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反对“全盘西化”

全盘西化思潮是近代中国思想界产生的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是西化思想的极端化表现。“全盘西化”思想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大论战中出炉的。

“本位文化”是由王新命、陶希圣、何炳松等十位教授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从发生了以解放思想束缚为中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人的思想遂为之一变，在文化的领域已看不见中国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了它的特征。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了。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其一，“本位”就是“中国的”与“本土的”，就是“此时此地的需要”。其二，“必须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其可赞美的良好制度、伟大的思想，当竭力为之发扬光大，以贡献于世界；而可诅咒的不良制度、鄙劣思想，则当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其三，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但是在吸收的过程中要有选择，吸取其所当吸取者，拒绝所不当吸收者。坚决反对“全盘西化”思想，主张对西方文化“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其四，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创造，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其创造的目的是恢复中国的文化特征。其五，在文化上建设中国，并不是要抛弃大同的理想，是首先将中国建设成为“一整个健全的单位”, “在促进世界大同上能有充分的力量”。

与“本位文化”派展开论战的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胡适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而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为此，他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抗拒”，即“中国可以拒绝承认这个新文明并且抵制它的侵入”，不过，胡适认为这种态度“今天没有人坚持”；第二种是“全盘接受”，即“一心一意地接受这个新文明”；第三种是“有选择性的采纳”，即“可以摘取某些可取的成分而摒弃她认为非本质的或要不得的东西”。胡适反对“选择性现代化”，主张“接受性现代化”。理由是，“选择性现代化”最终“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从而成为“保守主义”的“庇护所”。陈序经同意胡适对中国问题的观察，他也同样认为“中国的问题，根本就是整个文化的问题”。从这种认识出发，陈序经认为，“想着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等改革，根本要从文化下手”。可是，文化又如何下手呢？陈序经的分析是：“现在世界的趋势，既不容许我们复返古代的文化，也不容许我们应用折中调和的办法；那么，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

虽然这次论战最终在国民党实行党化运动的情形下不了了之，但“全盘西化”的思潮却一直影响着相当一部分主张激进西化的中国知识分子，每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这种思潮就会跳出来，企图继续发挥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再次出现了全盘西化、否定传统文化的主张，一些人主张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方励之、刘晓波，还有《河殇》。方励之曾反复讲到自己是欣赏“全盘西化”的，他解释说，他所理解的全盘西化，即是全盘的、全方位的开放，因为我们的整体文化比世界的先进文化要落后。面临这种状态，

我们应当全方位的开放，要让整个先进文化来冲击我们整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所有领域。在这个冲击下，好的东西会留下来，坏的东西全部荡涤掉。在开放、冲击之前，说坚持什么是没有根据的。刘晓波认为，传统文化是一个让国人背了几千年的“十字架”，传统文化毫无可取之处。他明确声明，“对传统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认为传统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在传统文化中，“看不到精华，只见糟粕”，即使是代表中国古代灿烂文化结晶的四大发明，如果“把它们放入传统文化的整体之中，也会发现其消极作用决不亚于积极作用”，所以，要改变中国“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彻底落伍”的状况，就必须“全面地、彻底地向西方学习”, “应当全方位开放，或者叫全盘西化”。这种否定中国传统文化、颂扬西方文化，乃至主张“全盘西化”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经《河殇》的渲染达到**。

不同于3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80年代“全盘西化”思潮的突出特点是借口全方位开放，促使已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思潮突破了学术争鸣的范畴，是一小撮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野心家有组织有预谋的文化“动员”，是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交相呼应的。虽然这次思潮最终被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被粉碎。但在当今知识界对这次思潮持同情态度的不明真相的（或者说执迷不悟的）知识分子还是大有人在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成为了当今的“砸锅党”。因此深入挖掘“全盘西化”的谬误之处对于正本清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应当指出，“全盘西化”的错误思想至今阴魂不散是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遭受致命打击分不开的。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彻底跌落谷底，国人从高高在上的对西方文化的俯视者变为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的仰视者，出现了大国小民心态，欧美之路被视为国际通则与现代化母本，要成为最优秀的，就应该成为最美国的，这在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眼里不仅是一种范式，而且是唯一范式。应该看到，国人文化自信的丧失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这在本书第一章中已经有所介绍，在此不再赘述。而与此相对应的，使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文化自信的民族也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了。改革开放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文化自信尚未彻底建立起来的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眼里，这一成就的取得完全是照搬西方文明模式的结果，而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在他们眼里又偏执的认为是学习西方不彻底而导致的。正是由于知识界相当多一部分人的文化不自信，所以全盘西化的思想一有风吹草动便会出来兴风作浪。因此，我们必须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提高认识，保持清醒的理论头脑，只有冷静地分析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的联系，科学地选择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才能减少改革代价，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

