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1992年发掘的敦煌悬泉置遗址，曾是汉代专职邮驿交通的一座“置”站。这里出土了大量关于中西交通、置传制度、西域外交等方面的简牍文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均见《文物》2000年5期，页1～45；图二：4。]其中，有一枚木牍(Ⅱ.90DX.T0214①:130)上下共三栏，罗列出武威、张掖、酒泉三个郡部分驿置的名称、次第、里数，有的郡还作了驿置、里数的小计。这显然是一份行路里程的索引和指南。
无独有偶，早在1974年在额济纳旗发掘破城子时，也发现过一枚相似的木牍（EPT59:582），内容是从长安到河西张掖郡的驿路置站名称、里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7），页395。同上《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华书局，1994.12），图版389。]
这两枚木牍本身文字皆无缺损，但从所应记的内容分析，各缺少了约一半以上的内容，故推断这两份文书至少各包括二枚木牍，但这丝毫无损于它的历史地理学的重要价值。非常侥幸和有趣的是，在两种路程之中，有一段路是共有而重合的，而各自所缺失的，恰好又被对方所保存。因此，早有学者指出二者可相互参补。现利用这一有利因素，作一点简牍的整理复原工作，以提高其资料价值，并就相关问题谈点看法。
一、模拟复原及说明
根据简牍文书整理的一般规律和方法，按照此二牍提供的书式、内容，并参考《汉书·地理志》等记载，试模拟补出其缺佚的部分，力图恢复其大致原貌。（见图1、2）
需要指出，这种内容的拼合互补，形式的模仿，并不是随意的，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时代相同，不同时代（甚至不同时期）不可这样做。据出土层位、共存纪年简等，此二牍时代属于西汉晚期或东汉初年，但其中不包括新莽，因为二木牍的地名均未受王莽改制的影响。二是其文书性质、功能及书式、文例完全一致，皆属官文书，进行拼合、模拟复原是可行的。
但是，这样做的当中亦不无问题。
悬泉驿置牍（例1），文字自上而下分三栏，每栏自右而左读，共四行。牍下部残缺约4.5厘米，残断处无文字墨迹，推侧这缺失部分本无文字。按此牍左旁的另一牍已散失，其书式同此牍，书写阅读时，右承此牍第一栏末“显美”，左至现存牍第二栏开头的“氐池”，其总次序是自右而左先横读，读毕再转栏。根据这一规律，现存牍第一栏最末的武威郡姑臧至张掖郡显美，当是武威郡里程的最后一站，再向张掖郡氐池之间，除引用破城子驿置牍（例2）的有关部分删丹至氐池共五站，又仿照现存牍有酒泉郡小计，武威郡也作小计，另显美、删丹之间需补“番和”一站。这样，复原出的缺失牍第一栏，只少需安排七行内容。用同样办法，可补出其第二栏内容。其中，首先需有张掖郡小计。其次，表是为酒泉最东一县。据地理志，酒泉郡共九县，如果减去位置偏北、不在大道上的会水县，还必须增加三个置站，才符合“·右酒泉郡县、置十一”的小计数。这样，要作到与现存牍相卸接，缺佚牍的第二栏，起码必须安排九行内容。此缺佚牍第一栏七行，较宽；第二栏更宽，需写九行，这不大符合汉简的书写格式和习惯。这便是可疑之处。故由此推测缺佚牍可能是两枚。三个置站，以A、B、C代表，不知名称。其位置选定在公认距离较远的两县之间，但是否准确？这是可疑之二。又现存牍的第三栏，止于酒泉郡小计。那么缺佚牍两枚的第三栏，可能列出敦煌郡的驿置里程，但也可能不列。地理志敦煌郡共六县，据悬泉新出简牍，效谷县不在大道线上，驿置东起渊泉、冥安、广至、鱼離、悬泉、遮要，止于郡府所在地敦煌县共七站。但交通线还可延续至西南方临近阳关的龙勒县，总为八站。这样，加上敦煌郡的小计，需安排九行内容，与第二栏相同，也是九行。这里有没有敦煌郡的内容呢？此为可疑之三。
破城子的驿置里程牍完整无缺，上下共四栏，每栏 四行。其左侧缺佚牍亦与之相仿，第一栏为现存牍“义置”至“月氏”之间的县置，我们安排了四站。这段路，显然是沿泾河上溯向西北通萧关的大道，必经漆县（右扶风）、阴 、临泾、月氏（安定郡）等地，故直接补出。但第二栏“高平”、“媪围”之间，直线距离约210公里，合汉里500多里（每汉里约415.8公尺），此外如果按第一栏的格式也安排四站程，每程平均126汉里，似乎太远了，但安排五站（行）也不大可能。此点颇令人怀疑不决。第三栏，小张掖至删丹，参照例1，恰好四站，无问题。第四栏，参照例1，氐池至 得一站，适可而止。其后最多有一行小计，即长安至张掖郡府所在的县置、里程总数。如果再继续下去，此缺佚牍可将张掖郡 得以西全部县置列完，但这种可能也不大。又此缺佚牍中不知名之地点，分别以D、E、F代表。
