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儒家生态理论的现代意义
当今世界，环境问题正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持续生存与发展。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工业文明，刺激了人的物欲，而人的物欲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工业文明。在当今世界，人类的物欲已是在各个方面都极大地膨胀了。在人类内部，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彼此的竞争中，物欲又不断被强化。人类物欲的满足总是呈现着单向上升的趋势，当欲望被满足之后，更高的欲望又产生了。当人们已经习惯了现代的生活享受之后，退回到以前落后的生活状态中去就是难以想象的了。因此，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享受，便尽力搜刮自然，以至成了自然外物眼里的地地道道的暴君。如果这个暴君继续**地球，那么，在地球的“反抗”之下，暴君和地球的共同灭亡就是“指日可待”的了。
挽救地球，挽救自然，是系统工程。从生态伦理的角度说，破除几个思想上的误区，对于这个系统工程来说，是极端重要的。
第一个误区，是人类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人类是以自然的主宰自居的，人类所发明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人类自己的利益。由于人类自身的强大，地球上已经没有了天敌。对于其他事物来说，人类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这样一种客观条件，滋润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人类中心主义是有多种表现的。侵占其他事物的“领地”，吞食各类濒临灭绝的物种，强迫其他事物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任意运用自己的魔力改造自然，进行各种以继续推进人类自身力量为目的的大规模试验等等，都是人类沙文主义的表现。
多年来，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的胜利，当发现人给人自身带来了生存危机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古代中国哲人的“万物一体”的训戒，正是对于人类沙文主义的对症之药。中国传统的宇宙伦理观，讲人之小我与宇宙大我的合一，讲天地是人类之母，讲万物是人类的友伴，揭示了人与外界事物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关联。人类只有放弃宰割地球和其他万物的“权利”，只有因顺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处，才能免除自己毁灭自己的悲惨命运。
第二个误区，只考虑当代人的利益。
当今任何高尚、正义的理论，都是以为全人类的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相标榜的。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大限度地挖掘和使用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了提高当代人的享受，人们又挖空心思地掠夺可生资源，残损着人类的唯一的生存环境。在人们的努力之下，当代人的生活水平确实是大大地提高了，然而，一百年、二百年以后的人怎样生活？更确切地说，就是现在活着的人们所生下来的后代怎样生活？现在活着的人是否很好地考虑过呢？
如果我们对于子孙后代还有真正的责任心的话，就要回过来很好地反省一下我们以往认为是很高尚的行为，看看它们是基于本代人的利益考虑还是基于对未来人类利益的考虑。如果是基于前者，那就不能说是真正高尚的和正义的。同时，我们还应该重新反省一下我们的各种伦理主义，到底是不是真正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即包括未来人在内的利益出发的。
第三个误区，是国家和地区自利主义。
当今世界，是一个和平和发展的世界，或者说，和平和发展已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这对于全人类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在和平和发展的旗帜之下，存在着极不合理、极不正义的现实。这种不合理和非正义，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之中。其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对国外资源的掠夺和挥霍。有些国家，在发展或帮助他国发展的名义之下，运用各种手段到别国
去掠夺大量资源，然后大加挥霍。比如美国，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地繁荣，是建筑在挥霍全人类的资源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所过的豪华的生活，是建筑在对发展中国家、对未来的人类利益的盘剥基础之上的。美国政府常常讲的美国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自利主义。
二是高污染工业的国际转嫁和工业垃圾的外倾。现代文明，是离不开高污染工业的。高污染必然带来高伤害。一些发达国家，既要享受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又要不受现代工业文明的伤害，就运用了各种手段把高污染、高伤害的企业迁往发展中国家。人们所看到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又脏又乱，高度污染，而发达国家特别是老牌的发达国家则绿草如茵，一尘不染。比如瑞士，根本就没有高污染的企业，但却尽情地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的成果。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些人，对于污染是深恶痛绝的，但他们把污染问题的原因，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落后低级，而并不认为是一个在强大的经济后盾支持下发达国家的国家自利主义在作怪的问题。
任何享受现代工业文明成果的国家和地区，也都应该承担现代工业文明的重负。因此，发达国家对此是有道义上的责任的。自觉地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治理污染，才是讲道义的表现。其实，人类共有一个地球，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污染，会对全球的环境产生影响。这就好比一个在海上行驶的轮船，一个舱漏水，如不解决，最终会导致整条船的沉没。利己终害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从根本上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跨省市、跨地区、跨国界的特点。如果从自私自利的“小我”出发，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就有可能筑起数百米高的烟囱，将有毒废气排向高空，通过强风将它吹到别的地区、别的国家，把酸雨降到那里；或者将有毒有害的废物、废水抛入国际河流或倒入公海，遗害他人他国；或者将有害的垃圾贩卖到别国；或者在别国开设污染严重的企业和工厂。如中国的长江、黄河、珠江和淮河等流经多个省市，一个省市的污染必将影响到其他省市；一个工厂废气的大量排放，也会波及工厂以外的其他省市。这种“以邻为壑”的不道德行为，完全是由自私自利的“小我”意识作怪的结果。所以，要想解决全球生态环保问题，保护国际河流和公海，以及防止臭氧层破坏等，人类就必须树立“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的全球意识，方可奏效。
