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习惯的革命和价值感觉的狭义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发现道德价值？这也就近乎相当于探询道德的内容——关于历史上各种道德命令和标准的出现或消失的情况。这个问题的范围被简单地进一步拓宽了。并且，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只是方法问题。它与知识的类型无关，却与现象领域有关，因为在现象领域里，我们会接触到价值。因此，绝少有人会提及价值感的先验论的介入。继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先验论是如何进入现象世界的？而它又是如何证明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性的？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怀着确定无疑的感觉说，哲学伦理学发现价值。但是这种发现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是一种原初的发现。而在通常情况下，它只不过是对预先存在于（或者已经活跃于）道德意识中的东西的发现，即，一种“随后”的获得——无论是作为一种已被接受下来的、流行的道德的命令，还是作为一种对真实环境中价值感觉的无意识观察。实际上，人类并没有通过有意识的探寻，来把握他们存在于自己心中的无数价值，也没有清楚地洞悉这些价值的结构。然而，这种把握和洞悉都是可能的。不过，只有哲学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两个方面。准确地来说，在上述解释中，对价值的把握和洞悉都只是第二手发现。
那么，如果人们问，最初的发现是如何发生的？那就必须深入到道德生活的更深层面进行考察。在这种发现中，道德意识自始至终作用于整个显现自身的过程。生活中任何新的冲突都会向人类提出新的问题，也会引导人类认识新的价值。最初的价值意识，随着道德生活的加强，随着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和激烈性，随着价值内容的多样性和实际的价值高度，不断地增长变化。继而我们会看到，整个人类都在不断地致力于最初的价值发现，但却没有把它当作一件可以穷尽的任务来看待：由于自身历史存在的有限性，每个共同体，每个时代，每个种族，都各自完成自己分内的发现任务。同样地，在更小的范围里，单个人寓于有限的道德视阈之中，他所能做的也很有限。
结果是：在绝对意义上，人类的价值意识一般不会停止。同样，无论在这里，还是在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在平静的表面下，一场坚定不移的习惯的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鉴于此，已被接受的概念也很有可能演变为错误的概念，这些概念存在的时间过长，已超过了价值视阈——它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暂——的实际界限。它们的真实性被掏空，完全由另一种材料填充，也不再是价值感觉本身，而只是附着在表面，貌合神离。某一代人赋予被认识的价值一个名称，而当这个名称传到下一代人那里时，他们肯定无法再给出完全相同的意思。“词语”行动缓慢，“概念”有些粗糙，并且总是跌跌撞撞地落在后面。而人类对价值的“洞察”却不可思议地敏捷快速，并且有高度的辨别力。“思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干什么——确切地说，思想总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笼罩在价值多样性理想层面周围的光环的每个细微移动，但是，它总是缓慢地、远远地、断断续续地、生拉硬拽地跟随着，同时又越过了那些被更精准地区分开来的因素。这样导致的后果是：在所有的时代，那些非常有识别能力的思想总是会遭遇没有名称的价值体——亚里士多德将它们称为“匿名的德性”。
因而，对新的伦理学价值体系的详尽阐释将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这不是对价值的重估，而是对生活的价值重估。在习惯的革命中，价值本身并不发生变迁——它们的本质是超越世俗、超越历史的。但是关于价值的意识却发生着变化：它从整个领域中暂时割出一小圈看得见的事物。而这个小圈所表示的区域则徘徊于价值的理想层面上。任何价值结构，进入这个看得见的区域，又从这个区域中消失，这对评价意识来说意味着对生活的价值重估。原因是，对评价意识来说，在给定的一段时期内，“真”总是被限定在已认识到的价值所构成的范围内。
这样一来，行为、性格、关系，以及那些已经过去了的曾经是善的东西，所有这些在今天都有可能变成坏的。“真”和价值都不会变，唯一发生变化的是价值的分类——通常被认为是“真”的标准。
伦理学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特的发现过程，一个除蔽的过程，以及价值被揭示的过程。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伦理学革命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流失、被忽略和消逝的过程。整个变化现象展示出一种价值意识的“狭义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狭义化并不是一种硬性的概括，也就是说，价值意识也能够在价值内容中增加或消失。但是，这同样也有缺点，因为，随着量的增大，价值感的强度和反应速度都会降低。另外，价值感的强度和反应也体现了习惯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习惯赋予价值感以敏锐的特性、投入的热情和创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