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严元年夏，赵充国率军抵达金城部西部都尉府。这时，朝野在对羌作战方略上出现很大分歧。赵充国传前半部分用了很大笔墨记述双方关于如何出兵的争论，从中是看不出辛武贤已经出兵。可是，后来的出军又与这些争论有直接关系。为了弄清问题症结，这里不妨先作一扼要的综合：
1．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建议河西诸郡兵七月分路出张掖、酒泉，与赵充国军合击罕羌于鲜水；冬，再出击一次。
2．宣帝命赵充国议论此事，赵上书认为：回远出军，以劳击逸，有伤危之忧。倘胡、羌联合，切断河西，形势更危，故河西郡兵切不可发。此为赵充国第一奏。
3．宣帝批准辛武贤奏章，下书批评充国，同时武贤与敦煌太守、长水校尉、酒泉侯等路兵马自北而南，充国自东而西合击鲜水北句廉之罕羌叛军。
4．充国六月戊申上书，坚持原议，强调河西诸军应以逸待劳，勿需出兵，羌乱由其全权负责平复。此第二奏。
5．七月甲寅，宣帝同意上议，充国出兵先击败先零羌，复进军罕羌地，罕羌降服。
6．秋，充国病，曾帝致书慰问，并诏武贤至充国驻地为汉军副帅，倘充国病重，武贤可于十二月出击先零。
7．充国以为羌乱崩毁，指日可期，不足为虑，上书要求就地屯田一年。此为第三奏。
8．宣帝质问之，充国上书言屯田有利、出兵不利共十二条。此为其第四奏。
9．宣帝复责难之，充国即上书，力陈屯田至明年春，羌乱必定败溃。此为第五奏。
经赵充国五次上书陈辩，汉宣帝终于同意屯田。至此，似可认为河西郡兵南下事就此作罢。其实不然，就在赵充国传的下文中，明白记述继续出兵之事：
“上以破羌将军（辛武贤）数言当击，又因充国屯田处离散，恐虏犯之，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强虏将军许延寿，破羌将军辛武贤）与中郎将卬（赵充国子赵卬）出击。强虏出降四千余人，破羌斩首二千级，中郎将斩首、降者亦二千余级，而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明年（神爵二年）五月，充国奏言……请罢兵，奏可”。
所谓“两从其计”，指既同意赵充国屯田，又同意辛武贤出军，并诏令其付诸行动。此事约发生于神爵元年冬。从许延寿、辛武贤、赵卬捕斩俘获的“战绩”看，汉诸路大军确实进入了青海省，举行过一次大规模围剿战，目标主要是先零羌，但也不绝对排斥罕羌和其它种羌在内。经此战，羌乱基本粉碎，始下诏罢兵。
还有几条材料不大引人注目，亦为王、吴二先生所疏漏。同前：“充国振旅而还，所善浩赐迎说充国，曰：众人皆以破羌、强虏出击，多斩首、获降，虏以破坏。然有识者以为，虏势劳困，兵虽不出，必自服矣！释军即见，宜归功于二将军出击，……如此，将军计未失也。充国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极，岂嫌伐一时事以欺明主哉？……卒以其意对。上然其计，罢遣辛武贤归理泉太守官”。对羌作战，赵充国一辈人因策略、功绩和人事等而产生矛盾。上引，乃谋士劝其注意处理人事关系的进言，其中明确记述二将军出击羌人事。
又同前记述赵、辛二家私怨事：
“初，破羌将军武贤在军中时，与中郎将卬宴语，卬道车骑将军张安世始尝不快上，上欲诛之……。及充国还言兵事，面贤罢归故官，深恨，上书告卬泄省中语，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国莫府司马中乱屯兵，下更，自杀。”
又：“辛武贤自羌军还后七年，复为破羌将军征孙”。
以上所引诸条证明，神爵元年秋冬，包括中央军强虏将军许延寿、中郎将赵卬，以及骁骑都尉、金城太守，和以辛武贤为首的河西四郡兵，另有长水校尉、酒泉侯所属的婼羌、月氏等少数民族军队，都参加了进军青海的对羌作战，实施了原来汉宣帝、辛武贤诸人的征羌计划，而这是赵充国所坚决反对的。其中，辛武贤、赵卬、赵充国等不同方面的军队，曾经会合过，已见前引，辛本人曾担任过征羌大军副统帅，直到神爵二年五月罢兵撤离，他与赵充国等一起返回长安，在宣帝听取赵充国汇报之后，才被摘去破羌将军头衔，遣归酒泉，仍为太守职。
