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高调处世并不是最佳之道。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去善意地感化影响他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缺陷和弱点，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要克服自己的缺点，学习别人的优点。此外，还要学会坚忍和等待，在低调内敛的同时，蓄积力量。当机遇来临之时，勇敢出击，摘取成功的桂冠。
精明处世，优游从容
贾诩，字和，原本是武威郡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孝廉出身，少有才智，初仕为郎官(汉时对中郎、朗中、侍郎等官的通称，贾诩当时究竟为何官，无从考)，后来做太尉段颖的掾史。太尉段颖是他的第一个主子，他在段颖手下表现如何，史料没有明确的记载。段颖是自杀而死的，但段颖的死对贾诩的仕途无伤大。
董卓进洛阳后贾诩做了讨虏校尉(校尉是低于将军高于都尉的武职军官，讨虏是加在校尉前的名号)，那时候他在董卓女婿牛辅的军中。牛辅死后，他名义上是土兵，事实上已裹在李催等董卓的部将中，李催实际上成了贾诩的主子。
当李催等人想解散军队逃跑时，贾诩劝阻道：“听说朝廷准备把你们凉州人全部杀了，若你们单身逃亡，一个亭长就可以捉拿你们。我看干脆率兵杀向长安，胜利了便可控制朝政，失败了再逃亡也不迟。”
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贾诩的意见是对的，李催等人驱逐了吕布，杀了王允，一度控制了朝廷。贾诩不但救了李催等人，也救了自己，一则因为贾诩本来也是西凉人，二则当时他正在董卓部将的队伍中，若当时李催等人解散部队只身逃亡，李催难免被捕而被处死，贾诩也会有身遭不测。
但李催并不是什么有雄才大略的人，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对手一时失策。所以贲诩先后拒绝李催以皇帝名义赐予他的侯爵，只是做了尚书(尚书仆射或尚书令手下的官员)。李催等对他更是敬畏。之后，贾诩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辅佐汉献帝、保护皇帝、匡济时政与大臣的事。
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汉献帝被军阀杨奉等威胁离开长安回洛阳，贾诩主动辞官，缴还自己的印绶，前去投靠军阀段煨。段煨与贾诩同乡，当时驻军在华阴(今属陕西)。段煨是混战的军阀中非常民主的一个，他注重农业，不干剽掠百姓的事。汉献帝东还洛阳时，他贡献财物，以礼迎送，后来做到光禄大夫。但当时贾诩名望已高，段煨害怕贾诩夺取兵权，虽然对贾诩恭敬备至暗地里对他非常戒备。贾诩见机而作，决定离开段煨以避祸。但他要走得值得，要走得光彩，要让迎送双方都满意。
那时候张绣拥兵在南阳(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实力比段煨大。贾诩派人与张绣联系，张绣派人来接贾诩。有人劝他：“段煨对您那么好，您还要到哪里去呢?”那人大概是贾诩至亲或至交，所以贾诩说了自己的真心话：“段煨性情多疑，心中忌我几分虽待我热情，却不能长久在他手下，否则会遭他暗算。我离开他，他必定高兴，我对于他又有利用之处，所以必然对我留下的老婆孩子厚待。张绣有兵有地，但无谋主，也真诚欢迎我去，如此一来，我家属和自身两者都安全了。”
贾诩的分析是精明的，行动是正确的。
贾诩到了张绣那里后，张绣把他视作师长。张绣成了一个对他违命是从的主子。于是贾诩又换了一个主子。
但张绣的才略与土地兵力在。到了袁绍和曹操官渡大战时，袁绍派人来招降张绣，又是贾诩在陪同张绣接见袁绍使者的座位上不等张绣表态就大声说：“你回去告诉袁绍，他和兄弟之间都不能相容，还能容纳外姓人吗?”张绣当时非常惊讶，私下问贾诩：“我们该投奔谁？”
贾诩当即表示，应投奔曹操。张绣表示曹操实力不如袁绍，而且他以前曾同曹操作过对头，打过仗，怎么能投曹操?贾诩言惊四座：正因为如此才要投奔曹操。他分析道：“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能得我们必然高兴，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就是时隔17个世纪，现在来看，也为他的见识的深远独到超乎常人而惊叹。
于是张绣与贾诩投奔了曹操，曹操以礼相待张绣，并对贾诩说：“是先生使我在天下人心目中的地位上升了。”
贾诩继段煨、张绣之后，又改换了主人，即曹操。曹操也信任贾诩，先后为他奏报朝廷做太中大夫、上执金吾等。
曹操晚年，在择太子时于曹植、曹丕两个儿子间非常犹豫，贾诩巧妙劝说以废长立幼造成恶果的刘表、袁绍为戒，曹操终于下决心立曹丕为太子。
贾诩在曹操手下，虽然受到尊敬，但他“夹起尾巴做人”，自知不是曹操以前的手下，却策谋深远而被重用，为免猜忌，经常闭门自守，不与朝官私自交往，不与有地位的人家攀儿女亲家。正因为采取了这些避嫌措施，所以他安然无恙。
曹丕继位后，深知贾诩曾劝曹操立自己为太子，非常感激贾诩，贾诩的官位晋升到了最高点太尉，并进爵魏寿乡侯。77岁时寿终正寝，又被谥为“肃侯”。
东汉末年到三国这一时期，天下扰攘分裂，群雄逐鹿，即是英雄辈出的时代，也是他们较难择主的时代。如果跟错了主子，不管那个人才华如何，他的聪明才智不能充分发挥，便成了殉葬品。这样的例子在三国时代举不胜举。
贾诩就是一个善于择主的人。他先后事过数主，但都显得优游从容，仕途得意，确是三国时代的一位“好梢公”。
识时务者为俊杰。历史上，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是因顺应了时势，投准了明主，而得以建功立业；又有多少不识时势的良材，因为一时不慎，而功败垂成，酿成悲剧。
纵观贾诩一生，虽是智术之流，但所到之处都畅通，事数主而来去从容，仕途上可谓从无险阻，步步高升，不能不说他是个伴君有术之臣。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事先做好准备，以免到时手忙脚乱。有这样一则故事：
有一家人，新盖了一幢房子，但就是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砌得太直，土灶旁边还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其中，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
“为什么呢？”主人问道。
这时，客人说道：“因为你家烟囱砌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砌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
主人听后，便大笑起来，还不以为然，不久，就把这件事忘到脑后了。后来，主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祸。主人为了酬谢左邻右舍的帮助，就杀牛备酒，办起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惟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这时，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
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哪，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坐才对呀!”
