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先生《关于新出甘露二年御史书》（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1期，下简称裘文），就这份新出的居延简册的释文、句读、理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与拙文（《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见《考古》1980年2期）不同的看法，其中不少意见是很正确的，但有些却未敢欣同。谨再赘述点滴浅见，以补前文疏误，并求正于方家。
关于释文，裘文更正作“马市里”、“不审县里”、“没入诸官”、“务得请实发生从迹”、“扰民”、“须报府”等等，所校之字均极是。
以下几处，裘文所释尚可商榷、补充，拙文原释也有部分错误，汇述于次：
1．“丽戎”。裘文作丽哉，后复更正为戎字。按此字册中凡七见，一作戎，六作“孂”。此字从戈、甲，当释戎。
2．“材取”。原释杜取；裘文释林，从上句读作人名。此字右半“孁”，从才不从木，写法同孔和、武荣、魏受禅碑之财、才、材等字，汉简财字多作“孃”，当释材字。财、材、裁三字古通用，材取即裁取，解为斟酌决裁而取，字从下句读，非人名，详后文。
3．“与捐之随之国”。原释随字不误，裘文作“偕”字。此字简文作“隋”，左旁从阜，右半与同简后文之“孄”字同。此句盖言长公主孙女嫁为河间王后，丽戎（即外人）与其母捐之（以奴婢身份）随从赴河间国，主从关系颇明确。《汉书·元帝傅昭仪传》：“元帝崩，傅昭仪随王归国，称定陶太后”；又《冯昭仪传》：“河平中，随王之国，后陟中山”。以太后之尊，从其子归国，尚称随行，奴仆侍从于主子，是不大会称“偕”的。
4．“孅去绝迹”。原释遁匿绝迹，裘文释远走绝迹。简文崫字较清晰，假为遁字。第二字非匿、非走，今据字形释为去字。
5．“更为人妻，不罪民间”。不，简文作“孇”。裘文释此字为“介”，疑是兆字误写，读如“逃”，从下句读。徐元邦、曹延尊同志释作“小”（见《居延新出甘露二年诏所逐验简考释》，《考古与文物》1980年3期）。今按此字当释“不”，即古文“孆”字。《说文》木部：“不，古文孆，从木无头”。段玉裁注：“孆，伐木余也”；“蘖，孆或字，从木，薛声”。不字音蘖，有隐瞒，隐埋地下蔓延根株之义。不罪，即深匿其罪，或蔓蘖罪恶。居延简大湾（A35）所出之邮书课简文，常见所谓“不今”、“不今驿”的邮站名称，不今二字皆为误解。其字形为“孇孈”状，当释“不孉”，不字写法全同本册不罪之不字；孉，则音驻，有止、驻等义，见《说文》。隧亭名称曰不孉，意思若斩断截止，与“诛虏”、“伐胡”、“莫当”等隧名的命名之义近似。旧释“不今”，则义不可解。
6．“为人中状”。原简文作壮，但应释状字。汉简此类文书多作状字，如甲919“年五十六，大状，黑色，长须”；甲1039“中状、黑色，肥大头少发，年可嬢七”等等即是。但少数也有作壮者，甲285“坚弩苑髡钳钛左趾大奴冯宣，年廿七、八岁，中壮，发长五、六寸”，此乃状字假借音。中状、大状，谓身材之高下。壮，则指强健、肥硕，其相对之义为瘦弱。但汉简从不见大小瘦弱之例。又此册前言“中壮”而后言“身小长”，是自相矛盾，故壮字应释状字为妥。
7．“拘颐”。原释枸颈，徐、曹、裘诸家释作颐字，是。简文拘字不从木，应释拘，假为狗字。狗颐，乃以鸟兽形比喻面目特征。
8．“戚额如颛”。戚，为裘文所释，是。颛，裘文释频，认为戚频即蹙颦，即眉、额之愁态。但简文颛字作“颛”。又蹙额如颦，语义似烦赘。窃以为戚字当低缩不舒展的情态。
9．“孋孌”。裘文释为诈廆，廆读为鬼。诈为明欺；廆，《玉篇》、《集韻》释癖，与文义不相属，释鬼则俗称诡黠、轻儇者，但皆与简文所谓寡言少语不合，似仍以释“孋孌”较妥。
10．“推迹未罢，毋令居部家中不举”。原释不误，裘文曾作求穷、不觉。按穷、罢二字，简文所从之“穴”、“孍”区别较明显。举字，作检举、举荐、列举等解。乃政令文书习用语。《史记·始皇本纪》：“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裘文释作不觉。不觉即法律之“不知不见”。《晋书·刑法志》：“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不知、不见、不坐”。而“见知不举”，即故意的隐瞒、包庇，属于重罪。此册既将逐验对象的罪状、特征等等公诸于众，就不再存在不知、不觉的问题，故此处必定是“不举”而不会是“不觉”。
11．“必谨容之”。裘文释谨密，于文义虽通，但此册之事已下达里正、父老，似非密件。“必谨容之，毋留”，指各级官吏及驿传对逐验的情况、结果等，应谨慎受理，迅速传报奏闻，看不出为什么要强调秘密行事。再从语法角度看，容字多作动词谓语，而密多作形容词使用，释密似不如释容字。
12．“及免婢以为妻”，原释奴字，非是。
