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周边是首要：关系国家基本安全的周边外交
中国“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的目标，“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有利于我国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周边环境，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实践证明，“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不仅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的真诚愿望，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外交理念。积极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做好周边工作，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确保边陲安宁、维护国内稳定的需要，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是外交斗争全局的需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与周边的地缘安全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健康发展，时代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了中国对周边国家全新外交政策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经历一个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对传统的“睦邻”外交加以丰富和升华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的周边外交方针。
第一，我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背景。
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其一，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周边外交在其国际战略全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土面积辽阔，海、陆疆界漫长，周边邻国众多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民族、宗教问题复杂，意识形态各异，历史积怨较多，这使中国周边环境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中国周边国家涵盖了多种文明形态，有以中国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斯拉夫文明以及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等西方和东方文明；中国周边国家类型众多，有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广大的民族主义国家和经济、政治制度转型国家等等，这种地缘特点既为中国的安全提供了足够的战略纵深和广阔的地缘政治空间，同时也为中国的安全增加了许多复杂的因素和难度。经过长期的努力经营，中国的周边环境已大为改观，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的共识和目标。其二，因为中国是主要的地区性力量，中国作为占亚洲人口三分之一、幅员五分之一的一个大国，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是亚洲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力量。过去的20多年，中国成功地在东南亚、东北亚和中东推行多边外交，通过主持朝核六方会谈，参与东盟和东盟地区论坛，创立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得以为亚太的稳定和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另外，从本质上看，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博弈点就在周边地区，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地缘冲突，操纵领海争端和民族宗教冲突，企图从东西两线、海陆两面构建针对中国的地缘遏制圈，其基本思路是：夺取中亚、控制蒙古、拉住印度、扩大东南亚基地群。对中国政治与军事安全造成最直接的威胁，因此如何构建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对中国至关重要。其三，中国与周边经济互补性较高、文化影响力最深远。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了廉价信贷以及廉价消费品，由于中国对它们的出口产品的需求，许多国家都正在享受收入的快速增长，在文化方面，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以来在周边地区都拥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从各方面来讲，现实条件都要求我们只能把周边作为着力点，作为中国外交必须而且可能最有所作为的区域。
第二，上海合作组织：卓有成效的周边外交机制。
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趋势，中国的周边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中亚“三股势力”对世界的威胁。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格局转换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的形势下，人类面临的安全态势和安全挑战发生了深刻变化，最为突出的就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迅速兴起。与传统安全不同的是，冷战后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大多属于跨国性的公共问题，成为多个国家间共同的安全议题。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争夺霸权，许多地区性矛盾被掩盖下来，随着两极体制瓦解，这些问题都逐一暴露出来。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宣布独立，然而中亚各国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严重的经济下滑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导致失业人口激增，长期压制的民族矛盾得到释放，刺激了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等跨国犯罪活动的兴起，同时意识形态方面的真空状态也为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的合流作乱提供了社会土壤，而匆忙披挂上阵的中亚各国政府在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推进经济转轨，导致了严重的经济下滑和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在其内部和周边都潜伏着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威胁，成为冷战后安全地区化态势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我国与中亚五国建交，并大力发展经贸关系，但这一地区隐藏的“三股势力”对我国新疆地区影响较大，事实证明我国新疆的“东突势力”和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问题对我国西北边疆的安全造成很大的隐患，给中国周边安全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上海合作组织制度建设的成效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尤为显著。自2001年成立以来到2008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已先后签订了《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协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7年至2009年合作纲要》《关于查明和切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境内组织和举行联合反恐行动的程序协定》等一系列具有约束性和规范性的文件。这些条约和文件获得了成员国的法律确认和认可，为成员国参与地区合作提供了一整套的行为规则和行动指南，自2002年以来，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武装力量或执法力量已先后举行了多次联合反恐演习，明显有利于震慑本地区的“三股势力”，提高了成员国应对恐怖威胁的预警防范、快速反应和后果处理能力，显示了地区合作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上的积极作用。所以，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联合反恐都将是成员国合作的主要议题之一，并且会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加强合作的助推器。
