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社会上立足，就要用心编织一张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多多益善；广聚人脉，才能事事兴旺、顺达。有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万众一心，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协同作战”中获取双赢，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心应手，左右逢源。
好朋友多多益善
在京城期间，曾国藩特别留心结交朋友，他与倭仁、何桂珍、吴廷栋、梅曾亮、何绍基、汉学家邵懿辰、刘传莹等人交往最为密切。他结交的这些朋友，一般都是有些许声望，但是还没有登上真正政治舞台的人。他们的出身、地位、名声相差不大，没有互相利用、互相倾轧的必要，反而结下了互相激励、互相促进的真正友谊。曾国藩后来办大事，也要得利于他们的帮助。
曾国藩的师友中，以当时的名儒唐鉴地位最为显著，对曾国藩的影响也最大。唐鉴曾经教导曾国藩治学方法，告诫他读书要专一，要先找到入门的方法，并指导他精读《朱子全集》，给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因此曾国藩虽然没有正式拜师，但一直对他以师礼相待。后来唐鉴去世，曾国藩不但为他向朝廷请求赠谥号，还给他写铭。
在这些师友之中，理学大师倭仁对曾国藩也影响很深。与唐鉴不同，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修身养性方面。曾国藩以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主要记的都是日常琐事，经过倭仁的教导，他主要记自己一天的得失，在不断的反省中提高自己的要求。从这以后，曾国藩的人格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专心学问，不说空话，每个人各有专长，而且都心怀大志，不甘堕落之辈。朋友之间经常互相针砭互相鼓励。他们后来都有各自的成就，也为曾国藩的事业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择友，强调的是志同道合，对那些甘于平庸或者大言欺人的人，他是避而远之。
曾国藩在京城时也遇到过高谈阔论的人。有一个刚从外地回京的人，经历稍为丰富，席间便旁若无人的夸夸其谈。曾国藩非常看不起他，从此便未深交。如庞作人，慕名来与曾国藩结交，曾国藩见他好说话，不着边际，以后和他的交往就逐渐减少了。
但当曾国藩官至两江总督，指挥四省军务时，庞作人便跑到江南，希望能凭自己三寸不烂之舌，打动曾国藩，混个一官半职，但曾国潘一见便觉厌恶，在日记中写道：“有庞作人者，什么都知道，而好讲学，自在京已厌薄之。今天更为看不起他。甚矣，人之不可不务实也。”最后这位仁兄只好无功而返。
李鸿章到了京城，在曾国藩的指引下，认识了很多有志之士，交际视野也慢慢宽广了。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原来的朋友班底与不断扩大的曾门弟子。李鸿章为人洒脱，比老师更善于交际。曾国藩担心他交友不慎，不断加以诱导。曾门弟子与同年进土是李鸿章最重要的人际资源。
在这些人中，李鸿章与沈葆桢同门同房，最要好。沈葆桢比李鸿章大三岁，但进士及第的名次却排在李鸿章之后。沈葆桢考中进士后，与李鸿章一同被点为翰林，当了三年翰林院庶吉士，又一同当了三年翰林院编修。
咸丰三年(1853)，李鸿章回乡操办团练，沈葆桢在第二年出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两年后，沈葆桢被封为九江知府，但那时候九江已被太平军占领，他无官可做，便被曾国藩留在湘军大营照料营务，成为曾国藩的幕宾。
咸丰六年(1856)，沈葆桢改任广信知府，上任不长，就遇到太平军杨辅清率领数万大军前来进攻。当时城中守军仅400人，顿时作鸟兽散。沈葆桢正在城外公干，有人劝他的妻子林普晴暂时出城回避，她坚决拒绝，写下血书向邻县清军守将饶廷选求救。当沈葆桢从河口镇驰回时，城中四处起火，府衙内的照壁也被映得通红，林普晴仗剑立在外边，对丈夫说：“如今正是你报效朝廷、为国捐躯的时候，你若死了，我也不苟活，这口井便是我的葬身之所。”所幸后来幸饶廷选率领救援及时，广信城才得以保住。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曾国藩对沈葆桢更是另眼相看，在同治元年(1862)极力推荐，破格提拔为江西巡抚，成为封疆大吏。