主人听后，不禁恍然大悟。于是，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仅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而且还请他坐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由此可见，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有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靖康之年，金兵大举南下，进攻北宋之都汴州，将太上皇宋徽宗、皇帝钦宗一并俘获，并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金兵北归后，朝廷群臣反张，张邦昌不得已迎接钦宗之弟赵构称帝，定都临安，是为南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位皇帝。
赵构当皇帝之后，朝中宰相李纲和老将宗泽等许多大臣向他进谏，要他兴兵报仇。但赵构却怕打输了没面子，打赢了又怕钦宗回来之后自己当不成皇帝，于是对抗金一事一拖再拖，偏安在临安享受花天酒地的生活，过着他的皇帝瘾。此时，御史中丞秦桧带着家人回来了，他被俘虏到金国后，便投降了金国，金兵就命他以侥幸逃脱为名，潜回南宋作内应。
回到宫廷后，秦桧用事先编好的谎话骗取了皇帝的信任，还讨得了皇帝的欢心。他在回到宋朝不久，便升为参知政事，不久皇帝又将他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宰相)，将朝中庶务大权交给了秦桧。
不久，从金营传来了徽宗与皇太后相继驾崩的消息。高宗派王伦为奉迎梓宫使去金，并要他转告金人，只要归还梓宫和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南宋愿意议和。王伦与金协商，金方同意交还梓宫和韦太后，接受和谈，并派张通古、萧哲为江南诏渝使至南宁，要求高宗以臣之礼接受金方的国书和金主的册封。秦桧见高宗难以接受，便代高宗行臣礼、受册封，与金人和谈。南宋答应割地求和的屈辱条件，金人才息兵言和。
时隔一年，金廷内部发生宫廷政变，宋金合约作废，金将兀术率军再次南侵。秦桧此时变本加厉地说：“合约失效，可以再谈。当前应该把南淮的守备军撤掉，以表我方谈和之诚心。”
这一来激起了反和派诸臣的强烈反对，有一名课官接连七次上疏道：“宣和‘海上之盟’和靖康‘城下之盟’不也是刚刚订下，金兵随之又至吗?今日之变还不是与那时一样吗?国耻不雪，难以谈和，请陛下明察!”吏部尚书李光说：“对狼子野心的戎狄，只能战，不能和，淮南守备更不可撤。谁再言和，谁就是卖国贼。”
秦桧听后恼羞成怒，随即反击李光之言，李光直指秦桧，冒死抗争，他说：“你不顾大家反对，多次单独主张求和，今天还要撤回守备，这不是盗弄国权，怀奸卖国，又是什么?”
此言一出，秦桧面红耳赤，此时他故伎重演，将朝服一脱，朝冠一摘，向高宗哭诉道：“皇天在上，请皇上为臣做主，让臣挂冠而去，免得遭人陷害!”说罢叩头不止，高宗果然被他蒙骗，下令将李光革职回乡。
金兵在南宋四处劫扰，举国上下强烈要求抗金。岳飞率领岳家军大举北伐，一直打到了距开封城不远的郾缄，夺取了郾都大捷。惟恐金人怪罪的秦桧忧心忡忡，他密奏高宗将韩世忠、张俊、岳飞以渎职为名召回京都，以阻碍抗金。高宗听了秦桧的话，通知他们回京。岳飞坚决不回，秦桧一连下十二道金牌催岳飞班师。岳飞接到金牌后，悲愤交加，仰天长啸：“十年功劳，废于一旦，奈何!奈何!”被迫班师回朝。
岳飞回朝后，秦桧接金兀术来书，要除掉岳飞等抗金将领，敦促高宗求和。秦桧随即以莫须有的罪名，假传圣旨，将岳飞父子逮捕入狱秘密处死。从此议和阻力被扫，南宋将淮水、商州以北的土地割给金，并贡银、绢各二十五万，南宋向金称臣，高宗受金册封为帝。
赵构作为皇帝，屡次被金国攻城掠地，受尽了凌辱，为了自己能多当几天快活皇帝，贪图安逸，整天只追求自己麻醉在吃喝玩乐中。没有张紧的船帆，没有坚定的舵手，人生就像飘摇在浪尖的小船，被潮头打落只是早晚的事情。贪图安逸，不求发展，短时间内也许会过一段舒服的小日子，但最终还会被历史所淘汰。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正是如此。
一位喜欢炫耀的穷酸诗人乘船过江。当船划到江的三分之一处时，这位诗人突然诗性大发，面对滔滔江水吟起诗来，几首过后甚觉无趣，因为没有人能够欣赏他的诗。于是，他问船夫：“船夫，你懂不懂得诗词之美啊?”
船夫摇摇头说：“我哪懂得诗呀!我只会划船!”穷酸诗人叹了一口气：“唉!连诗歌都不懂，你的人生已经去了三分之一了。”
船走到江中间的时候，穷酸诗人拿出一支笛子吹了起来，陶醉在自己的旋律之中。一曲完毕，穷酸诗人又问船夫：“船夫先生呀!你不懂得欣赏诗句，那你总该懂得欣赏丝竹之美吧!”船夫摇摇头说：“我哪懂得音乐啊?我一生只会划船!”穷酸诗人更加不屑地说：“不懂得欣赏音乐，你的人生又去了三分之一了。”
突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下起大雨，江水暴涨，眼看就要把船给打翻了。船夫跑到船头准备跳下水，这时，他回头问穷酸诗人：“秀才先生，那你会不会游泳呢！”穷酸诗人说：“我这一生饱读诗书，欣赏音乐，哪有时间学习游泳呢?”船夫说：“那很抱歉，不懂诗书和音乐的我人生还有三分之一，而你的人生即将全部失去了。”说完，船夫就跳进了江里。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只有如此，在危险突然降临时，才不至于手忙脚乱。不要以为现在的安逸就代表永远，人生的过程就如同在江河里行船，狂风暴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辆车四个轮子，没有备胎，你敢上高速公路吗?“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样，在人生的大海上航行时，即使大浪袭来也不怕，因为你会游泳，你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利制权，把握关键
西汉众多大臣中，最有智谋的人，当数陈平。先是辅佐高祖刘邦，多次献计，汉初被封为曲逆侯；惠帝六年(公元前189年)，出任左丞相；高后吕雉元年(公元前187年)升右丞相，事吕后专权不治事；吕后死，和周勃定计诛杀吕禄、吕后，迎立帝，任左丞相；汉帝时，升为右丞相，后改任左丞相。他大权在手，但能审时度势，不仅不滥用权力，还设法保权。其中原因，正在于陈平深刻了解“因利制权”四个字。
汉初三杰的能耐，用汉高祖刘邦一句话可以概括：如果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若论镇守国家，供给粮饷，安抚百姓，不绝粮道，我比不上萧何；如果说论集结百万雄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
尽管汉初三杰能耐非凡，但命途多舛，张良害怕“狡兔死，走狗烹”，便远离官场，云游四海；萧何一生忠贞，但刘邦还是对他有所猜忌，处处提防，怕他功高震主；韩信就更惨，直接被吕后一刀送命。
放眼汉初第四杰陈平，如果说命运，上面三人就自当不如，他身辅四君，官至丞相，而且每朝都是重之重臣。可以说，陈平是汉朝官场中一只非常狡猾的狐狸。
公元前188年，汉惠帝死，吕太后临朝听政。她想封自己娘家的兄弟子侄为王，问大臣们能否。右丞相王陵性直，回答说：“当年高祖皇帝当着臣子的面杀了一匹白马，同我们滴血为盟，非刘氏不得封王。”
吕太后转而问陈平。其实陈平并不赞同封吕氏为王，但这个老狐狸却违心地说：“当然可以。当年高祖平定天下，分给自己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临朝，分给自家子弟为王，有什么不可以呢?”
散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背弃了盟约。陈平则意味深长地说：“如今是抵抗吕后我比不上你，可将来除吕保刘，你可能就不如我啊!”