以上所作模拟式复原，尽管还有令人疑惑不解之处，但毕竟离真实更接近一步，这便于进行综合的和类比的分析。
二、书名、书式和道路名称
在敦煌、居延汉简中，有少量记录某部、隧所辖之塞防如天田、柃柱、悬索的长度、数量；或者二隧之间距离；或者本部几个隧的总长度等等。此类简牍，称“亭隧道里簿”，其距离、长度均以“里”、“步”为单位计算。准此，本文二牍，按文书分类，可定名为《驿置道里簿》或《驿置道里集簿》。木牍，适合于写文字较多、又需分项的内容，一般为簿记之类。江苏连云港市尹湾汉简，有《东海郡上计集簿》、《元始四年武库兵器簿》等，乃是东海郡太守上呈中央的计簿副本。木牍较宽，字迹细小严整，正反面书写，一书仅一牍。后者上下共六栏，每栏有多至廿五行的。所谓集簿，有集合编撰的意思，比一般单一内容的簿书高一档次。汉代的交通，每段较短的路途，应有里程簿；而长途应包括许多短路段，则需编为综合性的里程集簿。
如前所述，例1簿三枚牍，只写三栏文字，第四栏为空白。例2簿二枚牍，写四栏文字。它们原来是编联成册的，共三编。材质为 松，制作、书写均规范严谨，与前述尹湾牍簿相同，并遗有长期使用痕迹。
文书格式为条目式，两簿完全相同，文字极简明扼要。每一条目，写出相邻二驿置名称及其间距里数。驿置名称，一种称置，如茯置、；义置、居延置、钧著置、祁连置等。一种不称，不称的多为县名，而实际所指为该县之置，应在该县治的廓下，当通衢大道口，总之距县城不远。但也有一部分并非县名而是两县治所之间的置站，如例2之等。二置站相去的里数，从数字看，是实测的，如九十九、六十一里等等，并非约数。汉简记边塞界止、道里和 务劳作的“里”、“步”，一汉里为三百步，每步（为中人之步二步）近似1.4米，故一里约为416米。例如除沙一里十五步，巡视天田三里百八十步等。简牍所记邮书、物品传送、驿置车马往来，对路线、速度，有律令章程作出规定要求。例如，人力步行送邮书每时须行十里，昼夜十六时，行百六十里。烽火传递信息每时须行百里，昼夜行千六百里。《汉旧仪》：驿马“三骑，昼夜行千里为程”，平均每时约行62.5汉里。这种规定，是根据道里的远近和交通形式制定的，故道里簿中的里程具有法令性质。又驿置的次第，标志着道路方向、线路，尤为重要，也不得颠倒打乱。此二簿一件出敦煌、一件出额济纳旗，二者本无关系，但形式、内容却如此相似，足证其必有所本，其来源应是政府统一的规定、程序之类律令。
两簿也有小差异。如例1酒泉郡的置、里有统计数。据此我们对武威、张掖郡也作出复原，而例2没有。小计的县，是指县治城廓的驿置；里数，则是该郡辖区道路的总长度。关于两个置站及其间距里数，此二簿中无一例重合者，所以无法核对二者的里数是否相同。又二簿地名相重者，只有小张掖、氐池二地。
此二簿中的驿置间距有27个数据。茂陵至茯置35汉里，路程最短，属特殊情况。其它，50-59里区间有七例，其中50里者五例。60-69里之间亦七例，其中60、61、62里共五例。70-75里共五例，80-87里三例，90-99里四例。前文分析高平至媪围段驿置间距可能平均为125汉里，也属于特殊情况。看来，驿置间距以50-75汉里为多，76-100汉里者较少。清代习惯将二驿站之间距称作“一程”、“一站”。汉代相距较远的站距，大约相当短程的二倍即二程左右的里数。当然，这样间距的驿置并不多。
例1第二栏“ 得去昭武六十二里”的下方，有小注“府下”二字。府，或解为张掖太守府，治 得县（今张掖西北20公里左右）。府下，谓府所在。但系于此条而不系于前条之下，表明治所在 得以西之地。但是，同簿之姑臧，乃武威郡府治所，却无“府下”之注，故当求它解。按东汉凉州刺史，《后汉书·郡国志》云治所为汉阳郡陇城，又一说治同郡冀县，西汉则治无定所，故疑此“府下”或指凉州刺史（凉州牧）治所。又东汉建武初年，据居延破城子新出简，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凉州刺史、张掖属国都尉，其治所亦当在 得一带。
汉时命名道路，所见有两种情况。一是依照大的方位走向而定名，如匈奴道、羌中道、蜀道（见汉书张骞传）、西南夷道（司马相如传）、西域南道、北道、新道（西域传）之类。另一种是以所经具体地点命名，如居延道、高平道、回中道、褒斜道、阴平道、井陉道等，不一一赘举。
例1簿之道路，东西贯通河西四郡，其地原为匈奴右部。史汉张骞传云，其首次“凿空”，“道必更匈奴中”，即指此路，故初名为“匈奴道”。后被汉朝收复，“筑令居以西”，“列四郡，据两关”，又加金城郡为五郡，均在黄河以西，故又可称“河西道”。
例2之簿自长安出发，方向直指河西道的武威郡。1973年发掘甘肃金塔县汉肩水金关遗址，获一枚“邮书刺”木简，即过往邮书的扼要记录，有宣帝地节纪年，文曰：“皇帝玺书一封，驰诣居延千人，从高平道”。此例可证，汉时重要公务为了快捷，往往会选择限定传送路线。在居延收到从京师经高平道传来的文书，其传送路线，即此簿所列，先经高平传武威郡接河西道，再从 得向北方居延继续传送。很明显，从长安到河西是有多条驿路的。否则，勿需赘言从何道路而行。所以，例2簿的前半段道路，可称为“高平道”无疑。