李鸿章与沈葆桢从同学、同事到同僚，交往频繁。李鸿章在咸丰八年(1858)底投奔曾国藩时，特意绕道广信，同沈葆桢促膝长谈。后来李鸿章与曾国藩闹矛盾，在湘军幕府感到不太得志，想去沈的家乡福州当道台。沈葆桢得知后，马上写信劝李鸿章不要赴任，而是留在曾国藩身边等待机会。不久，二人在曾国藩的密荐下，几乎同时当上巡抚，李鸿章上任江苏巡抚，沈葆桢则担任江西巡抚。在以后的官场中，两人相帮互助，推动了晚清的近代化进程。
李鸿章的密友当然不只有沈葆桢一人，其他如陈鼐等、郭嵩焘，都对他的起家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可以说，在京时期，他在曾国藩的指引下，结交了一大批有志之土，成为他后来事业成功的人际基础。
只凭单打独斗，难成大业。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增加人际资源，是成大事的重要前提，要把它做为一个工作来做。
不计私怨，计究原则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惨淡经营近20年的北洋水师，非常失败。三十艘战舰被缴的被缴，沉没的沉没。李鸿章不得不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了澎湖、台湾，还赔了2亿两银子。翰林院上表弹劾，被国人骂为卖国贼，李鸿章有口难辩、有苦难言，只好受窝囊气。
并不是北洋水师不敢迎战，而是因为北洋水师的装备不如人，弹药奇缺、船速慢。同日舰战斗时，炮弹很缺乏。许多炮艇上，巨炮炮弹只有一发。发完之后就没有了。小炮炮弹也不充足，只能轰几下，便成了摆设。致远、经远两舰，若弹药充足，何至于动同敌人同归于尽的念头?而且两舰还没靠前，就被日舰用鱼雷击沉了。大家认为，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慈禧挪用修颐和园了。但据《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19世纪90年代，清朝政府预算支出北洋水师的军费是每年500万两。慈禧建颐和园又能用得了多少呢?如果按人们认为的挪用款项150万两，4年时间，李鸿章还有1850万两军费可供使用。如果这些钱用来购置军舰，可再买两支北洋舰队。那么，是谁吃了豹子胆，敢不按预算拨款呢?经考究，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他当时是军机大臣，主管户部，财政工作归他管。
原来，李鸿章和翁同和有一段很深的积怨。翁的哥哥翁同书，曾在安徽当巡抚，太平军围困时，他弃城而逃，被李参了一本。皇帝判翁的哥哥斩刑。做为皇帝的老师翁国的父亲，听说要处死儿子，当即气死。后来，把翁的哥哥由处死改为充军新疆。父死兄徙，全因李鸿章所至，翁岂能善罢甘休。
甲午战前，翁力主开战。他的一个学生劝说，我们实力不如人，无胜利可说。翁回答说，我正想让他到去战场，看他到底是骡子还是马，到时候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这里这个他，就是李鸿章。还没等开战，就有人看他的洋相。
任何事物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细节；任何一段历史，都有让人琢磨不透的地方。这里面，有的让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不寒而栗。历史由偶然到必然，这偶然的因素往往就决定了一些人的生死荣辱、兴衰成败。
大战将临，本该共御外侮，却不承想，翁大人竟然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公报私仇。秉持国政的人，竟然如此谋国，李鸿章怎么能不败?清朝怎么能不败?
后来敌人，慈禧怒令翁向李问策。翁一见李就问，你北洋的军舰在哪里?李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李转过头去说，你是总理度支，管钱的，平时请求拨款，哪一次不给驳了。现在出事了，你来问兵舰了，兵舰可以依靠吗?翁说，唉，都过去了，我们当臣子的，以节约用钱为尽职尽责啊!
