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成大事者没有一帆风顺的，总会经历挫折与磨难。能笑对人生，不畏失败，敢作敢为的人才能建功立业，为人瞩目。勇气能荡平前进路上的羁绊，发挥自身的优势，主动创造条件，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战胜困难，勇敢前行，就能使人获得非凡的成功。
修炼内功，提高德行
耶律楚材出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他的父亲耶律履，原是金代的学者，因其品学兼优，做了宰相，即尚书右丞，权力极大。
耶律楚材生活在动乱的社会中。那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统一之前的各国纷争阶段，大金国为最强，其盘占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它的鼎盛时期已过，国势一年不如一年。南宋王朝虽是偏于江左，但一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时常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趁势与南宋交结，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传。
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从自被本部族推选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于应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建立后，靠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逐步向四邻征战。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公元1205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减了西夏的力量，使之再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
随后，经过一番周密部署,从公元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攻金国。已走下坡路的金国因为一直意图谋反南宋，怎会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余郡”，直到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破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见金朝的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能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载。艰难的时世，炼就了耶律楚材，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此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并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极想依仗靠山，伸出双手去换救水火中的芸芸众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接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他二话没说，即刻应召前去，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发挥。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接二连三的痛击之后，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将继续对中原金地侵吞外，集中精锐部队，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进攻花刺子模国。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战争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掌管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塞，且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举措，对于只知道打仗，侵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意义深远。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
成吉思汗病逝于公元1227年冬。按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分得其父的直接领域，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掌国政，乃为元睿宗。
公元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载，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沼，帝位应传诏太祖其三子窝阔台，蒙古到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于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即位之后，其管理的疆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因此，这位少主在整治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并且应兴应革的事过多，真是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时，全靠耶律楚材尽心竭力，定国策，立担章，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颁发法令之前，首先制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误触法网，按当时的老规矩必杀无疑的百姓们，不追究法律责任，或给予从轻惩处。这是抑制蒙古一向滥杀，因获某种罪过而死者不计其数的最有效方法。同阁的一些臣僚嘲笑他，说此举实过迂腐。耶律楚材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反复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讲给太宗听，终得圣准。此项政策的实施，稳定了人心。
接着，耶律楚材便制定颁布了十八项法令，成为官民遵照执行的标准。包括官吏设置、军民分治、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这些参照了中原先进制度并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断，对后来正式确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如实行军民分治后，军职不得干预民事，国家直接掌管军队，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骄横狂妄，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权势，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此项法令，一直作为元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根本没有税制观念，若这样发展下去兵虽强但国却贫了，但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以近臣别迭为代表的人主张，以牧业为主来保证国用，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这种将燕京农业地区变成牧场的落后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理应实施汉法，大力发展农业，如果保守地强调畜牧，是狭隘的、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给太宗算了一笔账：“陛下马上要南征金国，军需从何而来?仅靠畜牧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发展燕赵的生产，以地税、商税，及盐、酒、冶铁、山泽中可以获利50万两银，8万匹帛，40万石粮食，足以供给南征，这不远胜于变农为牧吗?”窝阔台经过认真思考，认为颇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权筹划，实施征税制度。
由于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
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中国被金国统治了近120年，到此结束。蒙古灭金之后，三权鼎立的局面终于结束，形成了长江以北的蒙古和长江以南的南宋对峙的态势。
公元1257年，南宋政权终于在蒙军的铁蹄下宣布灭亡。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后来蒙古军还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当时，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
从耶律楚材跟从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国”的思想，在他的言行中全都显露出来，如在成吉思汗时代对于单纯崇武思想所进行的批驳；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确定尊君抑臣的朝仪；逐步铲除屠城杀掠的陋习；施以仁政与百姓等等。耶律楚材的这些政治主张逐步得到了推广和实施。好在窝阔台是比较开明的，对耶律楚材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他是赞成的，这使得耶律楚材在战火平熄之时，加快了自己主张的以儒治国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尚儒术，力倡教化，当务之急便是网罗人才，积极宣传。他遣人寻得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下谕收集旧礼乐人员，设置太常礼乐吏官。招徕名儒梁陟、王万庆等人，到东宫宣讲儒学，使大臣子孙受读。
此外，还在燕京等地修建编修所、经籍所，宣传孔孟之道，开展化教育活动。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张、朱等理学书籍后，在燕京创建了“太极书院”传授理学。耶律楚材实行这些政治举措，卓见成效，对于已成为维护蒙古国统治的官方哲学儒学最高统治者给予极多的赞赏。
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太宗听罢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恐未易成”的上奏后，当即宣布“我可任儒者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后，详细制定了经义、词赋、论三科的校试方法，命宣课使刘中、杨奂等人到各地选拔儒生，这一年始得士子四千余人。由于大批的儒生入仕理国，加上耶律楚材反复的倡导，不但大大地改变了官员的化结构，而且有力地促使了由武功向治的转变。儒家学说为统治阶级提供的一整套攻心御人的统治之术，耶律楚材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国的倡导和实施，对于完善统一后的元朝国家机制，统一全国的思想意识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在经济改革、理财富国方面，也时刻表现出略胜一筹的谋略思想。