后来，吕太后免了王陵的右丞相，封陈平为右丞相。吕后又不断地封诸吕为侯、为王，陈平唯命是从。因为陈平知道只有保住丞相的位置，有朝一日，才好居中调度。时机果然被他等到。公元前180年，吕太后病死。外戚吕氏同刘氏宗室和朝廷各官员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这次争权，朝廷官僚同刘氏宗室结成联盟，一起对付外戚诸吕。当年8月，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细察形势，他们谎称有事，设计让掌军权的吕禄把将军印交给周勃。吕禄就真的交出了印符。
于是，保卫皇宫的军队落入了周勃手中，他们控制住了封建政府的中枢未央宫(皇宫)，打开了击败吕氏的大门。虽然相国手里也有一支军队，但不知道吕已失势，还在按原计谋想进未央宫，同吕禄一起发动政变，捕杀刘氏宗室和朝臣。吕后还不知道情况是什么样，就被杀了。吕后一死，吕氏的兵权就全部丧失了，吕氏的势力也就彻底瓦解了。
因为太尉周勃亲自率兵诛灭吕氏一伙，功劳显赫。顷刻间，周勃成为红遍朝廷内外的风云人物。作为主谋者之一的陈平，这个时候却非常难过。汉帝新立，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平十分知趣，知道自己作为老臣并不为新任皇帝所了解，况且立功不多，何必赖在相位上不走呢?于是，陈平称病不朝，想让位于周勃。帝虽说刚刚主持朝政，但他对陈平的才能非常明白。现在，他对陈平称病十分不解，便把陈平找来，想问个清楚。陈平十分坦率地说：“过去在高皇帝时，周勃的功劳比不上臣，现在在平定诸吕时，臣的功劳不如周勃。臣自愿退让。”
帝感到此话很有道理，于是让周勃当了右丞相。对陈平，帝也不愿舍弃，便让他当左丞相。古人尚右，左丞相位居第二，右丞相位居第一。帝以为这样就把矛盾解决了，既提高了周勃的地位，又一举两得。且为表彰陈平的顾全大局，还赐他黄金千斤，加封食邑3000户。
汉帝登基以后，日理万机，一次，大臣们上朝，帝要议国家大事，找来右丞相周勃问道：“天下一年要判多少案子?”周勃面露难色。帝又问：“天下钱粮的收入、开支，一年要多少?”周勃越发窘迫，脸上、背上冷汗直流，却是无言以对。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却说：“各有主事者嘛。”帝没听明白：“主事者是何人？”陈平解释说：“陛下要问判决狱案，应该找廷尉；要问钱粮，应该找治粟内史。”帝不高兴了：“若都找主事的，丞相做什么呢?”
陈平说：“丞相么，管住其下属即可。陛下若不知他如何控制众臣，那就该拿他问罪。丞相之职，上可辅佐天子掌管全局，下管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周围各邦，对内凝聚百姓之心，使各级官吏各司其职。”帝认为讲的很有道理，连连称赞。周勃却恨不得能有个洞钻进去。两人离开皇帝后，周勃生气地对陈平说：“先生玩阴的，怎么不教教我呢?”陈平一笑：“老兄身居其位，还不知如何做吗?若陛下问起长安有多少盗贼，你也一定要回答吗?”
从这时候开始，周勃方知自己的确不如陈平，与他相比相距甚远!于是，他称病要求免去相位，让陈平独自为丞相。
陈平的这个对答，也表现出了他老狐狸的一面，不仅表明他擅长辞令，有机智，最重要的是他深知为官之道总理大政，把握关键，不陷于琐事，这一点对当政者有极大心义。难怪陈平能在位高权显的丞相位上一直到老。
掌握在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随心所欲的奴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绝对的**会引发身败名裂。因此，怎样运用权力，大有章可做。依据实际需要与不同的利害情况，灵活地运用，便叫做“因利制权”。
陈平的精明之处在于：他对权力收放自如。吕后专权，他是装糊涂；帝当政，他是假谦让。他明知周勃不能胜任丞相，却主动辞职，一是让周勃出丑，二是让皇帝知道自己可不是占着茅厕不拉屎的人，待真到了显功夫时，他也不放过表现的机会。
并非等闲之人，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欲求的重要对象之一。然而，正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样，权利可以给人很多权力使人野心膨胀，也可使人死无葬身之地。吕后越名分而专权，风光一时，恣肆一时，她的下场却是遗臭万年；陈平对权力该露则露，该藏则藏，因利制权，成为千古良臣。
机敏灵活，把握“忠诚”底线
纪晓岚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考中进士，经庶吉土散馆进入翰林院成一名编修后，一路平步青云，追随乾隆40余年，除短时间发配乌鲁木齐外，一生顺境实多，这在乾隆一朝可以说是个“奇迹”。与别人不同，纪晓岚的侍君术主要的有一条：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在官场立住脚后再辅以“儒术”。因此，他的一生不是个纯儒。而他的种种侍君术，只能用纪晓岚的智慧、机智来解读。
伴君如伴虎，与君主(尤其是精明的君主)这样的“虎”相伴确实会面临诸多危险和变数，但一旦使他接受你，便事半功倍。让聪明的君主接受你，就要有超常的智慧与非凡的政治技巧。在这方面，纪晓岚是成功者。
有一则成语故事叫“与虎谋皮”，比喻所商量的事情和对方利益完全冲突，不可能办到，或根本无法协调。可以想见，撕老虎的皮，是怎样的危险。而在传统社会里君主就是老虎，甚至他比老虎更凶残，因为老虎只能吃掉你，而不会奴役你，摧残你的心灵。
在政治谋略发展史上，韩非子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把利害关系用来形容君臣关系，无所谓情谊问题，君主统治，靠的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严厉的刑罚与阴谋手段，但要以利益相诱惑，使臣不得不归附于君主。而臣下侍奉君主的首要原则是不触动君主的逆鳞。
他说：龙，温柔可亲可玩。但它喉咙下有径长一尺的逆鳞，若有人触动了它，温柔的龙就会变成凶猛吃人的龙。君主亦有逆鳞，侍君之臣千万不可触动君主的逆鳞，这是保全自己的第一个策略。龙的逆鳞很明显，君主的逆鳞在心里，不是十分接近与了解君主的人是不能揣测的。而触动者定会身首异处。
睿智的韩非子又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郑武公想战胡国，但先嫁女给胡君为妻。然后郑武公问群臣：“我想用兵，可以去攻打哪一个国家?”大夫关其思回答说：“可以去攻打胡国。”郑武公非常生气，说道：“胡国与我国情同兄弟，你是君心何在?”说完，下令把他处死了。胡国的君主听闻，认为郑国与自己很亲近，对郑国无任何防范。最后大出所料，郑国袭击胡国，消灭了它。
韩非子得出结论说：实际上，关其思的话是对的，他之所以成了牺牲品，主要是道破了君主的秘密。道破了玄机，也就触动了君主的逆鳞。
也许是受了韩非子权术论左右，或者是因为拥有至尊无上的地位，或者是本性使然，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帝王中，聪明仁慈的君主并不多。皇帝是一头凶猛的雄狮，是不可驾驭的，驾驭皇帝有如同虎谋皮，任何时候都有杀生之祸。
“伴君如伴虎”，这是经验之谈。
然而，老虎的威力不是白用的，即可以“狐假虎威”，利用皇帝这一特殊老虎的权威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上大有人在。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正是君主的权势。但君主特别是聪明的君主就不好利用了。乾隆便是其中的一位，所以，在他身边受恩宠非常困难。如果能够几十年长期受恩宠，是非常不可小看的。
为了驾驭臣属，他能想出意想不到的办法，或小过重责，罚非其罪，或破格提拔，一月数迁。生杀予夺，出自朕躬。大臣们莫测天威，又一边顶着碗水过日子，又希冀一沾皇恩，幸得终南捷径，便可加官晋爵，封妻荫子。
乾隆帝有很多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时候，傅恒就是其中的一个。皇帝自己还是个青年，刚刚登基，满朝武都是老臣，像这样“主少国疑”，应该选拔一位年资稍高、较有威望的大臣做辅佐，不料他提拔一个比自己还小十多岁的小舅子傅恒当首席军机大臣。一个名不经传、年仅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后生，独冠朝班。这一任命，表示了皇帝乾纲独断，拥有不受干扰、慑服群僚的无限权力。乾隆帝还发明了许多“驭臣术”，过轻罚重便是一种。
