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机会稍纵即逝。因此，在人生的旅途中要善于抓住机遇，并及时出击，进而获得成功。机会与我们的成败密切相关。对于时机的把握，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在事业上能否有所建树。所以，不可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即使这个机会仅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要积极地创造机遇，把握机遇，发现机遇，抓住了机遇，也就抓住了成功。
要不断开发新领域
美国“股神”说：“在人人都做的事情上去投资，你是不会发财的。”
战国时的大商人吕不韦，在赵国结识了秦国公子子楚，这个子楚，是秦昭王的孙子，太子安国君的庶子。子楚排行在中，上有兄，下有弟，自己的生母早已失宠。看他的样子，将来怎么也轮不上他当太子。但吕不韦认为很可取，虽然有风险，但做什么生意能没有风险呢?风险与收益是成正比的。
吕不韦就同子楚套近乎，关系慢慢好了起来，然后吕不韦表示愿意出钱帮他运作，为他回国创造条件。
后来，吕不韦让子楚讨好父亲的宠妃华阳夫人，做了她的干儿子。这样，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太子，而后又当上了国王。
吕不韦投资的报酬就是：他当上了秦国的相国。这笔买**卖珠宝、卖粮食的利润高得多。吕不韦眼中的是子楚这件“奇货”的潜力。
公元前258年，秦国兴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形势告急。魏国的信陵君同赵国平原君有亲戚关系，他非常想去救赵。在信陵君的劝说下，魏王派大将晋鄙领十万大军援赵。因为受到秦王的恐吓，魏王最终命令晋鄙止前进，屯兵汤阴。信陵君心急如焚，可他不是国王，晋鄙的军队也不会听他命令。这个时候他的谋士侯嬴对他说：“我听说您从前帮魏王的宠妃如姬办过一件事?”
“是啊?这怎么了?”信陵君问。
侯赢说：“以前如姬的父亲被杀了，如姬悬赏为父亲报仇，三年都没有找到凶手。有一回，如姬因父仇未报向您哭诉，您替他报了仇。如姬异常感激，一直惦记着您的大恩。现在您可以用她一用了，倘若开口请她把魏王的兵符偷出来，她一定会同意。到那时，您就可以假托魏王之命，调兵遣将了。”
信陵君依计而行，果然，如姬二话不说把兵符偷了出来，帮助信陵君完成了救赵的大事。信陵君能做成这件大事，得益于他以前做的投资。这样的事，不是非同寻常的关系，谁愿意为他办?若不是以前对如姬有大恩，就是他搬出金山也办不成。感情投资是个慢功，不能临时抱佛脚，那样就显得势利了。平时人缘广，口碑好，品行厚，做事情就有良好的基础。
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局长胡佛说过：“金钱就像肥料，多洒多有利。”在你的身边经常进行一些感情投资，以后这些种子都会开花结果。
此外，做事情有超前意识，要有眼光，能看出发展趋势。刚开始孙正义投资给虎的时候，没人看好互联网这种东西，杨致远只是初生牛犊，虎还只是个概念，但孙正义听了杨致远的远景描述，为他们的构想所打动，决定投资给他们。我们要记住，走别人走过的路，永远发不了大财，成不了大事。
到没人投资的地方去投资要有准确的判断力，有超前意识，能发现事物的发展。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只会永远是随从，成不了大事。
抓住机遇扩大规模
历来，那些做大事的人，都是积累有素，厚积而薄发，一旦机会而来，乘势而上。除非动乱之世，人的发展往往打破既定程序，就一般而言，都是从日积月累中成就，曾国藩历来将眼界宏大与小处入手一起讨论，认为二者很重要。他还特别从历代有作为的帝王和宰相身上，证明他的结论。
曾国藩曾有过这样的精彩之论：
自古成大事者都是从小事着手的。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周王是中国的圣人，但自早晨至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周公夜以继日，天亮都处理政务。这些圣贤勤劳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怠慢!诸葛亮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都保存起来作为有用之物。
朱熹曾说为学须铢积寸累，当官的人也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能够有所作为的。秦始皇用石来量书，不做完事情不休息；魏明帝自己代行尚书事；隋帝批件无暇吃饭，让卫士送餐，这些皆为后世所讥笑，以为天子不应该亲理细事。我认为天子可以不亲细事，做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汉帝向陈平问钱谷的事，不知问刑狱的事，尚不知，不可以为人臣效法也。
大凡建功立事，一定以亲眼所见者为准，若有车必见其车具，如有衣必见其襟袖。如为广见博闻的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手稿累筐。如为躬行实践的君子，必见其面色之兴奋，徒党对他的感慕。若善于治民，必然可以看见其所居之地百姓高兴的地方，离任时老百姓会非常眷恋他。假如善于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如果不以目所共见者为依据，而但凭心所揣度者为高，就会把以空虚浅薄为哲理，而轻视务实，以崇尚空泛为贤能，而耻笑勤奋谦谨，不等于邓扬之徒，流风相煽，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都堕坏于稀里糊涂之中。亲者贤者，都被拒之千里。以此而希望成就大业，亦荒谬吗!孔子许诺仲弓为重要人才，而雍正以居敬为奉行简约之本，都是因为能够勤敬才无废事的。
从小事小行，则大事可成。曾国藩说：“泰山不拒土壤，泉水不择细流。”就是这个意思。曾国藩深知人情世故，他认为人一般有两种积习：或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这种人大事做不成，小事不愿做。他形象地称这种人其实是瞽者，来比喻无头苍蝇。还有一种人整日陷于琐事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缺少远见卓识。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成大事者，目光远大和考虑细密二者缺一不可”的处世韬略。没有长远的志向就会失去进步，但必须按目标一步一步走下去，方有成功的可能。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中曾说：“古人能办成大事的人有二条，目光远大与考虑细密二者相统一。弟在考虑细密方面，精力比我强。军队中的器械，比较精良的，应该另立一册，亲自登记，给一个可靠的人，古人用铠甲武装的鲜明作用，有威震敌人显示威风的重要作用。常可取胜，刘峙衡对于火器经常维修保养，对刀矛就全不讲究。我以前派褚景明去河南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腰刀，分别赐予各将领和头目，他们很是喜爱与重视。弟一定留心这件事，这也是细微的一项内容。至于规模宜大，弟也是要讲求的。但讲究宏大的人是极易混入散漫的一路，遇事颟顸，没有条理，就是再大，那又有什么可宝贵的?器量宏大，就没有流弊了，等级不乱，可以长久。”
就办事而言，做事规则最好是规模远大，综理细密。不但要从“大处着眼”，还必须从“小处下手”。他曾经说办事应当“认真对待小事”，意义也在于此。成就大事，须宏阔与细微兼有，也既要有远大规划，又要从细微处着手。谋取胜局者可以制定不同阶段的目标，慢慢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低到高。人生如若没有这样的锤炼，何谈谋取胜局?