耶律楚材竭力主张轻徭薄赋，目的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从根本上壮大国家、巩固政权。耶律楚材还着手制定了有关手工业、商业和借贷等项规定。
在商业方面，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对促进经济发展极为有利。
通过耶律楚材的努力，蒙古统治者很快建立了适合中原地区高速发展的封建制度，平定了战乱的破坏创伤，把封建经济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30年之多，一直是君臣相得，他在从政治国上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他都极泽巧谏，运用其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治国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耶律楚材是极其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并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被重用后，授予权柄，在政治舞台上导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凭借骄人的业绩，卓著的功勋，得以提拔重用，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迟早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任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应有尽有，就像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十月》里的主人公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其实，人追求一点功利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急功近利。换句话，我们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炼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水到渠成地获得一切。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的功绩“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这里或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毋庸置疑的是，这与耶律楚材的智慧计策和精心辅佐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难以取得显赫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君立并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确才华出众。
时机成熟便出手
所谓“成事在天”，是指成就事业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这句话的立足点是“谋事在人”。秦王嬴政未登位之时，由于狠毒专权，赵氏太后欲合伙谋害秦王嬴政，而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王，嬴政必须对严峻的命运做出抉择：若任其为之，不做任何准备，则很可能会为狠毒所害；如下手过早，自己羽翼未丰，实力待充，对手就能很容易打败自己。因此他决定暗中防备，早做准备，等待时机再行动。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处处留心，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多余。
秦王嬴政不是听天由命的软弱主儿。他不动声色，积蓄力量，伺机动手，打算将赵氏集团一网打尽。主意已定，行事就有了明确的路线，也就等于把命运握到自己的手里了。秦王赢政二十二岁时，他从国都咸阳跑到祖庙所在地旧都雍，举行了加冠礼，就留在雍的蕲年宫。哪知此时恶毒的赵氏却先发制人，他盗用了秦王和太后的玉玺征发军队出兵攻打蕲年宫，想一举杀害秦王。
秦王嬴政早有提防，身边的卫队拼力奋战，来犯的秦军有一部分散去，另一部分反戈。年轻的秦王命昌君、昌平君二人发兵攻击赵氏的队伍，两军交虞于咸阳效外。秦王嬴政军队斗志旺盛，“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爵一级。”赵氏所征调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一交锋就溃散了，这也是邪不压正的必然结果。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搞分裂、搞动乱，总是不得人心。
与赵吕的斗争中，年轻的秦王，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主动出击，避祸求福，这是一种态度。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他一生都能把握机遇，创造出无人可比的业绩。从秦王成功的具体事例我们不难感悟到这样一个道理：成功须从自身做起，即“谋事在人”。
《诗经》中说：“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悔予!”意思是：趁着天晴没下雨，取些桑根皮，修补旧窗户，看他巢下人，谁敢欺侮我!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首诗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写给他的侄子周成王的，希望他勤政，努力办好国事，不要粗心大意，以免招来内乱外患。
此诗为历代名君贤臣所推崇，孔子赞扬这是首好诗，他说：“讲得对啊，把国家大事都办妥了，谁还敢欺侮他。”孟子也说：“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不做些准备工作，而只贪图享乐，这其实就等于自招祸害。”明代的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说：“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这首诗给人的启迪是：但凡干大事，总要有所成败，而成败也就关乎着一些个人的命运问题。所以，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多操胜券，古往今来高瞻远瞩的谋略家，无一不是运筹帷幄。虽说时常出入于九死一生之中，仍能悠闲自得毫不怆惺，这就是操守胜券、把握命运的重要方法。而“临阵磨枪”、“临渴掘井”是不能稳操胜券、从容应敌的，因而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秦王嬴政之所以能轻松地避开赵氏集团的阴谋祸害，关键在于他事先作了详细周密的布署，所以在缪氏发动武装叛乱的危急关头，能处乱不惊，随机应变，充分地显现了自己作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
古人阐述过一些生活中的道理：在平地注水，水往潮湿处流；在铺放均匀的柴上点火，火向干燥处燃烧。山上的云如同草莽、水上的鱼如同鱼鳞，干旱时云像袅袅烟火，阴雨时云像淡淡水波，这些现象无不与它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相互关联。人的祸福也是如此，它必然与人的作为密切相关。
《商箴》上写道：“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就是说，祸福是自己招致的。祸福背后总找得到人为的原因。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边制作陶器，在雷泽钓鱼，天下的人都喜欢他，杰出的人才都跟从他，这是人为的结果。禹周游天下，寻求贤人，为百姓谋求利益，疏通淤积阻塞的积水河流，是人为的努力。汤武王修身自贤，积善其身，忧民患劳民苦，这是人为的努力。可见圣人高人避祸求福也并不是坐等天命，而是靠自身谨慎努力。
有一首通俗歌曲唱得很好：“三分靠机遇，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它清清楚楚地道出了要避祸求福，必须从自身做起。试想若秦王仅仅依靠世袭的王位而不积极进取，怎能保住其王位?固然，“拼”不是蛮干。要想拼成功，必须通晓大道，透析人生的根本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忧。即不以个人贫困富贵高贵卑贱而忧喜于心，而要时时心胸开阔。
孔子穷困于陈、蔡之间，七天没吃上干粮，煮的野菜里没有米粒。宰予疲困饿乏，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和子贡一同说道：先生被放逐于鲁国，隐居于卫国，在宋国一棵树下习礼被人砍倒树，而今在陈国、蔡国又遭遇这样的困境。要杀先生者无罪，辱先生者不禁，先生却载歌载舞不断，先生不知羞辱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吗?颜回无话以对，将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不高兴地推开琴，喟然叹道：“仲由和端木赐是小人呀!要他们俩来，让我告诉他们这其中的道理吧!”
子路和子贡进来后，子贡先说了一句：“像我们现在，算穷困了吧。”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君子通达于道义为真正通达，穷困于道义才真正穷因。现在我们紧守仁义之道，因而遭乱世之患，理应如此，怎么叫穷困呢?反省自己无愧于道义，临难而不丢掉品德，就无所谓穷困；而等待大寒到来，霜雪降下，松柏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得以显现，从前齐桓公有得于出奔莒国，晋公有得于出亡曹国，越王勾践有得于会稽之耻，在陈国、蔡国遇困境，对我或许是幸运呢!”孔子说罢端庄肃穆地重新操琴，子路闻弦英武地拿起盾牌起舞。子贡懊恼地说：“原来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也。”
学习孔子，像他那样分析生命的意义，辩证理解穷达祸福，无论何时都坚定生活的信念，岂不就使自己的心境一直都保持平静?从而祸患自然消解，福气自会常常伴随着你。
一个人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要积极进取。常人皆知儒家思想是人世哲学，鼓励人积极进取；事实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也未尝不是拼搏的一种策略，只不过没被一般人所看破。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坐以待毙，它是东方人所特有的一种极睿智的思想，它的博大精深蕴藏于冰山之下，不挖掘就难以见其“庐山真面目”。老子不是说：“明道若昧，明道若退”吗?表面消极而内心进取，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处世的原则。始皇嬴政在亲政之前便是如此。
“无为”只是叫政敌迷惑，制造假相来迷惑他们，并非真的无所事事。暗中积蓄着力量，以达到无不为的境界。若始皇嬴政在后期治国上能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秦国**统治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敢作敢为，天下为先
平庸之人因为缺乏自我挑战的精神，无法获得成功。或者说，平庸者缺乏敢作敢为的气魄，时常令人不耻。平庸的人没有争议，而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必然被世人褒贬不一。尤其是执有定见，惟我所为的人更是如此。
青少年之时的曹操，时人对他的看法就颇为不一。有关他的为人德行，为许多人所不屑，认为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说他与众不同，将来必成大器。如为当时俊杰的汝南王俊曾说曹操“定天下者，舍足下而谁?”