乾隆四年(1739年)，工部修理太庙庆成灯，领银三百两、钱二百串，乾隆发现领银过多，必有弊端，询问工部：“只是稍微修了一盏灯，怎么用了这么多银子呢?”工部官员含混奏复，说这笔银钱是预支的，将来按实用报销，余银交回。乾隆明知是哄骗之词，他说：“凡有工程，例应先估后领”，从无用工后交还多银之事，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就因这点小事，乾隆非常生气，工部衙门全堂得罪。尚书来保、侍郎阿、赵殿塌、韩光基等有的降级，有的调用，有的罚俸。
又比如，乾隆十八年，黄河在铜山张家坝决口，乾隆令河督高斌同张师载堵塞，因为属员李炖、张宾侵帑误工，没有完成任务。乾隆命人将张宾、李炖正法，责张师载、高斌“负恩徇纵”，命将张、高二人一同绑赴刑场陪斩，但没有明说，高、张二人以为自己也处死刑。特别是高斌，是皇贵妃的父亲，系乾隆的岳丈，当时年过七旬。行刑时，高斌、张师载吓得魂飞天外，全身瘫痪，“二人昏迷在地”。皇帝还要回奏语言：“醒后奏称：我二人悔之晚已。这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别念”。这种折磨人的恶作剧，却能使大臣们感恩尽忠、俯首帖耳。
虽乾隆有过人的精力与才智，又会玩弄各种权术，但政务丛杂，日理万机。一个人面对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驾驭操纵，通常有疏漏与失误。因此一位御史曾大胆地说他明察太过、师心自用的弱点：“臣蠡澜管窥，以为自古人主患不明，只有皇上患明之太过。自古人主患不断，只有皇上患断之太速。即如擢一官，点一差，一般出应外。便则皇上意见之稍偏，而愚臣所谓圣明英断之太过者也……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当，而不必徒使天下惊皇上用人之甚奇。”
乾隆帝统治讲的就是“奇”字诀，只有出奇招，才会让那些善于揣测君意的人毫无办法。可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事物是相生相克的，少了一方，另外的一方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纪晓岚正是观察到了乾隆驾驭群臣的精妙，他抓住了对皇帝必须“忠诚”的底线，加上机敏灵活，所以平步青云。
以变求路，以变求生
孔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体的，山与水的特点可以反映在人的身上。因此他说：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乐，仁者寿；智者动，仁者静。”大千世界，山是稳定的，可信赖的，它始终巍峨挺立，包容万物，是最可靠的支撑；水便是多变的，具有不同的面貌，它没有像山那样固定、执著的形象，它柔和锋利，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难于追随，深不可测，不可逾越。
仁爱之人则与山一样平静，一样稳定，不被万事万物所左右，他们以爱待人待物，像群山一样向万物张开双臂，站得高，看得远，宽容仁厚，不役于物，也不伤于物，不忧不惧，所以能够长寿。
聪明过人和水一样随机应变，能洞悉事物的发展，“明事物之万化，亦与之万化”，而不墨守陈规，因此能破除愚昧与困危，得以成功，即便不能成功，也能随遇而安，寻求另外的发展，所以，他们总是乐观的、活跃的。
纪晓岚受卢见增一案的牵连，20多年的西域风霜，经历过编纂《四库全书》中的风风雨雨，洞察人世间的世态炎凉，所以老年后功名利禄之心大减，纵才傲物的性格为之一变，变得世故老道起来。
纪晓岚晚年非常喜欢下围棋，并且自号“观弈道人”。他在68岁写的《槐西杂志》小引里，就是这样写道：“壬子六月，观弈道人识。”
纪晓岚有一盘非常别致的棋，圆滑秀美，晶莹透亮，那是朝鲜使臣邓思贤赠予他的。黑子全是海滩细石，大小粒粒一致，也经历了若干年的洗练。白子全是海滩贝壳，也被海水打磨得洁白如雪。碎石与贝壳虽不珍贵，但要拾取这么多厚薄均匀、颜色一致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从这点看，就值得人特别珍视。纪晓岚非常喜爱，放在书斋里，经常把玩。可惜后来被棋友范司农借去，范氏死后，棋子下落不明。纪晓岚惋惜不已。
纪晓岚对下棋有他的独特看法。他觉得对弈之事，“消闲遣日，系不妨偶一为之；以为得失喜怒，则可以不必。”他经常引用苏东坡的诗：“胜固欣然败亦喜。”又推崇王安石的观点：“战罢两局收白黑，一秤何处有亏盈。”不看重输赢，而注重过程的享受。纪晓岚乾隆五十八年有《再题桐荫观弈图》，诗云：桐荫观弈偶传神，已怅流光近四旬。今日髯髯头欲白，画中又是少年人。一枰何处有成亏，世事如棋老渐知。画里儿童今长大，可能早解半山诗。
他的序言是这么说的：“丙午七月，属沈云浦做《桐荫观弈图》，意谓不预其胜负而已，如果有胜负者存也。后读王半山诗曰：‘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局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盈。’乃悟胜负亦幻像。癸丑五月，偶然间一看，题此二诗。然半山能言之而不能行，予则仅能知之耳。因附识以志予愧。”
为了明确表示他的这种见解，他经常把从兄纪坦居、纪方洲那里听来的两个故事讲给朋友听。纪晓岚老家景城真武祠，有一道士喜欢下棋，人称“棋道士”，真实名字不为人知。有一天，纪方洲来到真武祠，看见桌上有一盘棋局，只31子。纪方洲以为棋道士外出，便坐下来等待。忽然听到窗外有喘息声，走出来一看，原来是棋道士同一个人正在争夺一个棋子，四手相持，力竭倒地，发出急促的喘息声。
乾隆十二年纪坦居参加乡试。试院有两个考生，以号板做棋盘，以碎炭为黑子，剔碎石灰块为白子，因为不停的对弈，竟忘了应试，最后一齐交了白卷。纪晓岚认为两者都非常可笑，为弈棋竟忘记一切，实在过于执著。他把这种弈棋的看法，放在人生观上。他自称“观弈道人”，首先表示酷爱棋艺，其次表示自己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
正因为如此，纪晓岚晚年对他的堂兄纪昭采取的态度非常敬佩。纪昭进士及第后只做了八年的内阁中书，便辞官回家，惟以诗书课子孙，日与友人诗酒唱酬为乐。乾隆三十二年春天，纪晓岚回北京前，纪昭赠诗相送，当中有“敢道山林胜钟鼎，无如鱼鸟乐江湖”二句，是劝纪晓岚及早脱离名利场的意思，当时纪晓岚付之一笑。其后因“颠蹶忧患盖亦屡”，所以在《怡轩老人传》中感叹说：“兄之识度亦何可及哉!”
无论如何，聪明人一定要善于应变，才能以变求路，以变求生。
随机应变者应当像水一样，以变求生，以变求路。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所有宠辱，都是身外之物，真正的自我，是善于把握心灵的修身者。俗话说：“静以修身，淡以明志”，可见，人在宁静之中心绪就像秋水一样清澈，如明镜一般可照出心性的面目；在淡泊中意志情趣才会平和愉悦，可以得到心性的真正体会。正如古人所说：“去留无意，任云卷云舒，宠辱不惊，看花开花落。”此为人生一种境界一种至高的境界。
巧用“推”字决
战国时，有一次齐国派大军攻打虞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队上前救助，将齐军打得大败。清理战场时，宁越望着堆得像小山似的齐兵尸体，对孔青说道：“将齐兵的三万具尸体留在这里，只是一堆烂肉，不如把他们还给齐国，让齐国将所积蓄的钱财都消耗在为他们办丧事上。”孔青说：“若齐国不接受这些尸体怎么办呢?”宁越说：“战死，这是第一条大忌；领兵出征却不能使土兵生还，这是第二条大忌；送还尸体而不肯接受，这是第三条大忌。现在齐国已经犯了前两条大忌，如果再犯第三条大忌，齐国的百姓一定会痛恨国君不仁，而和他离心离德，这就叫作连续出击。”
宁越要利用敌军尸体发动二次进攻，这可以说是一个思维的创新，在这个思维过程中，包含着一个二难推理。将这个二难推理整理出来是这样的：
齐君接受他们战死将士的尸体，齐国就会因厚敛这些尸体而耗尽钱财；如果齐君不接受这些尸体，百姓就会怨恨不已。总之，无论如何都是火上加油。
这是一个典型的二难推理形式，宁越把这个难题推给了对手。
有时，自己觉得棘手的事，难以出面的事，也可以让第三者来做。唐肃宗就做过这么一次。
唐肃宗时，李辅国是宫中一名大宦官。至德元年(756)，肃宗在灵武称帝后，李辅国官拜行军司马。肃宗的起居出行、诏令的发布等内外大事，都交给李辅国处理。唐肃宗打败安禄山，收回京城后，主持恢复朝野，并负责掌管禁兵，一时权倾朝野，大家都不敢小看他。上元二年(761)八月，又加封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可是李辅国还不满足，恃功向唐肃宗要官，以求做宰相。唐肃宗对李辅国这种明目张胆要官的做法很是反感，同时，对他的权力过重也有所警惕。所以，唐肃宗并不想把宰相的权力交给他。不过，李辅国对唐朝宗室有功，唐肃宗怕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就对李辅国说：“按照你为国家所建立的功业，什么不能做?可是，你在朝廷中的威望还不够，这怎么办呢?”
