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丝绸之路沙漠绿洲道在中国境内的路线，有一条路不经河 西走廊，而是进入黄河上游的湟水，贯穿今青海省内，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端的古道。
关于这条路线，中国学者黄文弼、夏鼐、冯汉镛等人首先加以研究， 一般称其为“吐谷浑道”或“青海路”。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由于公元五、 六世纪吐谷浑人在青海兴起，并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转手贸易和充当中介，以及当时印度、西域与中原之间佛教活动的来往，才形成了这条河 西走廊以南的丝绸之路的支线。八十年代初，另有一种看法，认为青海路的形成可提前到公元前二世纪初，汉代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走廊的时候。对于这两种结论的失误，我曾撰小文加以论正，[《丝绸之路羌中道小议》，（《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兰州）] 指出这条道路最初是由大探险家张骞首先发现和提出的。大约从汉武帝元鼎五年 （公元前112年）开始，汉王朝在彻底打通被匈奴占据的河西走廊道路之后不久，即转向打通此路；到汉宣帝时，由于将军赵充国出征西羌获胜（公元前60年）而最终完成。因为道路贯穿古代羌人聚居地的“羌中”，张骞本人也把这条道路称作“羌中”，所以我把它称为"羌中道"。
后不久我见到日本学者佐藤长先生的论文，[《西藏地理历史研究》，（《西北史地》，1982年，第4期，兰州）]得知在我之前，他已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他认为“自金城溯黄河、湟水，通向青海湖的道路”，为汉宣帝时赵充国所开辟，而且是“中国势力踏入青海的第一步”。
然而争论和疑窦并未结束。为了详尽地说明我的论点并提供一些不为人所注意的史料，这里再作一全面阐述，同时就丝绸之路这一研究课题的某些准则问题谈些看法，作为我个人和一些先生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新补充。
一、关于“羌中”
中国汉代文献所谓的“羌中”，个别的可作“羌人之中”或“羌人地域中”理解，但大多数是作为地理专有名称出现的，具体是指当时羌族人集中居住的湟水、河曲、青海湖一带，亦即今天青海省的东部和中部。
公元一世纪的《汉书·地理志》，记载现今甘肃的党河“出南羌中”；疏勒河“出南羌中”；北大河“出南羌中”；黑水、张掖河“出羌中”。记甘肃中部的桃河"出西羌中"；宕昌河“出羌中参谷”。在金城郡条，记载今青海东部的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在蜀郡条，记白龙江“出蜀山西，行羌中”。以上所谓“羌中”、“南羌中”、“西羌中”、“西南羌中”，所指是一，不过是各冠以羌中对该地点的相对方位。由此知羌中地点在河西四郡以南，金城郡的西南，陇西和蜀郡以西或西北。具体而言，党河、疏勒河、北大河、黑水皆发源青海湖西北布哈河上游的地区，包括汉代王莽时期的西海郡属地。前述地理志金城郡临羌县条“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西有须抵池、弱水、昆仑山祠”，临羌在今青海湖东缘，取临近羌地之义，而仙海即青海湖，古又名“鲜海”、“鲜水”。须抵，疑即《禹贡》雍州之“析支”，是古羌人大本营所在，也应在青海湖至河曲附近。至于积石山，位于黄河上游河道大弯曲处即河曲。桃河、白龙江等水系，皆发源于积石山、岷山一带。以上地域，尤其湟水、青海湖和河曲，乃是古代羌族发祥、生息和聚居的核心地带，也是汉代羌人最集中和政治、经济的中心。羌中，正是指这一地区，它是一个具体的、固定的地理概念。
羌中，又是古代青海省最早的一个统一名称。在先秦的地理名称中，今青海省有时被称作“羌方”、“戎”、“西戎”或者“析支”、“织皮”（见《逸周书》、《穆天子传》、《山海经》等）。这些相当令人生疏、神秘的地理概念，应是一些具体的地名、部族名或方国名。只是当秦汉大统一，中央王朝势力进入河湟流域，对羌人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出现了新的地理概念——羌中。羌中一名，最早出现于《史记?始皇本纪》：“分天下以为卅六郡，……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 秦的版图西部极边为临洮，其西侧即徼外地“羌中”，故《汉书·西域传》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汉代时略有改变。正因为大部分为羌人占据的青海省，在当时并未被汉王朝完全控制，因此通过青海省的道路曾经历过“开辟”的过程。到汉代末年， 羌中依然与汉王朝直接控制的陇西临洮相近为邻。《后汉书?董卓传》记载董卓是陇西临洮人氏，他经常“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