不明白事理的人听了，还以为他为了国家精打细算，怎么清楚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背后，有那么卑鄙的用心。由此看来，假公济私是小人们的拿手好戏。而公报私仇则是小人们的惯用伎俩。
私人恩怨在所难免，但在大是大非国难当头的时候这样做有失做人的原则。
曹操战宛城时，其子被张绣杀死，他活捉张绣后，听从劝告，收服了张绣，并同他做了儿女亲家。武则天曾问狄仁杰，有人背后说你的坏话，你想知道是谁吗?他说，陛下认为我有错，就指出来臣加以改正。如果您认为我无过，那是我的荣幸，所以不想知道是谁。武则天听后赞许良久。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放在实事中。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西沙之战的时候，东海舰队听从**调遣，入台湾海峡，保卫西沙。台湾将领发现后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沉默片刻，说了句，西沙战事紧。那位将领马上明白，让东海舰队顺利通过台湾海峡。
胸中要有正气，要能为大局着想，不要把私人恩怨摆在公家的桌面上。这便是做人做事的准则。
多结交可信之人
明珠下台之后，刑部尚书徐乾学拜左都御史；深得康熙喜爱。按皇帝的旨意，徐乾学诸御史风闻言事，台谏弹劾不避权贵，言路顿开。明珠被郭棉劾罢，朝臣都以认徐乾学暗中主持。于是，朝臣又趋之若骛。徐乾学同徐秉义、徐元三兄弟，都以鼎甲而位显朝廷，当时号称“昆山三徐”。他们以诗负重名，不看重名利，广为结交，同朝中汉大臣高士奇、王鸿绪、陈元龙、王顼龄等诗往来，互相标榜，在朝中，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别。如此一来，不但明珠死党对他们恨之人骨，不少朝臣也非常反对。
因而，为时不久，即有原湖广巡抚张沂上疏控告徐乾学纳贿，尔后左都御史郭棉又上疏弹劾少詹事高士奇和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植党为奸，修撰陈元龙、给事中何楷、编修王顼龄依附坏法，郭棉在疏中一一例举高土奇等之罪行，认为高土奇有“四可诛”。
其一，高士奇出身微贱，供奉南书房，本该尽力奉公，以报知遇之恩。却谄附大臣，日思结纳，揽事招摇，以图分肥。致使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之名，声名这样显赫，前无一人，其乃沽名钓誉之辈，可杀。
其二，奸贪坏法，无所顾忌。与王鸿绪结为死党，科臣何楷为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胞兄王顼龄为于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摇。同时，只要是督、抚、臬、藩、府、道、厅、县以及在朝中之大小官员，都王鸿绪、何楷等为之居停哄骗，而夤缘照管者，馈至成千万。即不属党者，也有例外，名曰“平安钱”。高士奇常在朝臣面前标榜“我之门路真”。
其三，贪赃枉法夺取民财。高士奇拥有多处田产房屋，都来历不明。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多年，惟恐事发，遂潜伏于直隶天津、山东洛口等地。后将虎坊桥一幢价值八千金的瓦屋六十余间送给高土奇，以求其庇护。同时，于顺城门斜街并各处房屋，总令心腹置买，并派何楷代他收租金。打磨厂士奇之亲家陈元龙，伙计陈季芳开张缎号，寄顿各处贿银，资本约有四十万。此外在其老家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在杭州西湖、苏、松、淮、扬等地广置田产，修建花园宅院，金银从何而来?
其四，背公行私，欺君灭法。高士奇置皇帝的谕旨于不顾，皇帝告谕严禁馈送，有违者用军法处置，高士奇同王鸿绪竟公然违抗。在淮扬，王鸿绪招揽府厅各官，潜遗士奇，约馈黄金。疏末，郭棉言：王鸿绪、高士奇、何楷、陈元龙、王顼龄等，豹狼成性，鬼蜮其形，蛇蝎其心；畏势者敢见而不敢言，趋利者复拥戴而不肯目。因，自己才不避嫌怨，加以弹劾。对于王鸿绪、高士奇、徐乾学等人，康熙皇帝向来非常器重，但是为了尊重舆论，加之以弹章所引大为事实，康熙二十八年九月，康熙皇帝被迫把王鸿绪、高士奇、陈元龙等打回原籍。十月，副都御史许三礼又穷追猛打，上疏弹劾徐乾学律身不严，言其“乘修史为名，邮于禁廷，与高士奇相为表里，招摇纳贿，物议沸腾。他的儿子树毂不遵成例，朦胧考选御史，明有所悖。”且言“没有好的运气好的言论好的事业，怎么有好的章?”