从河西走廊出军青海既已肯定，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辛武贤等军的出兵路线问题。赵充国传：
“辛武贤奏言：……屯兵在武威、张掖、酒泉万骑以上，……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虏以畜产为命，今皆离散，兵即分出，虽不能尽诛，亶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大兵仍出，虏必震坏。”充国及长史董延年以为，“武贤欲轻引万骑，分为两道出张掖，回远千里。……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
“以书敕让充国曰：……将军计欲至正月乃击罕羌，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今诏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将军可千二百里。将军其引兵便道西并进，虽不相及，使虏闻东方北方兵并来……。充国……乃上书谢罪，因陈兵利害，曰：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臣愚以为不便。”
按照辛武贤计划，武威、张掖、酒泉三郡骑兵一万分两路从张掖、酒泉出发、进军鲜水。赵充国完全持反对意见，理由之一是从张掖、酒泉二地进军鲜水，道路绕曲太远。宣帝诏书略不同，所发之军计有酒泉、敦煌及婼羌、月氏等，无张掖及以东者，亦未明言分几路出击。但进军目标同前，即鲜水北句廉上。此地点为婼羌叛军所在，应距酒泉、敦煌较近，故得以朝夕为寇。据诏书道里，其地距酒泉八百里，为二份路程，距金城千二百里为三份。依此推测，具体位置当在青海湖北或西北侧，而绝不在扁都口。出发地，诏书所记模糊，可能是同意辛武贤的上奏而有所省略。后文复下诏“两从其计”，显然是命令武贤按原计划进军。因此，位于河西走廊的汉军，应分别从酒泉、张掖两郡境，穿越祁连山隘进入山南的青海高原。而且有理由认为，武威、张掖的汉军，大概从扁都口入羌，再转向青海湖西北，这一路线确实曲折。如果罕羌在扁都口，就谈不上什么回远千里了。酒泉、敦煌的汉军，从现知祁连山的地理、气候等条件分析，约应向南，从某处山口（例如敦煌南方的当金山口）翻越南山，再向东南进击至青海湖西北。
这只是大致分析。我们只知汉军至少分两路穿越了南山，究竟从何处越过？无任何确凿依据。故拙文《小议》只说西汉时连接河西与羌中的祁连山通道不只扁都口一条，现知起码有中部扁都口和西部当金山口两路。至于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南方，汉时是否另有通路？暂时不得而知。
关于扁都口路的开拓时间，吴礽骧先生以为乃汉武帝元狩二年由霍去病开通，定的过早，理由而不充分，我在《小议》中有所辩驳。吴文又说神爵时赵充国由南而北进军扁都口，其时间正确但人物、方向弄错，当时经过扁都口的，应是由北方南下的河西诸郡兵。王宗维先生却未免定的太晚，他说东汉汉桓帝延熹三年（公元160年），护羌校尉段颖自张掖追击烧当羌，过扁都口直抵积石山，是历史上汉军首次和唯一一次穿越扁都口的“冒险行动”。但据我所知，东汉章帝章和元年（元87年），护羌校尉傅育自陇西西击烧当羌，张掖、酒泉军由北而南入青海配合傅育夹击，安帝永宁元年（元120年），烧当羌三千众由青海攻寇张掖；建光元年，羌酋麻奴于鸾鸟县被护羌校尉马贤击败，南走逃遁湟中；桓帝永寿三年（元157年），羌人滇那等六千人北攻武威、张掖、酒泉等地。这些活助，都翻越包括扁都口在内的祁连诸山隘，时间俱在段颖之前，均见后书西羌传。可见东汉时，汉军、羌人往来河西、羌中之频繁，不过均晚于西汉宣帝百五十至二百年以上。最早并有明确记载翻越祁连山隘的，应是宣帝时河西辛武贤等军。