在克服以上几个误区的基础上，深刻领会、挖掘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吸取现代生态伦理的有价值思想，对于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生态文明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方兴未艾，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国内对这些学说也作了很多介绍和引进，这方面的研究必将对推进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作用。建构现代生态伦理学，应批判地吸收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种种观点，应在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比较分析中，才能找到科学而合理的现代生态伦理学价值基础。人类中心论被看作是环境危机的始作俑者受到人们的谴责，出于对人类中心论的谴责和对主客关系式的批判的否定，在西方生态伦理学者中出现了各种派别，以德国哲学家、神学家施韦泽（Alben Schweitzer）为代表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主张尊重一切生命而不去追究不同生命的不同价值。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所有的生命都视为神圣的，并尽其所能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生命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施韦泽的这种哲学和伦理学虽然是以宗教神学的观点立论，但与中国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和“物与”精神有相通之处，也不完全一样。儒家在论及人与
自然的关系时，其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万物一体”，强调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注重从整体上、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上关注环境问题，从境界论看，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一体”，就是一种无私的“大我”的天地境界。在这种“大我”的天地境界中的人，不只觉悟到自己是整个社会的一员，“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卷二），从而能够为社会做好事，所做之事皆具有道德意义；而且更觉悟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草木鬼神鸟兽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我一体之仁，然后吾之明德始无不明，而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矣”（《大学问》）。所做之事，不只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天地万物”。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被“间形骸、分尔我”的自私自利的“小我”所蔽，遂滋生出各种罪恶现象的话，那么在天地境界中，“我”已不再是功利境界中的“小我”，而是“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的“大我”，我之身即天地万物，我之意识即是大我之意识，最终实现“天地万物一体”的人生理想。这种“大我”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关注宇宙生态环保的全球意识。法国著名学者施韦兹指出：中国古代的“忘我的伦理学，具有宇宙伦理学的性质，现在可以希望找到自我完善伦理学的接触点而联合起来，因为自我完善伦理学从它产生之初起就是宇宙的”。可见，宋明儒者提倡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我”意识，对于21世纪全球的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建构新的生态伦理学体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一思路为实施建设生态文明国家提供了有益的途径。建设生态文明国家就是要求人类摒弃那种单一的以经济指标为发展目标的发展观，要求人类不能孤立地发展某一方面，也不能牺牲某一部分为代价而去换取另一部分的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国家的关键在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现代生态哲学上万物有灵论将价值泛化，把人与自然等同，否定了人类的特殊性；而人类中心论则将人看作是价值的轴心，把环境保护的目的仅仅看作是为了维护人类的利益。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环境保护的健康、持续、有效地进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儒家注重从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和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问题，他们提出了通过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和谐统一的途径。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从人、自然、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思考，以此作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路途。儒家以“天人合一”为基础，把“与天地参”作为目标的环境伦理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作为重要的环境伦理规范，对我们今天科学、合理地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不无启发。
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牵涉面很广的问题，只靠一个方面的努力是难以解决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任务就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生态伦理理论，即为合乎正义的生态伦理理念提供理论的基础。要建立真正完善的生态文明国家，就必须以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以当代环境科学为基本依据，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的方法，还要吸取中华民族的传统因顺自然、万物一体、重生爱物、俭朴自制等伦理观念，既充分肯定人在管理地球、维护生态平衡中的中心地位，又以“仁爱”之心来面对天地万物，这就是儒家传统生态观念给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国家的有益启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