南阳何颐，见了曹操，也曾感慨：“汉家气数将终，得天下者，必斯人矣。”还有颍川李瓒，乃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曾为东平相，弥留之际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乱，天下英雄无能胜曹操。张邈是我的好友，袁绍是你的外亲，但也不能投靠，只能投靠曹操。”嘱子照办，果真应验。
同为曹操，时人对其看法却是如此不一。无论作风、性格、精神，英雄见其神武、德者见其奸诈、智者见其权变、厚者见其忌刻……或许这就是许劭的千古“定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治一乱，一能一奸，因时而变，料定曹操既流芳百代，又遗臭万年。但是曹操的所作所为，一般是不顾身后事的。如曹操在政治方面，为了使自己拥有优势，不避奸臣之名，力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把汉献帝视为一面旗帜以号令天下。
在待人处事方面，曹操也从不规避自己的奸诈风格。如曹操曾对人说：“谁欲害我，我就会心跳。”为论证他说的这些话，他叫一侍从官，“你身上藏着刀到我跟前，我就说心跳得厉害，然后抓住你，从你身上搜出刀。如果我惩处你，你别说是我要你干的，我会厚赏你的!”侍从官照办，结果免不了被杀头。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后，献帝完全被曹操所掌握，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屡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魏帝承继汉位，能曹性能安天下，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但是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必须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他代汉的意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
若对此不作任何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并且很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也会受到内部拥汉派势力的反对。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他谋，乃曹操的心腹大患。
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根基，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减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埋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该篇幅较长，大致上划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所以只想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目标有所放大，但也只是想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
总之，旨在表明自己年轻时就没太大的志向，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任何个人野心。
第二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依然很有限，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制止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心甘情愿地背着生死危险，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如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很大贡献，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能称帝称王呢?
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王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乐毅和蒙恬的深情钦佩之情。
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受昭王之子惠王的猜疑，被迫逃往赵国。
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效忠燕国、秦朝。曹操举例说的，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
接下来，曹操深层阐述自己得到汉室信任已经超过三世，以及自己如何忠于汉室，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最后还引了周公金滕藏书的典故，来说明白己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露心迹。“金滕”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滕》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祷，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词藏于金滕之中。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谣说成王将由周公取代，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滕发现了祷词，明白周公诚心，又迎回了周公，让他再次执政。
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表明自己写这篇章的意图就像当年周公存金滕之书以备考查一样，目的是为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
第四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意志坚决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返回他的封地武乎侯国去，这既是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打算，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预备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把它当作外授，作为“万安”之计。
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贵品质的敬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绩，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依然不安。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中，在很多地方说了实话。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实行韬晦之柔，对自己的政治意图做了一些隐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稳稳抓住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曹操得到孙权的配合，赢得襄樊大捷，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有火德王，故此以火炉比汉朝。曹操之意，即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表明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
曹操的用意群臣自然心领神会，于是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悼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剖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汉朝已一无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王得足矣了!”“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方面，以政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何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对皇帝这个名号就可以不作计较。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建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事实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埋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最后一步他不想自己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孙权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劝他称帝。
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赢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心致志地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虽然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中断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解同曹魏的矛盾，否则就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二来，孙权认为曹操若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来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削减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顺，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会轻易受骗。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理由，使令让自己陷入政治上的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叛大都发生于他做魏公、魏王之后，这是极能说明问题的。所以，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忠恳，说了将近十年，现在若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必须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名节，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讲求实际，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充分反映了他的心思。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六十五岁，估摸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原因之一。
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才做出的决定，是一种聪智而谨慎的谋略。曹操自许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王，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功勋地位做于一个总结和评定。
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曹操不当皇帝，是因为他知道大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退一步，面子会更大。
果断决策，抢占先机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只用兵之法，就是谋生保家，随机应变也是弥足珍贵的。而随机应变，首先必须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审时度势主要是要求人们认清客观形势，仔细观察事物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机会。审时度势是一种认识，运用这种认识是为了“把握时机”。“谋董卓曹操献刀”是三国中一个非常动人的谋略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曹操就体现了一种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化险为夷的能力。汉灵帝死后，董卓专揽朝政，引起了满朝武的愤恨。当时任骁骑校尉的曹操，自告奋勇，从司徒卫允那里借来一把宝刀，前去刺杀董卓。当曹操身藏宝刀来到相府时，见董卓坐在**，吕布站在一旁侍卫。
过了一会儿，吕布出去牵马，曹操认为时机已到，正想拔刀刺杀，但转念一想，董卓力大，正面刺杀不易得手，于是曹操没有莽撞行事。无奈董卓身宽体胖，不能久坐，便躺在**，并面向墙壁。
曹操见机不可失，急掣宝刀在手，正欲行事，不想董卓仰面看到衣镜中，看见曹操在后面拔刀，连忙转身问道：“你要干什么?”这时吕布已经牵马至屋外，曹操见大势不妙，急中生智，持刀拜跪说：“我有一口宝刀，想献给丞相。”献刀之后，曹操就出门逃之夭夭。
人若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冒大的风险。而行动在风险之中，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各种意外的情况，都需要在瞬间作出抉择，转换原来的意图和行动方向，这确实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顺情变意，急中生智，才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随机应变，首先是随机，包含了借题发挥、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之意。持刀行刺，顺势改为跪地“献刀”，这是借物随机。随机应变，其秘诀就在于顺从自然，因时、因势、因情、因敌意而灵活变通。
随机应变是一种突发性的思维方式，事先毫无准备，事中却能迅速做出反应。这种“变”虽然是偶然的，但同样必须依赖于日常习惯。这是一种素养，是权诈之术。
任何事情都有难点，也都有特点，用将反攻克难点，也是人们能取得成功的一条通用途径。
曹操争夺和提拔人才颇有一套，很多事例被人们传为佳话，千古流传。“计赚徐庶”一事就是一个生动事例。
徐庶，字元直，与诸葛亮交往非常深厚。其才气与诸葛亮平分秋色，刘备在新野时曾得其谋略辅佐，打过几次胜仗。但是，好景不长，因其“为人至孝”，曹操把他骗到军营。
有了徐庶辅佐，刘备节节胜利。曹操问部下是谁为刘备划策。程昱向曹操谈了详细情况。说此人是颍川徐庶。
他从小好学击剑，中平末年，曾经为别人报仇杀过人，披发涂面躲避官府追拿，后来被抓获，问他叫什么他不回答，被官吏绑在车上游行示众，被同伴解救，逃走更名，至今还叫单福。此后更加勤奋好学，拜访各位名师，经常与司马徽在一起商谈司题。曹操又问程昱：徐庶的才能比你如何?程昱说强我十倍。
曹操说：让刘备得到了这样的贤士真是可惜啊，怎么办呢?程昱出了一个主意，说：“徐庶为人至孝，从小就死了父亲，只有老母健在，他的弟弟徐康也死了，老母无人奉养，可把他母亲骗来，令她写信召回儿子，那时徐庶必定会来。”曹操采用了程昱的办法，派人把徐母骗至曹营。然而，徐母不仅不为曹操写信，还拿砚台怒打曹操。
无奈，曹操只好令人模仿徐母的笔体给徐庶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被曹操禁闭，只有你来投降，我才能获救，你要速速前来，以全孝道，以后咱们再想办法回老家耕作，以更遭受大祸。徐庶信以为真，遂辞刘备来曹营侍奉老母。结果被老母痛骂一顿，老母自缢梁间。为此，徐庶抱恨终生，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一身的才气不得施展。
读完这段故事，令人惋惜的不是徐庶被骗，再有计谋的人也不可能一生不受一次骗。也不是徐母之死，徐母死得其所，流芳千古，令人敬佩。惋惜的是徐庶在家遭不幸以后不能振作!