13．“掾□”，原空阙，今补“佷”字，人名。
由于句读和理解的不同而致使文义各异的，有以下几处：
1．“请诏”。汉时中央政府诏令，尤其是诏书这种形式，其形成大概，有的先是由丞相、御史大夫诸公卿臣下奏请，经皇帝批准（“制曰：可”），再颁布下达。有的是皇帝提出问题，群臣议奏，再定著为诏令文件。有的直由皇帝下令，称“制诏”某某云云。我们认为请诏属于上述第一种诏令，它包括奏请和诏许两个步骤、内容。裘文以为“请诏”是“请求诏许”，或为“经皇帝批准”，似只说明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史籍所载“请诏”一事，都是既成的事实。如《汉书·宣帝纪》：“诸请诏省徒卒自给者，皆止”，是此种诏书已经下达，正因为已施行了，所以才下令停止。其“省徒卒自给”，既是臣下的奏请，也是皇帝允许并颁布的诏书内容。而且，据《后汉书》第五伦、范滂传等，奉行“请诏”的特职官吏“请诏使”，也就是向皇帝奏请的人。同样，本册逐验之事，经过臣下奏请与皇帝诏许的步骤。现在下文，不过是奏诏行事而已。如果理解为“请求诏许”，本册形成以前曾有奏请、诏许的事实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2．“移郡太守”。裘文以为这是此次文书的行文例辞。汉简官文书往来行文的例辞，上对下，属于诏书的一般是“某下某”，其它文书曰“某谓某”、“某告某”或“某移某”。将“以请诏”某某事“移郡太守”，解为行文例辞是可信的。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此语与“请诏所逐验”云云为一事，乃申述此次行文之事由。如同甲1175简：“臣调昧死言：守受簿丞庆前以请诏使护军屯食……”一样。而行文的主要内容还在以后，在此册即“书到”以下的部分。因为现所见汉简颁布于全国的诏令、文书，其行文例辞一般多作“某某下（或移）郡太守，诸侯相”，某些时期受文者还包括“刺史”。而此处仅言郡太守，似不合惯例。故此语或指此前逐验时移文郡守，下文“逐得试知外人者”云云乃逐验之初步结果。
又此册乃候官抄移乡级官吏的文书，其部分字句，与同件的另一文本：居延都尉抄移给甲渠候官的本子稍有差异（见《考古》1980年2期179页、图版十二）。因此，御史书的原来面目是否即本册现在的模样，是不能肯定的。也许原件不只“移郡太守”四字，但在逐级抄移时，曾有删削减省，故上述可能暂存疑于此。
3．“大逆无道”以下，册文依次列出四个人名，即：广陵王刘胥、御者惠、盖长公主第卿、大婢外人（丽戎）。但是，遂验范围、对象，却因盖主、刘胥此时早已伏法而缩小到惠和丽戎二人的身上。《汉书》有关纪、传，明载刘胥、盖主犯“大逆无道罪”，此二人及燕王刘旦又为武帝李姬所生，在法律上，恰属于同产姊弟关系。而御者惠犯有何罪？他（她）与丽戎是否为同产兄妹？简文则无一字交待。汉时罪人及其所犯罪名的称谓程式，目前所知确切的资料甚稀少。在这种情况下，仅凭句读来断定大逆犯专指御者惠，而丽戎仅因同产关系获罪，这是相当困难的。即就“大逆无道故广陵王胥御者惠同产弟故长公主弟卿大婢外人”这段未加标点的文字来看，惠和外人都可以是大逆罪者；也可以是其中任何一人；或者二人都不是，只是他们的犯大逆罪的主人的御者和奴婢而已。
其次，或以此书仅说到丽戎之事，判断诏所逐验的只是丽戎一人，广陵王、惠、盖主等都是附加说明丽戎的，这似乎也有问题。按汉时官府文牍，语言文字往往极简赅，不容作少许增削。其见于汉书、汉简者，在书式、辞语、文法等方面又有着惊人的相似处。此册前言诏所逐验某某，下文紧接便是“逐得试知外人者”，假如诏书只逐验丽戎一人，下文直书“逐得试知者故长公长大奴千、□等”即可，何必赘加“外人”二字？与此类似之辞例又见《汉书·外戚传》史皇孙王夫人传所记宣帝寻访外祖母王氏事，曰：“初上即位，数遣使者求外家人，……既得王媪，会大中大夫任宣与丞相、御史属，杂考问乡里识知者，皆曰：王妪”。这里“识知”的对象已交待清楚，故不再赘言“王媪”之名。由此带来一点启示，本册书明“逐得试知外人者”，是一种强调、限定性的说明，暗示请诏追查的不只丽戎一人。
又本册之“试知”，裘文以为：试、识乃同韵部字，可释“识知”，上文所引《外戚传》之辞例可以为证。但本册作“试”，简文清晰。又试字解作考察、验证、比较，识字则为熟知，二者有程度与字义的不同。外戚传之了解熟知王媪者，虽数经拷验而不更其辞。本册所提供丽戎之情状则多约略之辞，还有不明了的，故御史书要求“务得情实发生踪迹”。因此，仍暂依旧释作“试知”。