以上援引的诸“羌中”，都是方位明确的地名。秦汉时人以为，前述地区乃是关陇以西羌戎部族居住的中心所在。羌中一词，犹若“关中”、 “汉中”、“榆中”、“湟中”、“秦中”一样，也是一种地名命名方法。用“羌中”命名一条古代道路，其地理位置是具体的，并非泛泛不可捉摸。中国古代的羌族分布很广（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但除了前述地区以外，其它地域一律不称“羌中”。
二、羌中道的由来
羌中道的提法不是我的发明和杜撰，它在中国汉代的文献中早有明文记载。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同）说，当汉朝欲与大月氏结盟共击匈奴时，“欲通使（月氏），道必更（经）匈奴中”，招募张骞等使月氏， ……出陇西，经匈奴，匈奴得之……留骞十余岁，……骞与其属亡乡（向）月氏”。“从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张骞返回，向汉武帝建议“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经又无寇。”
分析研究这些宝贵的文献记载，似应承认以下几类事实：
1．张骞首次出使探险在汉武帝即位初年，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左右返回。当时汉王朝西疆，仅及陇西、黄河而止，被胡、羌尤其是匈奴紧紧封锁包围。黄河以西，今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与沙漠、水草地，最初属月氏、乌孙领地，今被匈奴右部占据。山以南及河湟以西，为羌人势力范围。黄河、祁连山大致是汉、匈奴、羌三家的分界。
2．张骞行前，朝野上下所知去西方只有“经匈奴”一条路，所谓“道必更匈奴中”可以为证。正因如此，才招募敢于冒险、懂得匈奴语言的胡人一同前往。如果行前另知别路例如“羌中道”，是决不至于冒这次生命危险的。
3．张骞去时“经匈奴”，返时“欲从羌中归”，走的不是同一路线。 “经匈奴”，传统的看法是经过河西走廊，但无确证。从前引记载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可以肯定是羌中稍北的河西走廊。他从陇西郡出发，大约西北行，从兰州以北地区的荒凉地带进入河西的东部，但半路被匈奴捕捉，送到漠北匈奴王庭，后大约从匈奴王庭直接西逃，经大宛、康居，进至大月氏。这条路线必经西域，但未必重返河西走廊再去月氏。所以，河西、两关——西域南、北道——月氏、大夏的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号称“张骞始开”，而在他首次探险时实际并未完成。不过，他所侦察到的漠北、河西的部分情况，对元朔六年（前123年）、元狩二年（前121年）的决定性战役具有重要的价值，尤其元狩二年对河西走廊的首次出军路线，与张骞的路线可能是一致的。
4．张骞首次探险归来，即向朝廷举报他对交通西方的意见。他列举了“从匈奴”、“从羌中”、“从蜀”的三条道路，起点为中原终点为月氏、大夏。这三条道路，匈奴道（河西走廊），张骞亲身实践过，难以通过。蜀道（四川路），即由蜀郡——西南夷——印度——大夏，只是他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来的中国四川省的物品所作的分析，究竟怎样走法？可能并不清楚。武帝听信此言，在元狩年间进击河西的同时，遣使通夜郎滇国，寻求去印度之路数年不果证明张骞所谓“宜经又无寇”的不实。羌中道（青海路）则不然，它大约是游历匈奴、大宛、康居、月氏时侦悉的。张骞深知此道险恶，但为了避免返回时再被匈奴遮获，不得不试一次。“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表明返回时经过筹划，路线具体，付诸实施，但又被匈奴截略而半途作罢。
5．这次行动具有偷渡性质，即避开大道，紧靠“南山”，进入羌中即可用掉匈奴干扰。汉时南山，一般指昆仑山、阿尔金山和东部的祁连山。秦汉时羌、胡二族的分野大抵以南山为界。张骞自大夏返回，必越葱岭。葱岭东至玉门、阳关，沿西域南道，有莎车、于阗、扜弥、精绝、且末、鄯善等国。但其南侧昆仑、南山脚下，又有不当道的无雷、依耐、蒲犁、西夜、乌托、渠勒、戎卢、小宛、若羌等，即《汉书?西域传》所谓羌氐族小邦。前述诸国当时大半属于匈奴势力范围。张骞“并南山”，显然是要避开匈奴，穿行前述诸羌氐小邦，最可能是从若羌的南山山口潜入青海省，经过羌中东返长安。这就是“羌中道”，亦即后世被吐谷浑占据的 “若羌——柴达木——青海湖——湟水”的吐谷浑路，而不可能是其它路线。
总之，文献关于羌中道的记载是明白无误的。在中国，它和河西走廊一样，一开始便是作为通往西方的主要道路被朝廷所选择、决夺，而最初发现它的是探险家张骞。
三、汉宣帝时开辟羌中道的史实