至此，我们可以有把握的恢复这两枚木牍文书的原名称，称例1为《河西道驿置道里簿》，例2为《高平道驿置道里簿》。
三、关于高平道
汉唐自长安赴河西、通西域的大道，从清代对西北史地的特别关注以来，到近年的研究丝绸之路热，可谓众说纷纭，蔚为大观。但在发现例2《高平道驿置道里簿》之前，甚至以后，由长安而固原再武威的道路，似乎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和重视。高平道的发现，其重要意义在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以长安为起点，经高平（固原）、媪围（景泰县芦阳、五佛一带）抵达武威，复连接河西而去西域、西亚的路线，从此可以确定下来。而其他从长安出发的或不从长安出发的路线，一般说不属于干道主线。从这份驿置道里簿中应当得到的启示是，至少在汉代，高平道是中央政府交通西域外国的“第一号国道”。
这条路之所以是第一选择，主要因为它的路线、里程最近。如果在地图上将长安、固原连一直线并延长，这条直线恰好可以连接武威、张掖、酒泉、玉门镇，在疏勒河拐弯转向西流之处，继续向西北连接柳园而直指哈密。西汉时期，丝路是从疏勒河拐弯处偏西南行至敦煌，才出两关的。而两汉之际开始，为避开罗布泊、白龙堆的险恶，原西域北道逐渐北移，通向哈密。到唐代，从今安西以东处即改变了方向向西北行，也就是今日兰新铁路、公路的路线，这当然也是最近捷方便的路线。
高平道的重要，从史籍记载亦可见其一斑。《史记·始皇本纪》：廿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道”。《汉书·武帝纪》元鼎五年幸雍、 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又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北出萧关。按，鸡头又曰笄头，乃空同山俗称；又说指六盘山即大陇山。始皇纪之陇西，当泛指陇山以西地。武帝元鼎巡狩，夹杂着祭祀，开始先赴雍（凤翔、宝鸡），沿 水上溯，从陇县越小陇山（陇阪、陇坻、关山），入泾河流域而向崆峒，再从高平（固原）赴靖远、景泰境内的黄河一带。“祖厉河”，当解作安定郡祖厉县所临黄河。元封之行的回中道与秦纪同，史汉二书应劭、孟康、如淳三家注解各异，而颜师古肯定应说的回中、萧关在安定、高平。回中道，实即今日陕西陇县—甘肃安口镇—平凉四十里铺的路，是泾、渭二水间最短的通道。相当于今宝（鸡）—中（宁）铁路的南段。四十里铺在平凉、泾川之间，泾川即汉安定县，现存回中山、西王母瑶池等史迹。又宣帝神爵元年征羌，后将军赵充国自长安“驰至金城”，“须兵满万骑”，渡黄河进入湟水流域。其奔赴金城的路线不明，但其子右曹中郎将赵 “将期门、 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以及强弩将军许延寿所帅“三辅太常徒、弛刑、三河、颍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数万大军，则可能由高平道而转向河西和令居方向。又《后汉书·窦融传》，建武初年，隗嚣据天水攻安定。七年，窦融自张掖郡进至姑臧，欲与刘秀合击之，未果。八年，融复率河西五郡兵马及羌胡小月氏步骑数万，辎车五千辆，与刘秀大军会于高平，隗嚣大败溃。刘秀进击高平，除消灭隗嚣之外，亦有陈兵威摄河西之意。建武十三年，窦融及其势力彻底脱离河西，其官员宾客亲属等“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东归洛阳。所经之路依然是高平道。
欲通河西首选高平道的原因，除前述线路近捷以外，此道又避开了六盘山、关山（大小陇坂）、华家岭、乌峭岭等险恶难行路段。秦始皇和汉武帝之西行巡狩，不可能翻越六盘山。另外，高平道的开创、经营较早，它可能是在征匈奴的战争中逐渐形成和完备的。详见后文。其路线虽近北方，但有黄河、长城等护卫，仍比较安全。
此道北段，复原时只安排D—E—F三个未知地点，当然还可以多一些。其地域约属安定郡范围。据汉书地志及《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分册》，安定郡有复累、安俾、卤三县地望无考，而图中高平至 次间，基本属于空白。卤，涝碱之地，其县约近黄河低湾处。总之，这一区域在汉魏地志文献的记载绝少，惟企望将来靠出土文物资料来弥补。此一线接近汉媪围的今靖远北滩乡，曾出土公元3-4世纪的罗马鎏金银盘[初师宾：《东罗马神人纹鎏金银盘考略》、《文物》19 年 期。此银盘时代和制造地，国内外均有多种推断。]，表明在以后的岁月里，这里仍然是丝绸之路的大道。
四、媪围一线的问题
