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讨论“胡风资料”。
承担这一课题的广西大学的一位姓陆的同志，他前一天晚上来看我，说：“我们承担这个资料。
我们认为这是文字狱！把文学问题当成政治问题。”
那时候“冤假错案”这个词还不流行，但我们老祖先却已经造好了“文字狱”这个词，陆同志很率直地用上了。
现在看来倒很贴切。
他很气愤地讲了半天。
我没有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见，对他说：“老陆同志，开会时你们怎么想的，就怎么说。”
次日开会，我不提题目，因为题目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材料”，我只说：“今天讨论第三十三个题目，先由承担单位广西大学陆同志发言，大家提意见。
还是那句老话，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说完后陆同志就站了起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场文字狱！把文学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来看，脱离实际。”
那时候刚粉碎“四人帮”，许多人都受过苦，受过罪，大家说话都比较大胆，也比较活跃，于是就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赞同的占多数，也有少数不同意，说：“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案，怎么会错呢？”吵了半天，又得马良春站起来收拾残局。
他说：“胡风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由公安部处理。
我们只是来编资料，没有权力处理这个问题。
我再讲一件事情，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吴奚如、聂绀弩要为胡风翻案，抱打不平。
事前周扬同志知道了，就找他们谈话，对他们说：‘我们这次会议，目的是开一个文艺界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你们这么一提，必然有许多同志不同意，就必然会发生争吵。
这就失去我们开会的宗旨了。
我们的目的是开一个文艺界欢聚一堂的团结的大会，不是开一个吵架大会。
’我把周扬同志的话给大家提一提，大家不要争论。
我们开的是学术会议，目的是把资料编好。”
我发言说：“我们的目的是把资料编好，对历史负责，对历史忠实。
大家心平气和地从事实出发，把资料编好。”
会议开得很尴尬，大家不欢而散。
因为不识抬举，所以还留了“尾巴”，揪住不放，一直到后来我给胡耀邦写信申诉，才摘掉保留的“汉奸”帽子，而胡风一直到死，也没见到自己彻底平反。
这使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同事来，百花齐放时人家都纷纷激动地提意见，他一声不吭，但后来还是把他也划为“右派”，他去找领导理论，说：“人家发言的划为右派，怎么我不做声也划为右派？这是什么道理！”领导一句话就把他顶回去，领导说：“你不讲话，比他们讲话的还厉害！你自己心里清楚！”可怜我这位同事，一直到死心里还不清楚。
我平反后，复旦中文系的一位老同事乐嗣炳来看我。
他是老左派，三十年代就与解放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积极参加大众语运动，因为他与陈望道都是搞语言学的，解放后各种运动也一直积极参加，但后来还是给弄成了右派。
聊天时他说：“老贾，我当右派还是开后门的。”
我觉得奇怪，问他：“人家升官发财有走后门的，你当右派怎么也能是走后门的？”他说：“不是这样讲。
解放后我一直紧跟党的政治路线，遵照领导指示积极参加各种政治运动。
反右时党委书记来找我，说：‘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可以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看待。
现在党遇到困难了，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
教授中的右派名额还短一个，就把你补上吧。
’我那时认为党委书记对我说话真诚，自己也很感动，以为反右只不过是短时间的过程，很快就会过去，全然不知这右派帽子的厉害，一带上，马上被送去劳改。
这一去，可就是二十年。”
听他们的经历，好像是一场糊里糊涂的噩梦，又好像是一出荒诞剧，而我自己这次进京，就仍然带着这场恶梦与荒诞剧的阴影。
就因为编“胡风集团理论资料”的不欢而散，闭会时，文学所现代组组长马良春宣布说：按上级指示，关于胡风和周扬的研究资料，决定暂时不编，如果以后需要编时再另行计划。
到今天为止，这两个人的研究资料编写工程，如石沉大海，再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