早在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居住青海的羌人十万余众与匈奴联合反叛，攻打陇西、金城郡。次年，汉朝将军李息等将骑兵步卒十万攻西羌，平定叛乱。以上见《汉书?武帝纪》、《后汉书?西羌传》，这是汉王朝势力首次进入今青海省。此后，据《汉书?赵充国传》等，在武帝太始、征和、后元和宣帝元康年间，羌人连续反叛，而每次都是与北方的匈奴合谋，同时发动军事攻击。在河西走廊刚刚站稳脚跟的汉王朝，不得不对其南方羌人的威胁采取重大步骤。
宣帝神爵元年春（前61年），青海的羌族再次与匈奴联合行动，东部的先零羌进攻陇西、金城郡；中部早轩羌进攻张掖、酒泉；西部的小月氏狼何羌进攻敦煌以西的西域南道；其目的在于截断和夺取河西走廊。为此，汉王朝调派将军赵充国、许延寿、赵卬、辛武贤、冯奉世等，兵分五路，从东、北、西三面攻入青海省，会师青海湖。战争持续两年，平定羌中，解除了对河西走廊的威胁，粉碎了羌与胡欲南北夹击河西汉军的谋图，也彻底打通了羌中东西的通道。事后，赵充国又仿效河西汉军的做法，在青海湖以东军事屯田，修缮武帝时的城塞、烽燧、邮驿、田渠、道路、桥梁等，保证道路畅通。按他的目的，即“治湟眶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以上俱见《汉书》本传。
赵充国的进军路线。据本传，后将军赵充国的行军路线是：金城（兰州西侧，渡黄河）——四望峡（乐都东）——落都（乐都）——西部都尉府（海晏附近）——先零羌叛军驻地——罕轩羌领地。先零羌本在湟水以南至河曲，宣帝地节至元康时，侵入湟水以北，逼近金城、武威地。本传言赵充国率万余骑兵沿湟水西进，击败先零叛军“二万余人”，俘获“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两”，先零羌人败退湟水以南。罕升羌领地，史无明载。当赵军击败先零羌，“兵至早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从行军方向看，其地当在青海湖附近，而早升羌的军队，此时在“鲜水北句廉上”、 “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地点北距酒泉、敦煌不远。得知领地被占据，派人向赵充国求和，表示愿意“复还故地”。这样，早升羌的问题没有经过大的战役而解决了。
应当指出，从金城至鲜水这段路，即羌中道的东段，是交通羌中的关键所在，也是羌人势力最雄厚的地区。只要控制了湟水到青海湖附近，向西便没有大的阻栏。可以顺利到达若羌、且末，通联西域南道。赵充国说“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正是这个意思。
辛武贤的进军路线。破羌将军、酒泉太守辛武贤认为羌人叛乱的主要危险不是先零而是位于酒泉、张掖南方的罕行羌，建议河西军队兵分两路南下，并与赵充国军合击罕升羌于鲜水。这个意见虽经赵充国再三反对，最终仍被汉宣帝采纳。神爵元年秋、冬，辛武贤被任命为赵充国的副帅，统帅武威、张拽、酒泉、敦煌郡骑兵士卒万余人，从张掖酒泉“分为两道”出兵南下，“入鲜水北句廉上”，其地点距酒泉800汉里（约330km），距赵充国驻军处1200汉里（约495km）。鲜水的“北句廉上”，据上述记载和数字，约在青海湖西北布哈河流域。从河西走廊南下，进人青海省的道路，现知由张掖、民乐东南方扁都口地方有一山路可通青海省，公元394年，东晋高僧法显去印度求法，当时河西道路由于吕光占据武威而断绝，法显遂由今甘肃临夏进人湟水抵西宁北上经扁都口抵张掖。隋炀帝大业、开皇年间征吐谷浑，亦由此路抵张掖。赵充国本传言河西郡出张掖，大约武威、张掖的军队是通过扁都口进入青海的。另一路酒泉、敦煌军“出酒泉”，现今酒泉南方翻越祁连山有山路可通青海，不过最有可能是从敦煌南方的当金山口进入青海柴达木盆地北侧。这两条路线非常迂回，被赵充国批评为“回远千里”。
若羌、月氏军队的进军路线。按照汉宣帝的命令，长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将若羌、月氏兵四千”进军鲜水”。长水校尉富昌不可考，酒泉候奉世，即元康元年（前65年）与西域都护郑吉共同进击莎车的冯奉世。若羌、小月氏俱在阳关、玉门西南，若羌又当鄯善、羌中之间。因此，这支军士当系驻守西域南道之军，位置在柴达木以西的阿尔金山若羌一带，其进军路线当自西而东，抵青海湖附近。
另外还有两路。一路是右曹中郎将赵卬率领“期门、飲飞、羽林孤儿、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与骑骑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间虎，通转道津渡”，所率为中央直属军队，作为赵充国军的辅助力量，从令居方向进入羌中，负责打通运输道路，保证供给。一路也是中央军，由强弩将军许延寿率“三辅太常徒、弛刑、之河、颖川、沛郡、淮阳、汝南材官、金城、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骑士、羌骑”。其路线约自长安——固原——武威——张掖——扁都口 ，进入青海。