上海合作组织奉行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愿意与其他国家及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与合作，这种合作机制是极具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是当前欧亚大陆最大的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具有鲜明的特点，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安全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一国的安全离不开他国的支持，强调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可以相互协作来实现，获得安全的方式不是对抗而是合作，认为安全不限于军事和政治领域，而是扩大到经济、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即边境安全、联合反恐和经济合作。这种新型的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即是“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边境安全是这个组织的最先诉求。随着恐怖主义逐步成为国家的主要公害，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不断上升，所以联合反恐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同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与世界其他国家和组织接轨的一个桥梁。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恐怖主义的危害，如中国的新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俄罗斯的车臣恐怖主义势力，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伊斯兰复兴党”、“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和“伊扎布特”等恐怖极端势力等。据悉，“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与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势力都有密切的联系，并一度成为这些国家恐怖主义势力的培训基地。虽然阿富汗战争结束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在形式上被消灭了，但其残余势力已经渗透到周边国家境内，与这些国家的恐怖主义组织会合，因此，“9·11”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这也就决定了这些国家必须联合起来行动，所以恐怖主义问题对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跨国家的地区问题。这些势力近年来的活动日益猖獗，使俄罗斯、中国等国的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面临严峻挑战，成为危害中亚及周边国家和平与稳定的毒瘤。虽然“三股势力”及其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非传统安全威胁源自于中亚国家自身的各种弊病，但俄罗斯、中国也是直接的受害者。
非传统安全合作作为上海合作组织长期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任务，将为成员国带来更大的安全空间和发展机遇，通过上海合作组织这一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谋求共同安全的新型区域多边合作平台，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将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同有关国际各方共同致力于促进中亚及周边地区稳定和发展，让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一个地区安全共同体，为中亚和谐地区的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构建积累有效经验，打下坚实基础。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聚焦于边界问题的、比较松散的联盟发展成为涉及地区安全、经贸合作、能源交通等全方位的、制度化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作为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是广阔的，从解决边境争端、建立军事信任和促进睦邻友好开始，又转向边境裁军、地区安全、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还在外交、经贸和文化等方面开展合作，对世界多极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冷战后欧亚大陆腹地出现的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中国、俄罗斯与中亚国家超越冷战思维，在新型安全观指导下，以协商合作安全方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推进地区合作的伟大历史性创举。无疑，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以新安全观为理论基础，走出了一条从建立边境地区军事互信着手，将相互合作稳步扩展到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区域经贸合作等广泛领域的新型区域合作道路，形成了治理地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模式，成为我国处理周边问题的一个成功案例。可以预见，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正在趋向成熟的地区性综合安全合作机制，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化解全球化压力，应对重大突发事件冲击和解决本国、本地区威胁安全与稳定问题的可信赖的平台，探索更加广泛、长久的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道路，维护地区安全、发展的多层面、多角度合作的区域安全新模式一定能够得到长足的发展。
第三，从南海问题看周边外交中的领土争端。
我国幅员辽阔，周边国家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与周边许多国家都存在着领土争端，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一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周边领土争端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的南海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一些南海周边国家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屡屡在南沙问题上挑起事端，一些大国势力也插手其间，暗中推波助澜，使南沙问题日益复杂化，对中国的海洋权益构成很大威胁。南海争端的源头最早可以上溯到20 世纪30 年代，法国开始觊觎西沙和南沙。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南海诸岛，战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把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但由于西沙和南沙岛礁为数众多且分布范围极广，而蒋介石又急于发动内战，当时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为全部岛礁设立主权碑，也没有派兵驻守，为后来的争端埋下了伏笔。1968年美国海洋地质学家埃默里（Emory）作出的研究报告，认为南海存在亚洲最大的油气区，此消息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之心，擅自占据部分岛礁并开发海洋资源。南海周边国家的这种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南海地缘政治格局，侵犯我国的海洋权益，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而促使南海格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南海是资源宝库，有开发利用价值的资源包括海岸带土地、油气、矿产、旅游等资源，南海诸国都视南海为财富宝藏；其二，各国都把发展海军力量作为抢占南海岛礁、保护“胜利果实”的主要手段，以谋求改变南海格局并使之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种行为对我国保卫南海权益的行动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其三，冷战结束后，美、苏相继撤离东南亚地区，此时，面对中国的崛起，实力薄弱的东南亚国家担心中国有可能南下“填补”权力真空，因此纷纷采取加入东盟组织的方式，试图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向中国施压 ，中国不得不采取谨慎的态度考虑东盟的立场和态度；其四，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地域广阔，是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区和海洋战略区的结合部分，这种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导致了该区域成为世界上的一些以美国、日本为代表的区域外大国谋求自身利益的场所。冷战结束后，美国担心中国完全控制南海，使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所以开始介入南海问题，并明显偏袒与我国有主权争端的东南亚国家，同时推动其他区外大国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