“全盘西化”的不可操作性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事实上中西文化在根子上是明显存在差异的。从对待契约与道义的态度上来看，从一定意义上说，西方人是契约主体，中国人是道义主体，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西方人不讲道义，中国人不守契约，而是指思维习惯核心所在，在西方人看来，守契约是最重要的道义，在中国人看来，讲道义是最有力的契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人的契约意识永远达不到西方那种精细的程度。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工程合同烦琐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于执行合同细节的“较真”程度，也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种重文本而非人本的倾向，如果走到极端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合同语言永远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现实要求，这是因为符号本身就有

表达的局限性与歧义性，人们除了遵守合同，还是需要信任、沟通，甚至默契。毫无疑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中国人就应该提高契约意识，亦即法律意识，但是在契约中起作用的有法律，也有道德，道德是市场经济的精神伴侣，中国人讲究诚信为本，正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把这些传统丢弃了，就会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许多有识之士对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忧心忡忡，他们那些世风日下的感叹并非是杞人忧天。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西方人秉承基督教传统，又经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主张自由、平等、博爱，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善。中国的政治文化建立在上下有序的差别基础之上，执政者要节用爱人，为政以德，民载舟，亦覆舟，政治家必须有高度负责的民本意识。应该说，这种看法中包含着普遍规律，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牧民之术。只要有社会存在就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没有动力，会陷入绝对一致的“热死”状态。如果承认社会阶层与地位的差别，就有上对下、官对民负责的问题。西方政治表现为选民与领袖之间的制衡关系，中国政治表现为政治家的良心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关系。西方政治家重视选举时的承诺，监督机制显得十分重要。而中国政治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道德责任的角度来看，这种内圣外王的品格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百姓的政治责任通过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来实现，这也应该是现代优秀政治家的基本素质。中国现在有一种思潮，反对用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批判资本主义的东西，从一般意义上来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因此而数典忘祖，不加分析地反对一切传统文化，便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其次，随着人们对西方的了解进一步深入，正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上的弊病。西方国家也在试图改革，悲观主义者甚至觉得发达社会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或许基督教能解决物质主义的种种弊端，著名的社会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就鼓吹所谓的“新宗教”思想。有的西方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许多问题应该在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疗救的方法。不光学术界有无可奈何的观点，西方的政治家们也心生焦虑与困惑。美国前国家安全助理、权威的政治观察家布热津斯基就认为，美国不能担任世界领导，主要原因就是它的国家流行着一种不负责任的纵欲的生活方式。美国近些年来频频发生的校园暴力枪击事件也反映出在充分自由的经济体制下，当局对文化的影响相当有限，商业利益不可抗拒，**与暴力是流行文化飞翔的两翼，在要求业内人士考虑社会效果的时候，即使总统的声音也是相当微弱的。另外，西方制衡的三权分立虽然可以起到限制权力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政治上无休止的争吵，有些是为了党派利益所故意制造的摩擦，这必然影响决策效率与社会公正。而且高昂的竞选费用也不可能使执政党超脱于经济利益之外而独立地处理社会事务，必然要代表某些企业集团的实际利益。事实上美国所谓的一人一票早已沦为了一美元一票，美国政治的核心早已沦为金融寡头的操作工具。

最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传统，不应该被彻底抛弃，只能有保留地扬弃，生为中国人，不但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远不能改变，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性格特征、风俗习惯、处世原则、道德类型、人格标准等精神因素，也应牢牢地植根于灵魂中，这种文化传统不可能从中国人的心里全部清除。中国只能根据世界发展的潮流走自己的路，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与解决社会问题，不重视文化个性，只强调共性，就会生出东施效颦的怪胎，自我失落了，又没变成他人，岂不是得不偿失。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