以上各军共“合六万人”，从东、西、北三方攻入青海省羌中，会师鲜水左右。这次战争，羌人损失惨重，“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降者三万一千二百，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亡者不过四千人”。按赵充国最初的谋略，是惩治主凶先零羌，招抚其它羌人大众，故五次上书皇帝，极力反对中央和河西诸军出兵。有人依此认为宣帝最终还是同意赵充国的意见，所以，除赵充国军以外，各路军马实际并未参战。这是研究上的疏忽和误解。本传言：“（皇帝）于是两从其计，诏两将军、与中郎将卬出击”，实际上，既听从赵充国的屯田建议，又命令强弩将军、破羌将军、中郎将出兵，战争仍然是按原计划进行了的。
四、汉宣帝时开辟羌中道的背景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在武帝中晚期发生重大转变。一是汉军连续大规模的重兵主动出击，深入穷追，匈奴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加之其东、北方诸民族不断反抗，和连续遭受巨大自然灾害，整个帝国空前损伤、困疲，为回避汉朝锋芒所指，战线向西方如河西西域天山转移。 战争势态，因双方消耗严重而转入相持式争夺。自武帝末，汉朝即采取积极防御战略，缘边加强郭塞烽燧建设，烽火惊备，以逸待劳，围歼入侵之敌。匈奴也谨慎小心，不大规模冒然进攻。这种特点在昭、宣时期尤为显著。二是汉朝基本上打破了匈奴、羌人在西方的包围、封锁，在河西走廊屯驻重兵，北抗匈奴，南防羌人，保证走廊畅通。而匈奴则不断地与羌结盟，挑动羌人出兵，欲南北夹击，切断并重新占领河西走廊，以遏制汉朝势力向西方发展。三是双方激烈争夺对西域的控制。匈奴发兵击楼兰，怂恿其攻掠汉使者。派遣骑兵屯田车师，拦遮乌孙与汉交通。匈奴日逐王于焉耆、危须设僮仆都尉，向诸国征敛赋税，取以自给。挑拨莎车与汉的关系，发动诸国叛汉。总之，企图在西域站稳脚跟，争取人力财物，与汉长期抗衡。而汉朝与之针锋相对，杀楼兰王，降车师，攻莎车，与乌孙、龟兹等加强友好。同时，迁徙吏卒，相继屯戌伊循、车师、渠犁，长期镇守。设西域都护府，治乌垒，督察动静，用恩威并施的手段，打击、瓦解匈奴及其联盟。
当神爵元年赵充国奉诏征羌时，也正是汉、匈奴激烈争夺西域、紧张相持于河西走廊的最严重时刻。赵充国力主河西诸郡兵应当原地驻防，严阵以待，防止匈奴南下切断河西走廊。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而自己率少量军队，主攻先零羌，招抚早斤羌，把战争局限于一隅，不干扰对匈奴作战的大局。所谓“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显然是要在青海省境内保持另外一条交通线，目的在于镇抚羌人，解除南羌、北胡对河西通道的腹背威胁；同时，一旦河西走廊出现问题，汉的军事力量仍可通过羌中道，迅速进入并控制西域。所以，羌中道从一开始，便是以河西走廊的”辅线”或”姊妹路”的面貌出现的。此后，凡是河西丝路大道出现战乱、障碍和断绝的时候，羌中道便被启用，并随之得到发展和繁荣。这一点，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
五、西汉时羌中道的交通情况
羌中道在西汉宣帝时有过大规模交通活动，但也同样被史家忽略。《汉书?匈奴传》：神爵二年，匈奴右部日逐王先贤掸与单于发生矛盾， “率众数万骑归汉”，封归德侯。同上《西域传》：“宣帝时，遣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数国。及破姑师，未尽殄，分以为车师前、后王及以北六国。时，汉独护南道，未能尽并北道，然匈奴不自安。其后，日逐王叛单于，将众来降，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是岁神爵三年也，乃使吉并护北道，故号都护”。又《郑吉传》：“神爵中，匈奴乖乱，日逐王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梨、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
按，匈奴日逐王归汉，与呼韩邪单于内附，及武帝时昆邪王归降等，乃汉王朝军事、外交和民族政策的重大胜利。问题在于日逐王与郑吉等的回归路线。日逐王为匈奴右部主力，负责统辖西域尤其北道车师诸国，王帐驻蒲类海、伊吾左右，在敦煌西北。郑吉发渠犁、龟兹兵迎之，有两种可能，一是率军前往天山以东地，一是日逐王南下与郑吉会合。但不论哪种可能，均应从今新疆东部出发。所谓随郑吉至”河曲”，当指黄河河曲，正在今青海省。《资治通鉴》汉宣帝神爵二年录此事，胡三省注“河曲”，谓“当在金城郡界”。《禹贡》雍州“析支”注引应劭曰： “析支，……羌人所居，谓之河曲羌”；《后汉书?西羌传》称“赐支河曲”，
正是羌中的一部分。由新疆东部经过羌中东返长安，其路线必然是伊吾——罗布淖儿——鄯善、且末——若羌——柴达木——青海湖——河曲——金城、临洮——长安，这是毋庸置疑的。