康熙皇帝命徐乾学明白回奏，徐乾学惟有乞罢归里。不久，部议许三礼所劾之事不实，遂将许三礼降二级。许三礼不服气，再次上疏弹劾徐乾学，举出考试舞弊、纳贿置产、违禁取利九大罪，而且牵涉徐乾学弟弟徐元，疏中言：“乾学伊弟拜相之后，与亲家高士奇更加招摇，以致有‘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乾学似庞涓，是他大长兄’之谣。又有‘万国金珠送澹人，四方宝物归东海’之对。京城三岁小孩都知道。”且指斥徐乾学“顺之则生，逆之则死，权重当时，成例可灭，朝纲可紊”。康熙皇帝以其所奏多为不实之词，且有借机反复之意，着严饬行。徐乾学也只得再次乞休，康熙皇帝立刻同忘其所请，命以书局自随，且亲书“光焰万丈”匾额赐之，以送其行。言路开放以后，虽治了朋党史之争，但也发生了一些不良的后果。臣下有人借机报复，有人以此相互陷害，导致是非不断。康熙三十年以后，康熙皇帝想法消除其不良影响。一方面广开言路，同时，又不为大臣之奏疏所影响。康熙皇帝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不被奏疏的表面现象所迷惑。如景初御史郭棉参劾河道总督靳辅，言其“治河多年，迄无成效。皇上爱民，开浚下河，欲拯淮、扬七州县百姓，而靳辅听信幕客陈潢，想方设法摘破坏，宜加惩处”。
一段时间后，户部尚书王日藻又参劾靳辅屯田累民之事。康熙皇帝并不盲目处事，他让靳辅同主张疏浚的直隶巡抚于成龙辩论，各自说出各自的理由，表示：“朕凡事据理持平，岂顾此辈情面乎?况专擅之人，近经黜革，岂更令其专擅乎?”所以，康熙皇帝一方面重视言路，同时又重视调查。为此，他越来越多地指派亲信，明察暗访，因为，各级官吏一般为了各自利益，不据实上奏，而言官之论亦多片面。有了亲信密奏，康熙皇帝就可以更为全面地了解事情的全貌，特别是对互相攻讦的朋党，亲信密奏就可以不带偏见，有利于客观公正的力连事情。
早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奉差福建、广东的内阁大学士席柱就有着向康熙皇帝密奏的任务。康熙皇帝向他咨询了广东督抚、原任河道总督、江南总督；福建提督等人的情况。而从席柱的密奏中，康熙皇帝也得知了一侍卫至铁索桥挂匾，“彼地督抚，馈银六千余两”之事，康熙后期，康熙皇帝更加重视大臣的密奏，他说：“朕令大臣皆奏密折，最有关系，这能使我看清楚很多事情。其所奏之事，或公或私，朕都明白，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
他认为密奏有约束官吏之意：“诸王武大臣等，知有密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克制自己勤政为民。”这样，康熙皇帝就可以不受蒙蔽，并能随时掌握各级官员的动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蓄意攻讦、无中生有诬陷之事。因而，康熙皇帝非常得意地说：“欲知天下事理，密折胜于微行私访。明太祖、宋太祖都有易服微行之事，此或假为传闻，以警众人耳。这样的事我做不来。若如此行，举国臣民，以有汝等仆隶，未有不识朕者，非徒无益，亦于大体有伤。”后来，在处理一些案件时，康熙皇帝即用密折了解情况，以使事件得到大致公正的处理。像处理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讦案件，就是最好的证明。
