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富英从余叔岩学的第一出戏，好像是《宁武关》。
先说头一场周遇吉上唱〔杏花天〕曲牌（这出戏是昆曲）"败北非因畏敌狂，虑萱堂依门凝望"的唱，和下马的身段，与周仆对白的念法、神气。
大概谭富英因为处于谭小培的严厉管制之下，灵性已经打了点折扣；再加上有点怯阵的心理，就这一点儿玩艺儿，学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也就是说，没有达到余叔岩认为满意的阶段。
而余的脾气，是按部就班，这一点儿没学好，是不肯往下教的。
谭小培除了头一天在礼貌上带着儿子去了一次余家，以后就是富英单独去了；因为余叔岩也不能当着他的面教他儿子，那他面子上也不好看。
但是每天富英学戏回来，他必仔细盘问，没有两天，他就开始冷讽热嘲的，在谭富英面前烧火了："放着角儿不当，天天像小学生似的去上学，这不是受罪吗？再一说，照这样的教法，一点小地方教几天还没完，这不是折腾人吗？算了吧！还是咱们爷儿俩研究研究！说什么都是咱们姓谭，他姓余，姓谭的怎么唱都是谭派！"谭富英因为几天没有进步，由畏难而扫兴，也就没有学下去，而从此暗下了。
假如谭小培是开朗的父亲，鼓励、安慰儿子继续努力；而余叔岩是循循善诱，有意报师门之恩的，以谭富英的嗓音、武功和一切条件，能从余叔岩尽得谭门真传，那以后的须生界，不就是他一人天下了吗？不但马连良、杨宝森不能相比；就是李少春、孟小冬仍旧拜余，也要瞠乎其后了。
可见得谭富英一生命运，都是由谭小培给左右了。
谭富英既然一心一意唱老戏了，外地戏院的约角人，不论天津、上海，就要挑他卖钱的戏来多演，好捞回大量的包戏，并且还要赚几文了，于是大家都要他《四郎探母》，并且希望一演再演。
《四郎探母》这出戏，是老生唱工最繁重的一出戏，如果演四郎的人有好嗓子，那真是使观众非常过瘾的。
这是自古至今"戏保人"的一个热门戏码，不论谁唱，都容易卖满座；即使现在台湾，也还是如此。
论谭富英的戏，最拿手的是《定军山》，而最卖钱的却是《四郎探母》，于是谭小培便在《四郎探母》这出戏上做文章了。
头牌演员在北平演出，一周只有两三次，只够维持开支，盈余有限；就指着跑外码头赚大钱，顶好一年能多出几次门最好。
因为到外埠演唱，戏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双包银，上海是四倍。
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个月，上海一演就是一个月，成绩好了还再续，那何乐而不为呢？津沪的戏院老板也不是傻瓜，当然要把你卖钱的戏码要出来，将本图利，好赚上一票。
凑巧天津和上海滩的朋友们，都特别欣赏谭富英的《四郎探母》，于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两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
谭小培就利用观众和戏院老板的心理弱点，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银；戏院老板们，只可点头答应。
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戏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贴《探母》那天临时加价，而天津卫的哥儿们，加价也听，《探母》仍然满座，但却对谭富英的《探母》期望过切，而出过风波（详见后文）。
后来中国大戏院就打全盘预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进去，而不临时加价，保持戏院的风格。
上海因为一唱一个月，谭小培不能斤斤于《探母》加多少，但是总言明《探母》一个月至多几场。
到了戏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数的时候，要给他加点"小包银"；请注意，这一期的"全数包银"也罢，一出的"小包银"也罢，全是交给"老老板"的，与"小老板"无涉，谭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戏而已。