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对话
第一节 描述
原初的记忆
我经常做相同的梦，尽管变化各异，有时也会间隔数年。我称它为“双重呼唤”之梦。梦的背景总是大体相同的，那是一个贫弱而蛮荒的世界。我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洞穴之中，就像锡拉库扎[1]的拉托米亚一般；或者置身于一个泥土房中，醒来后会使我回想起乡间的农夫；或者在茂密森林的边缘，我记不得是否真的似曾相识。
梦以不同的方式拉开序幕，常常伴有某些非凡事件的降临，例如，一只状若幼狮的小兽（梦中我知道它的名字，醒来却忘记了），它撕扯着我的手臂，惟用力方可挣脱。奇怪的是，梦中故事的开端与这些事件的表面含义相同。显然，那是整个梦境中最为重要的，但却总是如此迅疾地展现，仿佛无关紧要。而后突然间又放慢速度：我站在那里，大声呼唤。鉴于我清醒的意识所记录下的事件，我本应设想，我所发出的呼喊声的变化与以往的事情一样，时而欢愉，时而恐惧，有时甚至充满痛苦，但却又伴着成功的喜悦。然而，在我清晨梦醒后的回忆中，那呼喊声既不富于表情，也颇乏变化，每一次都是相同的呼喊，语言含混但节奏感强，起伏分明，声音渐趋洪亮。如果我醒着，嗓子是难以忍受的，声音悠长，异常的悠远深长，如此呼喊像一首歌。当它停止，我的心跳也戛然而止。但是，随即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另一声呼喊向我袭来，与以前的呼喊相同，却由另一个声音唱出。然而，它与我的呼喊绝非类同，当然也不是我呼喊的“回声”，那是真正的应答。这种应答并非单纯地重复我的呼喊，甚至不是以一种弱化的形式，而却与之相一致，回应着我的呼喊——如此这般，起初传到我耳中的毫无疑问的我的呼喊，现在却存在着问题，一连串的问题，好在这些问题一一得到回应。然而，回应也与问题一样难于解释。遇到相同的呼喊并不意味着两声呼喊完全相同，每一次的声音都是新的。但是现在，随着回应的中止，在它消弭的瞬间，我确信——怀着对这个真实的梦的确信——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别无他物，仅此而已。而且，正是以这种方式——现在，它已经发生了。如果我试图去解释它，就意味着，现在使我发出叫喊的事件真实地发生了，并且伴有回应者。
此后，这个梦多次重现——直到一次，最后一次，大约发生在两年前。起初一切依旧（即动物之梦），我的呼喊声消失，心弦紧绷。然后，随之陷入沉寂，没有回应。我仔细聆听，没有声响。头一遭，我在等待回应；迄今它都令我迷惑，似乎我从未听到过它。等待，却无声响。现在却发生了一些事情。至今为止，我似乎从未以其他方式进入感观世界，除了利用耳朵，并且我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具有感觉能力的个体，既是附着身体器官的感觉，也是**裸的感觉。所以，我向远方暴露自己，面向所有的感知。于是，回应在喧闹中出现了，不是来自远方，而是来自环绕我的空气。事实上，并不是它出现了，它原本就在那里——所以我应该作出解释——在我呼唤之前，它就存在。现在，当我向它完全开放时，我又听到了回应。并且将它完全纳入我的知觉之中，就像在原初的梦中领悟其应答者一样。要说如何倾听它，应该说用“身上每一个毛孔”去感受。应答者依旧出现在我的梦中，回应我的呼唤。它以一种难于定义的不可知的完满性超越原初的应答者，因为事实在于，它已经在那里了。
当我最终听到它，轰鸣声比任何时候都大，我愈发确定，此刻它已经发生了。
无言即交流
正如最渴望交谈却无法交流（最清楚地表现在一种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辩论的奇特活动中，辩论意为“分开”，那些思考能力颇佳的人尤其沉迷于该活动），对于交谈来说，声音不是必要的，无手势亦可。言语可以摒弃所有感觉的凭借，并不失为言语。
当然，我并不是指恋人之间的含情脉脉、依偎轻轻、眉目传情、心有灵犀，事实上，仅仅是一个凝眸，系于彼此心灵的含义也是丰富的。我也不是指神秘主义者享有的静默，如报道中方济各会的埃济底阿斯和法国的路易斯（或者，极为相似的，两个哈西德教派的拉比），他们相见，一言不发，但是“站在上帝（圣像）面前”感受彼此。这里，仍有手势及其形体语言的表达。
我之所思，我会以实例阐述清楚。