这一故事世人争议颇多，有人说是曹操奸诈的体现，有人说是曹操爱才的表现，这里面的是非曲直暂且不讲，但曹操能够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对症下药，把握时机，而达到自己的直接目的，不能不说还是技高一筹。
成大事要靠过硬的本领
大约在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即努尔哈赤十**岁左右，他和弟弟二人离开了李成梁，回到建州左卫。父亲塔克世因听信纳喇氏的话，在他刚到家时就与他分家，让他另立门户，但分给他们的家产都很少，尤其是牲畜和阿哈。这对于刚刚成家的努尔哈赤来说家庭负担就更重了。面对这一切，他并没有气馁和屈服，而是更加勇敢地走向了生活。
努尔哈赤为了养家糊口，曾经辗转各地，时常做佣工。也时常听从明朝边官征调，从征参战。因此，努尔哈赤相当熟悉本民族的语言、习俗，尤其是汉族、蒙古族的语言和习俗。他知晓中原形势，也了解关外各族的风土人情。既知道宫廷、官场，也深晓官军内政。可以说，他视野宽广、阅历较深。塔克世夫妇发现长子很有才干，又重新议定再分给努尔哈赤一部分财产。然而，努尔哈赤却分毫不肯接受。努尔哈赤的童年时期，建州社会除了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狩猎、军事活动和女真人的尚武风气都很浓厚，这些对他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也为他一生的军事活动创造了客观环境，对他以后进行战争具有启蒙作用。
女真人的童年时期生活的必备本领和引以自豪的就是擅于骑射。凡是善于骑射、勇于征战和长于驱逐野兽的人，众人都誉为“巴图鲁”。女真子弟在幼年时期，父兄常常亲自教以习射，每个童子都手持“木弓柳箭”，进行初练。
到成年再更换拉力较大的“角弓羽箭”。在他们的一生中，这项技艺是不可或缺的依托。一般的女真人则人人能骑善射，而那些卓越超凡的人，常常善于骑射并夸耀于众，以致于成为一种民族的习俗和特征。
十匕世纪初，朝鲜官员李民室到了建州，他看到那里十岁左右的孩子竟能骑马如飞，奔驰在草野之中。妇女同男子一样，执鞭跃马驰逐自若。女真各家的主人，尤其是奴隶主，稍有闲暇时间，便带领妻、妾、子、女，游猎于草野和丛林之中，打围、逸乐。
努尔哈赤的童年，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度过的，长年累月的熏陶和艰苦的磨练，使他成为非凡的骑射能手。他的射技之高超无人能比。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四月的一天，努尔哈赤迎娶海西哈达万汗的孙女阿敏哲哲(哲哲即格格，姐姐之意)的时候，等待于洞城之地(属于哲陈部，地近哈达部，位于苏子河北，浑河以东)，恰在这时，有一个携带弓箭的人骑着马从旁边经过。努尔哈赤询问随从，得知此人就是栋鄂部赫赫有名的、以善于骑射著称的钮翁锦。努尔哈赤派人将钮翁锦邀至跟前，称赞数语以后，指着百步之外的一棵柳树，请他献技。钮翁锦毫不推辞，从容下马，举弓搭箭，连发五矢。结果三中两失，所中的三矢落点参差不齐。
努尔哈赤见后，随即起身，搭箭在弦，拉长弓如满月，也连发五矢，结果矢矢皆中，五矢落点相去不远，随从见了，无不喝彩、连声赞叹。
努尔哈赤自幼箭法超群，在女真人中可以说是出类拔萃。万历初年，又在李成梁部下服役差不多三年，不仅增长了军事才干，而且武艺也大为长进，腰刀、弓、箭能够相互间用，十分精熟。每与敌人对阵，常使对方应接不暇，瞬间对方就被斩于马下。
努尔哈赤经历了童年、青年时期不平凡而又艰苦的生活磨练，学习勤奋，视野广阔，逐渐增长了他的政治抱负。他与总兵官李成梁，虽然“谊同父子”，对李态度“甚恭”，尽心伺候。但努尔哈赤，早有了自己的计划。特别是他亲眼看见外祖父被抓时的情景，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后来，王呆被杀了，努尔哈赤从此怀恨在心。然而，在李成当梁部下的时候，由于惧怕李成梁的威名，不敢轻动，可是雄心勃勃之态已经显而易见。不久，他就从李成梁的麾下逃走了。
努尔哈赤为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做了准备许多前期，比如他十分注意结交朋友，很会团结人。在他起兵的前后，他依然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有一次，他到苏克苏护河部的嘉木胡地(今辽宁省抚顺营盘以东)，遇到了年轻的额亦都，两个人攀谈许久，最终结成密友。额亦都世居长白山脚下，幼年时期家里遭遇不幸，父母双双遇害，他也险些被杀，因有邻人相救，才幸免于难。当他十三岁的时候，亲手杀了仇人，投奔到嘉木胡的姑母家。额亦都见到努尔哈赤以后，坚信跟从他可以有出头之日，便力请姑母应允他前去辅助努尔哈赤。安费扬古，世居瑚济寨。他的父亲与努尔哈赤结交的时候，有尼麻喇人诱惑他背叛努尔哈赤，他坚决不从。尼麻喇人又劫掠他的儿子进行威胁，他也坚贞不渝。
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正因为结交了他们和费英东、扈尔汉、何和理这样忠心耿耿的人，才使他的势力逐渐增大。
后来，他们都列入五大臣或授以其他要职。努尔哈赤除了结交本民族的朋友以外，也注意结交汉族朋友。有个中原人名叫洛斡，为人忠厚，十分勇敢，曾经做过努尔哈赤的随身侍卫。努尔哈赤把他视为左右手。
有一天深夜，刺客对努尔哈赤行刺，被洛斡察觉了。他英勇地扑上去，赤手迎敌，四指全被砍掉，仍然搏战不息，为此深受努尔哈赤的敬重。这些良朋益友，都为努尔哈赤的事业创造了巨大的功绩。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只能依靠自己，因此本领是成功的资本。努尔哈赤极其注重练就自己的本领，并把它作为强身的手段。
强化实力要有大气魄
八旗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始于女真氏族的狩猎制度和生产组织，《满洲实录》记其溯源道：
“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仍按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司其职，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汉语大箭)额真(汉语主也)，于是以牛录额真为官名。”
牛录，为满语nim的谐音，是箭或大箭之意；额真，为满语ejen的谐意，是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大箭主，原是狩猎时的十人之长，起源甚早，后演变为官名。伴随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牛录组织日益壮大。在女真社会出现阶级分化和阶级对峙之后，牛录不仅是狩猎生产组织，而且衍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侵略战争或实施军事防御的工具。
女真的军事组织，早见于《金史兵志》记载：“金之初年，各部之民无它徭役，壮者皆兵，平居则听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有警则下令部内，及遣使诣诸孛堇征兵，凡步骑之仗糗皆取备焉。”其军事组织模式，“部卒之数，初无定制，至太祖即位之二年，既以二千五百破耶律谢十，任务以三百户为谋克，谋克十为猛安。继而诸部来降，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在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时，建州女真就有了军事组织。当时军队分为左军、右军和中军。据朝鲜《李朝世宗实录》记载：“猛哥帖木儿生时，若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或分兵与凡察，故一部之人，素不贱恶。”但是，这段记述过于概括，也未见牛录额真的记载。
到1583年(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起兵，进攻图伦城，“当是时，兵百人，甲十三副”。但这百人军队的组织细节，并没有被记载下来。
牛录额真成为宫名，最早见诸于《满洲实录》和《清太祖实录》1584年(万历十二年)的记载。努尔哈赤起兵已经一年，他的军队至少扩展到五百人：“上领兵五百，征董鄂部主阿海巴颜。”因军队较多，便出现三百人一牛录的军事组织。《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
从此，牛录额真已经不是出师行猎的暂时性的十人之长，而成为女真的一种官名。牛录不但是围猎组织，而且也是军事组织。
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已经开展了六年，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他便组织了一支部队。这支军队，当时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和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摘抄如下：“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其下属及建州卫酋长李以难写。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操练骑射，严军律纪。四军编制，其是后来四旗、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目，《李朝宣祖实录》记载，1592年(万历二十年)，“努儿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皆精勇惯战”。
但这话源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可能有所夸大。