正是基于南海周边环境日益复杂，南海问题背后的大国角力日益紧张，中国出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1990年8月13日，李鹏总理在访问新加坡时，正式提出搁置争议、友好协商的倡议，“中国愿意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共同开发南沙岛屿，并暂搁置争议”。此后，中国政府将和平解决南沙问题概括为十六字方针：“主权归我，和平解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充分表达了我国解决南沙问题的诚意，也表明了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灵活态度。“主权在我”是基本底线，是“共同开发”的前提条件。主权问题属于国家核心利益，不承认我主权，就无共同开发之可能，他国任何形式的开发都应视为非法，中国不会接受一些国家军事侵占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是，鉴于地理环境等具体情况，中国愿意本着互谅互让的精神同有关国家谈判解决，在谈判解决条件不成熟时，中国主张把南海主权争议搁置起来，这意味着把有关国家岛礁争端和相互海域划界争端搁置起来，在不涉及主权归属问题的情况下，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可以先着手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海底资源勘察、海洋研究、航海安全及海洋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开发与合作，然后再进一步就其开发和分享资源等方面的合作拟定措施和安排，相邻国家在互利互惠基础上可成立合资企业，这些措施和安排对将来的主权问题不产生影响，一旦主权问题得到解决，再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新的安排和调整。中国政府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南海问题已取得初步成效，例如，中国和越南、菲律宾两国分别建立了磋商机制，中国与马来西亚之间也就南沙问题进行多次磋商，并同样就通过协商解决南沙争议达成共识。进入21世纪，东盟有关国家与中国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02年
东盟与中国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确定了合作开发的基调，2002年8月31日，中菲两国政府首脑提出，中菲及其他有主权争议的国家，联合勘探南沙海域油气资源。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中国政府解决南海问题的新思路，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在南海问题上的成功应用，是中国政府重视周边、把睦邻政策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体现，妥善采取有效措施缓和同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紧张关系，有利于稳定东南亚地区政局，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促进我国和南海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有利于加强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政策和安全合作，以打破美国实施的战略围堵计划和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图谋，有利于中国南方的边界安全，控制南海可增加国家防御纵深达500—600海里，并取得遏制对手的有利地位。总的来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为解决南海争端带来了一线生机，但是仍需要各国政府进一步研究具体情况，通力合作。
虽然2016年发生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但在当前形势下，南海周边国家仍然都是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避免使用武力，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的立场基本上是一致的。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会妨碍彼此之间对南海资源的共同开发，南海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这些看法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变得越来越强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和其外交总战略一样，其演变幅度之大，其阶段性显示之明，在世界各国外交史上是少有的。从总体上说，这种演变是对不断变化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应对，也反映了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在曲折中日益走向成熟的，我国力争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为我国各方面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我们要“睦邻、安邻、富邻”，以邻为伴，与邻为善，推动建设持久和平的和谐亚洲、和谐世界。
第四，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立足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历是共同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发展中国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建立国际新秩序以及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有共同语言，是可靠同盟军，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历来是我国的政治优势。当前，中国要努力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推动南北对话，充分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体制规则的制定，使之充分反映包括我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中国将和第三世界国家一道，努力促进南南合作的开展。
其一，从单纯援助到建立新型战略伙伴合作关系。
早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一直将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团结友好协作关系放在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位置。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众多新兴独立国家的出现，中国更加意识到加强与亚非拉美等国家关系的重要性。1960年，毛泽东接见非洲十二国代表时表示：“中国千万人民对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英勇斗争，表示完全同情和支持。”
197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的构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系统的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个战略思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存在着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明确指出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将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在三个世界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发扬了“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国内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为己任，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无偿经济援助。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援占同时期国家财政支出的5.88%,1973年更是高达6.92%，非洲是当时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在1956年到1977年间，中国向36个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总额（42.76亿美元）的58%。不仅如此，在政治上，中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也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重义轻利的国际主义精神也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政治声誉和威望。