设想在荒芜之地，两个人并肩而坐，他们互不搭言，也不相望，甚至从不转向对方。他们互不信任，亦不相知，只是在那天清晨，他们在旅途中相识。此时，他们不关心对方，我们也无须了解他人的心思。其中一人一如平常般平和地坐在看似普通的座位上，热切地等待即将到来的一切。一个人一定已经在那里了，他的存在似乎昭示着准备的不尽充分。另一个人的态度并没有与他相悖，那是一个自敛的人，善于克制自己。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他就会知道，儿童时代他被施以符咒，他的自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而所有态度的背后是一种在表达中无法克服的无能为力。现在——让我们设想，在成功地破除束缚我们心灵的七个铁箍的时刻——符咒悄然消失了。直到现在，此人仍然一言不发，手指都没动一下。然而，他在做些事情。符咒的消失已经莅临于他——无论来自何方——尽管他没做什么。而这正是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他解除了自己所保有的缄默，只有他自己的权利方可施加，信息毫无约束地流淌出来，沉默将它带给邻人。这确是给予他的，他毫无保留地接受这信息，正如接受自己所面临的真实的命运。他将不能告诉任何人他所经历的东西，甚至他自己。对于他人，他现在“知道”些什么？无须再知道什么。因为在那里坦诚占据主导，在人与人之间，即使无言，对话的言语也神圣地发生了。
纷纭意见与偶发事实
因此，人类的对话或以语音或以手势，这些符号都具有独特的生命力（语言的字母在特例中有其地位，正如聚会中前后传阅的、描述气氛的纸条），尽管如此，没有这种符号，对话亦可存在，不过它的确不以一种客观的可以理解的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交流的一个要素似乎就在于它的本质，无论内在与否。但在其巅峰时刻，对话甚至可以超出这些界限。对话可以在被传达的内容或可以被传达的内容之外完成，甚至是最隐私的部分。并且，对话不是在某种神秘事件中完成的，而是在确切意义上的事实中完成，且完全契合于常规的人类世界以及具体的时间序列。
人们确实有可能倾向于承认其对于情欲这一特殊领域的有效性。但我却无意在这里把它作为解答。情爱，在现实中，远比柏拉图谱系神话的构成更为奇异。情爱也绝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纯粹是对话的浓缩与展开。我确信没有其他领域如这一领域那样（后文将论及），对话与独白相辅相成却又背道而驰。许多广为人知的爱情的迷狂只不过是恋人之间意想不到的可能性得以满足时的喜悦。
我宁愿去思考那些质朴但有意义的事情——陌生的人在繁忙的大街上擦肩而过，他们瞥视对方，尽管不是宿命的一瞥，却显示出两厢对话的本质。
但是，我能够通过一些经历展示我所思考的一切，这些经历真正完成了信息与信息的交流，也就是说，将对话的信息具体化。
这里我所关注的不能以观念传达给读者，我将用实例来说明——倘若问题重要，我们不避讳从个人生活的最隐秘处选取例证。除此之外，相似的例子何处可寻呢？
我与一位亡友的友情源于一次偶然的事件，如果你不介意，可以把它称为一个被突然中断的谈话。时间是在1914年的复活节。来自欧洲不同民族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由于一种莫名的大难临头的预感，他们试图为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机构而做些准备。会谈是坦诚的，在此之前我从未深切体验过如此主旨鲜明而又成效卓著的会谈。所有与会者都深受其影响，没有虚伪之辞，字真句实。当我们讨论到组成更大的集团，并发出公开倡议时（确定同年8月聚会），我们中的一个人**澎湃，颇具仁爱与公正之心，提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那就是，得到提名的犹太人太多，这样一来有几个国家似乎就要由他们的犹太人来代表了。尽管类似的反思与我的意见毫不相关，这是因为，我始终主张犹太人在维系世界持久和平所作出的努力是有效的而不是肤浅的。这种努力只应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中，而不应分散在成员之中。在我看来，他们这种方式的表达，是对其公正性的玷污。作为一个顽固的犹太人，我对他们的异议表示反抗。我已经无法记起我是怎么讲起耶稣来的了，我说我们犹太人打从心底里认识他，他是犹太人，这令我们冲动和兴奋，这种认识方式对那些皈依他的民族来说仍旧是无法企及的。“以一种你仍旧无法达到的方式”——我直截了当地对前面那位牧师说。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我们从对方的眼睛中洞悉心灵。“好吧”，他说。在所有人的面前，我们兄弟般地亲吻对方。