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平时习阵千余名，各持战马、着甲，城外十里准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此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上述目测数字较为可靠。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朝官员余希元到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从，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由上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约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排。《满洲实录》在记述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时，有以下记载：
“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与赫济格城相对。令诸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有同样记载：
“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严兵以得。”由上得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并已是早有军旗。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就见建州军旗：
“旗用青、黄、赤、白、黑，各付二幅，长可二尺许。”
努尔哈赤初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据《滑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招徕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先是，我国只要出兵校猎，不管人之多少，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牛录额其。至是，遂以名官。”
其实，努尔哈赤在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顿。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或并画一旗色，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次重要改革，为以后八旗制度的确定奠下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统一哈达、辉发和乌拉，史载其俘虏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又征收大量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添四旗，共为八旗。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与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把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掌管女真的农业、畜牧业、采集业、渔猎业和手工业生产，促使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达斡尔、蒙古人、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
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容纳在旗制之中，加快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扩展到约四百个牛录。
除满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始设蒙古牛录，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始设蒙古旗，1635年(崇祯八年，天聪九年)，始设蒙古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一样。1631年(崇祯四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排出，另编一旗。
汉军初名乌津超哈，为满语山encooha的谐音；山en是重的意思，cooha是兵的意思，山eneooha意为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称汉军，以黑色为旗帜。
1637年(崇祯十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添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1642年(崇桢十五年，崇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缔了黑色。从此，有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仍统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将他所创建的八旗制度作为纲领，统制了女真社会的军事、行政、生产军。按军事方式，把女真各部的部民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使女真社会军事化。
因此，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整个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努尔哈赤以八旗作链接，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施行社会改革和屡胜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大气魄，就是紧盯自己的大目标而施展出强化实力的宏伟气魄。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可以说是气魄非凡。
随机应变，才能获取成功局面
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其实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因此，虽然他处世热衷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宗旨未改，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包含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无论如何，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他就不会有更大的成功和更高的名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再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曾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纵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以百家为辅。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仰儒家，整治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致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曾国藩做京官时把学功底打得极其扎实。他用程朱理学这块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层研究。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提拔，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