前文已述，辛武贤等进入羌中会与赵充国军会合。赵的大本营在湟中西部和青海湖附近。而辛军亦曾出击先零羌，先零羌居地在湟水以南，辛武贤是否先进军鲜水北句廉，而后转与赵军会师？亦不得而知。
婼羌、月氏兵的进军路线：
宣帝诏发之婼羌、月氏兵，疑为驻守西域南道之军。长水校尉富昌，官职乃专司胡越军队者，人名不可考，居延汉简有“居延都尉司马富昌”，亦宣帝时人。酒泉侯奉世，王先生以为即冯奉世，甚确。冯，汉书有传，本始末、地节中，为前将军韩增举荐，以卫候持节护大宛使客至鄯善伊修城。元康元年，莎车攻劫南道，鄯善以西断绝，时郑吉汉択仅护北道，奉世以节发诸国兵击破莎车王，传首长安。元康二年郑吉始护鄯善以西南道。此事距羌乱仅三年，时间、地点、人物均吻合，奉世与长水校尉驻军当在鄯善。婼羌小国在鄯善南侧，小月氏与婼羌为邻，其国兵如进击罕羌、先零羌，自然是从鄯善、婼羌向东方来。宣帝进军诏，各军排列次序：先酒泉，再敦煌，最后婼羌，月氏，这大概意味婼羌、月氏兵在最西。所以，我在《小议》中称婼羌、月氏兵为西路军。
许延寿、赵卬等进军路线：
当赵充国神爵元年，自金城西进时，赵卬以石曹中郎将率中央“期门、佽飞、羽林孤儿、胡越骑”兵为“支兵”，进至令居（今永登连城），后又增加“八校尉与骁骑都尉、金城太守”等兵，配合辅助赵充国所部。六月，又发三辅及太常官的刑徒、弛刑士，以及三河、颖川诸部材官，金城、北地六郡骑士、羌骑约五万人，任命侍中、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统率之。此路兵马中，赵卬位置偏南，自令居西南行，进入羌中，路线在赵充国北侧，后与赵军会合。许延寿所部，主力约自陇道进入河西走廊东部，最终是否进入羌中？不得而知。在任命许延寿之后，宣帝致赵充国玺书说：“今张掖以东粟石百余，刍槁束数十。转输并起，百姓烦扰。”可证中央大军已经进至张掖以东或青海省北部。
综观神爵征羌战争，从东、北、西方有四、五路军队汇聚于青海羌中地区。其交集点，一是青海湖及其西北侧的婼羌屯居区，一是河、湟之间的先零羌聚居地。进军结果，首先是平抚羌乱，同时彻底打通了贯通羌中的东西大道和羌中通联河西走廊的支路。这条路，特别是从金城沿湟水到青海湖和布哈拉流域的一段，为羌中道的要害和关键。正如赵充国所言，控制了鲜水，由此穿越柴达木，出当金山口（或嘎斯山口），西通婼羌、鄯善是不困难的。
羌中这条道的最初提出，首先与汉王朝开发西域密切相关。至宣帝中期始得以辟通，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特殊的背景和需要的。
四、宣帝时期开辟羌中道的历史背景
西汉时汉匈战争至武帝中晚期，发生了重大转变。由于汉军连续大规模重兵主动出击，深入穷追，匈奴力量大为创弱。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匈奴东、北方诸民族伺机反抗和进攻，西方对汉匈交争持中立态度，而匈奴故地连续发生严重灾害，使其国力遭受空前创伤和困疲。整个匈奴帝国，为避汉军锋芒所指，寻找新的出路，开始向西方转移。武帝元封以前，匈奴左方接东海，右方直上郡，王庭在代郡、云中以北。元封以后，左方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与西域连接，战线整个西移。汉匈的主要战场在西线，武帝晚年的几次大战，都发生在酒泉、西域、天山地带。战争势态，亦因双方消耗过重，无力大战，转入相持式的争夺。这种形势，到昭帝、宣帝时期尤为显著：
1．汉王朝采取积极防御战略，缘边加强障塞烽燧建设，逢火警备，尽量避免正面作战，减少牺牲，以逸待劳，集中力量围歼入侵之匈奴。匈奴亦谨慎小心，不敢大规模冒险进攻。
2．匈奴连续与羌人联盟，挑动羌人自汉背后发难，分散汉的注意力和兵力。同时，与羌兵合击，欲切断河西通道，抢占走廊的水草地分而享之，以遏制汉向西方发展。汉则与之针锋相对，特别注重河西的防卫警戒，保证走廊畅通。一面全力对抗漠北匈奴南下，一面以军事手段消弥羌人叛乱。