犹太教徒与基督徒关于彼此间境遇的讨论转变为犹太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联盟。在这种转变中，对话得以实现。意见消失了，偶发事实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发生了。
宗教争论
这里，我设想会有两种反对意见：一种颇具影响，一种现实有效。
在这两种反对意见中，一种反对我的观点采取这种形式。当论及根本性的宇宙观问题时，谈话绝不能以这种方式中断。每个人必须完全真实地展示自我，在人们无法自拔的偏好中，以真实的方式体验自我常常会受到他人的限制。于是，二者共同承受我们受制约的本性的命运，并在其中相遇。
对此，我的回答是，受限的经验包含在我所提到的那些东西中，共同克服它们的经验亦包含其中。这不可能在宇宙观层面上完成，而是诉诸现实层面。二者都无须放弃其观点；只是，当他们做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或者有一个可称之为协约的意外事件发生时，他们进入了一个所持观点的原则失效的领域。他们也遭遇了我们受制约的本性的命运。但是，当他们为了某个永恒的时刻而摆脱宿命，就像我们所被允许的那样时，他们其实是无比崇尚这种命运的。当每个人都在心灵深处转向他人，与他人交谈，彼此接近，使对方显现时，他们就相遇了。
另一种反对意见来自一个相当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方面。我之所言在这种观点所及之处或许是正确的，但止于承认对信仰告白的正确性。信仰对立者所关注的是奉行神旨，而不是短暂的人与人之间的争论。对于那种笃信信仰，不惜牺牲自我、屠戮他人的人来说，没有信仰的法则支配不到的领域。他为真理的胜利而努力，而不允许自己被情感所误导。信念不同于他即为错误，必须改宗，至少要接受教导；与他直接的契约不能由信仰的主张出发，而只能于其外达成。宗教论证的观点不容忽视。
这种反对意见从其对相对精神的无约束特征之漠视中获得力量，这种特征被认为是一个过程问题。我只要通过忏悔就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我没有可能判定路德或加尔文的行为，路德在马堡拒绝与乌尔德利希·兹温利[2]合作，加尔文则促成了塞尔维特[3]之死。因为路德和加尔文认为，基督的话语临在于众人，清晰明了，人们应当不容置疑地拥护它。我不相信这种说法，基督的教义流星般穿过我的视野，陨石可以作证，虽然它不能发光。而我自己只见到光亮却无法创造陨石，就说“正是它”。但是信仰的不同绝不能仅仅理解为个体的差异，也不能归因于现代人信仰的脆弱；即使我们的信仰大大加强了，差异依然存在。确切地说，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严格意义上讲，体现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之中。仅仅考虑我们所熟知的黯淡、无上之光、生存之黑暗、启示之虚无，肯定不能从本质上把握这种变化。这是期待中的黑暗——不是模糊的希望，而是期待。我们期待神的显现，并且知道显现之地，我们将其称为共同体。在这个期待中的共同体中，被清晰地了解、被拥护的惟一福音是不存在的。在人类面对他人境遇的过程中，口传之词得以详述。没有对其创造物的忠诚，就没有对神的皈依。我们的方式是去经验之。
一次真正的宗教交谈在进行——不是那些徒有其名虚有其表的交谈，事实上没有人关注同伴的话语；真正的对话从肯定到肯定，亦从一开放心灵者到另一开放心灵之人。惟有此时，真正平凡的生活才会出现——不是在一切宗教中提炼出具有相同信仰的生活，而是在一定境遇之中感受痛苦与期待的人生。
问题之提出
对话的生命力并不局限于与他人之交流；而如其所示，是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且仅仅表现在与他人的交流之中。
同样，即使免除语言和交流，仅从我们可以感知到的来看，对话的生命力似乎也不可避免地与之相结合，并作为其最微小的组成构成内在行为的相互性。对话中连接在一起的两个人一定会转向对方，他们一定业已转向对方——无论以任何行为作为衡量标准，或实际上只是以其行为意识作为衡量标准。