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终于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施行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非常赞同，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十分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讨，是他这个时期重要的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极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崇尚。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只有采取火烈般的手段才能治理。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肆意屠杀。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是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一直都有显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善始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做功好了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的不同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化的各种基因。正是如此才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由酷峻变柔顺，是曾国藩处世态度的一个重要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极其刻薄，从李金阳事件便可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忤逆。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
这一变化过程有如下记载：先是正(曾国藩)与胡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诬言辱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交往如昔，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决无沾沾自喜之色。曾戏谑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为何变得“柔顺”了呢?有人认为应归功于罗汝怀的劝勉。当曾氏丁父忧因事休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土，所见四方之土无出其右者，为何?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做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顺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遵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
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若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荚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拔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曾国藩苛求垄断之病在罗汝怀的书中一览无条。曾国藩能虚怀而细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说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之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
1858年之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色，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之时，第二阶段，为擘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馄说：
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不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势。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章，均已日渐饱满，篾以复加。洎乎晚年，好的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可谓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不是明智之举。谋取胜局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谋取胜局的招术，故最终获得胜利。
立大志才能产生大动力
刘邦原是秦帝国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亭长，他在带民夫去服徭役的途中目睹秦始皇外出畅游，发出了“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关于这个故事，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中以凝炼的笔生动地记载了事件的经过：
高祖常徭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叹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
原来，刘邦是带队的头领，施工之处距咸阳估计有几十里的路程，他利用职务之便，有机会观赏了雄伟的咸阳城墙和城楼，游览城中繁华的街市，尤其是目睹了秦始皇帝车驾的出行。
秦始皇车驾外出，一般都是戒备森严，禁止老百姓观看。但也有破例之时，即允许路旁的百姓观看，任人瞻仰，借此机会在百姓面前彰显他的神威。史书记载中的“纵观”，即是任人观看的意思。刘邦有幸赶上这一盛大场面，当时，人山人海，刘邦被人流推至前沿，他叉腿站稳了脚跟，得以观看皇帝车队在他面前驶过的全部情景：
车队前面是类似兵车性质的所谓“高车”，每车驾清一色的四匹高头大马。车上站立着高大魁梧的卫士，手持兵器，身着盔甲，目光直视，威风凛凛。兵车后面是副车，即所谓“安车”。车上椭圆形车盖，车箱分前后二室，外表装饰华丽，前面坐着谦恭谨慎的驾车御官，也是每车驾清一色的四匹高头大马。副车之后是秦始皇帝乘坐的最为豪华壮丽的所谓“金根车”，车上驾六匹清一色的高头大马。金根车过后，又有副车、兵车驶过。整个车队浩浩荡荡，刘邦顿时眼花缭乱，也说不上有多少车从眼前经过，行进了多长时间。
据献记载，天子车驾出行，有大驾、法驾、小驾之分，除皇帝乘坐的金根车、五时副车之外，大驾有属车(包括兵车在内)八十一乘，法驾有属车三十六乘，小驾有属车九乘。秦始皇此次车驾出行，不是出函谷关巡行帝国的东土，当然不会配备有八十一乘属车的“大驾”；但他恩准百姓“纵观”，用配备九乘属车的“小驾”又不足以在百姓面前显现皇帝的神威；因而他下令配备有三十六乘属车的“法驾”。由金根车、五时副车、三十六乘属车和仪仗所组成的车队，可谓是浩浩荡荡了。
秦始皇当年所乘坐的车驾当然难以保存至今。但是，秦始陵出土的两驾铜车、铜马、铜俑乃是精美的仿真制品，大小相当于真车、真马、真人的一半，车与系驾的结构完全模拟实物，与真车马基本等同，现已修复完好，向人们展览，使我们有幸从实物上分享刘邦当年所曾享受到的一点眼福。
当秦始皇的车驾从围观的百姓面前驶过的时候，警戒线随即撤除，人群也随之鼎沸起来。当时，刘邦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在大庭广众面前冒出了这样一句犯有杀头大罪的狂言。好在当时离散的观众人声鼎沸，估计没什么人听到他说的，但刘邦却对自己一字一字吐出的这七个字，听得格外清楚。
刘邦虽有幸看到了秦始皇出游，但也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即没有看到秦始皇的“龙颜”。但他脑海中所想象的皇帝的尊容，肯定会比实际要神秘与高大得多，所以这对他具有长久的诱惑力。
次年秋天，沛县下一批来咸阳服徭役的民夫到达阿房宫工地，刘邦这才率领去年来到这里的民夫启程返回家乡。
家乡到底是家乡，亲人毕竟是亲人。暂且不说刘邦同父母、朋友、妻子怎样叙一年多来的离别之情，也不说刘邦与朋友在谈天畅及他在关中、咸阳的心情和皇帝车驾仪仗和自己的口出狂言之类，但有一点却是事实：
刘邦在关中、咸阳神往离宫别馆和纵观皇帝车驾前前后后的那些日子，他早已把家乡的父母、朋友、妻子儿女忘在脑后，仿佛自己成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主人，同以前断绝了一切。因而，当他回到家乡的亲朋之间、身在温柔之乡却仍对关中、咸阳不能忘怀，时时神往。刘邦在关中忘记家乡，在家乡又神往关中，这就决定了他之后又屡次隔年带领服徭役的民夫去咸阳，这就是《本纪》所说的“高祖常徭咸阳”。刘邦在沛县生活了四十多年，他除了熟知终年劳苦的农夫之外，所见到过的人物上至郡守令，下至守令的属吏，除了萧、曹之外，他一律瞧不起。但瞧不起守令及其属吏不算什么，但“大志”从何谈起?他屡次带领民夫去关中，走咸阻，才知道人比间有多大，见到了他从未见到过的一切。沛县是刘邦生活了四十年的真实世界，关中与咸阳也是现实世界，但这个现实世界镌刻在刘邦的头脑中，却是他心中的理想王国。
在这个理想王国中，固然要有士农工商四民，人人安居乐业，但国王则是他刘邦，他享有关中的三百余处离宫别馆，拥有秦皇帝那样的车驾仪仗，手下有世俗恶习的武百官，后宫有数不清的嫔妃美人……