李辅国听了肃宗的话，就让仆射裴冕等人上表推荐自己。唐肃宗知道李辅国在请人上表，心里非常高兴。就悄悄把宰相萧华找来说：“李辅国想傲宰相，我并不同意。听说你们想上表推荐他，真的吗?”萧华无言，但心里已经明白了。萧华出宫以后找到裴冕，征求他的意见。
裴冕说：“我也没有同意他当宰相，是他自己来找的我，还说这是皇上的意思。现在我明白了皇帝的真实意图，请皇上放心，就算有生命危险，我也不会上表推荐李辅国为宰相。”萧华又进宫向肃宗奏明了他们的意见，唐肃宗非常开心。李辅国在肃宗在位的几年里始终也没能当上宰相。皇帝是不会得罪人的，这时候必须有迎难而上，替他做事的人。这也是一种做事的策略。生活中，自己不好出面的事，可以找个替死鬼；自己不好说的话，可以让一个合适的人帮你说。不过要看准人，他必须能够胜任。若你托给了一个不善办事的人，只会越搞越糟。
“妥帖”之中有奥妙
人们常称赞两全其美、一举两得的事，是因为这些举措，排除了触及各种人际关系所产生的负效，直接走向了成功。有人询问诸葛亮的后人，“孔明有什么处世的方法没有?”答曰：“也没有什么，只是妥帖罢了”，此妥帖二字可使我们学会很多。
晚清名臣张之洞以前是山西巡抚，即将启程时，有一个山西籍富商，泰裕票号的孔老板，表示要送一万两银子给他。他对张之洞说，他知道张之洞为官清廉，手头不宽，出于对张之洞的敬慕，他送“一点薄礼”，是帮张之洞解决些差旅费。
张之洞当时婉言谢绝了孔老板。可是当促来到山西，考察了当地的情况以后，深为山西罂粟的种植之多而震惊，他决心铲除山西的罂粟，重新换上庄稼。而改种庄稼，需要帮助百姓买耕牛、买粮种，但山西连年歉收、干旱，加上贪官污吏的中饱私囊，拿不出救济款发放给老百姓。他深感世事多艰，在这种情中况下，他决定向商号老板募捐。这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孔老板。
他想，孔老板实力不错，他拿银子贿赂自己，只是想以后得到关照。如果说服孔老板把银子捐出来，替山西的百姓做善事，用利换名，他或许会同意。
经过商谈，孔老板终于表示愿意拿出五万两银子，但有两个前提，其一是请张之洞在他票号大门口的匾上题写“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八个字。其二是张之洞要为他弄个候补道台的官衔。
起初张之洞觉得孔老板的这两个条件都不应当答应，因为自己连泰裕票号诚信与否都不知道，何况叫做是天下第一诚信票号呢?第二他向来讨厌捐官，认为捐官是一桩扰乱吏治的大坏事，怎么能做自己恶心的事!这个孔老板也太过分了，依仗有几个钱居然伸手要做道台!
人家千千万万读书郎，苦读寒窗数十载，到死说不定还得不到正四品的顶子哩!可是不答应他，那么又到哪里去弄五万两银子呢?没有这五万银子，就没有五六千户人家的种子耕牛，他们地里长的罂粟就不会被铲除，禁烟就是天方夜谈。
五万两银子，这对张之洞的诱惑太大了。经过反复思量，张之洞决定采用折中迂回的手段，同意为孔老板的票号题写“天下第一诚信”六个字，这跟孔老板所要求的那八个字相比，不仅仅是少了“票号”两个字的问题，在字面上很大的不同，因为“天下第一诚信”这六个字意味着：天下最重要的是诚信二字，并不一定是说他们泰裕票号的诚信就是天下第一。
至于他的第二个要求，张之洞思索了很久，找了这样一个台阶：一来，捐官的风气历来便有，不足为怪，二来就算孔老板做了道台，他依旧要儆他的生意，并不会等着去补缺，也就不会去抢别人的位置，所以对孔老板来说只是空名一个。再者按朝廷规定，捐四万便可得候补道台，孔老板要捐五万，已经超过了规定的数目，给他个道台的虚名，合情合理，都不为过。便同意了，要不，他五万银子怎么肯出手?为了五万两救民解困的银子，张之洞终于自己“说服”了自己，而孔老板最后也答应了张之洞的折中方案。
张之洞做出这种决定也是百般无奈，但世事多艰，那种怀着满腔理想主义、毫不妥协的人，能做得成事情吗?张之洞采取迂回的方式，借孔老板的钱改善民生，而孔老板也得到了名，又没有违反太大的原则，也无可厚非。
张之洞在官场上也深得“妥帖”之要义，他把王之春从广东凋往湖北这件事，就做得非常漂亮，让上上下下都满意。
张之洞到湖北以后，想大兴洋务，没有可以帮得上忙的人。这时，刚好湖北藩司黄彭年去世了，空出了职位。于是，他便趁着朝廷没有确定人时，推荐自己的心腹来此任职，这样新任藩司与自己同心同德，在湖北大举推行洋务时，阻力就小得多了。
张之洞与自己的心腹幕僚一起，考虑了很久，觉着现任广东臬司的王之春比较合适。王之春是张之洞在广东时一手带出来的，他对张之洞自然是忠心耿耿，调他来湖北，他自然会同意。但张之洞考虑问题又多了一层：王之春能力不错，他即使不来湖北，也能在广东升任藩司，如今要把他调来，就要在广东物色一个合适的藩司人选，这样，王之春才走得开，调来湖北的把握性才更大一点。
他的幕僚提出推荐湖北臬司成允去广东做藩司，这样有两个好处：首先成允是现在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的远亲，世铎一定愿意帮他，他自己京师门路也很熟。若由张之洞出面，荐举他去广东做藩司，他一定会尽力在京师活动，办成这个事，而王之春从广东调来湖北之事就好办多了。二来又可腾出湖北臬司一职，再调来一个同心同德，愿意协助自己举办洋务的人，就又多了一个帮手。一举几得，这样在湖北办洋务力量就更强了。
经过运作，王之春很快调到湖北，而成允去广东做藩司，官位提拔，他自然也满心高兴。真是一石双鸟。马上，张之洞又考虑好了臬司人选，即江西义宁人陈宝箴。十多年前张之洞就在京师认识了他，认为这个人气宇宏阔，是办实事的材料，自己曾多次向朝廷保举过他。三年前陈宝箴遭无端弹劾，现在京师赋闲，如今让他到武昌来顶成允的缺。而自己此时保荐陈宝箴，等于雪中送炭，他自然感激不尽。
这样，经过张之洞的一番周密筹划，如他所愿：王之春顺利调来湖北做藩司，陈宝箴当上臬司。他们两人的到来，使张之洞有如虎添翼之感。
周全的处理事情，各有所得，才叫高明。当然，这种境界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需要阅历，需要积累，有时还需要资本和权利，但你应该往这种境界去努力发展。
要迂回合理的安排事务
宋太宗赵光义非常喜欢下围棋，且棋艺较好。据《通志》、《宋史艺志》和《皇朝类苑》记载，太宗著有《棋图》一卷，《御制角局图势》数卷。但这些围棋著作现在已失传。
据说，宋太宗经常做些“棋势”(即死活图势)考朝臣们，相传太宗曾制定过三个棋势：“对面千里”、“独飞天鹅”与“海底取明珠”。《忘优清乐集》里保存了前两个，后一个已经失传。宋太宗的棋势非常难懂，朝臣们都不懂，都请皇上不要为难他们。
宋朝学家王禹傅，曾在他的诗中，把这些棋势描绘为“天机秘密通鬼神”。宋太宗有“善弈”、“绝格”之称，有些专门下棋的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里面有没有些虚假成分就很难说了。这些棋手很可能为取悦皇上，不想赢他罢了。
