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三次国学浪潮和儒学复古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三次国学思潮，第一次发生在清末，即20世纪初，第二次国学思潮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又迎来了第三次国学思潮。每次国学思潮所要解决的都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对于前两此次思潮学界多有论述，而第三次国学思潮至今方兴未艾，因此我们将着重探讨第三次国学思潮。
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美建交，彻底打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封锁，由此而展开的改革开放，在如饥似渴地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的同时，也进一步带来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近代以来的第三次国学浪潮。第三次国学浪潮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概述起来，大致有如下几条：
第一，中国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吸取教训高瞻远瞩所作出的战略抉择，而这离不开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和支持。这就是第三次国学思潮为什么在中国坚定地选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后能够兴起的根本原因。
第二，是东方资本主义的成功和新儒学的发展。这种东方资本主义或称之为儒家资本主义是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其代表。这是在儒家文化圈内发展起来的一种不同于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它曾给新儒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营养，也给第三次国学浪潮提供了某种论证的依据。而新儒学的发展则试图为东方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文化模式。这无疑对第三次国学浪潮是一种鼓舞。
第三，是在东西方文化交往之中体味出来的一种民族文化的屈辱感。这主要是指文化交往过程中文化的单向输入性。或者具体地说是中国人的“失语”现象。我们总是在言说西方人的话语，而缺乏自己的话语。事实上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的文明古国，我们并不缺乏智慧，因而我们似乎不应该失语。追溯其原因，他们认为这都是因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打倒传统文化，提倡西方文化所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归回传统，重振东方文明之雄风。
第四，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一方面，既然西方欧美式资本主义已从现代阶段发展到后现代阶段，暴露出许多西方文化体系内部所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把视界延伸到东方，来寻找东方智慧以解决西方的问题，那么
我们自己就更有理由重新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另一方面，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的自尊意识。要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对抗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入侵。
第五，是改革开放以来某些地区与行业为了迎合某种异常心理。繁体字的卷土重来，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这种逆向选择的心理的发生。
第六，是为了反对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对弘扬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姿态高格调的处理，也为第三次国学浪潮提供了一种合适的社会气候。
第三次国学浪潮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国学是中华文明之根，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根本和根基，是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因此，第三次国学思潮的宗旨是立足中国现实，适应当代社会，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全人类的良性发展。也就是说，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可以扭转一个时期以来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的陌生和疏离，在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此外，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也意义重大。
第三次国学思潮是我们不再盲目相信西方文明、自觉反思西方文明，要求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新战略选择。现代西方文明重视科技、重视物质、重视理性、重视人权、重视信仰，也重视个人道德，是一种空前伟大的文明，世界历史由此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毫无疑问，现代西方文明也是一种具有严重缺陷的文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无止境地掠夺大自然，科学万能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都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痼疾。既然已具有晚期现代性特征的西方文明本身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我们就不能指望西方文明来拯救自己，拯救自己只能依靠自己的文明。
当然，第三次国学思潮在反思西方文明和人类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危机的同时，也要反思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殊矛盾、突出问题和各项实际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决定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了90年代当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战的阶段，越来越多的问题凸显，这不是复制他国模式、学习西方经验所能够完全解决的，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探索。到了21世纪初中国经济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深层次的制度问题、道德信仰问题的负面影响却日益彰显。这需要借助国学重整我们的制度文化、道德风俗、宗教
信仰、企业文化、政治文化。
第三次国学思潮还没有消歇，仍在展开之中，并且在实践方面力行。在中国深入迈向现代工业市场社会之际，第三次国学思潮以人文主义为诉求，期求重整传统人文资源，构建工业市场社会的新伦理规范，抚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紧张与焦虑，满足物质生活充裕外的精神疗养。第三次国学思潮传承并普及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广泛地激起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兴趣与热爱，深化其认识，提高其认同，并树立良好的国家对外文化形象。这一切无疑是现时代之所需。据此，无论是从学术发展、人文熏育、文化创新，还是从身份标识、文化认同、国家软实力来看，国学的昌盛都是必要的，第三次国学思潮仍将继续高涨。
值得指出的是，第三次国学思潮中也出现了若干误区，若不加以矫正，不利于其健康发展。一是出现了提倡儒学独尊、儒教救国、读经救世等把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化、一元化和夸大化的错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但出版界良莠不分地出版了大量的古代典籍，一些大学与研究所的学者们也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大谈传统文化对于中国未来的价值。这导致一方面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开放，强调要与国际接轨，而在文化方面，却形成了一股浓厚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这股思潮中，一些并非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顺潮而起，在理论研究、文学创作直至在一些乡规民约中都有所体现。甚至如《女儿经》与《二十四孝图》这样一些被鲁迅先生早已作过深刻批判的东西也有人在那里大力弘扬。这些做法的客观效果显然是弊多利少的。二是出现了不加区别地一概诋毁与排斥西方先进文化而崇尚本国传统文化的复古主义与闭关主义的不良倾向。要知道，社会主义新文化与复古主义的旧文化作为两种思想体系本身便是对立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文化讲的是科学与民主，是平等观念，而复古主义的旧文化讲的是专制与愚昧，是等级制度。这怎能同时表示赞成，又怎能互换与互补呢？旧的文化体系中的合理成分只能以因子的身份进入新文化之中，或者向旧文化中注入新机，使之合理化。三是在普及国学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实用化与大众化，而导致对国学的诸多歪曲。我们必须以现代化的、开放的、多元的、发展的、自主创新的态度来对待它。因此重建“儒教”，重立“三统”、独尊国学或儒学，不应成为新国学建设的选择。我们虽不能忽视传统文化，但对儒学不加批判的复古照搬也是不可取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