如此直接和正式地提出问题是有益的。在讨论关于范畴之界限这一被明确阐述的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新的问题，它使得所有规则分崩离析。
观察 旁观 意识
我们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感知一个眼前生活的人（我不考虑将科学知识作为客体，这里不涉及这一点）。我们感知到的客体没有必要了解我们的存在。由此，他是否与感受者有所关联或者对感受者有某些看法都不重要。
观察者为了将被观察者牢记于心，孜孜以求地去“关注”他。观察者探察并且记录，就是说，他勤于记录尽可能多的“特质”。他严阵以待，无一疏漏。特质构成客体，可以获悉特质背后所隐藏的内容。人类所表达的系统的知识不断收录层出不穷的个体的新变化，以保持其适用性。面部只代表容貌，动作仅表现姿态。
旁观者并不专注。他的立场是让自己自由地观看客体，安然地等待其呈现于他。仅在开始有其目的性，超乎目的的一切都非其所愿。旁观者不是四处搜罗、漫无选择地记录，他放任自己，丝毫不怕忘记什么（“忘记才好”，他说）。他不去回忆，只依赖于感观去存留值得保存的东西。他不像观察者那样，以青草作为草料；相反地，而是让阳光去照耀它。他不关注特质（“特质会使人误入歧途”，他说）。客体向它所显现的是那些非“特质”、非“表现”的东西（“兴趣并不重要”，他说）。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旁观者。
然而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感知。
旁观者和观察者都具有定向性，他们的立场即期望去感知生活在我们面前的人们。此外，对他们来说，此人乃是与他们自己、他们的生活相分离的客体，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才能够被“恰当地”感知。随之，他们以如此方式体验到的东西——无论是从观察者角度得来的众多特质，还是旁观者所认为的存在，二者既不强求他们的行为，也不将命运施加其上，而是将整体交付于感觉。
在我个人生活的某个接受性的时刻，某人来见我，对我“说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是关于我的，但我却根本无法以任何客观的方式加以把握，这是一件不同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告诉我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如何，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等等；而意味着，告知我某事，向我讲述某事，论及那些进入我生活的事，可以是关于此人之事，例如他需要我；也可以是关乎自己的事。与我相关的这个人本身与所说的东西毫不相关。他与我没有关系，他的确根本没有注意我。于我而言，不是他像孤独者一般无声地向邻人**心机；而是其在讲述他自己。
把“说”作为隐喻并不能够真正理解它。这句“对我没说什么”是一个过时的隐喻；我所说的话则是真实的言语。言语的大厦有很多公寓，这是其中之一。
将它告知我与旁观、审视而得知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我不能够描绘、概述或描写一个人，如果事件都是通过他告诉我的。如果我试图去做，这将是话语的终点。此人不是我的客体，我不得不与他相关联。或许，我必须完成与他相关的事件；或许我只是了解一些，这只是让我“接受”的问题。或许我必须立刻作出回答，对于那个我面前的人；或许所言要经过长时间、多方面的传送，我会在其他时间、地点回答他人的问题，用他知晓的那种言语。现在仅仅要做到独自担当，回答问题。而我每每遇到的情形却是：每一句话都需要回答。
我们可以将这种感知方式称为意识。
我所意识到的不一定是人，可以是一种动物、植物，或者一块石头。没有什么现象或事件从这一系列中被剔除，正是通过它们告知我一些事情。没有什么能够拒绝成为福音的化身。对话可能性的范围即意识之界限。
符号
我们每个人却都被包裹在甲胄之中，这些甲胄的任务是防止符号进入。符号不断地涌向我们，或者意味着被告知，我们只需去感知、去展示自己。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风险过大，无声的惊雷似乎要以毁灭作为代价，我们只有一代代地去改良防护器械。我们所有的知识向我们保证，“镇静，所有的事情都如其所愿地发生，没有什么是针对你的，你并没有被指定；它就是世界，你可以任意体验，你用之在自我身上的一切仅仅源于自己，不需要你的任何东西，你不被告知，一片寂静”。