3．汉、匈同时向西域发展，争夺极其激烈。匈奴发兵击楼兰，支持其攻遮往来使者；发军骑屯田车师，拦遮汉与乌孙交通；右部日逐王于焉耆、危须诸地设僮仆都尉，向诸国征敛赋税，取以自给；挑拨南道莎车与汉的关系，相为表里，欲使南北道诸国背叛。总之，企图在西域站稳脚跟，争取人力、财物、地盘，准备与汉长期抗衡。汉则杀楼兰王，降车师，攻莎车，倍与乌孙、龟兹等友好。增陟吏卒，相继屯戍伊循、车师、渠黎等地，保卫南北道。首开西域都护府，治乌垒城，督察诸国、匈奴动静，恩威并施，打击、瓦解匈奴与其盟邦，始终保持汉王朝在西域的政治优势。
当神爵元年赵充国奉诏征讨羌乱时，他对羌乱形势、性质的估计，和征讨方略的提出，正是基于汉匈战争总的形势、特征而做出的正确决策。在他看来，羌乱不过是匈奴在西北对抗汉的一个筹码。从武帝到宣帝的所有羌乱，都是匈奴指使的。“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不足为忧。真正的敌人和危险，在于北方虎视眈眈的匈奴诸郡兵一旦劳师南下，河西空虚，匈奴将沿武威、张掖、酒泉诸“通谷水草”地南侵，腰遮河西，隔绝西域，“率有不虞之变”，必将危及汉王朝在西北的大略，局面旌以收拾。
对汉匈相持、争夺于西线的这一总形势，王先生大作无一提及，却反复地研究祁连山南北各民族的分布活动和所谓“政治形势”，指责拙前文缺乏全面考虑，对实际情况估计不足等。这就必然导致他脱离史实去主观地想象和解释历史。而实际上，对赵充国的方略和用意并未真正理解。
赵充国征羌之时，也正是汉匈相持河西、争夺西域最吃紧之时。在此种形势下，赵力主河西军队全力对付匈奴，而以少量兵力主攻先零，对罕羌则招抚和揖，瓦解羌乱，把战争局限于一隅，不干扰与匈奴作战的大局，是非常英明的。同时，继以屯田，耕戍于羌人中心，修缮亭燧、沟渠、道桥、烽火警戒，保持从金城至鲜水的通达安全，“以制西域，信威千里，枕席上过师”，显然欲在青海省境内，一面镇抚羌人，另一面，再保持一条军事、交通线路，以解除河西通道南羌北胡、腹背受敌的威胁。这样，在河西大道南侧，就形成一条通道——羌中道。假如河西通道吃紧，或者断绝，利用羌中道仍可迅速用兵以控制或钳制西域。后来的历史也屡次证明此点。只要河西梗阻，便会启用羌中道路。这才是“以制西域”、“从枕席上过师”的真正含义。这个西域，绝非王先生所指的青海湖西侧，或是泛指“西部疆域”，而是两关以西的西域。王先生用王莽传诏书中咬文隐字式的“东域”、“西域”、“南域”、“北域”来注释赵充国传中的“西域”，是不严谨的。同一传中同一赵充国两用“西域”一词，绝不会一指西域三十六国，一指青海湖西。
至此可以说，羌中道的辟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事实上在西汉已经开通。自张骞探险时探知此道，六十年后被赵充国等打通。它的开通，最初不单是为了贸易，而是政治、军事的需要。这条路的繁荣，主要在魏晋，隋唐及以后。它是古代中国联通外国、中央联通西北和西南边疆的主要干线之一。我们看待羌中道，不能仅限于青海省境，应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西部。不能仅仅从经济贸易的角度观察它，而应把它并入丝绸之路的整个历史时代，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五、西汉羌中道开辟以后的交通情况
羌中道辟通以后的使用情况，史书中稍有记载，亦为王、吴二先生所未详，先摘引如下：
郑吉迎送日逐王的路线：
《汉书·匈奴传》：“武帝征和元年，狐独姑单于任先贤掸为日逐王。……神爵二年，……石贤王屠耆堂为握衍朐鞮单于……。日逐王先贤掸当为单于，……与握衍朐鞮单于有隙，即率其众数万骑归汉，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同上《西域传》：
“宣帝时...…曰逐王畔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既至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吉为安远候。是岁神爵三年也，乃使吉并护北道”。
《郑吉传》：