日逐王于神爵二年秋归附，三年春天归抵长安，其本部即有数万骑兵，加之郑吉发五万士兵护送，总计约十万之众，队伍浩大，行程约半年，可谓羌中道的第一次大规模交通。值得注意的是，神爵二年五月，赵充国征羌战争刚刚结束，即发生此次交通盛事，这绝非偶然巧合，应 看作是“以制西域，从枕席上过师”的一次历史验证。
还应注意，这一路线，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谓匈奴与羌人暗中往来的交通路线完全一致。“道从沙阴地”，沙阴指漠北。“出盐泽”，即从罗布淖儿出发。“过长阮”，为穿过柴达木向东。《赵充国传》所言另一事件，即阳关西南小月氏狼何羌遣使入匈奴借兵，也是西去若羌、且末绕过两关，过罗布淖儿东北去漠北。由此可知，在汉王朝断绝羌、胡，建立河西四郡后和打通羌中道之前，匈奴、羌人、小月氏等，仍能利用河西走廊与西域之间的空隙，藉羌中道西端与西域连接之便，相互通使来往。
西汉晚期，据《汉书》西域传、匈奴传，鄯善东南的若羌，因居住青海湖一带赤水羌的西侵，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向西域都护府求援不果，其王率众东奔玉门关而被拒绝，遂率妻子民众数千人亡降匈奴，也是由罗布淖儿转向东北方的。又据同上王莽传和后汉书西羌传，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青海湖周近羌族内附，设西海郡，沿海置五县，烽火亭燧相望，可见当时的边塞和交通，较之赵充国时代，又向西发展了一步。东汉初年，河西、羌中道路同时断绝。直到东汉和帝时，重操赵充国旧业，修缮西海故郡，于河曲、青海湖附近大规模屯田，一度维持中西交通。
六、余语
羌中道与河西走廊都是在张骞探险的时代被发现，又几乎同时被汉朝政府辟通。这条道路魏晋以后的交通情况过去学者论述颇多，而开辟初始和汉代的交通情况则论述较少，或从未触及。
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使用了“开辟”这个字眼。我主张我们研究丝绸之路时，应把它看成是一种历史现象。因为，由于自然地理、民族迁徙等因素，世界各地人类文化远古时代就发生过交往。那种交往非常缓慢，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局限性较大。最好不要把这样的交往与丝绸之路等同。但是，当世界进入古典文明时期，尤其到公元前后，经济发展与政治、军事的需要，在欧亚大陆几大文明中心与国家之间，几乎同时出现积极主动的相互接触与探索，迅速地形成东西方交流的渠道。例如，在西方安息、波斯、希腊、罗马相继崛起，马其顿亚历山大的东征，用军事力量加速了这种接触和交流。在东方，中国的统一、秦汉帝国的强大，汉武帝、张骞、班超之辈的开拓和探险，也使东方文明播及欧洲。只有在这时，才出现世界性的交通和所谓“丝绸之路”，导致东西方文明交流、合作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的结束。
羌中道，作为自然地理概念的道路，同一切道路一样，是种客观存在。但作为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却是在汉代被发现认识和利用。国家、军队等力量的开拓、经营和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外力，它本身很难维持生命。当然，丝绸之路的历史，不仅只包含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以及和平、友谊、合作精神的传播；像羌中道的开辟，也包含一些象战争一类并不美好的东西。不过，这只是历史的支流，与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殖民地时代的侵略、掠夺和剥削，也有着本质的区别。
我想，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对世界和平友好合作事业，会产生良好的借鉴作用。
原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路沙漠绿洲考察·乌鲁木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0年8月)
丝路羌中道再议
《汉书》的赵充国传，是班固记述赵充国经营河西走廊、青海羌中史实，对解决西汉中期西北边疆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民族关系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篇不朽文献。我前数年反复研读此停，有感于丝绸之路经青海省通西域的大道开辟问题尚十分模糊，而该传中，不无线索可循，因撰小文 《丝路羌中道小议》（见《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明确指出：贯通青海省东西、连接西域南道的路，与霍去病出征河西走廊毫无关系；也不是晩到南北朝时期，由求法高僧，或是由居住在青海省的吐谷浑人所开创；而是由张骞在首次探险时最先发现，在汉武帝元鼎六年时开始经营，到宣帝时赵充国征西羌才最终完成。因此路穿经古时羌人聚居地“羌中”，敌称之为丝绸之路“羌中道”。