当时宫里有一个名叫贾玄的棋待诏，他是一个围棋奇才，少年时已能战胜国手。当上国手后，棋艺更加精湛。他棋下得非常高妙，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动对方。与他下棋的人无不对其棋艺啧啧赞叹。他曾称霸棋坛数十年，在进宫前便深知皇宫之人，都有极强的好胜心，自汉以来，已有好几位棋待诏，因为弈棋被皇帝赐死。所以他与宋太宗下棋时，不敢赢太宗，又不敢让太宗赢的太多，让人看明白是故意输棋，落个欺君之罪。
于是他每盘棋只输一、二子，讨太宗欢心。宋太宗棋下得虽然不错，但他自知比不上贾玄。不过既然贾玄甘愿故意输棋，也便不点破，乐得收下这个顺水人情。但赢的次数多了，宋太宗便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一天，他又与贾玄对弈，他对贾玄说：“我听人说你的棋天下第一，从来没有输过，而你为什么又每次都输给我，可见其中有诈。我们现在下几盘，如果你又输给我，我让人打你五十大板。”
贾玄听了忙说：“陛下棋艺高超，取胜不足为奇。下盘愚臣将全力以赴，争取不再输棋。”果然，这盘棋下完后，贾玄没有输棋，是一局和棋。宋太祖哭笑不得。于是又下一局，这一局贾玄用尽平生所学，结果又是一盘和棋。维持两局和棋，甚至比赢棋还难。贾玄未输，自然不能杖责。
宋太宗清楚贾玄又在捣鬼，便激怒贾玄说：“都说你是一代棋王，赢我都很困难，真是徒有虚名，再下一局，若你赢了，我赏你官做，若是你输了，我把你扔到水里去喂鱼。”贾玄唯唯诺诺，只得连连点头称是。
待到下完了，又是不输不赢，于是宋太宗假装生气的样子说：“我让你先走一子，可是仍下成平局，就是你输了!你无话可说了吧?”说完，下令把贾玄扔到水里。
贾玄见皇上动真格的了，急忙大叫道：“陛下息怒，此局臣胜一子，并非和棋。”太宗听他说此局不是和棋。便让他回到原座，问他哪里说胜了一子，贾玄惊魂稍定后，结结巴巴地说：“我怕真的被投入河里，故意赢皇上一子。但又怕皇上怪罪小臣，故数子时，我偷偷将一子攥在手中，未敢亮出来。”
太宗一看贾玄手中果然还紧紧地攥着一子，又气又笑，可是他也真知道了贾玄的棋艺水平明显胜于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棋艺虽不太高明，但也有一定水平，可贾玄能够想输一二子就输一二子，想下成和棋就下成和棋，而想赢一子就赢一子，已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太宗对贾玄的棋艺打心眼里佩服，为贾玄的机智而开心，马上赐宴招待贾玄并封了官职。从此太宗更加宠幸贾玄了。
伴君如伴虎，下棋输也不是，赢也不是，这类官场应酬，着实难以对付，亏得贾玄棋艺高超。
但贾玄为取宠于皇帝而有违的做法，当时一些朝廷大臣也很反感。《湘山野录)中说贾玄“悦惑明主”，皇帝不理朝政是因为迷恋围棋，冯元仲的《弈旦评》也说贾玄是“不死不生”的人，是阿谀奉承的人。
这真是：纵使待诏称第一，相逢帝王尽和棋。旁观莫问局中事，且看前朝血泪遗!事实上，真正喜欢围棋的人，重在以实力相战。以输棋讨好对方，心里并不舒服。若论围棋的精神是：无气则亡，亡则共亡；有气则存，存则同存。
围棋的棋子无子力大小之别，子与子相比较无任何区别，表示人无贵贱、贫富之分。也就是说下棋的时候人与人都是平等的。
棋子可以不受限制地下在棋盘的任何一个空点上，也就是就这个世界上人可以自由地定居生存。说的是天赋人权这个道理。
围棋其实意之完美，胜过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但这完美的表意却成了封建官场中攀升游戏的工具，贾玄就是利用这些无贵贱、贫富之分的黑白棋子来行攀龙附凤之事。明明是“无气”的棋子，在他的心中，却成了“有气”的手段。
让人来不及做出反应
和珅在朝为官，自然敌对得势。对于那些官职低微，势单力薄的官员，和珅总是想办法让他们丢官弃职，离开官场。而对那些根底深厚，可以同他抗衡的朝廷大员们，和珅也有办法，让他们在应接不暇的政事中疲于奔命，没有多余的力气与他抗争。
在和珅的同僚中，他最忌惮的就是阿桂。阿桂，姓章佳氏，字广庭，其父亲为大学土阿克敦，阿桂在乾隆三年(1738年)考中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年)就跟随当时的兵部尚书班年参加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后来历经多次升迁，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的时候被任命为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驻扎在伊犁。至此，阿桂在朝中的地位步步高升，和珅飞黄腾达之日，阿桂早已经是乾隆时期无可取代的一位重臣了。
乾隆也深知阿桂，功勋卓著，所以对他宠爱有加，虽然和珅在乾隆面前能争得宠信，但聪明的人一看便知，乾隆真正倚仗的还是能征善战、足智多谋的阿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省境内撒拉尔回教爆发矛盾，清政府派兵镇压，支持老教镇压新教，新教教民奋起反抗，在苏四十三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一时间波及到了兰州，形势紧急。
朝庭听闻此讯，乾隆下令命额驸拉旺多尔济，带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额森特带兵征讨，任命和珅为钦差大臣，前去督军。和珅正得意于皇上这般重用自己，乾隆略一沉吟，又把和珅召了回来，把命令改成同大学士阿桂共同督军甘肃，和珅先行，等阿桂到达甘肃后，和珅听从阿桂约束。这件事让和珅抱怨不已，这不分明表明乾隆怕和珅能力不够，心里面更加倚重阿桂吗?这让军中之臣都看不起他。
史书中记载，和珅到达甘肃之后，急于求胜，强令海兰察等人进攻起义军，最终因准备不充分，地势不险要，遭到起义军的痛击，反而被起义军占领了险要道口。阿桂到达甘肃，和珅反咬一口，把失败的责任全都归之于将领不听调遣，阿桂听后没有理他，升帐派兵，诸将都听从号令，不见一丝不敬，阿桂转身问和珅，和大人不是说诸将不听从调遣吗，这话怎么说?和珅更加怀恨在心了。
所以，和珅对阿桂的的怨恨非一日之寒，但又没有能力整倒阿桂，只好想办法不让阿桂留在京城，奔波于全国各地。阿桂平定了甘肃的起义之后，马上被乾隆派他在甘肃查清“捐监”一案，审理王直望等人的贪污问题，紧接着又被调到黄河，治理黄河在河南青龙冈一带的决口，赈济灾民，修筑堤坝。事隔不久，浙江又爆出了陈辉祖贪污的案件，阿桂又马不停蹄地赶去处理。
从此，阿桂整年在各地奔波。阿桂对国家一片忠心，如此劳苦，为了国家还是毫无怨言。只是阿桂早就知道和珅是朝廷的一大祸害，想为国为民除害，却不能如愿。
根据洪亮吉在他的《书成遗事》中记载：嘉庆元年(1796年)，阿桂年逾八旬，重病在身，在病中对家人说：“我年逾80，是要死的人了，生前名列将相受到了非常的恩遇，可死；若子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阿桂一生，无怨无悔，只有一个遗憾便是不能亲眼看到嘉庆帝亲政，帮助他亲手为国翦除和珅这一大祸患。阿桂终于还是没有等到那一日，在嘉庆二年(1797年)八月，他八十一岁之际，赉志而没，此时距乾隆驾崩，嘉庆查抄和珅还有整整两年时间。