“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犁、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
按，宣帝时郑吉迎降日逐王，与武帝时霍去病迎降昆邪王，俱为汉匈战争史之盛事。先贤掸原为单于从兄，乃右部名王，负责统辖西域及北道车师诸国地，王帐约设子蒲类海、伊吾左近，在敦煌西北、阿尔泰山麓以南地。时郑吉以卫司马屯渠犁，故发渠犁、龟兹兵迎之。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郑吉率军往天山以东地，一是日逐王南下，与郑汇合。不论哪种可能，日逐王回归总应从今新疆东北部出发。
日逐王“随吉至河曲”，其地即黄河第一曲，在今青海省境。《尚书·禹贡》曰：“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注引应劭《风俗通》曰：“析支在河关西南千余里，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书·西羌传》曰：“西羌之本，出之三苗，……滨于赐支，至乎河首。……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至爰剑曾孙忍时……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又“永元五年，居延都尉贯友代聂尚，出兵击迷唐，……迷唐退保赐支河曲。”《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二年条，胡三省注“河曲”曰：“黄河千里一曲，此当在金城郡界”。今《中国历史地图集》绘河曲于青海湖东南黄河之地，大致相近。
从新疆东部出发，经河曲而东返长安，西部必经过罗布淖儿、鄯善、当金山口或嘎斯山口、柴达木、青海湖等地，东部则当进至兰州或临洮，度陇山，至关中。
神爵时，汉之河西防卫正值兵强马壮。郑吉、日逐王何以选择如此路线？似不可思议。质疑者或许认为应当入玉关、阳关，经河西走廊返长安；或者经走廊、扁都口、湟中等地返长安；亦或自伊吾东径居延、受降城、高阙、朔方、北地至关中，等等。解决这些疑难，须先认识当时的军事形势。
日逐王归汉事，匈奴传言在神爵二年，西域传言在三年，资治通鉴系于二年条下，实际上是二年秋降，三年归长安，四月封侯，见《汉书·恩泽侯表》。二年五月，羌乱初平，赵务国振旅西返。但秋天，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即发十万余骑旁塞而猎，欲大入为寇。汉即遣赵充国将兵四万余骑，屯缘边九郡备虏，形势异常紧张。月余，单于病死，匈奴不敢入，罢兵而去。日逐王归汉正在此时。匈奴新附，众心未定，且人数多至万余或数万，故郑吉发五万之众以护迎之。这支新归依尚不稳定的匈奴骑军，如果旁塞走漠北，或是穿行河西走廊的腹心地段，是很不可靠的。而这时羌中已平定，敌对者遭受沉重打击。从路线上说，走羌中道，对河西战事不会造成影响，比较稳妥、可靠。日逐王的兵众在河曲附近虽有叛逃**，但终未发生重大变故。
日逐王、郑吉的大规模行军、交通，发生于征羌战役后仅仅一年，这绝对不是偶然巧合，至少可肯定，赵充国的征羌，为这次行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且，也是“以制西域，从枕席上过师”的一次成功的历史验证。
还值得注意，这一路线与赵充国传所言匈奴与羌人暗相往来的路线基本一致。我在《小议》中已指出，赵充国所谓“道从沙阴地”当指从漠北出发，“沙阴”意似“山阴”，具体或指敦煌西北的三垅沙，白龙堆以北。“出盐泽”，即经过盐泽。盐泽决为罗布淖尔。史·汉二书于“盐泽”从无二义，不是盐碱湖泊的泛称。“过长阬”，旧解以为与长城有关。其实，西汉河西只有鄣塞，并无长城之制。又匈奴使者秘密行动，怎能奔向长城自投罗网？！故长阬十之八九是柴达木盆地。“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汉黄河以西塞应有二条。一在河西四郡北侧，为防匈奴而设；一在今湟水北侧，因山而筑，本为汉武帝初创，宣帝时经赵充国恢复，用以杜塞羌人东进北上。先零大本营在湟水南，与先零相直的属国只能是金城属国。汉之属国都尉大致皆缘边而设。金城属国地望当在金城塞防与先零羌之间。此推测如不误，则穷水塞应属防羌之塞，在青海境内。匈奴使者自柴达木东来穷水塞外，然后入先零羌地。