借势成事
容闳是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他接受了西方很新的科学化知识，尤其精通英语，英论说连获首奖，他的留学经历、交往广度、沟通中西的能力是非常难得的。但他尽管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新化，但是一直抱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希望凭借自己的功劳，让中国走上近代化之道路，摆脱任人欺凌的局面。
所以，毕业之后，容闳就下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日趋富强”。他力图通过西学东渐，让资本主义维新在中国实现，使中国成为富强、明的近代化国家。
咸丰五年(1855)，容闳回到祖国，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有远见的实力派，把自己的新式教育计划付诸实施。因此他先后从事秘、译员、经商，希望通过认识商学界名流，打开局面。但是经过八年摸索，依然没有取得成功。谁是他出海的大船呢?
那时候太平天国势力正盛，因为代表新的势力，而且信奉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拜上帝教”，容闳更希望在心灵上得到共鸣。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到了太平军的领导人身上。
咸丰十年间(1860)，容闳亲自访察太平军，希望他所主张的教育计划和改良政治得到赞助。主持国政的干王洪仁玕接见了他。容闳向他提出七项建议，主张在政治、教育、军事、经济诸方面推行近代化进程，并表示“倘采纳予言，愿为马前卒。”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中最有思想与近代意识的领导人，也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容闳非常失望。首先他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但他又失望地断言：“太平军的行为，殆无造新中国的能力。”便再也与太平天国无所来往。这时候，有人向他说明了正在领导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
同治元年(1862)五月初三，容闳第一次来到曾国藩的幕府，曾国藩会见了他。容闳对曾国藩一见面就佩服万分，感到自己找到了真正的幕主。而曾国藩也为有这样一个人才投奔自己而感到格外的高兴。为了把他留住，曾国藩当时就委以重任，让容闳赴西洋采办机器，兴办工厂，制造船炮与枪械等，从此便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
成功是任何人都梦想的。而从商务运作的实际来看要先投入然后才有产出；有多大的本钱做多大的生意，做大生意要累积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没钱办不了的事。
大多数人在创业之初，资金都不多，这点资金做小本生意挣小钱还可以，做大生意赚大钱就没办法了。而用小生意来积累资金，那要等许多年以后才能发展成巨富。最好的办法，是用别人的银子做自己的生意；也可以说是借声势，来取得成功。
比尔盖茨刚开发计算机软件的时候，不为人知。他就是借ibm这条大船出海的。
ibm向来是巨型计算机的“蓝色巨人”，但因为漠视了微机的发展，导致苹果电脑侵入市场。为反击苹果，1979年，ibm注重开发微机，为了同苹果争夺市场，ibm第一次放弃了完全以自主技术来生产计算机的方式，采用现有的市场技术。
ibm为自己的微机选择操作系统与编译程序，开始时找了美国海军研究院计算机教授基尔道，他研制出的微机上第一套操作系统cpm广受欢迎，基尔道乘机索要高价，向ibm提出每套操作系统200美元的权利金。ibm没有办法，这才转而找到盖茨，虽然盖茨并无开发过微机操作系统的经验，但他马上表示要为ibm专门设计一套，要价很低。只希望自己将来还能向其他客户销售稍微修改的操作系统版本，这一要求被认可，ibm与盖茨欣然签约。聪明的盖茨就近利用西图计算机公司的成果，又利用了ibm遍布全球的营销力量，为以后成为“世界首富”挖来了第一桶金。这一年，比尔盖茨25岁。
钱是一个人生存的根本与成功的标志，没有谁愿意把钱白送给别人。所以，你须仔细设计你的策略，让对方信赖你，同时也得到利益，让别人心甘情愿地借鸡给你下蛋。
下属借上司的力量来成就事业，也是一种借船出海。很多下属内心有好的工作设想，如果坦诚向上司进言，多半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任何人，都会抵触自己反感的事情。
如何是好呢?我们举个例子。小李认为自己推进公司发展的策略很好，他也深知自负且好面子的上司的脾气，为了让自己的策略规划能顺利实施，他想了一个非常的好办法。
当他与上司在一起谈天时，偶尔会提及一点儿促进公司发展的措施，但仅此而已，上司被他提醒，觉得自己“灵光一闪”，便有了办法。
不久上司就开始实施与小李发展策略差不多的计划，当然众人同上司都认为这不是小李的主意。小李并不在乎，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谁的主意，无所谓，他也不需要夸奖。
于是他用类似的方法让上司实施或向老板汇报了许多对公司有用的点子。上司也觉得小李对自己的计划很明白，一点就透，很多计划还让小李主持完成，公司上下的人夸他办事得利。
小李借上司这只“鸡”，为自己“下蛋”，办成了事，上司也觉得这件事是自己指挥决策的功劳，同时小李也得到表扬，各有所得，何乐而不为?