我们每个人都被包裹在甲胄之中，但我们很快就对其不再熟悉，不再关注。有时穿过甲胄，激**心灵去感受些什么。每当它把自己强加给我们，于是我们就注意到它并且问自己，“有什么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吗？不是我们每天所遇到的那类事情吗”？而后我们回答自己，“没什么特别的，的确没有，每天如此，只是我们不在场而已”。
交流的符号并不是异乎寻常、超乎秩序的，即使掺杂那些在任何场合下、经常发生的东西，交流也并没有增加什么。以太之波不停地吼叫，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拒绝接受。
对我呈现的东西在对我说话。在对我呈现的事物中，这个发生着的世界在对我说话。只有从中剔除告知的种子，使其荒芜，我才能将我之所想作为与我无涉的世界的一部分。建立一个只需与之相契合的密切关联的贫瘠系统是人类巨大的工程。人类已将语言强制置于这项工程的施行之中。
在年代久远的城堡之外，反对意见朝向我，如果一些卫士对这一系列思想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它不过是一种原始迷信的变形，这种迷信认为，宇宙和大地之上的时间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具有可把握的直接含义。为代替从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上理解一个事件（对此我思考很多，我一直崇敬真正的研究行为，只要研究者在仅知其所为的同时不忘进入其领域的范围），这些守门者说，人们试图去了解宣称一事件的意义，而这在理性的连续时空中并无位置。
就在那时，我意想不到地遇到一群占卜师，众所周知，他们中的很多都是现代型的。
但是无论他们是内脏占卜还是占星，他们的符号都具有特定的含义，即它们都包括在词典之中，即使不必有书面形式。流传下来的信息无论多么深奥都无关紧要：探寻符号意义者对于这一符号或那一符号所意指的人生关键之处谙熟于心。由一些不同符号结合所造成的分与合的特定困难也无关紧要。因为你可以在“字典中查找”。这一切事物的共同特征就是它适用于任何时间：事物保持不变，它们被一次性揭示出来，规则、法则及其类推的结论可以随处运用。人们所共称的迷信，即不正当的信仰，对我来说则是谬知。从关于数字“13”的迷信中，可以看到完好的悬梯能够直达真知的眩目高度。这甚至不是现实信仰的狂热。
真正的信仰——如果我所定义的现实信仰是指展示我们自己与感知——始于放下字典而无所用之际。我想到的东西向我诉说，但所言不能够为任何深奥的知识所揭示；因为它从未被说出，也不曾由发出的声音所构成。它既不能阐释也不能翻译，我既不能去解释也不能去展示它；它根本不是一个什么东西，据说它进入了我真实的生命；它不是一种可以孤立于情境而记忆的经验，那时，告知依旧存留，不可分离，询问者的问题尤在并且会有答案。
（问题尤在，因为这是另一个重要的矛盾，此矛盾存在于解释符号的一切事物与我所涉及的符号语言之中，这种语言没有带来知识或满足。）
信仰位于“一次性经过”的河流中，知识可以跨越河流。类推和类型学的一切紧急事件结构对人类精神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当询问者的问题临近你我，却又要逃开之时，紧急事件的结构就会起作用。有生之命仅于这种河流中得以验证、实现。
怀着对延续时空世界的尊重，我知道我每时每刻所面对的恒常的现实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我可以将其分成相应的部分，比较它们，按照类似现象将它们分组，我可以从简单中推导并最终归结为更简单的现象；不过，当我为所有一切而付出时，我并没有触及具象的现实世界。现在它用一种令人恐惧的目光凝视我，不可分离、不可比较、不可简化，只发生了一次。所以，在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中，四处跳动的牵线木偶的导演想要告诉年度集市上的人们，它们所惧怕的丑角不过是一束穿衣的稻草而已：他将其撕碎——他也崩溃了。棚顶之上，活着的彼恰契卡坐在那里嘲笑他，喋喋不休。
具体现实真实的名字是一种创造，它被交付于我和每一个人。告知的符号于其中被赋予我们。
一个转变