4．“大逆同产当坐”。此语盖引之于律文，或为所称引律文的概括。汉律大逆无道罪，《汉书·晁错传》曰：“大逆无道，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景帝纪》如淳引律曰：“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又《三国志·魏志》卷四：“科律：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皆斩”。《晋书·刑法志》引魏律序略：“大逆无道腰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以上所引律之“同产”，俗以为指同父、母的兄弟姊妹。其实，同产的含义包括较广。据汉书所载诸大逆罪的不完全统计，所坐之人除己父母、妻子、兄妹以外，凡祖父母、孙、侄、媳、婿、甥以及其宗族、亲属的其它成员，都属于“同产”。《汉书·孝成赵皇后传》：“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同产当坐，以蒙赦令归故郡。今昭仪所犯尤悖逆，罪重于谒，而同产亲属皆在尊贵之位”。又《许皇后传》：“前平安刚侯夫人谒坐大逆罪，家属幸蒙赦令归故郡”。几相参照，可知“同产”、“亲属”、“家属”所指是一，可以互通，泛指案犯本人以外的其它所有应负法律责任的亲属。本册之“大逆同产当坐”，即上引之“坐大逆，同产当坐”，及前引魏律之“家属从坐”，不一定专指兄弟姊妹间的“同产”关系。又西汉承秦制，大逆罪处以酷刑，动辄夷三族，诛连甚广。汉初诛吕氏男女老少，武帝治陈、卫皇后巫蛊案及公孙贺、李广利狱，昭帝治盖主、燕王、上官桀、桑弘羊谋反，宣帝治霍光夫人、子婿辈谋反大逆，诛死者少则数百，多者千余家、数万，甚至连非亲属也一起治罪的。
5．“从母捐之字子文，私男弟偃，居主马市里。弟，捐之姊子，故安道侯奴，材（裁）取……为丽戎孎（婿）”。这句话也不大好标点。据另几种读法，可以说成跟随母亲的私生男弟偃，住在盖主的某府第，而姨母之子、安道侯的奴仆某为其择婿。从，也可作亲属关系，如从祖、从兄，又姨母可称从母。但“居主”云云，说的是某一活动地点，联系上下文，“从”应作动词，指丽戎丈夫死后，归从其母。私，亦作动词，谓“私通”，即非正式的两性关系，如《汉书·霍光传》：“父中孺……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归家娶妇生光”。《外戚传》上官皇后传：“（盖）主私近子客河间丁外人”。汉时称谓，昆弟关系称兄、弟、男弟、女弟、同产弟、同母弟之类。即是父母所私生，也不称“私弟”。“私男弟偃”当指与男弟名偃者有私情。汉律称**非礼为“乱”、“奸”、“**”。与男弟有私，是**行为，在律条应受亟谴，故下文需对男弟身世等加以说明。此种补述句型亦见于班书，《外戚传》孝元冯昭仪传：“后，征定陶王为太子，封中山舅参为宜乡侯。参，冯太后少弟也”。因此，此句之男弟偃与安道侯奴实为一人，即丽戎姨母之子。据此，“材”字当从下句读。
此句之安道侯，《汉书》见载有二人。一为中山王刘胜子刘恢，《王子侯表》曰：元鼎五年坐酹金免爵。一为揭阳定，及其子揭阳当时。定于武帝时封侯，当时于征和四年杀人而弃市，皆见《功臣表》。同上又载“按道侯”韩说，征和二年助江充等治卫后、戾太子巫蛊狱，为太子使者所杀；三年，子韩兴继嗣，四年坐祝诅罪被腰斩，也是大逆无道犯。又据戾太子、江充、车千秋、刘屈氂诸传，征和四年，武帝悔悟巫蛊狱一案有诈，尽诛江充等治狱者三族。韩兴之被杀或与此事有关。本册之安道侯，疑即韩氏父子，是武帝末巫蛊冤狱事件的策划者。册文言丽戎随母及姨弟居住盖主府中，姨弟为其择婿事，约发生在征和二年戾太子罹难和征和四年江充等伏法之后。丽戎本为太子家奴婢，至此始转入盖主家。后入盖主之奴婢籍。偃大概是征和四年从按道侯家转入盖主府中的。
6．“与捐之随之国”。此句省略主语“丽戎”。如将“随”释“偕”，易误解为盖主与丽戎之母捐之一同赴河间，而实际上是丽戎同母亲共随长公主女孙去河间。下文加一“后”字，明证后来又返回，依居盖主之“杌孏第”，可见丽戎曾去过河间国。否则，勿须加此“后”字。
7．“务得请实发生从迹，毋□聚烦扰民，……得者书言白报，以邮亭行，诣长安传舍”。以上为裘文所校正。《汉书·戾太子传》颜师古注：“胡巫受充意指，妄作蛊状，太子特忿，且欲得其情实，故以火炙之”，由知简文之“情实”即此处之“情实”，相当于“实情”和“事实真相”，乃古时治狱习用语辞。“发生”，义若始起、萌发、生长。务得情实发生踪迹，乃针对追查丽戎而言，与上句紧连，意思是：审验吏民所娶情状类似丽戎的人，验问其父母昆弟是谁？他是谁所生养？务必得到确凿的罪人及其根底真情。“毋□聚烦扰民”，指逐验时勿滋事生非而扰乱百姓，亦政令习用语，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九月诏“使者行郡国，问民所疾苦，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又《武帝纪》元狩元年四月诏：“县乡即赐，毋赘聚”，如淳曰：“赘，会也，令勿擅征如、赘聚”；师古曰：“各遣就其所居而赐之，勿会聚也”。据此，简文空阙之字可补“赘”字。此册的“赘聚烦扰”，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讲的。我们前次释文将“生”误为“主”字，因而将这句话误解为查验盖主的指令，经裘文校释，今补正于此。