一个人若只靠埋头苦干，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呢?最好的办法是借船出海，用别人的银子，做自己的生意；也就是：借别人的声势，做成自己的大事。
强化实力去实现目标
八旗制度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它开始于女真氏族的狩猎制度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记其起源道：
“前此，如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依照族寨而行。
满洲人出猎开围的时候，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按各自的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牛录，为满语nim的谐音，是箭和大箭的意思；额真，为满语ejen的谐音，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有很早的来源，后演变而成为官名。随着女真社会生产的发展，牛录组织日益壮大。到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与阶级对抗之后，牛录不仅是狞猎生产组织，而且衍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掠夺战争和进行军事防御的工具。
女真的军事组织，早见于《金史兵志》载：“金之初年，各部落的农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只需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军事组织形式，“部卒之数，开始没有规定，到太祖即位之二年，就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始命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
紧接着各个部落都归降，率用猛安、谋克的名义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建州女真的军事组织，于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的时候就有了。时其军队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生时，若有兴兵之事，就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所以一部之人，素不贱恶。”但是，这段记述太简略，也未见牛录额真的记载。到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攻克图伦城，“当是时，兵百人，甲十三副”。有关这百人，史料没有留下任何字记载。
牛录额真变成官名，最早见诸于《满洲实录》与《清太祖实录》1584年(万历十二年)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已经一年，军队却有五百多人，“上率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因军队较多，便出现三百人一半录的军事组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管辖三百人。”
至此，牛录额真已经不是出师行猎的临时性的十人之长，而成为女真的一种官名。牛录不仅是围猎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军事组织。
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长达六年之久，他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组建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那时候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与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抄录如下：“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亦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
老乙可赤也就是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四军编制，是后来四旗和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量，《李朝宣祖实录》记载：1592年(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都精勇惯战。”但这话出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有夸大的可能性。
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自骑着战马、着甲，城外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这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朝官员余希元至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行；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以此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大概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制。《满洲实录》在记述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时，作如下记载：
“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同赫济格城相对。命令各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作了同样记载：
“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
由上可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而且很早以前就有军旗。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所见建州军旗：“旗用青、赤、黄、黑、白，各付二幅，长可二尺有余。”
努尔哈赤始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开始，我国凡出兵校猎，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支箭，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牛录额其。至是，遂以名官。”事实上，努尔哈赤于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种划分，为以后八旗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经统一哈达、辉发与乌拉，史载其降俘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又征抚很多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归附日众，乃析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设四旗，这样一来共为八旗。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同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特殊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让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采集业、畜牧业、渔猎业与手工业生产，提高了女真的社会生产力。