此后不久，我见到日本学者佐藤长的《西藏地理历史研究》节译本（见《西北史地》1982年4期），知在我之前，他已有相似见解。佐藤先生认为，“自金城溯黄河、湟水的道路”，为宣帝神爵元年赵充国所开辟，并且是“中国势力踏入青海的第一步”。我赞成对赵充国的这一充分肯定，但对“第一步”之说却不敢欣同。至于其它一些分歧，读者不难加以分辨，这里不作赘述。
王宗维、吴礽骧先生接着也发表了数篇讨论同一问题的文章，对拙文提出质疑，得出不同的结论（见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年3期；《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3期；吴礽骧《也谈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2期等）。为了辨明分歧是非，此再谈论一二，就教于质疑者，兼亦补充拙前文的简略不详。
一、“羌中”的确切含义
汉时所谓羌中，据文献记载，除个别是泛指“羌地之中”就“羌人之中”，绝大多数是地理专名，具体是指古羌人集居的河湟、河曲和青海湖一带，即今天青海省的东部、中部地区。
王宗维先生认为，“汉代……大致从敦煌起，至蜀郡西，凡是羌人活动的地方都称羌中”，因此，不宜以“羌中”命名道路。并说，既有羌人居住，便有通行道路，言下之意是“羌中道”太泛泛了。其实，这是对《汉书·地理志》的误解。志谓自敦煌至蜀郡只是大宗羌人历史活动的北、东大体地界，如直称作“羌中”则误甚。
羌中的确切方位，《汉书·地理志》言之甚明。敦煌郡冥安县条：南藉端水“出南羌中”；龙勒县条：氐置水“出南羌中”；酒泉郡禄福县：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羌谷”；张掖郡觻得县：“羌谷水出羌中，东北至居延入海，过郡二，行二千一百里”；金城郡河关县：“积石山，在西南羌中”；临羌县：“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羌曰盐羌”。陇西郡羌道县：“羌水出塞外，南至阴平入白水”，师古注：“羌水出羌中参谷”；临洮县：“洮水出西羌中”；蜀郡条：“禹贡，桓水出蜀山西，行羌中，入南海”。
以上“南羌中”、“西南羌中”、“西羌中”、“羌中”等，所指是一，不过各冠以相对位置的方位词而已。即羌中在藉端水（今疏勒河）、氐置水（党河）、呼蚕水（北大河）、羌谷水（黑河、张掖水）之南，在金城郡西南，在陇西郡以西，在蜀郡西北。如果追溯水流源头，藉端、氐置、呼蚕、羌谷诸水，皆发源于青海湖以西、布哈拉河上游的山地，王莽时该地属于西海郡，故《汉书·地理志》言羌谷水过二郡，即西海、张掖二部。羌中的仙海、盐池，前者即《汉书·王莽传》之“鲜水海”，今为青海湖。盐池相当今之茶卡湖。须抵池，须抵疑即《禹贡》、《后汉书·西羌传》之“析支”，与积石山皆位于黄河河曲。而洮水、桓水（即古羌水，今白龙江），亦源出积石山、岷山和今甘、青、川三省交界处。以上诸地，尤其是河湟、河曲、青海湖及附近，乃是古羌人发祥、生息与聚居的中心所在，该处自然地理环境特殊，原来为羌人势力大本营。羌中，正是这一地带的名称，是一个具有固定历史、地理和民族含义的概念。
羌中，又是历史上青海省较早的一个名称。据先秦典籍及者古资料，青海古时称“羌”、“羌方”、“戎”、“西戌”等。又《禹贡》、《逸周书》、《穆天子传》、《山海经》等晚出典籍，称作“三危”、“昆仑”、“析支”、“织皮”、“渠搜”等等。要之，这都是一些具体的部族、方国的名称，皆位于今青海境内。但在先秦的地理概念中，这些地方对中原而言还相当生疏，颇具神秘色彩。只是到了秦汉统一时期，中央王朝与汉族势力进入河湟及以西，对羌人的历史、地理才有了较充分的了解。于是出现了新的地理概念——羌中。羌中一名首先产生于秦。《史记·始皇本纪》曰：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这是有关羌中的最早记载。秦之临洮属陇西郡，为西疆之极边，其西侧即是徼外之地“羌中”，故（《汉书·西域传》曰“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汉武帝开拓河西、进军湟水时才略有改观，羌中的地域亦相应略加缩小。然而，终两汉之世，汉王朝势力始终未能全控羌中。直到汉末，羌中依然与陇西郡相近为邻。见《后汉书·董卓传》：
“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少好侠，尝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这个羌中，正是今临洮以西的青海省东部一带，二地相去不近，故得以交游、宴猎。在秦汉人看来，临洮以西的河湟、河曲、积石、西海，乃是秦陇以西羌戌的中心，故称羌中。羌中之命名，犹若“关中”、“汉中”、“湟中”、“榆中”之命名，同属一类。都是方位明确的地名。如按王先生的解释，秦的疆域，或者董卓的交游，似乎也可以划到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去，这显然是不妥的。所以，羌中并不是泛泛不可捉摸。用羌中命名穿越青海省东西的古道，也正如“河西路”、“西域南、北道”、“草原路”一样，不存在不确切的问题。