关于这份御史书反映的历史事实，及其价值，拙文前为抛砖引玉，后经徐元邦、曹延尊与裘锡圭诸先生相继研究，皆有创见。但我们认为，此册下列几点史实需引起注意：
首先，请诏逐验对象的丽戎及其亲属等，是武、昭、宣三朝与帝室、藩王长期发生密切关系的近侍亲信之人，不是一般奴婢。“御者”，前曾以为是车夫，似不妥。《汉书·外戚传》孝元冯昭仪传：“遣御史丁玄案验，尽收（冯太后）御者、官吏及昆弟在郡国者百余人”。因此，请诏中的“惠”，可能是广陵王刘胥的近侍亲幸者。丽戎、捐之、偃、惠等，曾在戾太子、盖主、广陵王、河间王、按道侯家活动过，并与盖主、广陵王两次谋反大逆事件有所联系。在居延汉简中，逐验追缉大逆无道罪者，似只此一例。正如徐、曹二同志文章所指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案件。
其次，本册所述在五凤四年广陵王谋反事败后二年，先有请诏逐验，复有盖主家大奴提供线索，由二府下达御史书，通令全国深入追查，对丽戎似乎还处在验查阶段，并未确定其具体罪状，亦未明言追捕（即“诏所名捕”，但册文“得者……以邮亭行诣长安”，“搜索部界中”等，似意味着搜查、追缉），这与汉简常见的“诏所名捕”文书不同，详见徐、曹同志文。这也是居延简中仅见的，显示这一案件的特殊性。
再次，丽戎在广陵王刘胥伏法（或御者惠犯法）以前廿六年即已失踪，如果是因为惠的同产女弟而受株连，为何书中详述丽戎与捐之、偃、游等的亲属关系，独无一语言及与惠之间的来往，于惠和捐之二人也是同样，好像从未发生联系。又逐验丽戎，公布其仪相、年岁、父母亲属关系等即可，为何此书却更大书特书昔日与盖长公主间的旧事，并要求“务得情实发生从迹”，随时将结果直报中央？在御史书看来，丽戎的脱籍匿逃，显然是有罪的，这罪过首先与其主人的谋反大逆事有关，否则，书言“不罪民间”，岂不是无中生有了？正因如此，逐验追缉的急切，并未因罪犯亡逃年久而有丝毫减轻松懈。同时，从中央二府发出的这份不同寻常的文件中，也可看出：盖主、燕王等谋反事在宣帝朝野中的印象和影响依然是十分的深刻、强烈。
对这样一份疑点较多的历史资料，我们认为，只有分析了它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才能给予确切的估量。
按西汉时期统治级阶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宣帝以前，帝室与宗藩之间围绕加强或削弱中央集权而产生的斗争，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汉初刘邦平异姓诸王，景帝灭七国谋反，武帝抑淮南，实行推恩、削爵、左官之法，不断地打击了宗藩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这场斗争，到武帝末、昭帝初年，发展到高峰，终于爆发戾太子案，以及燕王、盖主勾结外戚、朝臣直接谋取帝位的政治阴谋。
宣帝作为武帝戾太子的嫡孙，首先是武帝末巫蛊狱的无辜受害者。帝自幼即论陷于囹圄，颠沛成长于民间，其母家又出身微贱，了无势力。只是因为这场政治斗争的需要，在昭帝亡故，帝位继承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才被大将军霍光等推上皇帝宝座。
宣帝初年，一切由霍光秉政行事，所谓“威势震主”，“上内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霍光传》）。同时，其合法地位，又屡屡遭到以叔祖广陵王刘胥为首的宗藩势力的非议责难。地节元年，楚王刘延寿勾结刘胥，欲谋立胥为天子，事败露，楚王自杀国除。而另一位叔父，即下野的废帝昌邑王刘贺，其时尚健在。“宣帝即位，心内忌贺”（《张敞传》），常引以为患。地节二年霍光死，帝亲政理事，开始翦除异己。四年，霍光夫人、子婿谋反及药杀皇后、太子案发觉，“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霍光传》）。元康二年，密诏山阳太守张敞对昌邑王严加防范、监视，次年贬之为侯，又数年削三千户，至宣朝末，嗣绝国除。而五凤四年，刘胥谋反也得到彻底清理。此以前直到昭帝时期，刘胥数次阴谋发难，直欲取昭、宣而代之，它实际上是盖主、燕王谋反事件的继续发展。不过，这已经是宗藩夺权逆流的尾声了。刘胥之后，藩室再也没有为非作乱的力量了。