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蒙古人、达斡尔、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收录旗下，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四百个牛录。
除满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开始设蒙古牛录，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最初设蒙古旗，1635年(崇祯八年，天聪九年)，最初设蒙古八旗，旗色同满洲八旗相同。1631年(崇桢四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
汉军初名乌津超哈，在满语中的意思是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又叫做汉军，以黑色为旗帜。1637年(崇祯十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白、皂镶黄、皂镶红。1642年(祟祯十五年，祟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自此，实际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依然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作为总的纲领，把女真社会的行政、军事、生产统治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采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让女真社会军事化。
所以，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全部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努尔哈赤以八旗作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那个时候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实施社会改革与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放弃自己的目标而去大力实施就会取得成功。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本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可谓大手笔。
处理问题要彻底
扬汤止沸，釜底抽薪。处理问题要彻底。但你必须保证抽出来的“薪”能够把自己的火烧得更旺，否则，听任这些“薪”堵塞自己的炉灶，只冒烟不冒火呛坏了自己，那才是糟糕之极。《吕氏春秋》中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告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注重消除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
西汉高祖二年(前205)，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大战于彭城，却失败了。刘邦问属下：“谁能为我去一趟淮南，让九江王黥布发兵叛楚，把项羽留在齐地数月，我便有把握取天下。”随何说：“我愿意出使淮南。”于是随何同二十余人一起去淮南。
到淮南，九江王黥布三日不见，随何反复劝说，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说：“大王发兵叛楚，项羽必然留在东南之地，那么汉王刘邦夺取天下势在必得。所以我请求大王仗剑归汉王，汉王一定会割地分封大王，这样淮南一定会归大王所有。所以，汉王派我来进此愚计，希望大王稍加留意。”黥布终于同意了。黥布叛楚，等于从后面牵制了项羽，刘邦的危机解决了。
随何说服黥布反水，便是釜底抽薪的一招。这一招在商战中也常常使用。上世纪90年代末，长虹买断中国70(百分号)彩色显像管，便是典型的例子。
从1996年开始，市场彩电价格大战拼得如火如荼，使得彩电整机价格节节败落。在整个彩电零部件中，显像管占成本的70(百分号)左右，整机价格下降，显像管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形下，长虹凭借雄厚的资金与良好的商誉作后遁，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吸纳彩色显像管。正因为如此，当长虹彩电旺季时，各厂家却彩管明显供不应求，甚至出现停产现象，因此，长虹一举奠定了行业霸主地位。
长虹非常有预见性。试想，倘若他的伏军无法卡在“敌人”的必经之道，那它的决策成本将会是怎样的高?实际上，长虹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起了竞争对手的集体恐慌，他们甚至只能请政府的“有形的手”出面干涉。只可惜，长虹的“釜底抽薪”虽然厉害，而中国彩电行业毕竟也非长虹一家天下，而且技术要求不高，使长虹并没掌握见血封喉的独门暗器。与之相反，彩电行业进一步竞相杀价竞争时，长虹反而要承受着彩管大量库存的痛苦，正是如此，2000年，彩电大鳄长虹首次报亏。
如果想成功地“釜底抽薪”，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薪”必须是敌人的重要资源，是其发展的瓶颈。二、自己必须有一定的实力，使自己能将敌人的“薪”抽尽，而自己不会提前垮掉。你必须保证抽出来的这些“薪”能够把自己灶中的火烧得更旺，不然，听任这些“薪”堵塞自己的炉灶，变得只冒烟，不出火，呛坏了自己，才会使自己后悔。
随机应变，巧中取胜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为本，杂以百家。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与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出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以前觉得，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以前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便是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为官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点拨，登堂入室，便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来平定天下。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就是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同意，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特别是深入探索程朱理学，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内涵，而对于这一套方法、理论的运用，便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此时，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他对法家思想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采取强硬的手段镇压。