若说阿桂是凭着累累战功与和珅抗衡，那福康安出身和军功都相当显赫，却依然不是和珅的对手。福康安是名门之后，他的父亲傅恒是乾隆的名臣，官拜大学士；他的姑姑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福康安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曾历任成都、桂林、盛京将军，以及云贵、两广、四川、闽浙的总督，镇守重要边陲，乾隆对他的赏识丝毫不少于阿桂，给了他非同一般的荣誉。封他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与郡王贝子。
乾隆末年，台湾林爽率兵起义，清政府派去的将领常青昏庸无能，屡战屡败，使义军越来越猖狂，沿海各省的民众也群起响应，搞得全国上下人心惶惶。和珅见状，忙向乾隆推荐任福康安为主帅，平定台湾叛乱。
乾隆于是把远在甘肃，时任陕甘总督的福康安调至福建。任命他为将军，领湖南、贵州、湖北等地增援的绿营兵各二千人，连同福建原有的几万大军，一起攻打起义军，福康安明知非常危险却不敢不前，只得领兵前往，和珅把台湾这一困难的局面抛给福康安。福康安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同起义军在丛山密林中周旋，一年后，擒获义军首领林爽。
和珅对福康安用了对付阿桂同样的办法，让他常年在外，这样，满朝中就再找不到一个可以与和珅一争高下的人，和珅得以只手遮天。
当情况发生变化时，要因时度势，从而把握先机，争取主动，争取最后的胜利。
灵活变化，左右开弓
“变身术”是指一个人应付外部环境同各种对手的技巧。和珅善变，因为人总希望自己能麻烦少一点、利润多一点，和珅在办理大案要案中，有巧妙应变的本事，所以，凡经他手办理的案件，无论案情的定性如何，都能获利。在国泰贪纵营私案中，和珅便是这样“站稳”的。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都察院御史钱沣疏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贪纵营私”，“国泰于属员提升调补，多索贿赂”，“依照州县肥瘠，分股勒派。若有升调，惟视行贿多寡，以致历城县长年亏空。布政使于易简亦纵情攫贿，与国泰相埒”。
国泰隶属满洲镶白旗，姓富察氏，是四川总督绶之子，曾任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被提拔为山东巡抚。乾隆三十八年己调任陕甘总督的绶，因在四川任内私护纵所为非的阿尔泰，被戍伊犁。国泰因疏请同父一起遣戍，得到皇帝的赏识，不仅保住官职，而且还晋升为山东巡抚。
国泰少年得志，为人跋扈，对待属下“不以礼，小不当意辄呵斥”。国泰之父绶因庇护阿尔泰交罚银八万两，国泰便勒索手下，代父交赎罪银两。于易简系已故大学士于敏中之弟，虽然也出身官宦之家，但其生性懦弱，因而同国泰共事可以说是刚柔相济。在国泰大发雷霆时，于易简竟然奴颜婢膝，“长跪白事”。对国泰的颐指气使，于易简已经习以为常。
对于“性情乖张”的国泰，福康安、阿桂(阿桂系当时军机处首席大臣、内阁首辅；福康安是傅恒之子，时任云贵总督)、和珅等相继向皇帝“密为陈奏，欲以京员调用，消弭其事”，却被皇帝拒绝。
因乾隆多次听到“国泰于山东巡抚任内不得属员之心”，“有贪污之行为”，乾隆遂于四十六年正月，特意“传谕令于易简来京讯问”。于易简到京后力保：“国泰并无别项款迹”，“惟驭下过严，遇有办理案件未协及询问不能登答的人，每加训饬，是以属员害怕，致有诟言。”乾隆又问及“国泰屡屡保荐吕尔昌，是否有徇庇交通情事”，于易简就以“吕尔昌和国泰都是刑部司官出身，常委审理案件，并无徇庇交通之事”对答。
于易简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同国泰紧紧连在一起?于易简曾任济南知府，因为国泰的提携升任山东布政使，这种大恩大德使他念念不忘。在于敏中逝后，于易简对国泰更为依赖。兼之二人都喜欢昆曲，有时还粉墨登场。据传他们最喜欢演的是洪升的《长生殿》，于易简扮唐明皇，国泰饰杨玉环，表演得入木三分。志趣相投也许是于易简力保国泰的另一因素，即所谓朋友易得，知音难求。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初四，和珅与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御史钱沣等奉命前往济南查办国泰案。同时，乾隆谕令曾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今说明在山东的详闻见录；命令已升任湖南布政使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据实陈奏国泰贪纵营私之处，不能够避护；又责令由国泰推荐升任安徽按察使的原济南府知府吕尔昌交待“怎么同国泰前往德州、涿州、江省一带查办事件。”“因为我母亲现于上月二十五日起身到我哥哥任去，有年纪的人行路迟缓，恐怕还在途中。德州是山东地方，如果有关于我哥哥的事，母亲在道上听见害怕，所以差套儿(国霖家奴仆)赴东，向母亲请安，并叫他探听钦差查办德州信息，若没有我哥哥的事就迅速回京。”
另据套儿供称，初四日自京起身，初七日到山东省，“路上遇见大爷(指国泰)接钦差，我请了安，大爷问我‘你来为何?’我说‘二爷(指国霖)叫我来替老太太请安，怕老太太听见有钦差来害怕。”然而套儿没有到国泰官邸给老太太请安，而是“回到德州住了两日，打听山东省城有什么事，到十四日听说我大爷已查抄拿问了才回来”。
正像办案人所分析的：“你若到了山东，你大爷为何不留你，这不是怕你漏出风声致事情败露吗？”国泰在四月十七日的口供却对套儿送信给予拒绝，自称“我于初六日接德州驿站上报单得知，钦差到江省一带公干之信，约于初八(原档有残)，可过齐河，我怕路上有人检查，是以叫藩司将县库(原档有残)生查办。至我兄弟派人来套儿，我在初七日出城恭请圣安，中途遇到他，说系我兄弟差来给我母亲请安，并说有钦差往江南查办事件，京中不知信息，非常害怕，叫来探子探听，就回去告知好放心。我就向他说，钦差现在就要到了，如果有路过东省查办事件，你适自京来，恐有不便，就叫他回去了，并非我兄弟差来送信”。
不排除国泰具有为国霖开脱的意思。在一年前乾隆就曾传谕布政使于易简来京，询问国泰操守如何，此后不久乾隆还特意“将询问奏对缘由，传谕国泰，令其知所警惕，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凡事宽严适中，不可太过，也不能差太多。如果伊奉朕此旨，即自知猛省，随事留心更改，将自可长受朕恩，为国家好大臣，这不更好吗。如果再不知改悔，或因此转加模棱，不认真办事，是伊自取咎戾，朕不能为国泰宽也。至于易简既奏并无别项款迹，以后或发觉，或被访闻，不特国泰罪无可辞，即于易简也有应得之罪”。