在另一方面，宣帝从即位之日起，即扶植外家及故旧恩人。地节三年，经百般努力，找到外祖母王媪和舅氏，其查访、验证王媪真伪之情，见载《汉书·外戚传》，前文已略引，与本册逐验丽戎的认真、严肃，一正一反，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姊妹篇。总之，宣帝采取这些重大措施，一者是接受前朝的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央政权与他本人地位仍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当然，这又导致了西汉晚期外戚专权的到来，直至汉末王莽的取代刘氏。
本册御史书的发布，在宣帝处理广陵王案后不久，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据《汉书·武五子传》等，地节元年，即发觉刘胥谋反，但未治罪。后，胥子刘宝杀人、奸乱被诛。刘胥五凤四年再次谋反，阴谋破败，毒死宫人、巫祝等知情者，“公卿请诛胥，天子遣廷尉、大鸿胪即讯，遂与姬二人自杀。天子加恩，赦王诸子皆为庶人，国除”。据此，对刘胥的处理似较宽大。但此册表明，又二年之后，仍在追查有关人员。此册惠的犯罪，肯定是刘胥谋反的参与者。其下落，按裘文看法，约已随同刘胥伏法，我们则以为可能仍是逐验对象之一。不论如何，刘胥周围有部分人被定为大逆犯是肯定的，不象史书记载那般简单。而丽戎失踪近三十年，如只因是惠的同产，再别无牵连，按史载昭、宣朝处理盖主、广陵王的诏令，会当赦免或作亡奴对待。现在可能发现与盖主大逆事与其它重罪有密切关系，引起朝廷注意，才下令大动干戈地逐验追究。
刘胥谋反事五凤四年并未了结，还有例证。《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王“元取故广陵厉王（胥）、厉王太子及中山情王故姬廉等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张）敞奏元事，下廷尉召逮廉等，元迫胁廉凡七人令自杀，有司奏请诛元”。据《诸侯王表》，河间王刘元于五凤四年嗣位，取广陵诸姬当在刘胥伏法后。据前引，胥自杀，诸子皆免为庶人，诸姬亦当免除。但至甘露中（注意，与本册同时），复诏令逮捕，故知又因刘胥谋反事受株连，或属漏网亦未可知。刘元抢先杀人灭口，必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在内，可知他自己也有瓜葛。另外还需注意，刘元为孝王刘庆子，刘庆在位四十三年，本册“始元二年主女孙为河间王后”，就是嫁给刘庆的。刘元当是盖主的重外孙，捐之、丽戎恰恰是服侍刘元父母的人。又中山怀王，诸表、传皆不言有罪，其故姬不知为何被召逮？或系史书失载了。
总之，河间王刘元案，在时间、性质、案情上，与本册完全相同而有联系，都是广陵王案的余波。治刘元案的张敞，即宣帝密诏监视昌邑王的张敞，乃宣帝少时旧识。本册时的御史大夫为于定国，甘露三年即迁升丞相。敞参与废除昌邑王，奏削霍氏之权，书谏上官皇太后应守法度，治裁河间王、广川王，俱见本传等，与于定国并驰而为宣帝最得力的助手。
我们前曾认为，广陵王、盖主谋反事已过数年或数十年，而朝廷还在继续追查有关人犯，从中看出宣帝时对本朝、前朝几次大案所持的政治态度。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从本册中得出的。在昭、宣两朝，燕王、盖主与广陵王，实际是宗藩分裂势力的总代表。这两个集团，以及与其它阴谋集团如中山王、齐王、楚王等之间，都有着密切联系，相互勾结，连续发难，企图颠复夺取政权。宣帝平定广陵王，标志着对分裂势力斗争的最后胜利。本册涉及的史实和人物非同一般，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仅是一件简单的追捕亡奴的案件。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斗争的进程和特点。这也是此册的重要价值所在。
（原载《考古与文物》，1984年4期）
秦人、秦胡蠡测
居延新出的东汉建武六年“甲渠部吏毋作使秦胡”册[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屯戍遗址的发掘与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是甲渠候官为河西大将军府所下文书事，向其上级居延都尉复文的存档底稿。全册包括一枚检署和二枚正文共三简。其中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所引述的“大将军莫府书”，大意说：“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莽末兵起以来，流亡各郡县，现明申诸吏民再不得庇匿、役使他们，须令其返归故地云云。为使读者明白，先引出简文：
·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