噶礼为满洲贵族，与满臣阿山等相互勾结。康熙四十四年时，两江总督阿山诬陷江宁知府陈鹏年收受盐典陋规，把他革职查办后关押在江南的监狱里。陈鹏年为官清廉，在江宁深得人心。江宁士民为之痛哭罢市，并质问陈鹏年落职之因。诸生俞养直大呼请保“清廉太守”，若不能保，愿入狱与陈鹏年同死。不久，有传言说他冤死狱中，那时，学使正在句容督考，应试生童都说：“读书应试，何为也?”连试卷都焚烧了。诸生同士民“如丧考妣”。有人以大逆陈上，后因，会审不实，又说陈鹏年曾赶走娼妓，在南市建亭，宣讲圣谕，则是大不敬，论斩。但康熙皇帝从江宁织造曹寅等处获知，陈鹏年系清廉之官，而他南巡之时也有所闻。
立刻诏从宽免罪，命人武英殿修书。康熙四十八年，噶礼为两江总督，陈鹏年则为苏州知府，署理布政使职。他任何事都严于执导，噶礼对他十分痛恨，遂上疏康熙皇帝，诬诌陈鹏年所作《游虎丘诗》中有怨愤之语，该诗云：“雪艇松龛阅岁时，廿年踪迹鸟鱼知。春风再扫生公石，落照仍衔短簿祠。雨后万松全逻匝，云中双塔半迷离。夕佳停上凭栏处，红叶空山绕梦思。离宫路出云霄上，法驾春留紫翠间。尘鞅余半晌间，青鞋布幞也看山。离宫露出云霄上，法驾青留紫翠间。代谢巳怜金气尽，再来偏笑石头顽。楝花风后游人歇，一任鸥鹏数往还。”
为此，康熙皇帝一方面又通过曹寅等人的密奏了解情况，同时，自己也对陈诗加以分析，觉得并无怨气，便把陈朋年调回京师，从而使噶礼的阴谋未能得逞。康熙五十年，噶礼同江南副考赵晋交通关节，红梅一出，一片哗然。江苏巡抚张伯行上疏参劾噶礼监考作弊，勒索银两，揽卖举人。噶礼也弹劾张伯行挟嫌诬陷，不肯出洋捕贼等七大罪状，康熙皇帝派人处理，处理的人因噶礼之母是康熙皇帝乳母而偏袒噶礼，回奏张伯行弹劾之事都不属实，而噶礼弹劾张伯行情况属实，并提出把张伯行降职处分。
康熙皇帝下令将张廷枢复审、书穆和伦，想像从前一样审判。康熙皇帝认为张伯行不会贪赃枉法，清廉公正，因此又下令江苏织造李煦暗中查访案情以及江南百姓之反映。噶礼与张伯行之间的互讦经调查，李煦向康熙皇帝陈事原委，言张伯行受诬、噶礼植党诸事。康熙皇帝立刻根据此密奏，力排众议，果断地处理此案，命张伯行复任，而将噶礼罢免，公正地处理了这个案件。
由于从秘密奏折中，康熙皇帝获知很多不为人知的情况，因而在康熙五十一年，他下令扩大秘密奏折的实行范围。大臣、巡抚、提总督、督、总兵官都同意密奏。此外，派往各地的钦差，亦有密奏之权。而督抚对钦差大臣在地方上的作为，也可密奏皇帝。这样，一方面同意朝臣及科道员风闻言事，一方面又同意相当一批高级官员密折奏事。因此，康熙皇帝对各级官吏，特别对高级官吏的控制得以加强，康熙皇帝的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可信之人对于康熙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沟通来达到目的
南宋初年，硝烟四起，朝廷多么需要大帅良将！朝野上下都离不开此类的话题。
这一天，建康(今江苏南京)的行宫内，宋高宗刚要退朝，便听有人禀报：岳元帅求见！高宗皇帝闻听一惊：“岳元帅从抗金前线回来，定有要事禀告。”于是，马上传令召他进宫。岳飞满面风尘，但气宇轩昂。他叩拜后，向高宗皇帝汇报前线的战事，并有意引到了双方战马的话题。因为他深知高宗喜欢马。
的确，宋高宗马上问道“爱卿，你最近得到了什么好马吗?”