早年，“宗教的”事情对我来说是异常的。这样一些时刻常常超出时间进程：日常的外壳从某处或它处被击碎，随后，表面可靠的永恒性破灭了，所发生的攻击将其法则冲击得七零八落。“宗教经验”是对不合生命情境之他性的体验。它可以始于平常事物，始于对寻常客体的思考，但随之却出人意料地变得神秘而不可思议，最终照亮了进入一条神秘的闪电般穿出黑暗的道路。然而，时间同样不需要中间阶段就能够被撕裂——首先是牢固的世界结构，而后，更为牢固的自信心飘然而去，你被引入到一片充盈的天地之中。“宗教”使你升腾。现在，那里盘踞的事物是习以为常的存在，这里则被启示、迷狂、欣喜所占据，没有时间或顺序。这样，你自身的生活就包含现实的生活与超然的生活，除了转变的时刻之外，没有任何联结。
无常生命趋于死亡和永恒，只有实现其无常方能面对这一切。通过一个日常事件、一次判断——由紧闭的双唇和冷静的一瞥中作出判断，诸如，由此认识到现实生活如此划分的不合理性。
所发生的事情仅仅是在一个上午。在一个充满“宗教”**的早晨之后，始于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的造访。他心不在焉。我当然会让这次见面显得亲切，所以对待他不像对待他的同龄人那样有一丝冷淡；那些年轻人习惯于在每天的这个时候见我，他们把我当作圣贤一般，聆听教诲。我专注而坦率地同他交谈——只是我忽略了去猜度他未提出的问题。随后没多久，我从他的一个朋友处得知问题的本质内容——他已不在人世。我知道他的拜访绝非偶然而是宿命，不是为了聊天而是抉择。他曾经到我这里，在一个时刻。当我们在绝望中走进他人，我们期待的是什么？一定是一种显现，借之我们被告知仍有意义。
从此，我放弃了这种宗教，它不过是一种异常、精粹、升华与迷狂；或者说是它放弃了我。除了未被带走的日常生活外我一无所有。神秘不再被揭露，它已经遁逃或留驻于事物的发生处。除了需求与责任等重要时刻之外，我不知道别的什么时候是充实的。尽管与它并不等同，不过我懂得在需求中我被需求，在责任中我要承担责任，我知道是谁说话，是谁需要回应。
我不知道更多。如果那就是宗教，那么它就是一切，不过是作为对话可能性的一切。这里同样有宗教最高形式的空间。因为当你祈祷时，你不是将自己置于这种生活之外，而是在祈祷中针对它去思考，即使最终放弃；空前惊悸的事亦是。当你被上天召唤，它需要你，于是去选择、受准许、被派送。当涉及你以及生命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时，这一时刻不是从生命中抽取出来的，而是依赖于那些幸存者的示意；你不是湮没于没有义务的完满之中，而是愿意过一种交流的生活。
谁在说话
在生命的符号中，我们被告知。可是，是谁在说话？
把“上帝”作为回答于我们无益，如果我们没有给出个体存在关键时刻之外的答案，这种关键时刻要我们不得不忘掉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所有事情，我们敢于不流传、不学习、不自谋发展，也不存有知识，我们被掷于黑暗之中。
现在，我用一个笨拙的比较来说明，因为我知道没有恰当的方法。
当我们真正理解一首诗时，我们对于诗人的了解是在诗句中所了解到的——没有什么传记智慧，它对于我们完全理解我们所要理解的东西是有价值的：走近我们的自我就是这诗歌的主体。但是，当我们以相同的正确方式品味诗人的其他作品时，主体在结合的过程中具有多重性，它们相互完善，相互说明，形塑了一首个体实存的复调音乐。
以这样一种方式，从符号的给予者，即过往生命中的语词的言说者中，在诸神以单一身份为我们升起的时刻，这声音的主，太一，出来了！
上与下
上下相联。期望与人而不是与上帝交谈，他的话不能实现；期望与上帝交谈，而不是与人，他的话会引人误入歧途。
有一个传说：一次，一个受上帝启示的人离开生命界进入一片荒地。他在那里游**，直到来到一个神秘门之前。他敲门。里面传出问话：“你到这里想得到什么？”他说：“我向人类称赞你，但是他们对我的话充耳不闻。所以我来到这里，向你诉说并想得到答复。”“转身离开吧”，里面传来声音，“这里也没有人听你诉说，我已经将我的听力融入常人的充耳不闻之中。”
来自上帝的真正的诉说将引导人类进入活生生的言语之境，在那里，生命的声音依稀而过，如此错过却真正获得了永恒的伙伴。
责任
责任的观念会从专门的伦理学领域、从自由翱翔的“应然”领域中带回现实生活领域。真正的责任只存在于有所回应的地方。
对什么作出回应呢？