秦胡卢水士民者 （EPF22：696）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都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
府书曰：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从兵起以来，□困愁苦，多流亡在郡县，吏
（EPF22：42 +322）
匿之。明告吏民，诸作使秦胡卢水士民畜收田作不遣有无？四时言·谨案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者，敢言之 （EPF22：43）
问题就出在这个所谓的“秦胡”上面。
什么是秦胡？我们最初在撰写居延发掘简报时[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屯戍遗址的发掘与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曾提出过一种假想：《汉书·匈奴传》始元四年“卫律为单于谋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对此，颜师古注曰：“秦时有人亡人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这句话，似乎可作如下理解，即：秦人是一些早就流往外域的“胡化”了的汉族人，因而疑秦胡或为久居汉地业已“汉化”的胡族[甘肃居延考古队：《居延汉代屯戍遗址的发掘与新出土的简册文物》，《文物》1978年1期。
原稿曾作此种推测，刊载时作“秦时移居河西巳经匈奴化的外族人”，笔者当时未及时更正。]，与汉时屡次南侵的匈奴胡人有别。
所以如此推测，一是史汉二书诸“秦人”及师古注虽然不大一律，但“秦”字俱作秦时、秦地解，含义固定。“秦胡”字样见于汉简，时代介于史汉之间，可与秦人之解比附。《史记·大宛列传}）：“贰师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汉书·李广利传》作“新得汉人”，此二者同出史家笔下，但司马迁不日汉人而称秦人，其中必有不可等同的缘故，且《史记》成书在前，故我们不取班氏直译为“汉人”的说法。颜注也有前后不一处，如《汉书·西域传》：“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师古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与秦时入胡之说稍异。要之，史汉所谓秦人皆汉族、汉人，但主要指秦时便人居异域如匈奴、大宛等地的汉人，与汉时汉人不同。同理，秦胡也应是秦时、秦地之胡。秦人、秦胡的“秦”，显然是同一个概念。
其次，此册之“属国秦胡卢水士民”疑即史籍的“卢水胡”。卢水胡一名，首见《后汉书·西羌传》。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北惊沮渠氏为卢水胡望族，先世任匈奴左大且渠官，因以为姓氏，世居张掖卢水、临松即今黑河中上游一带，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卢水士民，盖指居住卢水地域的士庶百姓。秦胡，指种族。属国，汉武以来河西有三个属国，金城属国在东，可不计。居延属国在居延泽，张掖属国当在张掖周近和以南。当此册时，居延汉简仅见居延都尉而无居延属国都尉，其时或一度废置。此册之大将军即窦融，《后汉书》有传。融于更始初，出任张掖属国都尉，建武五年授河西五郡大将军，领张掖属国都尉如故，均见本传及居延简，故此处之属国必为张掖属国无疑。“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乃一语言及隶属、种族、地域、身份四事，相互限定。在官文书中，对交相错居的诸少数民族作上述全面称谓，显然很有必要。当然，秦胡也可能是个总称，包括许多“杂胡”，卢水的胡人仅属其中一支，或者是重要的一部分。
方诗铭先生《秦、胡考》一文[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1期。]，据《后汉书》、《三国志》董卓传等记载，认为前引颜师古两条注的秦时人匈奴一说是错误的。他认为“秦胡”是秦和胡，是一种概略的称谓，对内而言，分指汉族与胡族（此胡或概指汉族以外其他诸族）；对外，犹今言中国、外国。因此，册文应句读为“属国秦、胡、卢水士民”，即属国所辖的汉族、胡人和卢水地方的人。
