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开会，我想去看些朋友，就把苏同志支开，让他去北大、北师大去查资料。
这次在北京，我看到了牛汉、绿原、路翎、萧军和李何林。
不过见了朋友，虽有多年以后重逢时的欣喜，更多的却是物是人非的悲凉。
路翎经过多年的牢狱，已经有了精神病，看到我时时而一言不发，时而冲到外面发出悲愤的嚎叫。
萧军也满头白发，在“文革”中也被揪斗，受了不少罪，他的一个儿子有一次被打昏过去，送进火葬场，自己醒过来才发现不妙，从火葬场跑回来，听起来让人心酸。
还有一次我去北师大找我在国民党狱中结识的朋友，经济学家胡明，在校门口询问时，看门的看了我半天说：“你是从外国来的吧？胡明早在一九五七年就跳楼自杀了，现在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你竟然还来找他！”这些事情我已经在文章中写过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看我的《暮年杂笔》与《狱里狱外》，这里就不唠叨了。
我在会议开始时就看到了牛汉，牛汉过来问我：“老贾，你现在挣多少钱？”我说九十二块。
他告诉我，他与路翎也是九十二块，人家××揭发、检讨、改造得好，现在挣一百多块。
与绿原的见面颇有戏剧性。
一次开会当中，一位女服务员把我叫出去，说：“外面有人找你。”
我出去后，看到一个穿军棉大衣戴皮手套，骑自行车的人。
我说：“我不认识你啊。”
那些服务员受过训练，都很有政治觉悟，见我这么说，马上警惕起来，喝问：“原来你们不认识？那他怎么来找你！”那个人这时赶紧开口说：“老贾，我是绿原啊。”
我赶紧说：“你看，多少年不见了，我竟然认不出你来了。
那时我们还是三十多岁的青年人呢。”
服务员见我这么说，才走开了。
绿原见我后说：“往后咱们又可以联系、通信了。
往后写信，我们别的话不说，就写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其他就不要说了。”
这当然是好意，可是也见得一九五五年的事件的阴影使得大家心有余悸，也许还能说明一点：多年的噩梦已经使得人的精神有些萎缩了。
在去北京以前，我给胡风写信说了这件事。
他那时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但人还在成都。
他给我写信，说除去看路翎外，还可以去看看李何林。
他已经给中央写了十七万言的意见书，李何林那儿有副本，“你可以去看看”，并把李的地址——北京东单史家胡同×号——给了我。
我到北京的事，胡风可能也给李何林写了信。
有一天回房后，门上有一张纸条，是李先生留的，上面写到：“植芳兄：来找你三次都不见。
请你明天晚上到我家吃饭。
你多年不来北京，怕不认识路，给你画个地图。
地图上标明了路线与乘车的车次。”
那时已是晚上，我不能再让苏同志去查资料，这事不必也不能瞒他，就对他说：“老苏，李何林是我的老朋友。
明天去他家吃饭，你去吧？”苏同志说他不认识李，就不去了。
第二天下午，我就出发了，换了几次车，到了史家胡同，正在东张西望，来了一辆小车，到我身边停了下来，李何林从车上走了下来，对我说：“我一进胡同就看到你，东张西望的，像个乡下人！”我们到了他的家里。
李有“鲁迅的凡是派”之称，“文革”中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他现任鲁迅纪念馆的馆长。
住的房子很大，生着火炉，他对我介绍了他的夫人后我们就坐了下来。
他的桌子上放着香烟，我拿起烟要抽的时候，李何林把烟夺了下来说：“不要抽烟，我给你拿糖去。”
我笑道：“你现在成了戒烟协会会长了？”他拿来糖说：“抽烟对身体不好。”
李坐定后问我：“老贾，这次是谁让你来开会的？”我说是文学所让来的。
他说：“文学所都是周扬的人，你来干什么！”那天我问李何林说：“李先生，胡风给我来信说，他上书的十七万言书，在你手里有副本。
给我看看吧。”
他说不在手头，看不看其实也无所谓，十七万言书还是三十万言书的那一套话，现在在鲁迅纪念馆放着。
我觉得李何林可能还是有顾忌，因为胡风让我找他，目的就是看看这份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