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就算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他也在所不辞。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不适用于这个关键时期的。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从始至终都具备。他常表示，在名利方面，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马上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日渐加强，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从古至今，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马上遣散湘军，并做好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说明曾国藩善于在不同的处境中，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的确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让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与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从刚至柔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苛刻，手段非常刻薄，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他的残酷无情，且同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大存放变。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是正(曾国藩)同胡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再不开口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同以前一样要好，不念旧恶。这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比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尝言以禹墨为体，以老庄之术之本，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了呢?有人认为罗汝怀的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于家时，汝怀寄以书，以尚平实不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为何?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特别如此。阁下无大僚尊贵的习惯，行履部伍，亲自把接细节。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也就是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这不是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至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我本来就很奇怪，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关意。
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让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所以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都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按一个地方也一样。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若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说得入木三分。曾国藩能虚怀而受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也深受其影响。若将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同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就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其至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开始趋向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看，此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规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和平时期。民国的何贻焜说：
曾公之三个时期来说，则早年生活，如同朝日，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都有蒸蒸日上之势。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中天，盛极一时，无论事业章，道德学问，都已渐臻成熟，篾以复加。洎乎晚年，好像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让人仰慕，志气事功，也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可说是一生多变。
有的时候坚持，是不明智之举。谋取胜局者都有一个特点：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改变谋略，故终于谋取胜局。
随机应变，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事实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坚守仁义道德，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包含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与显赫声名。
把握机遇，大局可定
左宗棠的人生关键点是于1861年与太平军的江西鏖战。当时太平军于鄱阳湖一带大败曾国藩，逼得曾国藩差点要自杀，幸亏左宗棠以寡敌众，同太平军死拼，才挽回败局。曾国藩对他格外器重，并向朝廷请功。自此受到清廷重视，打下了通向胜利的通道。
刚开始，曾国藩任命左宗棠经营楚军。咸丰十年(1860)，当他苦心经营，把楚军组建得具有一定规模的时候，太平军的战略动向也有所变化，使清政府忙于应付，特别是石达开率太平军一支奔向了关中四川，如果占有，那里可以说是坚如壁垒，再加以铲除就不是很容易的事了。清政府对此已有所察觉，于是清廷打算调派左宗棠督办四川军务，率楚军从湖南到四川。
曾国藩得知这一情况后，很害怕左宗棠去就“督办”的高位而不能随他“襄办”军务，从而削弱湘军对安庆乃至南京的攻势。事实上左宗棠也不愿入川作战，而是集中主要精力对付太平天国苏、皖根据地。他向曾国藩、胡林翼表示：“我志在平吴，不在入蜀矣。”于是，清廷便派湖南巡抚骆秉章督办四川军务。左宗棠则率领楚军向江西开进，是为左宗棠第一次率领军队出省作战。