秦人、秦胡的称谓，出现很早。史、汉二书记秦人凡三见，时当西汉武帝、昭帝时期，踪迹分布匈奴、大宛中。东汉中，今新疆库车的桓帝永寿四年“龟兹左将军刘平国治关”刻石铭中，有“秦人”题名[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所刊李铁同志文，及所引资料。]，其地为汉西域龟兹国。魏晋时期，新疆的龟兹文文书里，也有所谓“秦民”、“秦海民”[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所刊李铁同志文，及所引资料。]，似与秦人有关。到唐代，据颜师古注，犹存秦人后裔及称号。至于秦胡，此册时当东汉初年，位于河西张掖。又《居延汉简甲乙编》甲2112号简：
元凤五年尽本始元年九月以来秦
属国胡骑兵马名籍（甲2112 A/ B）
为一簿册标楬，表明在昭、宣时期，张掖属国胡骑兵中也有所谓“秦胡人”。而《后汉书》、《三国志》中《董卓传》的秦胡，位于河徨流域，已到汉末三国之交了。如此看来，秦人、秦胡的确切含义，不仅关系此册如何解读，而且还涉及某些民族的发展史，以及古代中国的国家、民族称号等重要问题，很有必要进一步做些探讨。
应当指出，方先生将秦胡分作秦、胡的看法，根据的是较晚的史书记载和诗文，用于后世可能正确，但用以解释本册却未必妥当。此册为汉时刺史级官文书原件，文字可靠，据册文自身所提供史实，秦胡似不当读“秦、胡”，理由如下：
一、册文言“府移大将军莫府书”，又“多流亡在郡县”，说明窦融此次行文包括河西五郡太守和诸部都尉。假如秦胡指汉、胡二族，河西各郡皆有汉士庶百姓，为何此书独言属国的汉族人，而不计其余各郡？如果说只有属国治下的汉族人逃亡，也于理不通。可见，这秦胡只是张掖属国中独有的，最大可能是指某少数民族，不包括汉族人在内。
二、按照秦、胡是概指汉族、其他少数民族（统称为胡）的说法推论，“卢水士民”自然是非汉、非胡了。那么，又该是什么？它是与秦、胡并列的一个成份，还是非常特殊、必须单独举出的一种民族呢？这个疑窦，方先生已经觉察并提出了，但很难圆满地解决。
三、汉时诸属国，“主蛮夷降者”，存其名号，专理民族事务，不治汉吏民。位于边郡专主蛮夷事的县，称作“道”，亦与汉县有别。张掖属国治下，据《后汉书·窦融传》，主要有羌、胡、小月氏，又兼领羌、胡骑兵。居延简屡见“属国胡骑”、“羌骑”，概由属国所辖羌、胡诸族人马组成，善于骑射驰战。故由职守考之，属国秦胡之“秦”，即使是指某一民族，也决不是指汉族。
四、王莽末到建武初年，中原战乱，河西诸郡稍安，唯属国诸羌胡颇困苦。窦融于更始年间出抚河西，他内事团结，外御匈奴，使河西迅速形成一隅安定局面。此册严勤诸郡“吏民”不得“作使”属国秦胡，“吏民”正是指汉族官府豪绅，明是对异族的一种宽和优待，与汉人无涉。其时汉士庶百姓流亡他郡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窦融传》言上郡、北地、安定郡流民大量涌人河西，并不见有何禁令。
五、汉时官私称谓，绝无自称“秦”、“秦人”的。汉时称秦朝、秦时人则日“秦”、“秦民”，见《汉书·陈汤传》等。匈奴致汉国书，自汉初始，即称汉、汉天子、汉使、汉军、汉吏民、汉边、汉塞，也不称秦、秦人。如果将此册之“秦”直译为汉、汉人，是迟至东汉初，汉官府犹自称汉人为秦，此是一最大可疑处。
以上五点，可证秦胡之“秦”不可解作汉人、汉族。但是否会指其他民族？答案也是否定的。据语法分析，“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一语的秦字，不是与“胡”、“卢水士民”并列的成份，而是修饰“胡”字的。否则，前引甲2112简就不会冠“秦”字于“属国”之前，写成“秦属国胡骑”了。这正如“我的白衣”可作“白的我的衣”，而“我的衣帽”却不可作“衣我的帽”一样。在这里，“秦”字也是修饰胡骑而不是修饰属国的。秦属国胡骑，犹若属国秦胡骑，约指属国胡骑中的秦胡骑士。属国胡人的成份可能较复杂，内有匈奴降者、归义、义从之胡，也有汉化的胡人或其他杂胡。
秦人即汉人，这一误解似始于班固。班氏《汉书》多承受《史记》。其匈奴、西域传之“秦人”与《史记》全同，唯独李广利传作“汉人”，与《史记》异。此点如非他人妄窜，是班氏于秦人即汉人亦未敢尽信不疑。颜师古注《匈奴传》、《西域传》，一曰秦时入胡之汉人，一曰匈奴沿袭中国旧称，二者虽不同，但无抵牾，且较妥帖。匈奴称中国为秦人，当在秦朝攘匈奴时。匈奴不胜，北徙十数年，至汉初复开战衅，视汉兵为秦时人，并不足为奇。秦时有人外流匈奴、大宛等地，人称秦人，自号亦秦人，也符合情理。总之，秦人是汉族不假，但不等于秦就是汉，更不能把汉时所称之秦人视为汉人。师古的两条注，侧重于“秦时入胡”。匈奴称汉军吏士为秦人，乃偶而沿用旧称，不能由此认为汉时匈奴称汉人为秦人。“习故言”正是秦时旧称的一个注脚。由此可知，秦人本秦时中国人的称谓，至汉时，一变而为秦时入胡的中国人的称谓，与汉时的中国人不同。故颜氏二注皆不误，也不矛盾。