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实现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对外交与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实现了从“经济为外交服务”到“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转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1982年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中国今后的根本任务是集中精力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工作。1983年中国总理在访问非洲十一国之后，在坦桑尼亚首都召开新闻发布会，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进一步遵循“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1985年中国总理在访问拉丁美洲时提出了与拉美国家发展关系的四原则，即“和平友好、互相支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应该看到，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转变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除了对国际形势产生新的认识以及国家政策转向经济建设以外，也是中国外交趋向更加成熟、更加理性的标志，因为早期的无偿援助说到底是一种不正常的国家关系，一些受援国所表现出的对援助的依赖，以及一旦无法满足其要求之后所导致的两国关系恶化，都使中国的决策层逐渐认识到无偿援助的不可持续性，以及此种方式并不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长远发展。1979年7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应当肯定我们过去援助第三世界是正确的……所谓热心过度……使他们躺在我们身上过日子。……在援助问题上，随着我们经济发展，方针要坚持，具体办法要修改，真正使受援国得到益处”。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中国援外的规模虽然有所下降，但却拓宽了受援国的范围。从1983年起，中国增加了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也开辟了对拉美、加勒比海国家、南太平洋国家的经济援助。同时转变了援助方式，从过去的强调援助无偿贷款转变为加大智力、技术支援的比重，增加了受援国自力更生的能力，从“授之以鱼”转变为“授之以渔”。
1989年随着东欧剧变以及中国春夏之间发生的政治风波，国际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民主”和“人权”等借口对中国进行打压，中国为摆脱西方国家的制裁，再次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支持和帮助。事实上，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总理以及外长均来自非洲国家，1989年布隆迪、乌干达、多哥、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国家元首访问中国，1990年又有埃及、赤道几内亚、中非共和国、塞拉利昂、乍得和苏丹等国家元首访问了中国，体现了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
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成功加入WTO，都使中国从一个国际体系之外的革命者逐步转变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在逐步改善同发达国家的关系时仍然坚持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1996年5月，江泽民在非洲总部发表演讲时郑重宣布了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五点原则：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与此同时，中国与拉丁美洲经贸合作不断扩大，1995年贸易总额达60多亿美元，比80年代末增长了1倍；我国已开始向拉美24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建立合资或独资企业；中国政府还向20多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金融体系几近崩溃，且危机迅速蔓延至东亚国家，日本、韩国等东亚大国出于保护本国经济的目的币值大幅贬值，在自身经济力量比较薄弱并且面临风险和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仍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同时对处于困难的东南亚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资金支持，为缓解东南亚金融危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确立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亚洲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之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础。2005年9月，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的五大重要举措。具体内容：一是中国决定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三十九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优惠范围将包括这些国家的多数对华出口商品；二是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在今后两年内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三是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百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四是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其提供包括防疟特效药在内的药物，帮助他们培训医疗人员等；五是中国将在今后三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三万名各类人才。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郑重承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近些年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以非洲为例，2000年中非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而短短的8年之后，2008年中非贸易总额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达1068.4亿美元。同时，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也有了显著增长，仅2008年上半年就达3.1亿美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了未来同非洲开展的“十大合作计划”：一是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中方将积极推进中非产业对接和产能合作，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投资兴业，合作新建或升级一批工业园区，向非洲国家派遣政府高级专家顾问。二是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方将在非洲100个乡村实施“农业富民工程”，派遣30批农业专家组赴非洲，建立中非农业科研机构“10+10”合作机制。中方高度关注非洲多个国家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致粮食歉收，将向受灾国家提供1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三是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中方将同非洲在基础设施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维护等方面加强互利合作，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参与非洲铁路、公路、区域航空、港口、电力、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非洲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国家建设5所交通大学。四是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方将同非洲国家扩大人民币结算和本币互换业务规模，鼓励中国金融机构赴非洲设立更多分支机构。五是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方将支持非洲增强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能力，支持非洲实施100个清洁能源和野生动植物保护项目、环境友好型农业项目和智慧型城市建设项目。