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家等级制度的局限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形式平等
儒家社会强调等级差异，讲究的是等级越分明，社会越和谐。儒家礼治规范下的等级和谐社会虽然在历史上规范了中国社会上千年，但儒家讲求的等级差异下社会阶层各安其份的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阶段得到实现。儒家把居于上层阶级的成功人士归为“君子”，而把居于社会下层的失败人士归为“小人”，并要求他们各自谨守自己的本分，从而达致社会的和谐。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人类之所以分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一方面出于各自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一方面也需要外部环境对个体的支持才能达成，然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不是客观公正的。一方面，处于上层阶级的成功人士往往把自身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天赋异禀，或者是自己的勤奋努力，而在他们眼里处于下层阶级的失败者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自身的能力低下，或者说由于他们的懒惰懈怠而造成的。另一方面，处于下层阶级的失败者往往将他们的失败归因于外部环境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和不公，而在这些失败者眼中的成功人士也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一些走了“狗屎运”的角色。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两极中的阶层对自身的认识都处于这种极端的解释中，因此在现实层面上想让二者各安其份又谈何容易，往往导致的结果，就是处于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越发相信自身的能力和越发感叹自身对社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从而加大自己对社会的索取以及对下层阶级的进一步压榨，而处于下层阶级的人士在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时候，必然会奋起反抗，试图打烂这不公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所畅想的和谐社会无法解释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和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现象。只能将王朝更替现象用神秘主义的五行更替来加以解释。例如，将夏朝规定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为火德，取代周朝的秦朝就为水德，取代秦朝的汉朝就为土德，如此五行相生相克，循环往复。
事实上，在强调等级差异的儒家社会，很难制止贫富差距的扩大，像公仪休那样“拔葵出妻”的成功人士只能是处于上层社会中的个别现象而不具有普遍意义，而更可能发生的是处于上层社会的成功人士愈发贪婪，而处于下层社会的人士愈发贫困，这种差距拉大到社会不能容忍的程度就必然发生农民起义。觉醒的农民就会在反对上层阶级的斗争中同时反对儒家社会的等级制。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一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都有反对儒家等级制及其特权的记载。如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提出的“苟富贵，无相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正是对秦王朝的等级制的挑战；西汉末年樊崇起义时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也是对“刑不上大夫”的上层阶级特权的抗议；到了宋代，农民起义中反对儒家等级制的斗争口号提得更为明确和响亮，方腊提出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和钟相提出的“等贵贱”等口号，不但矛头是针对儒家等级制的，而且在起义军内部，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种取消等级的主张。如钟相就根据“天于人无厚薄”的道理，自称为“老爷”，起义军将士称为“爷儿”，用这种朴素的平等观念来反对宋代统治阶级把人分为品官、凡人和贱类的等级制。到了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洪秀全更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批判了儒家等级制。但是，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王朝更替都无法根本解决等级差异这一客观事实，他们往往用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套新的等级制来反对和代替旧的等级制。如反对等级制最彻底的太平天国革命，其领导人在宣扬平均平等的同时，无时不在强化以他们自己为核心的利益集团的神权地位，并通过世袭贵族特权的制度化刺激广大起义农民，在追求其自身现实利益，满足其权力欲实现的同时，巩固他们在“小天堂”统治特权的合法性。洪秀全等一方面鼓励将士：“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与此同时，太平天国运动颁布严酷森严的太平礼制，强化等级制度。其实这是洪秀全们能够提供给农民的，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最直接也最有诱惑力的精神武器。实际上比起《天朝田亩制度》的平均主义土地政策，政治特权的诱惑更能激发太平天国军民的斗志。所以历史上无论是农民起义还是王朝更替虽然可以推翻一个腐朽的王朝，但指导新的王朝
思想的仍然是儒家的等级差异，各安其份的思想，因此一个新的王朝虽然在刚建国的早期年代能够体现一定的平等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阶级矛盾，但事实上随着政权的巩固，等级差异导致的贫富差距的扩大仍然无法克服，于是每个新的王朝与旧的王朝相比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因此必然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儒家礼治规范下的和谐社会无法克服等级差异所导致的贫富差异扩大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不安，我们不妨看看与儒家社会迥异的西方社会如何对待人类的等级差异。
在西方社会的早期，也是普遍实行等级制。例如，西方哲学早期代表人物柏拉图就将城邦国家里的社会成员划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或治国者；第二等级是军人护卫者，他们是统治者的助手，执行统治者的法令；第三等级是农、工劳动者和商人及其他服务人员等被统治者。为了证明这种社会等级的合法性，柏拉图还以神话传说的方式虚构了一个“善意的”故事：社会成员原本都是大地母亲的孩子，是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上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黄金使他们成为统治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白银使他们成为护国者；在有些人身上加入铜铁使他们成为生产者。一般说来，一个人属于哪一个等级，他的子女就属于哪一个等级。他强调必须按照人的天性安排社会成员的职业，极少数的统治者要运用他独具的智慧考虑整个国家大事，对国家全局事务进行整体的谋划安排，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护卫者的天职是秉承勇敢的德性，承担卫国的重任，抵抗和驱逐入侵之敌，保卫城邦公民的生命和财产，确保国家领土的完整与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对内执行执法和警察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任务；生产者要发扬节制的美德，运用他们的特定的“技艺”创造物质财富，为整个社会提供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与儒家社会相比，西方早期的世袭贵族制度等级更为森严，往往父亲属于哪个等级，子女就必定属于哪个等级。虽然早期的西方社会也承认会有例外发生，即属于下层等级的子女有可能成为上层社会的一员，但它并没有像儒家社会那样提供一个科举制度供下层社会的子女通过较为公平的方式向上流动。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前，下层社会的精英人士往往只能通过对贵族的人身依附才能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例如，西方平民出身的思想家卢梭就是通过这一方式实现个人的向上流动的。