从刘邦的经历来看，“常徭咸阳”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多次来到关中，实际上是在接受“洗礼”，洗去身上的世习俗气，终于找到了大致的终极目标。至此，他在物质上生活于现实世界之中，而在精神上向往另一个理想的世界，从而形成了他的双重人格。在后来，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洪流中可谓英雄辈出，刘邦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那些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虽然是现实世界里的英雄豪杰，论指挥作战的本领和拥有的势力，超过刘邦者大有人在，但谁也没有像刘邦这样曾多次到关中接受洗礼，没有像刘邦那样多年追求着属于自己的理想王国，说穿了，谁都没有在秦始皇生前便有“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大志，也没有在起义之初便想当皇帝的雄心和壮志，因此一个个都败给刘邦。
试想，刘邦如果不是“常徭咸阳”并树立了“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大志，他又如何能在秦末乱世，于多路诸侯之中贵为皇帝?又怎能以微弱之势而定鼎天下呢?
自古功成名就的帝王将相，多志高于人，而终成大事。英年周瑜立下“灭曹贼指日可待”之决心，而于赤壁之战立下千古奇功；岳飞抒出“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成为流芳千古的民族英雄；由此可见，一个人如果立下志愿，之后毕生为之奋斗，必然会成就一番大事。
要做就要做到底
曹操做事情坚持要做就要做到底。这在他整顿世风革除诽谤之风时就可以看出来。
曹操注意社会风气的整顿，尤其是对一些影响内部团结，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结党营私、造谣诽谤、颠倒黑白、挟嫌报复等歪风邪气，更是大力加以革除和禁止。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下了一道命令说：
自从国家发生祸乱，社会风气败坏，诽谤难以用来评判人们的好坏。建安五年以前发生的此类事情，一概不再追究论处。今后如用旧事来诽谤别人，就用他加给别人的罪，加在他自己身上。
曹操的这一道命令是针对徐宣诋毁陈矫而发的，被称为《为徐宣议陈矫令》。
徐宣和陈矫都是广陵人，以前都在广陵太守陈登手下为官，后来被曹操征召为司空掾属，加以信用。可是二人相处并不和睦，常闹矛盾。由于陈矫原来姓刘，过继给舅父之后改姓为陈，又娶了刘氏本族之女为妻，徐宣便抓住这个短处，在大庭广众之中侮辱陈矫，肆意诋毁。曹操认为这是小题大做，陈矫的故意伤害不利于二人之间的团结，也不利于官僚内部的团结。因此曹操下了这道命令。为了一做到底，曹操对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居心叵测的匿名诽谤者，更是深恶痛绝，立志一查到底。他占据冀州之后，有一次，在邺城，曹操发现有人写匿名信诽谤他人，很是气愤，于是，他决心查个水落石出。魏郡(治邺城)太守国渊请奏审查此事。
国渊细看这封匿名信，发现其中很多处引用了《二京赋》(东汉张衡写的《西京赋》、《东京赋》)。他便让府吏选拔一些少年去拜师求学，并拜访能读《二京赋》的人为师。当访得能读《二京赋》的人之后，就把选来的学生送到他那里求学。然后府吏乘机请这位老师写一份便笺，把便笺同诽谤书信相比较，结果发现二者同出一人之手。国渊当即把这个人逮捕拘留，立案审问。最后弄清楚了他作案的动机。事过不久，曹操迁升国渊为太仆，居列卿之位。
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九月，曹操准备攻打高干，在出兵之前，又下了一道《整齐风俗令》：
结党营私，是古代圣贤痛恨之处。听说冀州的风俗，父子分属两派，互相词诽谤。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直不疑没有哥哥，别人却说他与嫂嫂通奸；第五伯鱼三次娶没有父亲的孤女为妻，有人却说他打骂岳父；王凤擅权，谷永却把他与申伯相比；王商忠义，张匡却说他搞不正之风。这些都是以白为黑，欺诈上天和蒙骗君主的例子。我想整顿社会风气，若不除掉诸如上述四种现象，我认为是耻辱。
曹操说的这四件事，均发生在汉代。
直不疑，西汉帝时官至中大夫，朝廷上有人诽谤他：“不疑形貌英俊，无奈他与嫂子私通。”直不疑解释说：“我压根就没有哥哥。”
第五伯鱼，姓第五，名伦，字伯鱼。东汉光武帝时，做淮阳国医工长。随淮阳王入朝，光武帝开玩笑问他：“听说您为官时，打了岳父，有这种事吗?”第五伦回答说：“我娶的三个妻子都没有父亲。”
王凤，字孝卿。是王莽的伯父、西汉成帝的舅父。成帝时他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朝政，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谷永见王凤掌权，想攀附他，便向成帝上奏章，吹嘘王凤说他“有申伯之忠”。申伯是周宣王的得力属下，王凤因此提拔谷永为光禄大夫。
王商，字子威。西汉成帝时任丞相，为人忠直，对王凤专权很是不满，遭受了王凤的排挤陷害。张匡时为太中大夫，见王凤要陷害王商，便迎合王凤上书成帝，诬陷王商“执左道以敌政”。后来王商被罢了官。
在军事征战方面，曹操也表现了那种对敌人穷追不舍追到底的精神，曹操打袁尚就有如此表现。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七月，曹操率军围攻袁尚军所控制之邺城时，袁尚回救邺城，正如曹操所料，他沿西山而至，靠着滏水安营扎寨，夜里派兵袭击围城的曹军。曹操迎战，把袁军打得溃不成军，趁机包围袁尚的营寨。包围圈还没有合拢，袁尚害怕了，派原来的豫州刺史阴夔以及陈琳请求投降。曹操不答应，包围得更紧。袁尚趁夜偷偷逃走，去镇守祁山。曹军追击袁尚，袁尚大败，逃至中山国。八月，曹操攻占了邺城。曹操正是靠这种穷追不舍的精神才将袁尚打败。
这种颠倒黑白，诽谤诬陷的事例，不仅仅是个人的品德修养问题，而是关系到朝廷政治能否清明，曹操集团的统治能否稳定。曹操下决心要废除这种弊病，因为曹操有要做事就要做到底的决心，所以不但扭转当时的风气，而且此法在打败袁尚时也大显成功。
防止发生节外生枝
节外生枝的事常给人带来许多麻烦。李世民力戒周围出现节外生枝的现象。
“旷道不可编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
这是李世民在其所著的《帝范》中教训太子的一段话，大意是说：“管治国家的重任帝王不能独力担负，所以要和其他人一起共守政权。因此，帝王需要封立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创建邦国，以为屏蔽皇室的藩篱。帝王与诸侯王利益相关，休戚与共，国家安定之时同心治理，危亡之际协力拯救；强盛之时用心经营，衰弱之际同心共守。远近各诸侯国势均力敌，互相镇慑；同姓诸侯王与异姓王公大臣并负重任，互相牵制。这样，地方政权互相侵略、吞并的途径被堵塞，不遵王命，犯上叛乱的事情就会避免了。”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李世民为维护唐王朝统治而念念不忘封建之遗法，力主分封功臣与皇室，以作屏藩的思想。
唐初，李渊占领长安，建立唐王朝之后，因天下未定，为消灭异己势力，封亲子为王，扬威于天下，以利于掌管兵权。这是唐朝分封的萌芽。
此后，因其认为仅封亲子，还不足以逞威，于是又广树宗室，“遍封宗子”。不仅恩及弟侄，而且，使“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皆封为王，数达几十人。例加除封从弟李神通为淮安王，还封其十一子中的七子为王，另又封从弟李神符为襄邑郡王外，亦封其七子为郡王。两家合封十六王，是宗室中封王最多的两家，这算得上是典型的滥封宗室。
后来，为不违背自己原先许下的论功行赏的诺言，便又对一些功臣封赏，但没有实际封邑，只能动用国库财物大加赏赐，以至国库更加拮据。武德初期滥封宗室裙带成了李王朝种种弊端，不仅因封赏浩大，致使国用不足，亦因缘喜怒而赏，导致官员内部不和。关于这些弊端，李世民不是不清楚，但是，由于寄希望于同姓宗室，以为藩篱，他又不舍得就此割弃分封制，于是他便开始整日思索，以求“改善”分封制之弊，而充分利用其利。
怎样才能使大唐的天下传之久远?有没有一种完善的制度，可以作保证，以不至于在自己百年之后，因为子孙不肖，而使李氏江山落入他人之手?他左思右想，一时搜寻不到什么良策。
于是，他就问大臣萧璃：“国家要长治久安，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萧璃答道：“陛下不是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吗?臣纵观历史，国运长久者，莫过于周，周武王分封子弟，国运得以延续八百年之久，可谓坚如磐石了。”
萧璃出身贵族，对分封制有着特殊的感情。他认为秦始皇虽贵为皇帝，拥有至高天上的权力，但他的子弟们却没有寸土之封，原因就于秦王朝没有实行分封制，罢诸侯、设部县。因此，在社会动乱来临时，他们毫无力量镇压人民的反抗。皇帝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各地反秦武装力量的共同攻击下，秦朝终至二世而亡。
而汉时的异姓王则被同姓王所取代，对于巩固新生的汉王朝，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英布造反时，荆王刘贾和楚王刘交都曾出兵与英布作战，尽管未能获胜，但是却为刘邦准备平定叛乱，争取了时间。刘邦死后，发生了诸吕之变，吕氏之所以不敢肆无忌惮地夺取刘氏政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同姓诸侯王的存在。而首先起兵反对诸吕的，就是齐王刘襄。
后来，京城内的大臣们平定了诸吕之变，掌控了中央政权，但没有人敢篡夺帝位，也是因为有同姓诸侯王的存在。由此，靠刘氏宗亲平定天下，大汉国运才得以持续了四百年之久。见李世民连连点头称是，萧璃又举出反面例子加以论证，他说：“隋朝搞郡县制，结果也是二世而亡。都是因为天下大乱之时，中央既难以应付，又孤立无助。如果搞封建制，各藩王可以就地消弭叛乱，中央危急，各藩王可以拱卫中央。隋亡的结局，陛下是亲眼看见的呀，这个教训难道不应吸取吗?”