还应指出，古代羌族确实分布极广，如新疆西域南道诸南山羌族小国，青海、西藏间的发羌、唐旄羌、武都、蜀郡、广汉以及越巂郡的参狼、白马、牦牛诸种羌等，地域都在羌中以外，故史籍皆直称其种族名而不称“羌中”。赵充国传中数处提到羌中，所指均前述之河曲、河湟和青海湖地区，而不是这些地方。至于河西走廊、南山和金城、陇西诸地，自古屡有羌人居住、活动，更未闻史籍有称其地为“羌中”的。
二、“羌中道”的由来
王宗维先生反对“羌中道”提法的理由之二，是“这个名称，史记、汉书都不曾记载”。此理由亦不能成立，请看《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同）：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月氏），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甘父俱出陇西，迳匈奴，匈奴得之，传诣单于，……留骞十余岁……骞因与其属亡乡月氏”。
“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
“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俱为天子言之，曰：……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以上所引， 乃是张骞首次探险的梗概。其第三段，明文记述张骞说中国通大夏有三条道路，即“从羌中”、“少北”和“从蜀”的道路，不知所谓“史汉都不曾记载”的话从何说起！？
关于张骞通西城，尽管上述记载屡屡为研究中西交通者所引用，并加以论述，但其中的不少重要线索，却又屡屡为研究者所忽略，为此特别多说几句。
张骞首次探险在武帝即位初年。当时汉的西疆，仅抵黄河、陇西而止。河以西，今祁连以北的走廊、沙漠、水草地，原属月氏、乌孙，现被匈奴右部诸王占领，与汉接壤，对峙紧张。但祁连以南、尤其河湟一带的羌人，与汉朝之间，基本上是平和无隙的。景帝时，羌中研种留何等部众恐惧匈奴侵扰，曾请求入居狄道、安故、临洮诸县塞以自保，见景帝本纪，可以为征。这是当时的大势。此其一。
张骞出发前，朝野上下只知道经匈奴通大月氏的一条路，所谓“道必更（经）匈奴中”即是。正因此唯一通道被匈奴拦截堵塞，才招募勇士前往冒险。此其二。
张骞去时“迳匈奴”，而返回时“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走的不是同一路线。所谓“迳匈奴”，传统的看法是经过河西走廊。故张骞发陇西，必西北行，设法偷渡或闯过走廊。但半路为匈奴捕获并传诣王庭。其被捕地点，拙前文推测当在匈奴势力较强的走廊东部。后，他自漠北（即单于王庭地）约直接逃亡大月氏，其间虽必经过西域，但未必是重返河西，而后再西去。因此，河西走廊——西域——月氏、大夏的丝路大道，虽只称“张骞始开”（语见《汉书·西域传》），却不是首次探险中所完成的。但他所侦获的情报，对元朔六年卫青出击漠北，元狩二年霍去病进军河西等重大战役具有指导作用。元狩二年，汉军出陇西，鏖战皋兰，过焉支山千余里的路线，与张骞所出路线可能一致。直到该年夏秋，昆邪王降，河西空无匈奴，张骞才得以二次出使，顺利通过河西走廊抵达乌孙。此其三。
张暮首次探险归来，向武帝建议交通西方的道路有三，已如前述。其起点为中国，终点为大夏、大月氏和大宛。此三路，“从蜀”的蜀道，和“从羌中”的羌中道，乃是这次探险的意外收获。蜀道，即由蜀郡——西南夷——印度——大夏的路，是张骞据见闻分析、推测出来的。这种分析尽管相当合理，但究竟怎样走法？他本人并不清楚。后，武帝三番两次欲打通西南夷的失败实践，证明所谓“宜径又无寇”乃不实之辞。羌中道则不然。它大约是张骞游历匈奴、大宛、康居、月氏期间侦悉的一条新路。并深知其道险恶，但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得不尝试一次。“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表明这是一次经过筹划，路线具体，已经实施的行动。只因半路又被捕获，才未能实现东返长安的计划。此其四。
汉时南山，一般是指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但今新疆南疆昆仑山以东逶迤至祁连山西侧的称阿尔金山，当时亦称南山。秦汉时我国西部羌、胡二族的地理分野，大致以南山为界，山北多胡人邦国，山南羌人世代居住，而南山附近羌胡杂居。张骞自大夏东返，必先越葱岭。葱岭以东至阳关，沿着西域南道为莎车、于阗、扜弥、精绝、且末、鄯善（楼兰）达胡人国。但在这条大道南侧，昆仑山以至南山脚下又有一些不当道的非胡族小国，如无雷、依耐、蒲黎、西夜、渠勒、戎卢、小宛、婼羌等，《汉书·西域转》称之为羌、氐之邦。张骞西行时，匈奴已括有西域东部和河西走廊全部，如车师、楼兰等皆被统治羁靡。在这种形势下，张骞“旁南山”而行，肯定是不走西域南道诸胡人国，更不能穿行河西走廊匈奴诸部，而只能是沿着前述旁山诸羌氐小邦，从婼羌的阿尔金山山口， 潜入今青海省，从羌中东返长安。这也是出于政治、安全因素的最佳选择。婼羌以东的路，即羌中道，亦即后世吐谷浑人自湟中、西宁——青海湖——柴达木——婼羌、且末——于阗（或高昌）的“吐谷浑道”。而遗憾的是，人们只承认吐谷浑道，却不知羌中道的历史。此其五。