西汉武威郡之媪围，《水经注》卷二云：河水“东北达武威媪围县南”，当在黄河左岸。但此处有错简。河水依次过金城郡允吾、榆中、天水郡北界、勇士，然后才过媪围、安定麦田山，故所记媪围的一段话，当置于天水郡勇士之后，而今本《水经注》却正相反[即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武英殿本乾隆三十九年戴震校《水经注》。见陈桥驿注释《水经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领导小组资助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1版）]。又水经不记祖厉，郦道元注文关于今靖远县（祖厉）至中宁（高平川口）的一大段文字，均置于安定麦田山之下。据其注，麦田山等地俱在今中宁西侧，约中卫一带。正因如此，后来地理书始将媪围地望置于祖厉以南的榆中附近。顧祖禹《读史方 纪要》考媪围不取《水经注》，而据晋书等史料，推定在中卫西南、万斛堆附近。顧氏言“晋咸宁五年，马隆讨凉州鲜卑，度媪围水是也。胡氏曰：媪围水东北即万斛堆”。又“义熙三年，赫连勃勃击 檀至枝阳，大获而还， 檀追之。其臣焦朗曰：勃勃未可轻也。不如从温围北渡， 万斛堆，阻水结营，扼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不从，果为勃勃所败”。又“宋元嘉十六年，魏主焘议伐凉州，李顺等谓自温围水以西至姑臧”。万斛堆，即今中卫以西沙坡头地方的沙山，媪围在其西南。高平道简牍的发现，证明顧氏推断之大方位正确，并对媪围地望方位的探索给予指南。近人学者据此一启示，参照靖远石门乡小口子黄河有渡口、西岸遗存明代索桥堡、芦阳吊沟古城址等情，推测芦阳一带为汉媪围故址[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9页。]，其说可信，但需考古发掘证实。黄河中卫、靖远段有一大弯流，即今景泰五佛寺以东、靖远北部诸乡。《元和郡县志》、《读史方 纪要》云其地为汉安定郡富平县地，北周为会州、鸣沙镇，隋为环州、鸣沙县，唐仍之，后为吐蕃、西夏所据，元复立为鸣沙州。该地古城遗址甚多而密集，甘肃省博物馆曾于其地发掘唐墓，主人为唐会州乌兰县尉。前文靖远北滩乡出土罗马鎏金银盘即在此范围。又东晋乞伏鲜卑氏族即沿此一线由北方阴山而南迁，遗存勇士、苑川诸古城址。靖远的法泉寺、刘家寺、朝阳寺，景泰的五佛寺诸石窟，现仍存十六国至隋唐时期佛教艺术遗迹。可见高平至媪围一路，汉代以后的经济文化、交通往来仍然是相当活跃兴盛的。
媪围以西之地，例 2媪围—居延置— -- 次—小张掖……，此一段路程，至 次270汉里，合112公里（直线距）。今有芦阳、寺滩、裴家营、大靖、西靖、土门、泗水一串戈壁绿洲，其北横腾格里沙漠，沙漠的南缘是蜿延的明长城，南部亘列祁连山东麓的马雅、毛毛等雪山，西与武威盆地连接，而东接黄河，可以说是“东段的河西走廊”。今天甘塘至武威的铁路，在明长城北侧东西贯穿而过。
其中， 次的地望，李并成以为在土门西3公里，该处有一古城址。[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42页。]芦阳至土门直线距109.5公里，约合264汉里，从上述古城计算，至芦阳约271汉里，颇符合高平道簿所记里程。总之，说在土门、泗水附近是可信的，但具体地点仍需考古调查发掘印证。汉书地志说，松峡水（古浪河）出南山，北至 次入海。今土门、泗水等，正位于古浪河下游冲积扇上。不过，《水经注》则作另说，以为是长泉水即今洪水河出 次，而不是古浪河。这可能是对汉志的修正。不知汉志、水经注二者谁是？如果后一说可靠，古 次还应在土门稍东一些。
，为此道里簿首见。其位置，如果将芦阳-- 次的距离三等分（每份皆90汉里）， 约在大靖附近。 ，依《广韵》为 ，即承带钩之带鼻环，丑例切，去声；或丑列切，入声。《隋书·礼仪志》云，天子革带玉钩、 。 作地名，系民族语言音译，音近汉时匈奴语“撑梨”、“车梨”，即“天”的意思，见《汉书·匈奴传》。 ，衣服之内衬层，不可以作“里”，甚至解作某县乡之里，更不妥。
五、从居延置说霍去病征河西路线
居延置，从名称、位置看均令人费解。其位置如依前述之例，当在大靖、芦阳二地之中，约当今新堡子、白茨水的地方。以县名作驿置名，而又远离县址（汉张掖郡居延县在今额济纳河下游索杲淖尔海东南）一千多里，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该地即名居延，为与张掖郡居延县区别，加一“置”字；另一是汉代在居延曾发生著名战役，以之命名作纪念。我以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按汉武帝元狩二年春夏，汉将霍去病两次征河西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大捷。秋，复渡黄河迎接昆邪王来降，设河南五属国，始建武威、酒泉二郡。这次重大战役的行军路线和地点，史记、汉书的霍将军传、匈奴传和帝纪多有记载。但其中所引汉武帝制诏的记述，无疑是最真实可靠的，现据之将两次出征历程综合于下：
