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家“爱物”的措施——时禁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爱物”精神体现在行为规范方面主要是强调时禁。这种行为规范早期最系统的诉诸于文字是在《礼记·月令》上，据《礼记·月令》篇记载：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骼埋胔。
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
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
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季春之月：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
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餧兽之药，毋出九门。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
孟夏之月：是月也，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
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
季夏之月：是月也，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这段文字对于在什么时间绝对禁止破坏何类生物作了严格的规定，其中的“虞”是指古代最早的山林保护官，相传这一官职最早出现在舜帝时，当时舜帝任命能够顺从草木鸟兽特点来管理的伯益作为“虞”官，后来这一官职得到了继承。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自上古时期就开始注重生态的保护。
当然，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动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而是遵从着“春生、夏长、秋杀、冬藏”的传统规律。《礼记·月令》就规定到了“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到了“季秋之月”, “天子乃教于田猎”, “天子乃厉饰，执弓挟矢以猎，命主祠祭禽于四方”；到了“季冬之月”, “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也就是说，对动植物的牺牲、田猎和捕鱼等活动只有到了秋天和冬天方可进行。有关什么时间可以利用自然物，什么时间不可以伤害自然物的“时禁”是有渊源的。即便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认为这种“时禁”就是一种“古圣王之制”了。例如，《荀子·王制》篇就谈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在这里谈到的“古圣王之制”主要是从人类利益考虑的，它的目无非是让老百姓“有余食”、“有余用”和“有余材”，但事实上，古代先王之所以规定这些制度不光是为人类利益考虑，也包含了一种“爱物”的思想，体现了对万物的一种保护，如《淮南子·主术训》就记载：“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蓏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罝罦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彀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大戴礼记·易本命》则直接对帝王提出警告：“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
归结起来，对这些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
第一，这些规定是“圣王之制”，是“古之训”，是古“王制”，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
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何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这一点与当代西方学者的生态观念显著不同。
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势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
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主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的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还看到，这些禁令的对象（或者说保护的对象）不仅包括动物、植物，也包括非生命的木石、山川。
第四，这种古代先王之制既尊重自然物的生长养育规律，不妨碍它们的生长又包含了物尽其用，只有到了该取的时候才取的思想。这样一种思想，是从人们的长远利益以及“爱物”的角度出发的。人们之所以不竭泽而渔，是因为你今年竭泽得到了鱼，明年就很难再得到鱼了。人们之所以不焚林而猎兽，是因为你今年焚林而得到了兽，明年再想得到就困难了。而之所以怀孕的母兽不得捕杀，待母哺食的小鸟和鸟蛋不得掏取，鱼不过尺不得取，猪不够一年不得杀等等这些规定，就是从“爱物”的角度尊重万物的生长所体现的人类的“仁”。