对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对所见、所闻、所感作出回应。由于从世界和命运那里获得了一些内容，每一个分配给他的具体时刻对于执著于他的人来讲，都是语言。之所以需要专注，不过是因为需要从仔细观察入手。由此，正如我所指出的，文明这一大容器使人们远离这种专注及其所带来的后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依其习惯，专注的人“掌握”紧随其后发生的事情；进入其中是强求的。此外，他所信任、所拥有的一向有用的东西中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没有任何知识、技术、系统、程序可以帮助他，因为现在，他必须利用那些不经分类的东西，自身也被具体化。这种语言没有字母表，每一个声音都是新创造的并且以这种方式领会。
期待一个专注者的出现，他在事件发生时能够直面创新。它以语言的形式出现，不是充溢头脑的语言，而是准确针对他的语言。如果一个人问另一个人是否听到，他说听到了，那么他们只是在经验行为而不是在被经验对象上一致。
但是，语言由声音构成，这些声音——我重复是为了消除误解，或许误解依然存在，我指的是那些异乎寻常、大乎生命的东西——就是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其中，我们被告知这些事件或“伟大”或“渺小”，而那些伟大的事件并不比他者运用更重要的符号。
然而，我们的态度并不是通过我们意识到的符号而被决定。关于自己，我们依然可以保持沉默——答复富于典型的时代特征——或者退让至习以为常的类型之中；尽管二者都会令我们沉迷于创伤，这种创伤不会在任何清醒与昏迷的状态中被忘怀。可是，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于我们冒险作出的、或许是结结巴巴的回应之中——心灵几乎不能够获得清晰的发音——然而，这是一种真诚的结巴，当含义与嗓音相合时可以说些什么，然而喉咙过于紧张无法完全表达出成型的含义。我们的应答用言语表达出来，或有所行为抑或有所阻碍，如告谓一样无法翻译——由此，行为类似阻碍而阻碍也类似行为。我们以此方式所说的存在的是我们走向、进入此刻临近我们的情境之中，如此情境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因为没有类似的存在。
至此并未完结，我们必须放弃那样的期待：我们意识到的情境永远不会被完成，但我们可以把它纳入到现实生活的实质之中。只有那时，那个真正的时刻，我们才能体验生命，一种不同于诸时刻之总和的生命。我们对该时刻作出回应，同时也对那一时刻的行为作出回应，并对其负责。一个新创造的具体实在物被放置在我们的怀抱中，我们要为它负责。一只狗看着你，你要对它这一瞥负责；一个孩子抓住你的手，你要对他的触摸负责；一群人向你走来，你要对他们的需要负责。
道德与宗教
不对一句话作出回应的责任是道德的一种隐喻。事实上，只有当我必须要对彼处的法院行使责任时，责任才存在；只有当我所负的“责任”由明朗变得不容置疑时，“自我责任”才具有现实性。但是在对话的人生中，真正对事件负责的他并不需要说出他所回应的言说者的姓名——他在言辞实体中了解到他，该实体强加其上，并采取一种心性中的音调，搅动他的内心深处。一个人可尽力摒弃“上帝于彼”的信念，他在对话的严格圣礼中悉心体味他。
不要认为我置疑道德而荣耀宗教。当然，宗教是一种现象而非假定，进一步地，它既包括沉着也包括镇定，在这一点上，它优于道德。道德实在，即要求者的要求，在宗教中有一席之地，但宗教实在，即要求者无限的存在，在道德中却无位置。然而，当宗教自尽其能、维护自我的时候，较之道德，它依然暧昧不明，恰恰因为它更为实际而广泛。宗教作为一种准备放弃自我的冒险，乃是富于养料的河流要道；作为系统、拥有、保证与被保证，宗教乃是不循环的静脉血液。如果说没有什么能够像道德那样隐藏人类的面孔，那么也没有什么能够像宗教一样掩盖上帝的面容。道德拥有原则，宗教则有教义对应，我欣赏教义的“客观”的简洁性，但是二者背后所潜藏的——世俗的或神圣的——是有关对话情境的战争，也潜伏着拒斥不可预知时刻的“一劳永逸”。甚至当关于教义本原的主张仍旧无可争议时，教义也已经成为反对天启的、最神圣的无懈可击的形式。天启不允许有完成时，但拥有技艺的人以其对安全的热望却将其支撑在完成状态。
[1] 锡拉库扎（Syracuse）系意大利西西里岛东部一港市。
[2] 乌尔德利希·兹温利（Tlyich Tlyich Zwingligli，1484—1531）系瑞士苏黎世宗教改革运动领导人。
[3] 米格尔·塞尔维特（Miguel Serveto，1511—1553），西班牙著名学者，1553年被加尔文以火刑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