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 乌 ，讨 ，涉狐奴，历五个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合短兵 臬兰山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得休屠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公孙敖数万骑俱出北地，异道。公孙敖迷路。霍去病敢深入，涉钧耆，济居延，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威於 得，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关于霍去病春夏进军河西的具体路线，学界颇有分歧。一种看法是循今兰新铁路、312国道的线路，自兰州（阜兰）西北行，翻越乌峭岭（沿庄浪河，即汉乌亭逆水，相当于乌 ），进入河西[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3期。同前《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3期。]。另一种看法，从陇西郡治狄道（临洮）出发，过今夏河自治县（汉白石县、臬兰）进入青海省，沿湟水上溯大通河，翻越扁都口进入河西[吴 《也说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2期。]。我前曾为小文[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小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同前《丝路羌中道再议》，《陇右文博》1996.2期（总2期）。初仕宾《丝路羌中道的开辟》（《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1990.8）。]，指出是张骞首开通河西记录，而霍去病步其后尘的。现在看来，出陇西乃是泛指，即陇山以西。霍去病春天征河西之路，应即高平道驿置道里簿所列路线。这条路，是经秦始皇、汉武帝、张骞、霍去病等历代的探索实践积累而成。乌峭岭的路较晚，约两汉之际始开通。在春天翻越高寒积雪的乌峭岭也是不可想象的。扁都口道更不可能，路线不仅过于迂徊曲折，而且把匈奴西部的五个附属小王国也从北方搬到了青海境内，违背了西汉前期西北区域汉、羌、胡的基本分野规律，本身就是方向的错误。这里需指出，《汉书·武帝纪》有元狩二年春“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臬兰”一语，极易产生误导。班书因霍将军传、匈奴传均已详述，故此处从简。不过，把如此复杂的出征历程，仅概括为六个字，也未免太简单草率了。扁都口道一说，正是拘泥于此才导致误解。本传所引武帝诸制诏均未言出陇西，而鏖战臬兰山下，是过了焉耆山（燕支、胭脂山，山丹东南）以后发生的。此臬兰山如果不在山丹以西，则当在另一方向或返回的路上。因此，探索出征路线应依据武帝表扬霍将军的诸诏书，而不当轻从汉书武纪的六字记载。
夏天之战，史、汉匈奴传全同，皆言“出陇西、北地”，而本传强调“俱出北地，异道”。过去总以为，“北地”为郡治所马岭（今庆阳西北）。实际上，高平道约是秦和汉初北地、陇西二郡之分界，也是北出北地郡的枢纽。霍去病与公孙敖“异道”，后者可能路线偏北而迷路，最终不知究竟。而霍去病出军路线则可能偏南，接近于春天的出征，约从中宁、中卫一带渡黄河，直趋武威、民勤绿洲，再奔额济纳流域和 得、黑水流域、祁连山麓，较春天深入更远而已。从武帝褒奖春、夏两次出征的诏书看，其中有些内容是共同的。例如春天讨伐 ，历五王国，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夏天则又获单桓酋涂王及五王国王母等。又据史汉两书霍去病传引武帝诏，赵破奴从霍将军，斩 王，捕稽且王，得王、王母各一，王子以下四十一人；高不识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皆封侯。可见春夏出发地点虽不同而所 趋方向、地方却相近，都经过了“五王国”的土地牧区。居延、 得、祁连以东，俱属于五王国范围，它们是： 、折兰、卢侯、单桓酋涂、稽且等。其中稽且，且读如祖，稽祖疑即高平道簿之钧著、武帝诏书之钧耆，至少钧著、钧耆二者是一，为异译或异写。又天汉二年李陵与匈奴单于激战于居延以北之浚稽山，其语音与钧耆有关。古代地名，常随民族和姓氏的迁徙而流布各地，例如居延，有姑衍（汉书霍去病传）、车延恶師（汉书西域传）、朐衍（汉书地志）等名。今河西中部语音，仍读居为姑。颜师古注张掖郡居延为安置居延人之地，汉简有“居延属国”，足证其为少数民族。但居延命名似另有“安居延水”之义。据汉简，居延都尉属下有“延水丞”，县级建置，专司水利。居延都尉最大的甲渠塞防，境内有一巨型人工水道，直通东北方，疑为“延水”的主干道。此推测如不误，居延的命名倒是胡、汉相通了。