赵充国传说：阳关西南小月氏羌侯狼何曾遣使入匈奴“藉兵”，共“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及“匈奴使人至小月氏”等活动，也是自小月氏西北行，过鄯善，盐泽，避开河西、两关塞徼复东北至漠北。
由此可知，早在赵充国、郑吉之前，虽然河西四郡塞防已从地域上“隔断羌、胡”，但匈奴、小月氏、羌人诸南北民族，仍能利用河西、西域间的空隙，藉羌中道接连西域之便，相互交往、联络。熟悉西北民族、地理的赵充国，对此一清二楚。限于力量，汉军也一时无法阻止这种交往。后来，从魏晋到宋、西夏，凡北方民族、西域诸国，在河西断绝时欲与南方、中原沟通，大多择选羌中道路，其史例不胜枚举。
王宗维先生批评拙文解决匈奴通使羌中问题，“理想成份太多，因而把问题弄的更复杂”。实际上，正是他的文章具有这种缺陷。如果细心研读赵充国传，便不会把赵充国判断匈奴通使羌中的路线，和匈奴可能大举入侵的路线拉扯一起。河西四郡建立以前羌、胡间互相往来的通道，建立四郡之后匈奴南侵的路线，这些对汉军说来并非新闻。然而当羌、胡被隔断，匈奴、羌人何以仍能往来？却只有像赵充国这样的军事家、政治家知其内幕。匈奴欲进攻之处，也是汉军防卫警戒的重点。郑吉迎送日逐王事，充分证明匈奴经西域通使羌中的路并非子无虚有。而王先生所谓从腾格里以北——雅布赖盐池——日勒——张掖黑水——扁都口的路线，却未免想象的成份太多。其中的“盐泽”一地，史书、史学界从无异谈，认为是罗布淖儿。但为了证成己说，王先生不惜改变盐泽的地望，说它是雅布赖盐池，还硬说这是古人的意见，才是真正把问题搞复杂化了。
婼羌与赤水羌之争：
婼羌，据《汉书》西域传·匈奴传等，位于西域南道鄯善之东南阳关西南。其国东近羌之大种赤水羌。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赤水羌西攻婼羌不止，每败，向西域都护但钦告急，钦不救援，婼羌王唐兜困急，怨恨都尉，东奔玉门关，遭到拒绝，遂率妻子人民千余口亡降匈奴。《方舆纪要》西宁卫条：“赤海，在卫西北，即赤水也。西汉末，赤水羌与去胡来王相攻即此。胡氏曰：赤海，赤水深广处”。其地或曰即今青海湖南之乌兰布拉古何。婼羌，在今新疆和青海省交界阿尔金山处。是赤水羌由青海省中部西侵，越柴达木，西攻婼羌，迫使其向东北方向的玉门关移动，而最后不得已再转向北方，归附匈奴。赤水羌的侵扰，大致沿羌中道的西段。婼羌的迁徙，乃沿西域道与河西道的接合部向北，亦即赵充国传所记元康三年匈奴使者潜入小月氏传告挑拔诸羌的路线。
新莽时羌中道东段的活动：
据《汉书·王莽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居摄与始建国时，莽遣译使讽旨青海湖一带卑禾诸羌，令献西海之地，初设西海郡，沿海筑五县，亭隧相望。由此知王莽时，青海省境之汉塞，继宣帝时继续向青海湖周围发展。王莽传言：“羌豪良愿等种，人口可万二千人，愿为内臣，献鲜水海、允谷、盐池，平地美草，皆予汉民”，“请受良愿等所献地为西海郡”即指此事。后，凡民有犯罪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万数”，模仿北边诸塞，以罪谪吏民守边，加强屯戍。
后不久，王莽败乱，河西道、羌中道约同时断绝，西海郡亦废弃。直到东汉和帝时，复修缮西海故郡地，徙金城西部都尉治之，河曲与青海湖附近重新屯田，恢复赵充国旧业。但为时不久，羌乱复大作，且蔓延不止，羌中道路彻底断停。
(原载《陇右文博》，1996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