在左宗棠入赣前后，太平天国在痛歼清军江南大营之后率领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不久，就在苏南与皖南战场节节胜利。咸丰十年(1860)八、九月间，杨辅清、李世贤等部太平军相继攻占宁国、绩溪、徽州、休宁等地，在祁门东线直取曾国藩大营。曾国藩调左宗棠军从南昌东进驰援，左宗棠带领楚军去抵赣东北的景德镇。
左宗棠驻军景德镇之后，在当年的十一月初主动出击，攻占德兴与安徽婺源(今属江西省)两地，旋因太平军进攻景德镇而回师。对左宗棠而言，景德镇“为江西省前门，涤公祁门后户，万一有所闪失，不堪设想。”同样，太平军进军赣北，意图也在控制这一地区，以断皖南曾国藩湘军对外联系与粮饷供应的通道。于是，两方在景德镇一带展开了激战。
李远、黄金率太平军分兵五路进攻景德镇，分头进攻浮梁。左宗棠于景德镇布置防御，击退太平军。曾国藩又调派鲍超从皖南赴赣北，增援左军。左宗棠和鲍超向太平军发动反击，黄金难以抵挡，第二天退至彭泽和皖南建德。左宗棠又派楚军协助鲍超军加紧追击，攻取彭泽、建德。
黄金部太平军损失惨重，只好退守芜湖，无法参与皖南、赣北战事。黄金首攻景德镇败退后不久，李世贤部太平军从安徽休宁攻占婺源，分兵进攻浮梁与景德镇。左宗棠派王开琳带领“老湘营”出景德镇防守。太平军开始失利，随后李世贤亲率大军向西挺进，王开琳败退景德镇。曾国藩急调皖南镇总兵率部由建德移防景德镇，便率军反攻鄱阳。李世贤向景德镇发动猛攻，全歼守将陈大富一军，太平军成功夺取景德镇。左宗棠害怕被太平军所歼，逃至乐平。李世贤回师皖南，预备再次攻打祁门。
景德镇落在太平军手中，让曾国藩祁门大营断了粮草来源。曾国藩亲率湘军从祁门抵达休宁，想趁机攻取徽州，开通去往浙江的通道，结果被太平军打得大败，逃回祁门。曾国藩在绝望之际，写下遗嘱交待后事，坐以待毙。正在这时候，左宗棠于乐平击败太平军。曾国藩绝处逢生。
左宗棠在景德镇之战败退至乐平后，经过休整，乘胜出击，于乐平的桃岭、塔前大败太平军。正在向祁门进军的李世贤得知左宗棠卷土重来的消息时，转调军队向乐平发动进攻。左宗棠凭借着乐平背山面河的有利地形，督兵三路在第二天大败太平军，竟以六七千之众将号称十万的李世贤大军击退。李世贤被迫撤向东面，由赣北进入浙西。左宗棠乘势占领景德镇等地。
祁门的后路又得以巩固，曾国藩大喜，他向清廷上奏夸奖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是一个深知将领谋略，度越时贤。”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说：“凡祁门之后路，一律肃清，余方欣欣有喜色，以为可高枕无忧。”
清廷依据曾国藩的奏请，立刻把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改为帮办军务，紧接着又授左宗棠为太常寺卿，官居正三品。至此，左宗棠可以说是在清廷站稳了脚跟，顺风顺水了。左宗棠的崛起有很多原因，首先他个人的超凡能力，其次他赶上了当时时势危急的用人之际，第三曾国藩的赏识与举荐。他第一次统率军队作战，就表现出才干与拼劲，为自己赢得了喝彩。
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一定要使出浑身招数，全力以赴，去做好事情。十年磨一剑，不就是等待这一刻吗?此时不搏，更等何时?人生很漫长，但机遇并不是任何时候都会出现。所以，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人生的关键往往只有几步，走好这几步，大局即定。
果断决策，抢先一步
晋惠帝时期，齐王司马同发兵诛讨篡夺皇位的赵王司马伦。郗隆这个时候身为扬州刺史，接到齐王发来的檄，深感为难，因为他要考虑自己亲人的安全：他的侄儿郗鉴既为司马伦的属下，他的子女俱在洛京，司马伦若得知他率兵助齐王，毫无疑问会对他们下毒手；但他如果对齐王的檄无动于衷，齐王一旦得势，也会给他扣上一顶逆党的帽子加以处置，所以他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他甚至没有多少时间用来深思熟虑，他帐下那些来自中原的军人听到齐王诛讨司马伦的消息非常高兴，早巳按捺不住，跃跃欲试。
主簿赵诱为他献上三条对策，第一是率众亲赴京师(上策)，第二是派精兵猛将相助齐王(中策)，下策就是做出即将派兵声讨司马伦的姿态，实则观望形势，按兵不动。
郗隆帐下别驾顾彦以为赵诱所谓的下策实为上上之策，劝郗隆不必插手，坐现成败。可是也有下属认为诛讨司马伦为人心所向，只适合速发檄，快遣精兵，助齐王一举荡灭篡逆，若犹豫不决，大祸很快便临头了。郗隆在这个关键时刻，不知采纳何建议为好，决定暂时不发檄，暂观形势再定。
那些想效力齐王的军人焦急万分，纷纷私出军营转投到宁远将军王邃麾下。郗隆严厉禁止，触犯众怒，一些将士便串通王邃，连夜袭击郗隆，郗隆父子全部被害。
郗隆原本是有时间采取措施来自救的，可他消极观望，丧失了时机。
李世民同他的兄弟争夺帝位，斗争是残酷的。那时，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妒忌李世民功高，多次谋害李世民，情况非常紧急。李世民率长孙无忌等人在玄武门设下埋伏，诛杀了二王。二王死后，李世民连忙安慰二王的部将，只要投降就保证生命安全，愿意归附者一律保持原职不动。大多数人弃戈投降，独有薛万彻不肯归附，依旧带着少数人冲杀。李世民命人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奔终南山去了。
李世民若不抢先一步，太子李建成很快便会采取行动，到那时谁胜谁败就很难说了。果断做事，很多时候就是同时间赛跑，抢先一步。
权力场上的斗争是残酷的，李世民兄弟不惜相残。生意上的斗争也是残酷的，失去先机可能会导致决定性的失败。
比尔盖茨刚创业之时，得到了同ibm公司合作开发pc机的机会。微软把他们的dos操作系统加装进pc机里，因此dos的影响与日俱增，此后很多应用软件也是基于dos环境开发的，便更加巩固了其基础地位。这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微软最终成了最大的赢家。
早期的dos当然不是非常完美，但盖茨先用不完美的产品抢先占领市场，形成微机领域的标准，以后再不断改善，一步步地开发windows系统。如今windows的地位谁能撼动?在形势紧急的时候，不要刻意追求完美，要善于把握机会。形势发展得太迅速，容不得你考虑得非常周全，你考虑周全了，可自己却已经落后了。
直面运气的偶然性
虽然我们不相信一切都是命运规定好了的，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相信，有时我们的决策能否成功是带有一些偶然性的，也会有一点的运气，这在赌博与买彩票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假如一个完全不懂得该怎么赌博的人，参加了一场他自己并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赌博游戏，在第一盘中他用五元钱赢得了100万。你不觉得这个结果很荒谬吗?显然你会认为这个结果是有可能出现的。也许你会为一个拥有很多大牌明星的球队败给一个烂得不行的球队而惊愕不已，但是你却能容忍赌场上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只不过是赌场更让我们相信有运气的存在。
好与坏都是相互的。世事是多变的，我们有时是要借助些运气的。不过，强者赢的次数通常会比弱者更多，这就是激励我们努力寻找优势策略的动力，尽管有运气的存在，却不会让我们因此懈怠下来听从天命，因为我们相信很多数情况下，我们的选择还是能带给我们好处的。
司马懿死里逃生，诸葛亮为收复中原、匡扶蜀汉，多次北伐。公元234年，诸葛亮经充分准备后发动十万大军进行一次北伐，并派使者到东吴约孙权一同发起攻势，南北策应，使魏国两面受敌。
蜀军与司马懿对阵于渭水之上，多次接触后，有负有胜，战事进入了相持阶段。司马懿的一贯战略是守，他明白蜀军劳师远征，补给线太长，利在速战，便深沟高垒，任凭蜀军怎么叫阵都坚守不出。
诸葛亮经过了几次后勤不济的教训，这次便有所防备。他研制了一种木牛流马，克服了运输不便，又实行屯田政策，让军士就地种粮，作为久驻之计。
司马懿得到报告后大惊道：“我所以坚守不出，就因彼粮草不继，想让他们自生自毙，今用此法，显为长久之计，不想退走了。”于是派兵抢得几部木牛流马来仿制，但是因为没有获悉木牛流马的奥妙及使用方法，吃了很多亏，反而被蜀军劫取了不少的粮草，于是干脆又挂起免战牌，任蜀军辱骂挑战就是闭门不出。
诸葛亮见司马懿不出战，便定计在葫芦谷埋伏地雷及引火之物、葫芦谷顶搭建草房，又化整为零上，令军士四散屯田引诱魏兵。司马懿接连抓了一批蜀兵，得知诸葛亮不驻在祁山，而在葫芦谷下寨安营。司马懿见机会来了，便发兵前去劫营。