夏天出军路线的最大可疑处，在于过去学术界多认为出北地向西北方直 额济纳之居延，然后南下攻小月氏、 得、祁连山。这样，等于说霍去病渡黄河后，要连续穿越腾格里、乌兰布和或巴丹吉林等沙漠。这当然极不可能。据诏书的行程，涉钧耆—济居延—小月氏—祁连山，钧耆和居延只是越渡的两条河流或是所经两处民族地名（史记本传曰： 居延），该处似未发生战役。如果钧耆在张掖、武威之间偏西，由其地向正北赴居延，再反向南返回走廊，这又太兀突反常了。因此，诏书的居延是否在额济纳河下游？就颇值得再考虑了。
同年秋，霍去病率大军迎昆邪王来降，降者号称十万，迎会地点也在黄河渡口。去病渡河击斩逃遁不降者八千人，先安排浑邪王乘传（四马轺车）诣长安，然后再监护其大众返回。武帝嘉奖之曰：“十万之众，毕怀集服”，“爰及河塞，庶几亡患”，表明这次武力招降活动十分顺利成功。从昆邪王（约在张掖、酒泉）杀休屠王（在武威）来归，和西北边塞的交通情况看，这一次迎会、渡河的地点，亦当在媪围之地，回归长安的路线仍然是高平大道。
总之，高平道的最终开通与霍去病征河西有关，元狩二年春夏秋，霍的三次出征路线约以高平道的方向、路线为主轴。居延置的设置，既因其地名“居延”，又含有纪念河西战役之意。霍去病平生只此三次赴河西。元狩四年复征漠北，六年不幸病卒。武帝悼惜他，为筑陪陵之冢象祁连山。霍的赫赫战功，驿置命名居延，亦不为过。
此外，西汉武威郡又有朴 县，《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大靖镇；李并成经踏察认为在大靖北一公里的古城头古城址，在北魏乃魏安郡城，后周为白山县，亦即《唐书·地理志》所谓昌松东北百五十里之白山 [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6页。]。按 在高平道簿上不当大道，而且必距大道较远，这是不喻自明的。即使不以 在大靖作标准，按李氏之说， 为朴 县的一个乡里，而且位于所谓朴 的城廓之内，那么，当道的驿置，绝对不可能置于 ，而弃朴 。故其朴 城的结论颇可置疑。又依唐书地志道里考之，唐里较汉里大，大靖至古浪（即唐昌松）直线距48公里，合115.7汉里，距150唐里（约80公里）相去甚远。所以，历史地图集和李氏所考之朴 位置可疑。至于汉扑 县的位置何在？尚有待继续探索。
六、乌鞘岭的道路与苍松
苍松得以列为河西道簿之首，盖因它是武威郡东南方向的界县，一如显美之于张掖，表是之于酒泉，渊泉之于敦煌，一方面是以县作郡界，另一方面又与它郡道路相接。此处苍松当与南侧的金城郡为界，但有否道路相通？具体线路如何？此簿恰恰不载，尚需探索。
首先，苍松的位置颇存异议。郝树声认为，苍松之南有路，一如今日溯古浪河、翻乌鞘岭沿庄浪河之兰新公路（312国道），可南抵汉金城郡与今兰州。他同意陈沣《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的意见，说苍松在今天祝县安远镇，并以道里计算支持其说[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载《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219页。]。按安远位于乌鞘岭北麓，海拔2000余米以上。汉时不可能在如此高山陡坡上设县治（少数民族地区除外），该地一度曾作天祝藏族自治县治，后迁走。如果以道里计算，河西道簿姑臧至苍松四县三程192汉里，合79公里。地图上武威、安远之间直线距76.5公里，二者虽然相近，但古浪和乌峭岭的这段路多山道、峡谷，是出名的险道，今天的公路犹反复盘回曲折，更何况汉代？所以，苍松不会在乌鞘岭上的安远，其位置据里程当在安远以北的乌峭岭下。
李并成经踏察，考定汉苍松为今古浪北7公里小桥堡一带[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50页。]。古浪、武威直线距离55公里，而今公路58公里，乃因地势平坦、道路直畅之故。如果减除至小桥堡的距离，余51公里合汉里123里，仅约相当于姑臧至鸾鸟（127汉里）的距离。所以郝树声认为在古浪附近的是鸾鸟，看来是正确的[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载《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219页。]。既然苍松不在安远或古浪附近，当另求其所在。