岳飞意味深长地说：“我以前有两匹好马，它们的食量比普通马的食量要大好几倍，而且，对食物很挑剔讲究，稍微不洁净就不吃，可是，要说本领，那是普通马远远不能相比的。”岳飞说着，看了一眼高宗，见他非常在意，便继续说：“我一早乘马出发，开始那马跑得还不算怎么快，等跑过上百里以后，才飞跑起来。到中午，那马依然飞速不减，后劲十足。至下午酉时(约下午6时)，仍能跑二百余里，到达目的地后，我卸下鞍鞯，见这两匹马不但气不喘、腿不软，甚至连汗都不出。这样的马一定能托以重任!”
宋高宗很为赞许，刚要问及，只听岳飞叹了一口气：“很不幸，前段时间我的这两匹马先后都死了。”见高宗惋惜地连连摇头，岳飞趁机言道：“现在我乘的这两匹马，食量倒不大，什么样的草料都吃，不怎么干净。跑起路来，起初时倒是能飞奔一阵，可没跑几百里就没劲了，气喘吁吁，汗水淋淋。这种劣马，易满足，但是爱逞能，还没有后劲，真是不可造之材!”说到这里，宋高宗终于明白了岳飞的言外之意，他是以马为题，奉劝自己要珍爱人才。虽然其中隐含批评，但不乏忠告，而且又是暗喻，并没有伤到宋高宗的自尊心，所以他很高兴地接纳了，并连声赞誉道：“很好!知马善用方能得良马，是良马就更要珍爱它们！”
岳飞很懂得进谏的策略，所以结局很好。因此说语言也是一门很精妙的学问，我们要经常揣摩说话的技巧，才会在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
在我们陈述见解与理由时，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理就咄咄逼人，只有尊重同对方的沟通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别人才可能接受你的意见，达到沟通的目的。
家和万事兴
战国末年，楚国的实权落到春申君黄歇手中。他是著名的“四公子”之一，广交朋友，食客数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治国得手，但是却治家无方。正妻甲与小妾余天天争宠吵闹，搅得家无宁日。打心眼里，春申君是宠爱妾余的，她聪明乖巧，鬼点子多，会讨自己欢心。妻甲呢?虽然人老珠黄，却同自己一同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平步青云了，也应有她一份“苦劳”，所以春申君也不想抛弃她。
妾余见丈夫摇摆不定，便使出歪点子。一天，她找茬同妻甲对骂了半天，估计着春申君要回来了，便回到屋里，把手臂上、脸上抓得血肉模糊，然后跑出房来，正被春申君撞见。春申君见爱妾变成这等模样，着实心疼，追问怎么回事。妾余边哭边讲，眼泪直往下淌，说妻甲容不得她，要逼她死。与其死于妻甲之手，不如死在丈夫面前，说着便装出撞墙的架势，被春申君一把抱住。春申君不容她分辩，把妻甲大骂一顿，还不解气，便赶了出去，让她回娘家去住。一步得逞，妾余并不满足。因为妻甲的亲生儿子还在，日后他一旦掌了家权，绝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他，方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决定了以后，妾余又开始了她的第二步计划。瞅准春申君外出，而妻甲之子在家时，妾余自己扯破了衣服，算计着春申君快回来了，便趴在**哭。
春申君见爱妾掩面埋头大哭，追问何事。妾余把胸前腰间的破衣服抖给春申君看，说“你那宝贝儿子干的好事!瞅准你不在家，对我动手动脚，想行非礼……”春申君是个醋坛子，盛怒之下，把儿子也扫地出门。妾余实现了她的愿望，当起“正宫娘娘”来了。妾余虽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是，她的所做所为到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同样也是不会得到幸福的。所以这里规劝大家，家和万事兴!