心里有鬼的国泰深知这上谕的力量，因而当他从驿站报单得知钦差欲往江南公干，立刻预感到彼等此行的真正目标很可能就是济南，套儿的到来不过更加证实事实的严重。国泰遂把存在济南府里的“交州县变卖物件银子”，来弥补历城县亏空，令“该县郭德乎向冯埏(原济南知府，时任漳州知府)府库要去银四万两挪移掩饰”。
在档案记载当可得出，派人给国泰送信的是其弟国霖，于德州打听钦差意向的是其家人套儿，这些事情与和珅没有关系。关于清查历城县库银一节，《郎潜纪闻》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其时和珅柄国，而国泰平时奔走其门下者，人都为通政(指钱沣)危。及抵境，和珅已授意国泰弥缝，辄以危言相吓。
刘清(指刘墉)深知其弊，常与通政密商。比到省盘查，则先扬言不用全数弹兑，抽查至数十封，没有差错，和即起回馆舍。通政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一般都是圆丝杂色银，一般借诸商贾以充数者，因诘库吏，得其实。立刻出示召诸商贾具领，大呼曰：迟来入官(即没收归公)!于是商贾具领，库为一空。复往盘他府也一样，案遂定，亦无如何也。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关于乾隆的传记中，很多引用了这些传闻，诸如：“国泰早巳知查仓盘库之信，马上向商人勒借银两，存放库中”，“钱沣细心观察，发现取出验证之银，每锭的数量多少不等，印色不对”，“钱沣得知借商银充库之情，便派人宣告于众，倘若被借银存于库中的商人，不将银呈官报明请求归还，就将尽没收其银”，“各商人纷纷奏呈被借之数，将银领还，库为之空，一下子就将历城县亏空帑银四万两之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等等，但历史并不是这样的。
据和珅、刘墉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一日给皇帝的奏折中所说，清查历城县库只有一次，而且是“按款比对，逐封弹兑”，并非像《郎潜纪闻》所言盘查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第二次才“彻底拆封”。国泰用来弥补亏空的银两，都是在济南的勒索各州县的银两，并不是“借诸商贾以充数者”，更无“商贾纷纷具领，库为一空”的情景。《郎潜纪闻》的作者之所以有“借诸商贾以充数”之说，有可能是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来写的。
据传在国泰案中，和珅在查案前，先写好了两份奏折留给他的干女儿纳兰之父苏凌阿，告诉他一份劾刘墉、钱沣用，一份劾国泰用。如果在山东无法查出什么，你就将劾刘、钱的奏折上奏皇帝，告他们蓄意谋害，如果事有不妥，国泰罪难遮掩，我便飞马报你，你便把另一份劾国泰的奏折呈奏皇上，在钱、刘回京之前劾国泰，以丢卒保车。后来国泰案最终还是暴露无疑，苏凌阿便将劾国泰的折子奏上。
据说乾隆因此而认为和珅同国泰实无勾结。而钱沣、刘墉也因和珅在案中表面上无有掣肘以及无其他实据，也只好承认。这些传说虽都是似是而非，但可见和珅之为人，编造这样的说法倒也能鲜明体现其高智商的奸诈。
左右开弓，灵活变化，是一些人常用的谋生手段，但是它们也会被更灵活、更善变的人所制约。
舍弃一点，而求众多
谢振定，字一斋，是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的进士，开始担任编修，后参选江南道监察御史，后任兵科给事中。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谢御史这个人不苟小节，然性情疏阔，在他所住的地方桌子床榻上灰尘那么厚，也不知道擦拭。院子中杂草丛生，很有濂溪不除台阶之草的风范。从来不在意钱财物品，任凭属下侵夺和偷盗。还非常健忘，他曾经新添置了一件朝衣，借予一位同僚穿着，一直都没有要回来。
后来在礼部做官，正赶上有祭祀活动，又要去买朝服穿。被他借给衣服的那位僚友知道后，故意问他：“我记得先生以前新添置了朝衣，时间不长，怎么就没了呢?”谢御史非常茫然地说：“这类东西随手扔到了哪个破箱子中，无处可寻了”这位僚友又说：“你是否曾经借给谁了?”谢御史还是想不起来了。僚友后来笑着告诉他：“你于某日借给我穿了，现在还在我的箱子中，你真的不记得了?”谢还是恍恍惚惚的样子，其不计细节竟是如此。在民间，广泛流传着“烧车御史”的故事。这个故事说：在谢振定做京城巡视御史时，一天，正在东城巡逻，远远的看见有一辆违制的车舆在街道上驰骋，横行无阻，谢振定令兵士把他拘来，见那人骂骂咧咧，非常狂妄。“他娘的，哪个敢逮我，快把老子放了。不然让你们一个个吃不了兜着……”
谢振定怒道：“哪个大胆狂徒，如此无礼，天子脚下，怎么能让你在这里撒野，报上名来。”
男丁说：“老子是相爷身边的贴身仆从，是相爷的妾弟，你这个有眼不识泰山的狗官，敢把老爷怎么样。”原来他是吴卿怜的弟弟。
他如果不说自己是和珅的妾弟，谢振定也许还能放过他，听是和珅亲戚，立刻怒火中烧，道；“给我用鞭子抽。”两边兵丁，狠狠地把他推翻在地上。你道哪个不恨和珅，现在看主子这样有骨气，这些兵丁也壮了胆气，把那对和珅的恨气、怨气，都撒在这个“舅爷”身上。那可怜的弟弟在地上也还破口大骂：“竟敢打相爷的‘舅老爷’……这车子是相爷乘的车子，怎能违制……”
谢振定道：“给我撑嘴，还放托词是相爷的乘舆。”兵丁们把他拉起来，对着那嘴脸左右使劲地抽打，不一会儿那粉脸变成了一个紫茄子。
谢振定道：“那厮竟胡言乱语这是相爷中堂的车子，把那车子烧了。”兵丁们把车子拉过一边，放火把它烧了。谢振定对那卿怜的弟弟道：“怎么，这不是宰相乘坐的车子吗?”命兵丁们回去。
这件事传到和珅那里，和珅召来刘全等道：“若遇着这些不识相的，要不露声色，报给我知道，让我来收拾他们，你们不要硬来。”
家奴马八十三道：“相爷说的很对，不要与他们逞一时之气，那样反而鼓励了别人，遇事须沉稳，要整治那人时，要不动声色，最后也要治他个落花流水。”
过了几天，谢振定的同事给事中玉钟健，在和珅的指示下，借着其他事情弹劾谢振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和珅马上禀皇上夺了他的职，把他辞官回去。
嘉庆五年，和珅被治罪，谢振定重得任用，在嘉庆十四年去世。道光时节，谢振定的儿子在河南做知州，因为才能突出，政绩卓异被引见给皇上。道光听了他奏答的姓名籍贯，便问道：“你说你是湖南人，如何说一口流利的京师话，这是为何?”谢的儿子对曰：“臣父谢振定在做御史时，臣生长在北京，所以会说北京话，湖南老家的话，倒忘了。”道光高兴地说：“原来你竟是烧车御史的儿子。”、于是就更加褒勉他。次日，对军机大臣说：“朕小的时候听说过烧车御史的事，昨天竟见到他的儿子，他儿子也清正廉明，应予以重用。”
从此，这“烧车御史”的说法便流传开来。如果一个人舍弃一处，而求众多，这叫多点开花战术。和珅得势时被人发难的一事是御史谢振定惩治和珅小妾之弟招摇撞骗横行无忌的事。然而，对这件事和珅却用其他方面来报复。也终把和他做对的人置于不利的地位，自己则相安无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