李世民原本就有分封之意，见萧璃这么一说，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也没有琢磨过分封制的弊端汉代的七国之乱，晋朝的八王之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朝之君，他自然不愿重演这些悲剧。于是，为确保能使李氏江山得以万代法承，他决定召集群臣予以商议。
令李世民大为失望的是，第二天上朝之际，群臣多表示反对。魏征第一个上书，说分封诸侯，不仅会由于官员数量的递增，加重人民负担，加大国家财政开支，同时如果分封诸侯只求得有实力而不以国家为念，那么肯定会不利于边境安全。
礼部侍郎李百药亦是极力反对，他在其进呈的《封建论》中指出：时势已变，分封诸侯已不合民意，三代以后再行分封，流弊诸多。分封百王，赐予百姓、土地，必使其滋生野心，而且世袭子弟，无功得贵，骄奢之余，易生是非，若有分封之王趁机谋反，届时再想削弱其势力，势必会招致诸藩群起而叛，于是他指出，若推行郡县制，就能避免上述某些缺陷，可以随时罢黜不称职的牧守令长，所以分封与郡县相比，前者“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魏征的“必致厚敛”与李百药的适足资乱，颇能动摇人心，其中李百药的透彻说理与精辟分析，使李世民不得不“竟从其议”，暂停封建。而魏征的据理力排更是不容忽视。这样，由于群臣的反对，李世民一时也难下决心，只好将分封一事暂予搁置。
但是，李世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封建制的计划。魏征等人反对分封的缘故与他的有所不同，他们为百姓利益考虑的多，为皇室宗亲的利益想得少。
李世民想到更多的是怎样使子孙后代能永保大唐江山不易于他人之手，是如何使子孙永安、江山水固。国家强盛固然最妙，但即使不能兴旺发达，只要还是李家的天下，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如果不能担保江山永固，那么他人的江山即使再兴盛，自然也与自己无关。
因此，只要对巩固李氏江山有利，先不计较手段的好坏。与大臣相比，他对国祚的长远问题，考虑得自然更多。周朝分封子弟延祚八百余年也给予了他很大的激励，他因此更为坚定地相信，分封诸侯必可以更为稳固地保护朝廷。
太子之争的流血事件也使他认为，皇室宗亲若都留在京城，很容易同室操戈，因此，将之分封到外地，亦是避免内乱的一个良策。对这一点，以后在授予吴王李恪齐州都督时，他还对大臣说：“论父子之情，谁都希望朝夕相见，但是国家事大，需要他们出阁去保卫朝廷。同时让他们各司其政，早有定分，以绝其觊觎皇位之心。”因此，在分封问题上，他一直坚信，分封绝对利大于弊。
贞观四年、五年，关中连年丰收，突厥之乱也已平定。面对这种有利形势，他终于于贞观五年十一月下令：“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德行可称，忠节显著者，宜令作镇藩部，宣条牧民，贻厥子孙，嗣守其政，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这个诏喻中有和过去一样的亲王、郡王就封藩国、分土临民，还首次提出功臣拥有与藩王一样出镇外藩和子孙世袭的封建特权。只有发生谋反之类的“大故”，才能免爵除名。言外之意是一般“小过”并不影响世袭可谓恩厚矣。但是，因为遭到反对，这一诏令终未得到落实。
分封制一直受抵，因此一拖再拖，但是，李世民却并未因此而死心。相隔五年半后，贞观十一年元月他又正式下诏，分封宗室子弟吴王李恪等二十一人和异姓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多人为世袭刺史。诏令说：“建立藩屏以辅助王室，为了使天下大治，国运无疆，所以施行分封，使诸侯王与天子有共治之职，又有分土之实，所任刺史，均可使子孙代代相承。周武王分封子弟，汉高祖分封同姓子弟及异姓功臣为王，都是国家论无不破的基础，是古代治世的良法，魏晋不循周汉良法，有名无实，不能藩卫王室而灭国。为此，总结前代经验，斟酌利弊，采取君臣共同治理、王位世袭的制度，现在的刺史就是古代的诸侯，这是比较周、汉封建措施而制定的作法。”
发布这一诏令，李世民精心构思了许久。封建诸王，可以带来“建藩屏以辅王室”的利益；“封建亲贤”可以带来功臣“子孙长久之道”的好处。李世民请求于亲亲相爱的封建宗法观念，很自然地认为父子之情乃是骨肉之亲，付之外藩，以作屏障，最可倚任。他从封建血统论出发，推而及之，认为可与功臣联姻，结成亲家，以“亲贤作屏”，期望功臣后代“辅朕子孙，共传永久”。这样既能维护皇室与功臣的既得利益，又能形成一个皇子皇孙与功臣后裔共存共荣的血缘集团。他认为这样一来，屏藩皇室的目的也就不难实现了。
李世民的想法可谓用心良苦，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时势已变，再行分封，已与古时大不相宜。一味以古析今，恰如刻舟求剑，没有了现实性和合理性，容易产生弊端。同时，历史上亲贤之间互相残杀之事不胜枚举，如果亲亲之间存有恶念，单靠分封并不能使得亲王即得相爱。而还有很致命的一点就是，分封诸侯，往往是诸侯弱就不足以藩卫中央，诸侯强就要抵制中央，将自己置于这种两难的境地之中，岂能长治久安?
对此，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就说：“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因时制宜，以便其民，顺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如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后世如有王者，亲亲而尊贤，务德而爱民，慎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而兴礼乐矣，何必如古封建，乃为盛矣。”也正因这样，他的分封之念一再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最终未得实现。后来事实也已证明，分封一事并不足以阻挡祸患发生。贞观十七年，太子承乾与齐王李祜造反，李世民一面平叛，一面诏斥李祜“坏磐石之宗”。而功臣后裔也不能“共传永久”，事隔一代，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参与谋反，就身死族灭了。
分封之制虽未落实，但从中我们却能深切感受到李世民想要子孙万代长执政天下的急迫心情。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固执己见，一意孤行，无非就是为了永保家族富贵。
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的，最可靠的应当首推自家之人。毕竟血浓于水，若把子孙封作外藩去屏障中央，自比任何他人都更可信任，而若再将功勋亲贤与皇族联姻，组成庞大的血缘集团来共治天下，那么，世代以私天下，当不为难。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李世民长存已久的帝王之念：利我子孙者，必当行之；损我子孙者，定当弃之。从他称帝之始，这一信念可以说就牢牢地贯穿于李世民整整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