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北京当时还带了另一个任务：编辑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几个负责的年轻同志，在我进京前托付我去找茅盾先生为他们这套资料丛书写一个序言，因为他们这套资料要由油印变为公开出版物，需要请一个德高望重的文艺界人士写个序言，以利于其出版、发行和影响。

当时我虽然还是“分子”，但他们知道我在文艺界的历史和人事关系。

到北京后，我打听到茅盾在北新桥交道口的地址，事先也没有打招呼，就在一天下午贸然去了。

茅盾当时已经恢复了原来文化部长的职务，住在一个比较高级的独门独户的四合院中。

敲门后，是他的儿子韦韬来开的门，他把我领到上房茅盾的客厅兼书房，就座后，去里间卧室把他父亲搀扶出来。

茅盾当时已经八十多岁，有些糊涂了。

我向他说：“沈先生，多年不见。

我是贾植芳。”

并向他说明了来意。

茅盾说：“这套资料编得很好，但我与叶圣陶不同，我不常给别人写序。”

韦韬在旁边说：“你也不少写。”

茅盾这才不推辞了。

他对我说自己眼睛不好，视力只有零点二、三度，晚上睡觉要吃三四种安眠药。

我们又慢慢聊到其他事情，我问他：“沈先生，你是浙江人，我在北京念书的时候，认识一位严既澄先生，他在中法大学教书，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用楚辞体译的《神曲》。

他也是浙江人，你们熟悉吗？”他告诉我他不但与严既澄很熟，而且与他父亲也很熟。

他父亲是地主，还放高利贷，越说越远，说的都是他们老家浙江的事，似乎把我也误作他们浙江人了，虽然我对他自报家门，说了自己的姓名，但他可能一时想不起来我的“政治身份”，说话的兴致也上来了，指手画脚，有说有笑，用上海人的话说，有点“神之舞之”。

突然，他好像清醒了，似乎想起了我就是那个“胡风分子贾植芳”，一下子打住不讲了，对我说：“我老了，疲倦了，你们谈，我进去休息。”

韦韬一边搀扶他父亲进卧室，一边回过头对我说：“你放心，我一定催他把序写好给你寄去。”

从他父亲的卧室出来后，他和我聊天，说闲话，说，由于他的母亲去世了，所以他从部队转业回来，专门照顾父亲的生活，并当他的工作助手。

他还向我说起茅盾的其他事情，由于老先生当时上了年纪，他们害怕他一个人晚上睡觉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就给他的**安了一个电铃，要他有事按电铃。

老先生一到晚上，隔一段时间，就把电铃按响，进去后，却并没有什么事情。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也似乎可以说明茅盾晚年心境的寂寞与凄凉。

趁这次进京的机会，我还访问了冰心先生，因为我们当时编“文学研究会”的资料，而冰心是该会的重要作家。

年轻时我读过她的书，当时我觉得她是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大海、母爱、儿童之类，不喜欢凑热闹，印象中解放后各种运动中她也没有积极投入。

我和苏同志去中央民族学院访问她前，事先也没有通知。

见到冰心后，我先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冰心连说：“知道，知道。”

一九五五年的事情搞得轰轰烈烈，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不过老太太仍然记得我的名字，真是难得。

她说一九五七年她也差点变成“右派”，“‘大鸣大放’时费孝通响应郭沫若的文章，写了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费孝通这个人是写理论文章的，文章写得干巴巴，他们说我是写抒情散文的，让我帮他改改，增加一些感情色彩。

后来费孝通被打成‘右派’，他幸亏没有坦白交代，交代了，我也是右派！”我原来以为这个老太太只写一些“大海”、“母爱”之类的美文，谈话过程中才发现她的思想其实很解放，很大胆，头脑很清醒，也很关心现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脱离现实”。

她对我说：“老人家说讲真话要有‘五不怕’：‘一不怕开除公职，二不怕开除出党，三不怕离婚，四不怕坐监狱，五不怕杀头。

’我现在是什么也不怕了。

开除公职，我现在早退休了；开除出党，我不是党员；离婚，你问问他愿不愿意——（说到这里，她笑着指指客厅对面卧室里面中风尚未复原的吴文藻，他原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坐监狱，我现在已经八十岁了，监狱里还没去过，倒可以增加人生阅历；杀头——死了以后是烈士！”这时候还是一九七九年，仍是“乍暖还寒”的季节，“左”的势力还很严重，更何况她知道我是什么人，头上的“帽子”还没有摘除，冰心说出这段话，给我的印象是蛮开放，也蛮勇敢，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却一点没有人格萎缩的痕迹。

过了一些年读朱珩青女士送来的《冰心近作集》，其中有两篇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一篇是讲知识分子待遇的，一篇是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谈官民数额比较的，里面讲现代的干部与人口数额之间的比例，是历朝历代最大的。

从谈话及《近作集》来看，她晚年不但没有脱离实际，反而更加关心社会生活，具有关怀社会的责任感，保持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这是很让我钦佩的。

今年初冰心先生以近百岁的高龄辞世，我突然想起了二十年前的这件旧事，拉拉杂杂将这些记忆的碎片插叙在这里，也算是我的一点悼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