六是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方将实施50个促进贸易援助项目，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愿同非洲国家和区域组织商谈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合作等全面自由贸易协定，扩大非洲输华产品规模。七是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方将在加强自身减贫努力的同时，增加对非援助，在非洲实施200个“幸福生活工程”和以妇女儿童为主要受益者的减贫项目；免除非洲有关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八是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方将参与非洲疾控中心等公共卫生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支持中非各20所医院开展示范合作，加强专业科室建设，继续派遣医疗队员、开展“光明行”、妇幼保健在内的医疗援助，为非洲提供一批复方青蒿素抗疟药品；鼓励支持中国企业赴非洲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提高药品在非洲可及性。九是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方将为非洲援建5所文化中心，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施收看卫星电视项目；为非洲提供2000个学历学位教育名额和3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每年组织200名非洲学者访华和500名非洲青年研修；每年培训1000名非洲新闻领域从业人员；支持开通更多中非直航航班，促进中非旅游合作。十是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中方将向非盟提供6000万美元无偿援助，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和运作。中方将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洲维和行动。
综上所述，中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已经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单纯援助逐步转变为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应该看到，中国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转变是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分不开的，同时这种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不断成熟与自信。今后随着形势的变化，也许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还会发展变化，但中国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这一总的原则是不会变化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必将得到更好的深化和加强。当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也面临着同西方大国之间的博弈，2008年前后被热炒的达尔富尔问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其二，达尔富尔问题：中国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面临的课题。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共和国的西部，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约占苏丹共和国面积的1/5，人口600多万。在这里生活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在内的80多个部族。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人主要居住在北部，以放牧为生。而信奉基督教的黑人主要居住在中部和南部，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历史上的达尔富尔地区，雨水丰沛，土地肥沃，因此各部族之间虽然偶有冲突，但基本上还能和谐相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由于人口膨胀、过度放牧和乱采滥伐导致自然资源被破坏，生态环境极度恶化，土地荒漠化严重，旱情不断。长期的旱情迫使住在北部以放牧为生的阿拉伯人向南部迁徙，而南部从事农业的居民为防止过度放牧破坏农业生产将土地圈起来并拒绝牧民进入，于是这种农、牧业之间的摩擦逐步演变为各部族之间为争夺水、草资源而发生的激烈冲突，为了在冲突中获胜，各部族开始组织民兵武装，随着冲突的加剧，以及武器装备的升级，达尔富尔地区陷入了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2003年2月，以黑人居民为主相继组成的两支武装力量“苏丹人民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以苏丹政府未能保护他
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并不断对当地政府设施和官员发动袭击。由此达尔富尔地区陷入了以“苏丹人民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为一方，政府军队以及阿拉伯民兵组织“坚杰维德”为另一方的内战局面。
达尔富尔危机爆发后很长一段时间后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直到2004年美国大选年，争取连任的美国总统布什出于扭转人们对其单边主义穷兵黩武的外交形象，以及反衬出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主政期间在卢旺达大屠杀过程中无所作为的表现，对达尔富尔问题表现出了特殊的“关切”，一时间，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及造势，才将达尔富尔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上。200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达尔富尔问题定义为“种族屠杀”。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对达尔富尔问题给予了密切关注，从2004年6月到2009年7月，仅安理会就通过了26项有关达尔富尔危机的决议。然而联合国并不赞同美国国会关于达尔富尔问题为“种族屠杀”的结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于2007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出，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达尔富尔问题幕后的“黑手”。
美国和联合国在达尔富尔问题的不同定性对事态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因为“种族屠杀”是联合国宪章所明文禁止的，一旦将达尔富尔问题定性为“种族屠杀”，意味着今后存在着军事干预的可能性。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是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的。多年以来，美国作为世界上石油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中东石油产区一直是美国国家核心利益所在，然而由于对中东插手过多，美国在中东地区结怨很深，而中东地区复杂的政治环境又进一步对美国的石油利益构成威胁，因此美国的精英阶层早已认识到要开辟更多的石油进口来源，转变对中东地区的过度依赖。在这一背景下，富含石油的非洲地区就进入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视野。苏丹是非洲重要的产油国，据专家估计，苏丹石油储量超过1800亿桶，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位居世界第二。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美国希望通过将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定性为“种族屠杀”为今后的军事干预埋下伏笔，一旦苏丹政府不肯就范，就通过军事力量改变苏丹国内的政治格局，进而达到对苏丹的石油输出重新“洗牌”的目的。