我以为苍松故址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乌鞘岭北坡下、古浪河上游的黑松驿，又名黑松堡，南、北分别距安远、古浪各30里，地当古浪峡南口。《方 纪要》云：“晋义熙四年，后秦姚兴遣其子弼等袭秃发 檀于姑臧，自金城济河，进至漠口。地形志：漠口县属昌松郡，谓之昌松、漠口，并为险要。”黑松驿地处要冲，该地又多汉墓群，五十年代初曾出土著名的东汉建武十一年大司农颁造的官平铜斛。此 类高级度量衡器，当出于县官所在地。故疑其地为晋昌松或漠口两县中之一。另一可能是向古浪东部寻找，即前述走廊东端小张掖到媪围一线的南侧。因为，古浪以西也是祁连山区，而汉苍松县与金城郡的交通，不一定必须经过南方的乌鞘岭。
近读《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其中披露的六一号简，记录了悬泉置至各地的里程，对解决这一疑窦，和武威郡南通金城郡的道路问题，非常有启示。先引简文如下：
張掖[郡]，千二百七十五[里]。冥安，二百十七[里]。武威[郡]，千七百二[里]。安定[郡]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A）
金城[郡]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郡]平襄，二千八百卅[里]，東南。東南去刺史□三□……□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B） （V.T1611③：39）
按此简也属于《驿置道里簿》一类，是更高层次的里程统计，或者是包括多种道里簿的目录索引，带有《集簿》性质。其内容分五类：一是至本郡内县的里程；二是至河西各郡的里程；三是至其它各郡郡治（高平、允吾、平襄）的里程；四是至刺史治所的里程；五是至京师长安的里程。其中[ ]内的字，是作者根据本简体例补出的。另外，至天水平襄的里数，反比至金城允吾的里数少一些，这不可能，简文释文或许有误。又“去刺史□三□……”，可补为百三十……[里]，指平襄东南130多里，为凉州刺史治所。《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陇（县）在天水郡。据此简，平襄的东南方是陇（县），方向大致不错，但130多里似不足。又后面“□八十里”，可能也与刺史治所有关。
此簿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注语“东南”。简的正面去张掖、武威，甚至安定、高平皆无注，背面至允吾、平襄的末尾却皆有“东南”二字注。实际上，高平道才是向东南的，但不加注语。这种区别，意味着高平道是众所周知的一条路，而去金城、天水的是另一条道。所以，注语不是为指明方向，而是标注应当走哪条道路的。
根据这一启示，可以认为简背所记的，正是西汉稍晚些时候开通的，西连武威苍松，中经金城、天水郡，东入司隶部、直 长安的另一条大道，暂称之为“南道”[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较早论述过本文所谓的高平道、南道，认为前者的前半段经回中、六盘山；称后者为陇关道，与本文不同。作者当时不知高平道里程簿等文物资料，所论路线有不足在所难免。]。从简文看，既然经过刺史治所“陇”（今陇城镇），向东就必须翻越陇山（陇阪、关山），沿 、渭而下，经今陕西陇县、凤翔，抵达咸阳、西安。前文引秦始皇、汉武帝数次度陇北巡，这里则是由长安出发，越陇山而西行天水、金城，再进入河西走廊。这正是由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的南大道。简文记敦煌或由悬泉置起程，行南道至长安4080多汉里，行高平道至高平3151汉里。高平至长安，据《元和郡县志》为800唐里，合汉里1037里，则高平道至长安共4188汉里。此演算如不误，南道倒比高平道近一些，但要翻越几座高山。很遗憾，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此道所过司隶部、天水郡、金城郡的具体路线，如县置名称、次第、里程等，需继续探索、发现。奇怪的是简文不记陇西郡，大约汉陇西郡不当此大道。过去研究丝绸之路，有所谓南道 陇后，沿渭水上溯至洮河流域，从临洮赴兰州之说。现在看来，沿渭水、经临洮等，与此简不合，都可能是时代较晚的交通建置。