前文所引刘平国刻石，铭曰：“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下省略）。此六秦人，王国维据《汉书·西域传》师古注，断为汉人，进而判断刘平国为龟兹人，非汉族[王国维：《观堂集林》，第四册（中华书局），《跋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李铁同志近著《汉刘平国治关刻石小考》[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所刊李铁同志文，及所引资料。]，据东汉桓帝经营西域的历史状况，以及刻石文体、正朔、款式、书法等等，认为刘平国是汉朝驻龟兹官吏；六秦人汉姓胡名，乃少数民族受汉文明影响所致，非汉族。李铁说刘平国是汉人至确，但姓氏于种族、宗亲关系中最为紧要，如排除政治原因而改姓的可能，此六人多汉姓，似属于汉族的可能最大，因久居龟兹地方，故又习用“当卑”、“阿羌”等胡名。这种情形，恰与颜师古注吻合，可见秦时入胡并非凿空之谈。我国古代的民族形成、融合，问题复杂，其中既有不断地“汉化”的统一趋势，也有各种“胡化”的波漪。这都是多民族长期聚居、交往的必然结果。历史上，假托为汉裔的少数民族固然不乏其例，但祖先为汉而子孙为胡的也不能否认。刘平国不书族属，符合其汉朝官吏身份。余六人祖先当为汉族，故刘平国用以为“家从”，但书明为秦人，知与汉人已不可等同。司马迁不直书汉人是确有见地的。《史记·大宛列传》记大宛以西，本不知丝漆、铸造，“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可见司马迁对秦人、汉吏卒是加以区别的。这区别就是：一是秦时胡化的汉人，一是汉时汉人。而班书李广利传更易秦人为汉人者，恐怕未明于此。
秦胡，准前分析，当解作秦时之胡或已汉化之胡。战国秦汉之际，匈奴仅为诸胡之一支，远居北方。中原周围，还有东胡、楼烦、林胡、义渠、大荔、乌氏、月氏诸戎胡，其文明较匈奴更接近于汉，而汉亦颇受其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秦宣太后与义渠王交通等等。文景之世，晃错主张“以蛮夷治蛮夷”，联合诸胡抗拒匈奴。汉匈大战后，南匈奴及诸胡大量归附，至魏晋时又发生大迁徙，出现所谓“五胡乱华”局面。十六国的统治者，大多是比较汉化的胡、羌、氏人，也有相当的“胡化”汉人夹杂其间，甚至还有种源不甚明了的“杂胡”。以“胡”泛称少数民族亦在此时。汉时秦胡，或即秦时诸胡，如后世之称“杂胡”者。秦时河西本为羌、胡、月氏、乌孙杂居地。入汉以来，民族成份更为复杂，又多出小月氏、义渠、氏人（见《汉书》武纪、匈奴传等）。居住于卢水的民族，可能是秦诸胡之一，受汉属国节制，因称秦胡，后来才以地域命名，称作“卢水胡”。
秦胡为胡人，居延简另有一些小证。汉时多将交战之敌方称“虏”，而北边称虏者多指匈奴，如汉简所谓“匈奴虏”、“匈奴胡虏”、“胡虏”、“虏”等，皆指匈奴。汉简称匈奴地为“虏中”，侦察匈奴踪迹日“迹虏”。但新出简有一枚称作“秦虏”的：
何所求并索南所秦虏即野马也尉亦不诣迹所候长亦不穷（EPT8：15 + 14 ）
此简疑是指责追究迹候责任的司法文书。所谓“秦虏”，应是“秦胡虏”之省，指的是参与敌对行动的秦胡而不是汉族人。
最后，还要提到外国关于秦人、秦胡的一些看法。英国李约瑟教授曾专节论述史汉的秦人问题[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531~539页；又377页注释，科学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书中称引塔尔恩（W. W. Tarn）以为《史记·大宛列传》的“秦人”，可能是住在大夏或大宛的希腊人，而不是当时从中国去的“逃兵”。德效骞（H.H.Dubs）则认为，《汉书·陈汤传》记元帝时陈汤、甘延寿发西域兵攻郅支单于城，见敌方“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陈”，乃是希腊雇佣兵的方形军阵；同时还认为，《汉书·地理志》张掖郡的骊靬县（莽曰揭虏），是“阿历山大里亚”的误译音，可能是中国安置从西域俘获的罗马士兵居住的地方。同样，伯希和（P.Pelliot）也有类似的看法。因此，李约瑟教授认为：秦人可能是从大夏以西或大秦国（即罗马帝国）东来的罗马叙利亚人。
按汉之骊靬县在今张掖以东永昌县境，《汉书·张骞传》作犛靬，与安息、奄蔡、条支、身毒国并列，颜注：“五国皆西域胡也。犛靬即大秦国。张掖骊靬县，盖取此国为名”。王先谦补注：“郭嵩焘曰，后汉西域传，大秦国一名犁鞬”大秦之名晚出，史汉称犁靬、犛靬，不称大秦，盖其时尚不知二者是一。颜注骊靬、秦人，二者不混。匈奴人称汉军士为秦人，是此秦人无西方人种特征。故史汉“秦人”与大秦无关，匈奴邪支单于城的鱼鳞阵步士不当是秦人。准本文前述，秦人、秦胡都不是西方人。至于骊靬县的取名和设置原因，它和大秦以及居住当地的民族是否有关，尚需进一步解决。
附记：承张邦彦先生临摹简文，谨志致谢。
(原载《考古》1983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