除了这一经济背景之外，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也是美国炮制“种族屠杀”口号的题中之义。中国和苏丹是传统友好国家，苏丹是非洲最早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自1956年苏丹加入联合国之后，苏丹在历届联合国大会上都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在苏丹援建了大量的工程，其中最著名的是喀土穆友谊厅。冷战结束后，西方加大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攻击，苏丹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对中国加以声援。1996年，正当西方石油公司因自然条件恶劣，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等原因纷纷撤离苏丹石油行业时，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应苏丹政府邀请，负责组建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从而开始了与苏丹政府进行的石油合作。经过6年的努力，中石油在苏丹建起了1400万吨/年的原油生产能力，修建了长达1506公里的输油管道，建成了一家250万吨/年的原油加工厂和若干个加油站，逐步形成了一个集生产、精炼、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完整的石油工业产业链。西方石油公司在苏丹投资多年，却只重视原油开采，不重视当地的技术升级，在中石油进入苏丹之前，苏丹作为一个富含石油的国家，成品油完全依赖进口，给苏丹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中石油帮助苏丹建立完整石油产业链之后，苏丹的成品油市场已经实现出口。不仅如此，中石油还积极关注当地民生，为当地援建医院，修建桥梁、机场，以及道路等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条件。截至2006年底，中石油累计投资苏丹公益事业3228万美元，受益人数超过150万人。正是得益于中国的无私帮助，苏丹从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工业的贫穷国家，一跃成为北非六国中经济增长速度居首的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与苏丹石油合作的巨大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对非洲其他石油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毫无疑问，引起了美国这个视非洲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国家的不满，于是，美国掀起了一波围绕着达尔富尔问题的反华大合唱。美国新闻界和演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呼吁世界各国因达尔富尔问题抵制2008年在北京召开的奥运会，声称这届奥运会为“种族屠杀奥运会”，更有甚者，一些美国的政坛人士也参与其中。2007年5月，美国108名众议员和90多名参议员联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信，威胁说中国如果不能对达尔富尔的种族屠杀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将对北京奥运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事实上，自达尔富尔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任命非洲事务代表等方法扮演着劝和促谈的角色。2007年2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苏丹时提出了解决达尔富尔问题遵循的四项原则：（1）尊重苏丹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3）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4）促进地区局部稳定。中国政府不仅宣示自己和平解决危机的立场，还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早在2005年5月中国就向苏丹派出435人的维和部队。2007年5月，中国又接受联合国的邀请，派出315名工兵连协助执行安南计划第二阶段的任务。不仅如此，中国还为恢复达尔富尔地区的和平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仅在2007年就分5批向达尔富尔提供了8000多万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为北达尔富尔州的供水工程提供优惠贷款9000万美元，提供了多项恢复生产和发展所需的物资，包括运输工具、发电机、水泵等。
诚然，达尔富尔问题的起源是由于苏丹地区气候、资源条件恶化造成的，而苏丹内部复杂的政治生态又增加了解决这一矛盾的难度，无论中国的存在与否，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达尔富尔问题引起的西方对中国的抨击却是中国外交选择中值得深思的问题。达尔富尔问题既不是中国崛起过程中中国外交面临的第一个国际问题，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问题，西方社会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对中国的攻击，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拓展自己外交空间过程中所遇到阻力的一个缩影。在当前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舆论主流话语权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既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又不与西方大国发生正面冲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其三，当前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自成立以来一直将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外交的立足点，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国外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应该看到，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当前中国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还存在着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取向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将自己列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而且出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都曾受到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这一最大的共同点，往往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但事实上由于发展中国家也都是各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之间的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而且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各自的利益诉求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例如，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峰会上，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四个发展中大国空前团结，一致要求发达国家应该对气候问题负主要责任，然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也应该减少排放并采取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强硬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又如所有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由众多具有各自利益的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之间虽然在发展程度、历史背景等多方面具有相似性，但都是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作为建国的依据而存在的，因此，它们之间既有整体的关联性，又有个体的差异性。在处理与它们的关系中，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错误的后果。广交“朋友”与保持每个“朋友”之间的差异**往是不矛盾的。因此，我们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往时，既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又要在具体的交往中顾及个别国家的利益，做到统筹兼顾，这才能真正贯彻将发展中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立足点。