需要指出，南道通河西没有高平道早。而且前文已提及，武威郡南通金城郡，不一定非经乌鞘岭，尤其在早期。至少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之前，不存在金城郡赴武威郡的交通，也不会有溯庄浪河、翻乌鞘岭的道路。假如元狩二年霍去病即已打通乌峭岭，汉王朝就不会晚到四十年以后才设置金城郡！至于从昭、宣朝到两汉之交，究竟有没有乌鞘岭路？还是个有待研究的谜。因为在西汉之际之前，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有明显记载金城、武威之间通过乌鞘岭相互交通的文献资料。但是从苍松到金城郡，从后来的一些驿路来看，完全有可能先向东绕行，避开高寒严峻的乌鞘岭，然后南下，到达金城郡的令居、枝阳、允吾等地。《辛卯侍行记》附载明清时期平番县（今永登，汉令居）东北方向驿站大道，经坪城、松山、宽沟、三眼井、营盘水，可与晋、陕大道相接。这条南北向的驿置大路，既与苍松相接，又与媪围线交叉。宣帝神爵时羌乱，赵充国由前述之南道驰至金城，沿湟水西击。同时，其子赵 率八校尉配合主力为辅军，约是从媪围方面南下进攻令居的。
约两汉之际，史籍始有开通乌鞘岭的迹象。《后汉书·窦融传》建武六年，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率军从武威进剿金城郡叛羌，“斩首千余级，并河扬威武”。九年，朝廷任牛邯为护羌校尉，治令居。乌鞘岭，本是河西、金城之间羌胡往来的捷径通道，这时逐渐变成战争进退之路。整个东汉一代，羌乱频仍，政府军和羌人在河湟、河西展开激烈拉锯式争夺。此道时通时绝，护羌校尉治所多次迁徙。安帝元初二年，校尉庞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建光二年，校尉马贤与烧当羌麻奴战于牧苑（今榆中）兵败，“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兵于令居，因 迫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汉令居为金城郡最北一县，在今永登一带，地扼羌胡进出、串通之要害。通河西道、缘山西行，皆指从令居越乌鞘岭，与武威郡之苍松、鸾鸟相接，即可连接河西道驿置里程簿诸站。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初，南道日渐兴盛，乌鞘岭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玄奘、岑参即过此路赴河西、西域。但这一时期分裂多而统一少，三秦五 、南北朝及地方割据势力，时或纷争互斗，乌鞘岭战火不断，行旅鲜至。如法显、宋云西行，皆因凉州战乱而改道湟水、青海。中唐以后至西夏，又被少数民族占领。元代以后，乌鞘岭路复苏，尤其明代，修筑万里长城，又相继于古媪围一线筑新旧边墙，设驿置、屯戌之兵，南道又成为通河西、西域之官道主干。
七、河西官道驿路的枢纽——小张掖
高平道和河西道二簿交会点的小张掖，北距姑臧67汉里，东距
次60汉里。郝树声借用此二条资料加以合成，认为在武威南谢河镇一带，其结论当是正确的[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载《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219页。]。谢河附近，今尚有地名曰古城、上古城、校尉的。汉代姑臧、张掖的分界，约在杂木河干流。过去发掘该河的西岸磨咀子汉墓群，出土铭旌有“姑臧渠门里”、“姑臧西乡”、“姑臧北乡西夜里”等乡里名称，而隔河相望的东岸五坝山汉晋墓群，则出土“张掖西乡定武里……”的冥传过所木牍。谢河在杂木河以南，应属张掖县地域。以前认为汉张掖县在今武威南部黄羊河上游的张义堡，理由是其地有古城堡，又义、掖一音之转。但该地距武威直线距45公里，合108汉里，与此簿相校，当然不取张义堡之说。同时也表明，考证古地名使用语音分析法，应当特别的慎重。
与小张掖同例，居延汉简中居延县又名“小居延”，与居延都尉有别。古代地理、行政建置，往往有州郡府县同名者，加了“小”字，易于识别，今后还会发现小敦煌、小武威之类。但是，小张掖不在张掖郡，而在武威郡，这种情形，恐怕只此一例，其中必有原因。拙以为张掖郡先置，包括今武威郡地。后张掖郡东部分置出武威郡，西部尤保持原名，张掖县留存于武威郡中。果然如此，则张掖建郡当早于武威。张掖之义，当以汉书地志应劭注：“张国臂掖”为是。也可能像有的同志推测的：张掖郡，原治张掖县，后迁 得[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6年3期。]。但张掖不可能是“涿邪”、“处月”、“ 野”的音转。[见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