事实上，诸葛亮是驻在祁山的，远观见魏军行动，猜定他们一定会攻祁山。司马懿本人则亲自攻打葫芦谷，便教魏延如此这般。
的确，魏军攻祁山是声东击西，司马懿与儿子司马师、司马昭并中军护卫人马杀奔葫芦谷而来。碰上魏延，厮杀一阵，魏延拔腿就逃，司马懿从后追上，这样一进一退，直把司马懿引进葫芦谷。司马懿派人探知谷中并无伏兵，山上都是粮房，遂大驱军士进入谷底。
可是，不久魏延便消失了，粮房上又布满了干柴，司马懿心知中计，正想下令退兵，但说时迟，那时快，猛的听到一声叫喊，山上一齐丢下火把，烧断谷口，引起地雷齐响，草房着火，黑烟冲天。司马懿手足无措，下马抱住二子大哭：“我父子三人都死在这个地方。”
恰巧在这个时候，忽然下起一场滂沱大雨，狂风大作，谷中之火尽数熄灭，司马懿以手加额说：“此天公未亡我，不乘机逃出，更待何时?”于是趁机率领大军冲出葫芦谷，暗自庆幸能够生还。
孔明计谋胜人一筹，用一系列假象让司马懿步步落入陷阱，引诱司马懿做出错误的决策。司马懿则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做出自以为很好的决策，于是司马懿被魏延引入到一个深谷之中。司马懿一进谷中就发现自己被骗了，可谷中顿时火起，谷顶、谷口也都被火堵住了。事到如今，司马懿原本在这场博弈中已经是输定了的，甚至要赔上自己的性命，但是天不亡他，正在此时，一阵大雨浇灭了大火。
孔明在出此计策之时一定已经考虑到天气，但是就算在今天都无法完全精确地预料到未来的天气，孔明又怎么会知道呢?无论如何，孔明的决策已经是非常的高明了，而无奈司马懿运气降临，最后自己精心准备的计谋就如此被大雨所破。能说不是天意吗?
南北朝之际，梁武帝萧衍原本很有作为，但晚年信佛。尽管如此，他还没有忘记要统一中原。那时候在西魏、后梁、东魏三国中，后两个除了能凭借江南的江河天险据守之外，在力量上是最弱的，但梁武帝并不力图率军北伐、振兴实力，而是继续信佛、广造寺庙，只是时常派一些人过江去游说东魏的镇守中原地区的大将侯景，想凭借助侯景的力量来夺取中原。
侯景是东魏高欢手下一名老将，他同高欢是同乡，位高权重，十几年来东魏黄河以南的地区一直都是他统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欢名义上是东魏的丞相，实际上是东魏事实上的君主，这个人极会用人识人，上下都很服他。侯景虽然野心勃勃，但他亦能为高欢所用。高欢一去世，儿子高澄继位，侯景便拥兵割据河南，想分立，以为高澄小子对他无可奈何。哪知高欢早巳获知在他去世之后侯景便会造反，要高澄在他死后起用一个叫慕容绍宗的人，说此人是侯景的“克星”，非常熟悉、了解侯景的性格特点与军事战略、战术特征。以前高欢一直不用慕容绍宗是他想让高澄来提拔重用他，使他能一心一意地为高澄卖力。
的确，高欢一死侯景就起来反抗，高澄便任命慕容绍宗为帅统兵征讨侯景。在决战中，侯景失败，只得退回自己的辖区。
侯景为了能够获得梁朝的支持，就让使者到梁朝上表，表示要率他所管辖的13个州来归降。接不接受侯景?梁武帝召集群臣商量。有的大臣劝谏梁武帝万万不能接受侯景，说道：“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人，根据历史的教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侯景在高欢死后坟土未干就反叛高氏，只是因为叛逆的力量不足才逃奔西魏，宇泰没有收容他才投靠我们梁朝。说不定某一天他便叛我梁朝。”但是梁武帝不信，想借他来对抗东魏，最终还是接纳了他，这就为梁朝种下了祸乱的种子。
东魏明知侯景的为人，想故意挑拨侯景同梁朝的关系，所以多次派遣使者同梁朝修好。有大臣对梁武帝说：“东魏同侯景之间必须做出选择，如今让侯景归附，又要同东魏和好，侯景必定会疑虑不安，一定会有所不轨。这样的话，若陛下真的要与东魏修好，首先就要控制住侯景；如果陛下打定主意要利用侯景，就只能拒绝东魏，二者没有调和的余地。”但梁武帝不听大臣的劝告，他希望两者皆得。
侯景明白梁武帝同东魏通好的图谋，频繁上书给梁武帝说绝不能同东魏和好，“今陛下复同高氏联合使臣何地自处!”他的不悦表现出来了。侯景开始蓄粮聚众，厉马秣兵。梁武帝又心存侥幸，以为可以和东魏恢复旧好，又不会激怒侯景。他在答应同东魏修好的同时好言安抚侯景，说梁朝会留下他。
侯景很狡诈，他为了试探一下梁武帝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抛弃他，便伪造了一封来自东魏的书信，说要拿所俘的梁朝将领交换侯景。梁武帝不知真假，信以为真，立刻答应拿侯景交换被俘的梁朝将领。于是。公元548年，侯景带兵过长江，直逼梁朝京城建康，围困梁朝皇宫一年多时间，把这个长年吃斋念佛的梁武帝活活饿死。侯景又杀了傀儡皇帝简帝，花了四年的时间攻打梁，使梁朝元气大伤，不久就改朝换代了。
梁武帝非常喜欢投机取巧，但是也不要太看轻了像梁武帝这样的投机分子，有时上帝是特别照顾他们的。晚年的梁武帝虽然一心向佛，依然惦记着统一的事，于是他就静等时机，果然竟让他碰上了侯景这个野心家。侯景手握重兵，镇守要地，这是他有野心的资本；高欢病逝，年轻小皇帝登位，这是侯景成全野心之时；再加上一个西魏宇泰拒绝接受侯景这样的奸诈之徒，这一切成全了梁武帝的统一梦，梁武帝在获得侯景的13州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感谢佛祖。
运气是偶然的，但不要以为上帝永远在你身边。
所谓的运气事实上只是小概率的另一种说法罢了，只是因为它发生的概率太小，我们不曾想到它会在意外的时刻光临，所以我们只能说是造化捉弄人。
错过时机就不要轻举妄动
李密归唐后又想反唐。可他忘了，这个时候再另立山头为时已晚，时机不再，他实在没有太多的资本。“权力欲”太盛，会引火上身。权力欲超出了自己的实际能力，可能是个悲剧。
魏公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归付唐高祖李渊。他对部下说：“我曾带兵百万归唐，主上肯定会给我安排要职的。”可是，李密归唐后，李渊只是让他做光禄卿、上柱国，封他为邢国公，都是些虚职，他很是失望。
朝中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一些掌权的人还向他索贿，也使他内心不满。自视甚高的李密怎么能忍受这种境遇?他的理想是做王，可是在人手底下，这怎么可能呢?
他的铁杆追随者王伯当与他谈及归唐后的感觉时，也颇有同感。他对李密说：“天下之事仍在魏公的掌握之中。东海公在黎阳，襄阳公在罗口，而河南兵马屈指可数。魏公不可以长久待在这里。”
王伯当的话正中李密的下怀，李密便想出了一个计策。这日，李密向李渊献策说：“山东的兵马都是臣的旧部，请派臣前去招抚，以讨伐东都的王世充。”
李渊马上批准了李密的请求。许多大臣劝李渊说：“李密这人狡猾而好反复，陛下派他去山东，如同放虎归山一样。他肯定会割据一方，不会回来了。”
李渊笑着回答道：“李密就算叛离，也不值得我们可惜。他与王世充水火不容，他们两虎争斗，我们正好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李密请求让过去的宠臣贾闰甫与他同行，李渊不仅同意，还让王伯当做李密的副手。临别时，李渊设宴送行，他和李密等人传喝一杯酒，李渊说：“我们同饮这杯酒，表明我们同一条心。有人不让我们去山东，朕真以待你们，相邻你们不会负朕望。”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十二月，李渊让李密出关。长史张宝德与在出征人员的名单中。他发觉了李密的反意，怕李密逃亡会连累自己，便秘密止收李渊，说李密一定会反叛。李渊收到张宝德的奏章，才反悔让李密出关。但他又担心惊动李密，便马上派使者传他的命令，让李密的部下慢慢行进，李密单骑回朝受命。
李密对手下的贾闰甫说：“主上以前说有人不让我云山东，看来这话起了作用了。我若回去，肯定被杀。与其被杀掉，不如进蔟桃林县，夺兵马北度黄河。若我们能够到达黎阳，与徐世勣会合，大事肯定成功。”
贾闰甫说：“主上待明公不错，明公既然已经归顺大唐，为何又生异心呢？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攻下桃林，又能成什么气候呢?依我看，明公应该返回长安，表明本来就毫无异心，流言自然就不起作用了。若再去山东，不妨从长计议，再找机会。”
李密听到贾闰甫的话觉得不顺耳，非常生气地说：“朝廷不给我割地封王，我难以忍受。主上据关中，山东就是我的。上天给我的怎能不要，反而拱手让人?贾公一直是我的心腹，如今怎么不同我一条心了呢？”
贾闰甫流着眼泪回答道：“明公杀了司徒翟让，山东人都以为明公忘恩负义，谁还愿意把军队交给明公呢?我如果承蒙明公的厚恩，怎么肯这样直言不讳呢?只要明公安然无恙，我死而无憾!”