当然这种“爱物”是与人类的自制相结合的。其核心就是并不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在一般情况之下，人们是因为自己的欲望太盛，而造成自然外物的短缺的。唐相陆贽对此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论述。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必竭，能节则虽虚必盈。”（《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疏》）这也就是说，能再生的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是有限的，用过了头，自然的资源就会短缺甚至枯竭。即使从人自身的利益考虑，也应该保护和养育自然之物，而尽可能地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在早期儒家看来，节制欲望就是对于自身的管理，因而也是处理好人与外物之间关系的前提。在“正统”儒家看来，人的本性本来是好的，但是，人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好恶的话，在外物的引诱之下，人就会随物而化，丧失人之为人的根本特点。
不仅如此，儒家还从“仁、孝”的角度来看待“时禁”。《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礼记·祭义》也记载，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这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题中应有之义。
除了一些文献中关于“时禁”的记载，古代对于这种生态保护观念还设立了一些自然管理部门和官职，颁布政令法律保护动植物，把生态保护具体地落实到政治活动中。
第一，动、植物的保护机构。历代政府都十分重视山林川泽的管理，设置各类官职从事这项工作。最早的山林保护官职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虞”官。《周礼》中有“山虞”、“泽虞”。虞官监督按照时限砍伐林木，对于盗伐林木的人实施刑罚，在祭祀山林时，代表山林之神受祭。与山虞相近的还有“衡”。“衡，平也，平林麓
之大小及所生者。”“林衡”是专职管理平地和山麓林木的官吏。《周礼》中还有个与保护山林有关的官职是“山师”。照《礼记王制》所说，名山大泽不封，天子设立山师掌管远方山林，这在一定意义上保护了自然环境。大司徒也有林木保护的职责。照《周礼》所说，大司徒掌管全国的地图、人民的数量，辨知各地的地域范围和那里的山林、川泽、丘陵、坟衍、湿地的著名物产，指导各地因其所宜之木而建立社稷，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辨别各地土壤的物产，帮助百姓选择住宅，以繁衍人口；繁殖鸟兽，培育草木，发挥土地的作用；辨别十二种土壤的不同特点，教导百姓因地制宜地耕种和植树。《周礼》对历代发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的生态思想是值得重视的。
第二，动物保护的政令与法律。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动物保护法律出现在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田律》中，如“不夏月，毋敢……麇（卵）彀，毋毒鱼鳖，置阱罔（网），到七月而纵之”（《睡虎地秦墓竹简》）。西汉时期汉宣帝曾下令说：“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鸟以万数飞过属县，翱翔而舞，集未下。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撞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汉书》）。近年考古学界在甘肃省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发现的泥墙墨书《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中，也有不少保护动物的法令及对法令的解释，如孟春月令：
毋擿剿。谓剿空实皆不得擿也。空剿尽夏实者四时常禁。
毋杀幼虫。谓幼少之虫、不为人害者也，尽九月。
毋杀孡。谓禽兽、六畜怀任有胎者也。尽十二月常禁。
毋夭飞鸟。谓夭飞鸟不得使长大也。尽十二月常禁。……（《敦煌悬泉月令诏条》）
第三，林木保护的政令与法律。现存最早的林木保护法律，乃是前述睡虎的《秦律十八种》，其中的《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睡虎地秦墓竹简》）
《田律》与《逸周书大聚》《礼记·月令》《吕氏春秋》的内容相近而更为严密细致，说明其中的行为规范是在吸收《逸周书·大聚》《礼记·月令》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
第四，土地管理机构与政令。儒家对于土地的生态性管理是十分重视的。《周礼》记载有大司徒、小司徒等许多土地管理官职。大司徒职责前已述及，小司徒的职责是熟知百姓和土地的数量，把土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分配给百姓。此外还有“遂人”、“土均”、“土训”、“均人”等官职。休耕是中国古代保持土地肥力的一项重要措施。据《周礼》记载，官府授田给百姓，“不易之地家百亩，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不易之地”不需要休耕，“易之地”休、耕间隔年，“再易之地”休二耕。休耕也叫做“爰田”、“辕田”等。据说商鞅在秦国变法，就实行了爰田制。又据《左传》记载，晋国也实行了爰田制。《汉书食货志》有古代实行休耕的记录。休耕、换田易居是科学的。《周礼》还有保留荒野的措施。《周礼》说：“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是。”“莱”，郑玄解释为“休不耕者。郊内谓之易，郊外谓之莱”。可耕地已有休耕制，这个“休不耕者”显然指保留未垦土地休而不耕，即不开辟草地为农田。贾公彦即认为草莱是荒而不耕的草地。保留荒野对于维持生态平衡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五，山脉的管理机构与法令。古代从事山脉的系统保护工作的官职是“山虞”。《周礼》记载有“卯人”一职，是管理矿产资源的官吏。他的职责是掌管金玉锡石产地，厉禁以守之。卯人取矿产供给冬官制作器物，供君王使用，百姓不得染指。卯人厉守资源地具有垄断的性质，这在客观上维护了山林的生态平衡。
总之，儒家的“爱物”措施“时禁”既有文献记载，又有制度设计，是古代生态管理的确切证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