只举表，别无其他烽号配合，夜只举苣火。
2．次数多而连续不绝，或多至七通。
3．时间规律，如例（8）为一夜一次；（11）为隔时一举；（12）为一时一举。
4．其信号或与鼓号同簿，或不注烽号名称，仅书时间、数量，如（13）。
凡此种种，皆为平安（表）火。概属例行公事，运行形式固定不变，而且持续地保持联络，故烽火记录所见者，次数多而语略不详。所谓报平安，当包括互报（即逐燧应和）与报府，在战势紧张时尤应如此。
边塞之其他系统如县官、屯田、水利等，亦设亭燧警备和治安设施，当军事系统举号戒严，即同时以烽火与之联络。此制于烽品中每作专项规定，如（60）、（68）、（69）即是，可称“内保令”。简文之“葆”同保。《汉书·匈奴传》：“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又“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颜师古注保为守。此“保”有二义，一指各自坚守于所在之地，一指走保于就近某地。（60）、（68）皆属后一种，谓吏民之田作、畜牧等人，务必迅速走避某区域，或由就近塞燧负责收留保护。例（69）指前一种，乃县乡、田官等非军事部门按烽品或自己部门的烽火规定，参加应和传递，实行警备、守御。
六、出界和塞次
边境诸部都尉各有烽火传递范围。例（70）之仓石塞伏虏燧至北部界，或为肩水都尉的烽火界限。有的烽警只在本防区传递，重要的则越出防区按特定线路传向郡守以至京师。居延为北方战略要地，重大烽警需报张掖太守。居延烽火，即此类出界烽火之专称。
但现存烽品于此均无记述，其含义、品级、目的地、沿线应和等，或有更高级的制度，或由都尉直接控制，均未可知。唐代烽火的出界远传，以烽警品级为准。唐《烽式》曰：“其放烽一苣者，至所管州县止；两苣以上者并至京。原放处州县镇即录状驿驰奏闻”。唐时举二苣，代表敌五十至五百人欲入侵，或五百至三千人逗留不去。三苣、四苣，敌情更严重。汉时出界烽火，从“品约”册看，品级约需燃二积薪以上。例（50）言敌入卅井县索关门外道上燧天田失亡，燔二积薪。所谓天田失亡，概指天田中有敌迹而敌人不知去向，或再无踪迹。这可能意味附近的中心屯戍区将遭遇危险，或者敌将南侵，故不失亡时不燔积薪。（55）的敌千骑以上攻占部塞，燔二或三积薪，则是肯定要传报上级和内郡的。
出界烽火约自都尉府发出。途径之各郡、都尉、塞、县，因位置不一，亦有一定次第。《流沙》烽燧7：“宜禾郡烽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为敦煌郡烽火干线所穿行宜禾都尉各塞的次序。烽第为烽火塞次，不一定是各塞的布局。王国维以为是烽燧次序亦不妥[王国维：《流沙坠简》烽燧类考证。]。汉简亭燧无称“烽”者。上述五塞的部分烽燧，大致于今安西县东北至西南连贯为烽火线路，东联酒泉西部都尉，西接敦煌中部都尉。[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沙州卫条：汉宜禾城在瓜州废城东北，宜禾塞似又在五塞之东首。宜禾都尉初或治于宜禾塞，后徙治昆仑塞，见《汉书·地理志》。]
额济纳河仅南部肩水都尉辖区发现居延烽。北部居延辖区无居延烽，亦无称肩水烽者。由知从居延传递内郡之烽火，仅有经过肩水向南的一路。又居延东至五原、高卡你，西至伊吾、车师地，似无烽火联络事。
居延都尉防区的县、塞布局较特殊，南行出界的烽火不是直线运行，所经之地只是该塞、县的部分烽燧，约与前述邮路一致，即由居延都尉府→居延县→甲渠塞→卅井塞的序列，不包括殄北塞。进入肩水都尉辖区以后，塞次是广地、橐他、肩水—庾候—仓石塞[庾候、仓石候官塞，在肩水都尉南部，说见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1期）、《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考古学报》1964年1期）。其具体部位，今尚不能确指。]。其中，肩水塞的路线仅限于该塞河东部分，其余不明。最后，与张掖郡其他县塞烽线交接，转入河西四郡的烽火线路上去。
(原载《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