综上所述，史汉关于羌中道的记载明白无误。在二千一百年前，它就被张骞发现，作为中国交通西方三条大道之一，提供朝廷选择决夺。过去研究中西交通和张骞，多看重他凿空河西和西域，对他发现羌中道路有所忽视。尽管张骞本人未能实现开拓此道的目标，但后不久终于被打通，我们下节还要论述。无数史实表明，作为丝路大道的补线之一，羌中道曾发挥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这一功绩，溯根求源，应先从张暮算起。我所以提出“羌中道”，用意即在于此，还历史以原来面目，井非个人的杜撰、发明。
其实，张骞说的匈奴道、羌中道、蜀道，我们今天说的吐谷浑道、草原道等等，都有具体路线。羌中道，当然不是凡羌人活动的地方都可交通，既不是从敦煌到蜀郡，也不是参狼、牦牛、发羌的地方。同样，匈奴道或“迳匈奴”，也不是匈奴广大疆域的任一地方都能通达西方，这些本无须言喻。张骞一言“并南山，欲从羌中归”，一言“少北，则为匈奴所得”，明眼人一见即知：匈奴道指河西走廊，羌中道在祁连山南的青海省，它们都有具体所指。
三、汉宣帝时开通羌中道的史实真相
西汉宣帝神爵年间打通羌中道的问题，王宗维、吴礽骧二先生与我持完全相反的意见。分歧中，不少是因为双方对《汉书·赵充国传》（下简称传）的不同理解。
（一）关于赵充国的进军路线：
宣帝神爵年同今青海发生的羌乱，统观赵充国传，叛羌有三股势力。一是东部的先零羌，为叛乱根源，与匈奴结盟，渡湟水，攻金城、陇西，力量最强，是主要敌人。一是中部的罕开羌，为先零羌附庸，兵力主攻方向力出击敦煌、酒泉，但力量较弱。又一是西部的小月氏种狼何羌，与匈奴联兵，企图断绝的道路。三股势力，又与河西走廊北部的匈奴应。针对这一严峻形势，赵充国率军征羌，采取先重点打击先零羌，然后用恩威并重的方法招抚罕开羌的方略。其进军路线，据传载，自金城偷渡黄河，沿湟水西过四望峡，昼夜赶至乐都、西都地尉府，七月甲寅大举进剿“先零在所”，先零羌大败并退渡湟水。赵乘胜追击，“兵至罕地，令军毋燔聚落、刍牧、田中，”罕开军队闻汉军不欲作对，派使者和谈，愿“复还故地”，“罕羌竟不烦兵而下”。此后，赵就地屯田，修筑烽燧、道桥至“鲜水”左右，用以镇抚诸羌，羌乱不久即平伏。
从以上路线：金城——四望峡——乐都——西部都尉府——先零羌叛军驻地——罕开羌居地来看，汉军乃是沿湟水一由东而西，并越过湟水以南进兵到罕羌地的。罕羌居地，史无明载。但据传，罕羌之军士远离其家乡、妻子，在“鲜水北句廉”的地方“欲为敦煌、酒泉寇”，而赵充国已将军事势力扩展到“鲜水”，那么，罕开羌的居地应当就在今青海湖附近。该湖，据王莽传及后汉书西羌传等，又称西海、鲜水海或仙海。鲜水，当包括今青海湖的主要水源：布哈拉河水系。罕开军队的位置，则应在布哈拉河以北和西北，距敦煌、酒泉较近。否则，是无法直接侵扰二地的。
这里还需提及吴礽骧先生的不同观点。吴文认为，赵充国的行军路线是金城——湟水——湟峡（西宁东侧，由此处转向北方）——鲜水（张掖黑水的东源八宝河）——扁都口。按，这首先弄错了方位。赵充国的进军，据前文分析，乃由东而西，甚至偏向西南。鲜水即青海湖，在湟峡以西，传中明说：“治湟峡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左右”。吴文为了强合其扁都口之说，硬将路线从湟峡折向正北方，将鲜水搬到扁都口附近，这是不科学的。其次，将罕羌领地（传称故地）和罕开军队所在的“鲜水北句廉上”混为一谈。赵充国此次进军，只到达前一地面未至后一地，与罕开军并未交锋。吴文却认定位于扁都口南侧的八宝河就是鲜水北句廉，甚至把汉军拉到扁都口，与传中记载甚相悖违。再次，传中说罕羌“朝夕欲为酒泉、敦煌寇”。试问，罕羌如果在扁都口，出击河西，必先瞩今山丹、民乐、张掖，与酒泉、敦煌何干？！又传言：赵充国进军羌中后，继之修筑道桥、恢复烽燧，进行屯田，令汉军“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以枕席上过师”。当时汉已拥握河西，扁都口不过是河西与羌中间的一条僻径。在扁都口怎样控制西域？！ 退一步说，如果河西走廊被匈奴断绝占据，又怎样经过扁都口“以枕席上过师”？！这一切均令人费解。
总之，据赵充国传，这次进军活动，其终点在青海湖和临羌左右。自金城至青海湖，正是羌中道的东半段，也是最关键的一段。吴文说赵充国传中没有打通羌中道东段的任何记载，显然是不正确的。
辛武贤的进军路线：
王宗维先生没有像吴礽骧先生那样坚决反对羌中道东段的打通，只是说“赵充国没有从金城西行可千二百里”。然而他在“细读”此传后，认为根本不存在酒泉太守辛武贤从河西出军青海一事，而吴先生也是“仔细阅读”后持同样观点，这就不能不令人惊讶了。
问题题恰恰是王、吴二先生只研究了赵充国传的前半段而忽略了后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