二是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相互竞争关系。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自身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已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是拥有廉价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也大都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因此我们的经济与发达国家拥有比较好的互补性，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我们也从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与他们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我们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品结构趋同，竞争性大于互补性。一方面，随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贸易加大，挤占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加大，进一步冲击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出口贸易的加大，冲击的大都是发展中国家的支柱产业，因此近些年来我们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事实上，自从加入WTO之后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主体已经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印度、土耳其、阿根廷、南非、墨西哥、秘鲁和巴西等国都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的大户。据WTO的统计，在1995—2008年的14年间，向WTO报告的针对中国的677起反倾销案中有442起来自发展中国家，占65.29%，这种竞争关系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友好关系。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们要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企业到发展中国家去投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方面有优势，而缺乏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可以通过鼓励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去发展中国家投资，这样既可以变出口贸易为“内地生产”，又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从而缓解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快国内生产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改变过去的低价竞争优势，而通过品牌价值达到一种质优价高的局面去占领发展中国家的高端市场，从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支柱产业的冲击。
三是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如何应对西方大国的指责与分化。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外交的立足点，同时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强大，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必然招致一些西方大国的嫉妒与防范。而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说，除了自身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防范中国以外，最佳的策略就是将其他发展中国家拉入自己的反华阵营，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因此，近些年来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政策横加指责，炮制“中国威胁”，试图离间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并且对于不同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又采用有所区别的策略。对中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强调“中国的军事威胁”，试图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而对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则强调“中国的资源威胁”和“经济威胁”，对中国合理的资源需求和经济发展说三道四，从而达到分化和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对于西方大国的指责与分化，我们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应该沉着应对，一方面，要利用西方大国内部对遏制中国尚未达成全面共识的有利时机，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充分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国际舆论。另一方面，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还是要本着互谅互让、团结协作的精神来处理与它们的分歧。具体来讲，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还应着眼长远，现阶段应该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对于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歧来说，应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宣传力度，减轻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制造”的恐惧心理，从而达到与发展中国家“双赢”的局面。
四是协调国家与企业在与发展中国家交往中的利益分歧。随着我国实行“走出去”的战略以来，已经有大批的中国企业参与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建设中来，这些企业不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还满足了当地的就业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企业的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企业的这一目的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趋于一致，因此在实践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为了企业利益而有损国家利益的情况。例如，一些资源开采型企业存在着不注重被投资国的可持续发展，边开采边污染环境，引起被投资国民众的不满的短期行为，这与国家获取稳定的资源来源的长期利益是矛盾的。另外，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代表着国家的形象，稍有不慎就会破坏国家的形象。有些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存在低价中标、劣质完成的情况。例如，2006年8月，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总统一度拒绝接见来马国访问的中央领导人，并发出外交照会，抗议中资机构承建的由世界银行提供资金的筑路修桥项目变成了不堪入目的“豆腐渣”工程，这场一触即发的外交风波虽然在斡旋下最终得以化解，但造成的影响却极坏，也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形象。任何一个在海外投资的企业都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企业自身的不当行为都会损害国家的形象。因此，当企业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的总的原则应该坚定不移的贯彻下去，道理是很简单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任何企业都将在海外举步维艰，但在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这一总原则的同时，国家要赋予企业相对灵活的自主权，维护企业的利益，“抓大放小”，切忌国家利益扩大化，从而影响企业到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积极性。
总之，“和而不同”的外交理念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结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新时期的外交新理念，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独特的智力资源。这种影响，主要是一种抽象的影响。“和而不同”这一古老而又新鲜的外交理念可能要等到若干年后，随着中国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上升，其价值才会被更广泛、更深刻地理解与认同。更进一步讲，这一抽象而久远的影响还涉及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问题。今天，“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美国的“话语”主宰着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 除了最显赫的“美国学派”和有些边缘化的“英国学派”， 几乎没有其他的“独立” 学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崛起， 可以想见，“和而不同”必会成为“核心话语”之一， 会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被认识、被讨论、被理解， 甚至会成为一种重要思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