18世纪左右，西方社会出现了许多启蒙思想家，包括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揭露、批判旧制度的腐败现象，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提出人生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政治平等；他们还激烈反对封建精神支柱天主教会。他们的学说启发人们反对封建等级传统思想和宗教束缚，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动员。在席卷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制宪会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宣布“人生来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言论、集会、出版、人生等自由和反抗压迫是“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应当说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它的建立之初是有进步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但当我们今天从21世纪的角度回看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几百年的西方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所谓的“自由、平等”从来没有在西方社会得到过真正的落实。时至今日，西方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发展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以美国为例，根据迈克尔·耶茨引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0 年最富的 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 50.2%，而最穷的20%的家庭仅得到收入的 3.3%。而在 30 年前，相应的数据分别是 44.1%和 4.2%。2010 年，最富的 5%的家庭收入比收入最低的 50%的家庭收入的总和还要多。美国《大西洋月刊》披露：“美国收入差距比所有的西非、北非、欧洲和亚洲国家都严重。”种族之
间的不平等在美国也非常明显，在失业率方面，黑人、拉美裔的平均失业率显著高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2月，在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7%的情况下，黑人失业率为13.8%，拉美裔失业率为9.6%。而在年轻人失业率方面，黑人失业率明显高于白人，2013年2月，美国16—19周岁在就业市场的年轻劳动力失业率为 25.1%，其中白人青年的失业率为 22.1%，黑人青年的失业率高达43.1%。而在监禁率方面，黑人和拉美裔显著高于白人，白人男性的被监禁率为0.5%，拉美裔男性的被监禁率为1.2%，而非拉美裔男性黑人的被监禁率为3.0%。在18—19周岁的年龄段中，每10万美国居民中有1544名黑人男性被监禁，而白人男性为166人，前者是后者的9倍。在政治领域的不平等在西方社会也很普遍。在美国，家族的政治势力相当庞大，统计显示，目前有17%以上的国会议员来自议员世家。美国有700多个家族至少向国会输送了两名家族成员：亚当斯、汉密尔顿、塔夫脱、哈里森、罗斯福、肯尼迪、洛克菲勒，这些姓氏伴随着美国200年历史，其中肯尼迪家族在美国政坛数得上的就有几十号人。在英国，高官们大多出身豪门，有的依靠岳父母“上位”。刚刚卸任的英国首相卡梅伦祖上是英国国王威廉四世，与现任英女王是亲戚。另外在卡梅伦政府中，有5人的父亲曾为国会议员，两人为保守党内阁大臣的女婿，还有3人与英国前首相有血缘关系。其中，财政大臣奥斯本是前英国外交大臣豪威尔的女婿。此前的研究表明，过去400年，英格兰基本控制在1000个家族手中，2500个家族则操纵着整个英国。在日本，日本国会议员的42%都是世袭议员，而且往往是三四代世袭，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祖父是国会议员，外祖父是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其父安倍晋太郎曾任中曾根康弘内阁外相。近些年频繁更换的日本首相都与世袭相关，前首相福田康夫就出身日本政治世家，是已故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前首相麻生太郎的父亲和弟弟分别担任过众、参院议员；其外祖父是先后两次任首相的吉田茂；他的岳父则是曾当过首相的铃木善幸。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是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外务大臣。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西方社会在事实上都毫无平等可言，而在平等口号下的西方社会唯一用以遮羞的也就是在选举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所谓的“一人一票”。虽然这种选举方式是在政治精英的操控下进行的，并且如上所述，选民们可以选择的人选也往往是政治精英的家族势力。但即便这样，由于在西方社会的绝大部分普通民众往往整日为生计奔忙，对国家政治事务缺乏最基本的常识，因此他们的眼界通常极为短浅，只盯着眼前的一些既得利益，对国家的发展缺乏长久规划，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为迎合这些在选票中占绝大多数的选民的利益，这些政治家的竞选纲领有非常严重的短期化的现象，因此西方社会这种在选举形式上的所谓平等也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不小的灾难。例如，在西欧一些国家推行的高福利制度，已经使国家不堪重负，国家财政收入入不敷出，国家经济形势已濒临破产，但是正是由于选举形式上的所谓平等，在西欧国家任何一个参与竞选的政治家都不敢触碰民众高福利这块奶酪，只有空头许诺更大福利的政治家才能上台。这样的国家事实上已经破产，虽然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国家尚能苟延残喘，但一旦遇到战争，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成为一个被别人奴役的国家。而少数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虽然目前号称世界第一强国，但由于选举形式上的平等，一些有发展远见、利国利民的政治措施也无法落实，例如美国社会深受其害的枪支自由持有的这一陋习，始终由于相当多的美国民众不肯放弃，所以几届政府都无法禁绝，而有益于国家的高铁事业，也由于民众之间的相互扯皮，而无法建立。这使得美国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经济空心化趋势非常明显。
通过传统儒家社会的等级差异制度与西方社会形式平等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儒家社会提倡的等级制度还是西方社会的所谓选举平等都不是让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策略。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就是因为他选择了一条既不同于儒家传统社会，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道路，有关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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