珍惜友谊，善待朋友
北宋宰相寇准，与张咏是至交，寇准很有谋事之才，有治国兴邦之能，张咏善诗，有倚马可待之才。两人的共同特点是不卑不亢，为人耿直。
张咏在天府之国做官，西蜀风光非常不错。且不说沃野千里，膏腴泽民，也不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单说那股子辣味风情，也足以使张咏诗兴豪发，一辈子回味无穷。张咏喜欢与同僚登高临风，一览无余，抒咏豪情壮志，切磋阴阳八卦，望天高云淡，数大雁南飞。某天，同僚们把话题扯到他和寇准身上：“听说寇准要当宰相了。你与他可谓是当今双杰。”张咏并没有压人抬己、嫉才妒贤之意，真诚地说：“寇公奇才，只是肚子里墨水不够。”
后来，张咏从成都回来，拜访寇准。两个老朋友一见面，不作揖打拱，只拍肩相悦，问长问短，说不完的知心话。寇准摆下百禽宴，盛情款待。酒逢知己干杯少，他们你来我往，杯盏交错，喝得好不痛快。曲终人散。过了一些时候，张咏要回成都了。分手前，寇准诚恳地请张咏赠言指教。张咏是不会说“寇公多多高升”的话的，再升，皇帝放哪儿；也不会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类的恭维话，寇准学术不足嘛!张咏只说了句；“《霍光传》不可不读。”
张咏走后，寇准回家后马上找出《汉书》，翻到《霍光传》，慢慢地读了起来，直读到快完了，心头“咯噔”一愣，“光不学无术”一句进入眼帘。寇准一下子明白过来：“这是张咏说我的缺点呀!”从此寇准刻苦研读，成了忠贤皆备、略俱全的好宰相。酒逢知己干杯少，干杯过后，我们听到的是忠言，虽说逆耳，但它是朋友的真心话。朋友之间就是要这样，能帮助对方真正地纠正缺点，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孟子把“天时、地利、人和”看作是战争中取胜的三个重要因素，其实，战争如是，政坛如是，干工作事业如是，人生成败亦是如此。人生难得一知已。的确，像张咏同寇准这样的至交已不多见。他们给我们的其实不只是对待朋友要真诚，更要珍惜友谊，善待朋友，这样才能使友谊地久天长!
精诚团结，无坚不摧
崔安潜是唐代人，素有“虽位将相，身听狱讼”的美誉。僖宗时，他代替高骈做了西川的节度使。
崔安潜到任时，西川境内盗贼四起，百姓民心惶惶，社会秩序异常混乱。人们都瞪大眼睛看着这位新节度使怎么平息境内的盗贼。然而，崔安潜到位后，却没有下令捕捉盗贼，蜀中的百姓都感到非常奇怪，这位节度使是如何想的呢?崔安潜认为：这些人一定有后台，否则他们是不会这样猖狂的。于是，他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
他命人拿出府库中的一些钱，放在各地的闹市上，并且贴出榜说：“只要是告发、捕捉盗贼的，赏五百钱，如果是同伙告发的，开释无罪。”榜发出后，老百姓议论纷纷，不少人怀疑：“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为了五百钱，这贼能咬贼吗?”
不久，有一个盗贼绑来一个惯贼。这个惯贼很不服气，大声吆喝“他与我同样干了17年，获赃都是两人平分。他怎么能捉我呢?”崔安潜说：“你既然知道我已发下榜，为什么你不把他先捉来见官?若是那样的话，受赏的是你处死的是他。现在，你被他占了先，该你死，还有什么好说的!”而后，当着盗贼面赏给告捕的那人赏钱，并当众斩杀了被捉来的惯贼。这件事一传开，那些盗贼之间互相猜疑起来了，生怕被告发，也不敢再到过去的窝藏者家了，连夜纷纷散逃出境。此后，这里再也没有一人敢做盗贼了。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不难理解，在任何组织中，若其内部产生了猜疑，那么它会很快地瓦解。这就告诫大家，团结是稳定的前提。
如果想攻破一座很坚固的城池，最佳办法就是让它从里面瓦解。如此一来，进攻者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取得胜利了。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但是是否能用在实际的生活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