李密听了怒火中烧，举刀就砍向贾闰甫。王伯当等人苦苦劝谏，李密才住了手。贾闰甫侥幸不死，就逃往熊州去了。当时王伯当也劝李密作罢，李密仍然不听。于是王伯当说：“义士的志向是不会因为存亡而改变的，明公一定要起兵反唐，我将与明公同生共死，即使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于是，李密杀了朝廷的使者。次日凌晨，夺取了桃林县城。
李渊知道后，派兵攻打李密。在熊耳山，李密遭到埋伏，他与王伯当在混战中都被杀死。李密是个野心家，他本来是跟随杨玄感反隋的，后来兵败投奔杨广翟让的瓦岗军，为取得瓦岗军的领导权，他设计杀了翟让，拥兵百万，大权独揽。
同洛阳的王世充作战失利后，李密带了两万多人投降李渊，他手下的魏征、徐世劫等人都甘当人臣，可他不甘心，因为他自视甚高，当王的心思过重。而且，他相信认为李家坐天下的说法指的是他，而不是李渊。
既然归顺唐朝以后，就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适应自己的角色。可是，他的权力欲太强，让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不适时的企图“另立中央”，终于招致杀身之祸。李密归唐之后感觉不得志，又企图出来单干，万万想不到，时机不合适，大唐当时平定天下的趋势已很明显，天下已定，李密这时候另立山头，时机已失。再者，李密杀了翟让之后，让很多人冷了心，尽失人心。不占天时，不占人和，怎么能成事呢?
时机已失，就不要轻举妄动。在李渊手下谋个差事，老实为臣，可他偏又不甘心，所以落得如此收场。
把握时机，敢于决策
“谋董卓曹操献刀”是三国时期非常动人的故事。在这里，曹操就体现了一种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化险为夷的能力。汉灵帝死后，董卓专政，武百官非常不满。当时任骁骑校尉的曹操，从司徒王允那里借来一把宝刀，去刺杀董卓。当曹操身佩宝刀来到相府时，见董卓坐在**，吕布站在一旁侍卫。
片刻，吕布出去牵马，曹操感觉时机已到，正想拔刀刺杀，回头一想，董卓力大，正面刺杀非常困难，于是曹操没有轻举妄动。无奈董卓身宽体胖，不能久坐，便躺在**，并转身朝着墙壁。曹操见机不可失，急掣宝刀在手，正当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到衣镜，正好看见他持刀，急忙回身问道：“你要干什么?”这时吕布已经牵马至门，曹操见大势不妙，急中生智，持刀跪下说：“我有一口宝刀，想献给丞相。”献刀之后，曹操就出门而逃。
做大事就要冒风险。而行动在风险之中，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各种意外的情况，都需要很快做出抉择，改变原来的意图与行动方向，这的确有很大的难度。在这种情形下，只有急中生智，顺情变意，方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随机应变，包含了顺水推舟、借题发挥、将计就计之意。持刀行刺，顺势改为跪地“献刀”，这是借物随机。随机应变的奥妙就在于顺从自然，因势、因时、因敌、因情意而灵活变通。随机应变是一种突发性的思维方式，事先不知，事中却能自动地做出快速反应。这种“变”虽然是偶然的，但同样必须借助于日常养成的习惯。这是一种素养，是权诈之术。
任何事情都有难点，亦有特点，把握特点来攻克难点，也是人们能取得成功的一条常用途径。
曹操争夺与使用人才很有一套，很多的事迹为人传颂。“计赚徐庶”一事便是一个生动事例。
徐庶，字元直，同诸葛亮非常要好。其才气同诸葛亮旗鼓相当，刘备在新野时曾得其出谋辅佐，打过几次胜仗。然而，好景不长，因其“为人至孝”，被曹操骗至曹营。
由于徐庶辅佐，刘备节节胜利。曹操问部下是谁为刘备献计。程昱向曹操作了详细汇报。说这个人是颍川徐庶。他从小好学击剑，中平末年，曾经为别人报仇杀过人，披发涂面躲避官府追拿，后来被捉获，一问三不答，被官吏绑在车上游街示众，被同伴解救，逃走更名，至今还叫单福。
从此以后他更加勤奋好学，遍访名师，经常同司马徽在一起切磋问题。曹操又问程昱：徐庶的才能比你如何?程昱说：强我十倍。曹操说：可惜这样的贤士被刘备所得，如何是好?程昱出了一个主意，说：“徐庶为人至孝，少年丧父，只有老母健在，他的弟弟徐康也死了，老母无人侍养，可把他母亲骗来，令她写信召回儿子，那时徐庶必到。”曹操按程昱说的办法，派人把徐母骗至曹营。
然而，徐母不但不为曹操写信，还拿砚台怒打曹操。没有办法，曹操只好派人模仿徐母的笔体给徐庶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被曹操关禁，只有你来投降，我才能得救，你要速速前来，以全孝首，再从长计议，免遭大祸。徐庶信以为真，遂辞刘备来曹营侍奉老母。最后被老母痛骂一顿，老母自缢梁间。为此，徐庶抱恨终生，心灰意冷，萎靡不振，一身的才气不得施展。
读这段故事，让人惋惜的不是徐庶被骗，再聪明的人也有愚蠢的时候。也不是徐母之死，徐母之死死得其所，流芳千古，令人敬佩。惋惜的是徐庶在家遭不幸以后不能振作!
这一典故很受非议，有人说是曹操奸诈，有人说是曹操爱才，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说，就曹操能够针对事情的特点，把握时机，对症下药，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不能不说还是技高一筹。
水无常形，兵无常势。不仅是用兵之法，就连谋生保家，也都贵在随机应变。而随机应变，首先必须得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
审时度势主要是认清主流，明察时机。审时度势是一种认识，运用这种认识的目的是为了“把握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